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但更多人比较熟悉的是他曾经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
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是北大创校校长，也不是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可他，却被北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 。
故事一：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的蔡元培
1917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就震惊了全校。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蔡元培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校工们都惊呆了。他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民国以前，北大叫京师大学堂。蔡元培十分清楚：“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所以，一到学校，蔡元培就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北京大学，当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
这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蔡元培，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中外教育家故事系列一这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为打破恶习，蔡元培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先拿文科开刀。《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很坚定并以最快速度聘他为文科学长，1月4日蔡元培上任，十天以后陈独秀也上任了。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1920年3月，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1917年这短短的一年中，蔡元培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法科方面亦改变原来主要由政府官员担任教员的局面，建立起比较法的教学视野。尽管蔡元培努力建设的主要方向是文科，但在理科方面，亦开创了一些先例。他先是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又请原在事业部矿业司任地质科长的丁文江主持开创地质门，中国地质学的发端，可以说正是由此而始。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1920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他比谁都清楚教育部的规定，那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故事二：一位真正“学贯中西”的学界泰斗
清朝末年，有一位能操希腊、拉丁、英、法、德等九种语言，早年即获文学、哲学、神学等十三个博士学位的文坛牛人，他就是辜鸿铭先生，是一位自负、狂傲的人， 但他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
辜氏一生，批驳、嘲讽过的中外达官显赫、学界名流，难以数计，佩服的人却寥若晨星。他当年执教（1917—1924）的北大，名家荟萃、良师云集，道德学问集于一身的“好人”，断不止两个。但蔡校长小辜十一岁，有幸成为他认定的“两个好人”之一，且甘愿名列蔡后，难得至极。
我们来看一下蔡元培的学问。蔡蔡元培终生嗜学，国学修养土厚水深，学贯古今，淹通中西。
先看中。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升补翰林院编修。入翰林院，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蔡元培26岁赴京进行殿试“补考”时，由于其平时不仅饱览群书、涉猎甚广，而且关心国家大事，对此次考试所出题目中有一题被认为“较偏”的有关西藏地区策论题，下笔如有神，一举通过殿试，取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蔡元培国学功底之深厚如当时殿试阅卷大臣、帝师翁同稣对他所称赞的那样：“年少能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再看西。蔡元培1898年起,他先后学习了日、英、拉丁、德、法、意等语言，并先后五次游学，足迹遍及欧美，成为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四十二岁入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心理学、哲学、文学、史学诸科，历时四载；四十六岁再入莱比锡大学听课、研究，历时半年馀；四十七岁赴巴黎修习法语，从事翻译、著述等，历时近四个春秋；之后，出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刚到德国时，为解决生计问题，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为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半工半读”，“半佣半丐”。
他就读莱比锡大学，虚岁已42岁，在学籍卡上，蔡元培填写的年龄，却是三十五岁——他生怕德国教授会因为自己年纪太大而拒绝他入学。
在莱比锡，四十周岁的老学生蔡元培埋头读书，潜心学问，三年中共选修了大约四十门课程，平均每学期选六门。蔡元培“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及广博的兴趣”。他晚年回忆说：“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的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的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的了解，还须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的民族的美术考察起……”
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都高度评价蔡元培。
曾有人问冯（友兰）先生，谁是他最敬仰的人，他答称是他的母亲吴清芝太夫人和蔡元培先生。他曾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
冯有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曾求学于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并分别出任清华、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教授一生阅校长不下数十人，但他最敬仰的校长，他认定的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却唯有蔡先生一人。可见，蔡校长在一位哲学家心中的分量之重、地位之高。
梁漱溟先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如此评价蔡元培，“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是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及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的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改革开放40余年。回顾过去的40年，谁最中国？面对2020年，展望未来，未来又拼什么？
今年7月底，华为总裁任正非一连走访了中国四所高校，探讨产学研的合作。他说，“未来我们拼什么，就是拼教育、拼人才。”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任正非说，“教授甘坐冷板凳，这就是中国的希望”。隔着100多年的光阴，两个人却有着知音般的默契。
我们需要蔡元培，需要的是一种大学的精神：是专致学问的毅力，是不慕荣利的耐心，也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坚持。因为它们，是构成中国未来的希望。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竞争促使了人类的进步。面对未来，更激烈的竞争已经来临，更高的起跑线平台已经出现，数字化学习时代已然来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趁着年轻，学贯中西，从更高的起跑线出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