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疗愈 | 生与死从未远离，最难治的是人们的心病

编者按：

针对疫情，艺术家不一定当下就要创作出打动人或者震撼人的艺术作品，但是这段时间的生命感受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个阶段渗透、释放出来。

近日，我们邀请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邵亦杨从艺术史出发，为大家解读几件反映历史社会瘟疫和病痛的经典艺术作品。希望大家在艺术作品中读懂现在。

 

邵亦杨

人们通常以为艺术中描绘疾病、死亡和创痛是消极的，不如表现治病救人的题材积极向上。然而，这些作品用“失去”来反衬“拥有”，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激情，而且能够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具有现实意义。艺术原本就是药！

人类的文明史一直是正邪较量、螺旋式攀升的历史。尽管战争与瘟疫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节点的波澜，但对于处在当时社会的人类来说，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抗争史。

瘟疫比战争更可怕的是，它看不见摸不着，身在其中的人们处于不自知的恐慌中。从古至今，许许多多艺术作品让我们看到：无论是神圣权力，还是道德说教，都不是解决瘟疫的真正方式，只有公开信息、揭露真相、找到问题的源头，我们才有可能抵抗各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

01

宗教画里的瘟疫和死亡

在欧洲宗教画中，瘟疫、死亡是常见题材，特别是1477 - 1479年意大利黑死病流行之后。在有关死亡的题材中，老勃鲁盖尔的描绘最令人震撼。

老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 1562年

欢宴被打破 / 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细节

死神收割了权力与财富 / 《死神的胜利》细节

港口荒芜，丧钟敲响 / 勃鲁盖尔《死神的胜利》细节

这是一个描绘世界末日、触目惊心的景象：“异鬼”来临了，死神骑着红马挥动镰刀，率领骷髅大军收割活人，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人们逃向一个巨大的棺材，还以为是诺亚之舟。地狱之火熊熊燃烧，土地焦黄、草木枯萎，而宗教许诺的拯救和复活却不见踪影。

在基督教绝对统治的时代，弗兰德斯的老勃鲁盖尔这幅画实在是一幅令人震惊的“当代艺术”。面对瘟疫无能为力的神职人员，人民逐渐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

丁托列托《圣洛克治愈瘟疫病人》 1549年

在十四、十五世纪，鼠疫在威尼斯这样的港口城市经常出现。为了应对疫情，威尼斯政府在1470年左右建造了隔离医院。意大利艺术家丁托列托画的就是这座医院里的场景。画面中，当圣洛克的手触摸到病人时，奇迹出现——病人身体的肿块消失了。

从这幅画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集体的痛苦体验，这种痛苦超越了个体和疾病，令人看到人类的共性：在死亡面前肉体如此脆弱，而相互关爱才是生存之道。

鲁本斯《圣方济各·泽维尔的奇迹》1617- 1618年

画面中的圣方济各·泽维尔左手指向天堂，右手摆出古罗马将军召唤军队的姿态。他一边在召唤天使们摧毁一座“邪教”偶像，一边救助病人，甚至使人起死回生。

17世纪，正是新、旧宗教势力斗争的高潮，鲁本斯用典型的巴洛克手法，为天主教会创作了一幅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光明的救世主必将战胜黑暗势力。

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 1630年

1630年，法国艺术家普桑创作了《阿什杜德的瘟疫》，普桑用理性、精准的艺术风格描绘了恐怖、混乱的场景：小孩在死亡的母亲身上寻找奶头、街上的老鼠四处逃窜、惊慌失措的人穿过死者试图逃亡。

尽管画家描绘的是圣经里的故事，但是没法不令人想起当时正在发生的欧洲“30年战争”和随之而来的瘟疫。

戈雅  《瘟疫病院》  1798-1800 年

西班牙艺术家戈雅画过瘟疫，他画的瘟疫病院与监狱、疯人院很相似。显然，他敏感地把瘟疫与人为的灾难和疯狂联系在一起。

黑死病时烧死犹太人  1493年

在西方历史上，瘟疫流行时，社会中并没有真正的解药，宗教裁判所这种组织机构不仅要树立治病救人的“圣人”形象，还要找到传播瘟疫的“邪恶”一方。他们通常认为外乡人、异教徒、乞丐和妓女传播了瘟疫，犹太人更是经常被当作“万恶之源”。一幅1493年的版画就描绘了犹太人被烧死的场面。

TIPS：十五世纪晚期，弥漫欧洲的黑死病造成了2500万人口的死亡。黑死病俗称鼠疫，通常以老鼠大量死亡为前兆，但源头并非老鼠，而是跳蚤，细菌从跳蚤身上传到老鼠再传染给人类。但是，打苍蝇、捉跳蚤、消灭老鼠和各种除害虫的所谓卫生运动，仍然不能控制流行性瘟疫。事实上，下水道失修导致水源污染以及战争、灾荒和政治内斗引发的卫生失控才是瘟疫流行的根本原因。

直到19世纪末，现代医药的发明，卫生常识的普及，普通人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黑死病等大规模瘟疫才逐渐消失。

02

现代艺术中的疾病和伤痛

20世纪以来，尽管大规模瘟疫减少，战争与新的不治之症依然不断出现。许多艺术家描绘亲身经历的疾病、死亡和痛苦。

蒙克《病孩》1885 年

挪威画家蒙克创作了一系列油画、版画来描绘疾病和失去亲人的痛苦。这幅作品描绘了他的15岁姐姐苏菲(Sophie)身患肺结核，奄奄一息的情景。这幅画也是蒙克与印象主义决裂的一次尝试。

从这幅画里，可以看到当时肺结核的致命杀伤力。而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药物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 。

草间弥生《我的花坛》1962 年

1962年，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用医用纱布制作了一个受伤的现场，直接表现伤痛。这些像水墨画一样晕染的纱布看上去像是被绞肉机切割的肉。

这件艺术装置创作于越战期间，不仅具有女性主义的隐喻，而且是一个强烈的反战宣言。

凯斯·哈林《无知=恐惧》1989年

艾滋病是现代社会出现的最可怕的不治之症之一。在20世纪70、80年代的高峰期，美国右翼曾把它当作“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而事实上，同性恋并非导致疾病的源头，恰恰因为“同志们”缺少社会保护和平等权益，才更容易被传染。

凯斯·哈林用这幅画明确地提出了反艾滋、反对歧视同性恋的口号：“无知=害怕，沉默=死亡，行动起来反抗艾滋病”。

03

艺术原本就是药

人们通常以为艺术中描绘疾病、死亡和创痛是消极的，不如表现治病救人的题材积极向上。然而，这些作品用“失去”来反衬“拥有”，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激情，而且能够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具有现实意义。艺术原本就是药。

达米安·赫斯特《药》 1997-2003年

从1997年到2003年，英国当代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药房和药丸的作品。在各种胶丸、药片和小药瓶旁边，他用圣经人物、主题或是人们的愿望作为标题，讽刺了人类的各种迷信和迷恋。其实，无论有多少种新药发明，生与死从未远离，最难治的还是人们的心病。

徐冰《空气的记忆》2003年

2003年4月29日，在非典疫情的关键时候，徐冰把北京街头的空气封存在一个玻璃瓶里。它看上去轻盈、易碎而又危险，像是一个医用输液瓶，又像是一个传递信息的漂流瓶 。

面对疫情，个人和社会都应该做深刻反省，回顾历史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徐冰的作品就是艺术家邀请观众进行反省的一次机会。

然而不到20年，相似的情况又出现了。历史如何不再重演，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吗？

出品人 / 马继东

主编 / 尹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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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伊墨

撰文 / 邵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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