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一个县委书记的诗酒田园梦
一
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终于下定决心，向组织申请辞去了彭泽县令的职务。算下来，参加工作十三年以来，这已经是陶渊明第五次辞职了。
他的辞职理由很简单——世界这么大，我想种庄稼。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国家干部辞职本来就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儿。而陶渊明辞职后的去向，不是当老板，也不是做学者，而是回去当农民，就更让人诧愕了。
而辞职的直接原因也很简单——这一天，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要到县里视察工作，督导“平安彭泽”建设活动。县里的干部提醒说：“陶书记，汇报工作要穿得正式一点，领结可以不打，但皮带总是要系的吧！”
本来，衣着正装是政务活动的基本礼仪。但是陶渊明不喜欢西装革履，看上去像个二手房中介，所以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陪同上级领导视察，这是一个县委书记的日常工作，也是一个基层领导的基本素养。而陶渊明连这个都接受不了，只有一个解释——他真的不想干了。
二
陶渊明其实一直很纠结。
陶渊明出生于江西九江农村的陶家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鶱翮思远翥”，颇有一番建功立业、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同时，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养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淳朴性情。公元393年，或为了养家糊口，或为了建功立业，即将奔三的陶渊明决定出来找工作了。
那时的职业选择比较受局限，无非就是——做官，从商，或者在家务农。东晋那个时候，是一个阶层高度固化的社会。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拼爹简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厉害。不仅拼爹，还要往上查三代。而初出茅庐的陶渊明，第一份工作就被委以“江州祭酒”的重任。他是靠自己的才华吗？
当然不是。
溯及陶渊明的家世，他的曾祖父陶侃是大军区级正职，官至大司马，位列三公。祖父做过市委书记，到了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但至少也是个正科级干部。所以说，虽然陶家比不上王、谢这样的士族豪门，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寒门。在高度重视门阀的社会风气下，凭借祖上的福荫弄个小官当当，倒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没过多久，陶渊明就辞掉了第一份工作，在家待业。
后来，陶渊明又去给桓玄做幕僚。可是不久后又想归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
再后来，陶渊明又去给刘裕做镇军参军。跟着刘裕时，陶渊明是想有一番作为的——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说起来，陶渊明的服务对象都是晋宋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桓玄时任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刘裕时任镇军将军，后来取代东晋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
然而，陶渊明是矛盾的——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他始终眷恋着他的田园。
隐居时想出仕，做官时想归隐。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入仕还是归隐？在无数次反复之后，陶渊明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三
于是，不愿意应付上级督导检查的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彻底离开体制。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他终于明白，自己的本性与世俗相悖。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开始反省，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他迫不及待，星夜返家，未待东方之既白。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他欢呼雀跃，手舞足蹈，兴奋得像一个孩子。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他怡然自得，满心欢喜，终于找到遗失的美好。
十三年宦海沉浮，不外功名利禄；八九间草屋方宅，终归诗酒田园。
陶渊明找到了他心灵的栖息地，找到了他生活的理想状态。
或躬身耕作——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或登临赋诗——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或读书谈心——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或盥濯于檐下——田家岂不苦 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或采菊于东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或饮酒于东轩——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每每读到这些诗，总让我想起《笑红尘》：
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飘摇。
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
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了，一身骄傲。
歌在唱，舞在跳，长夜漫漫不觉晓将快乐寻找。
也许只有阅历丰富的人，才会真正明白——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四
有人说，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代表。然而，晋宋间人物，虽日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贷。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
“对田园生活的崇尚渲染了整个中国文化，今天的官员和学者谈及归田，总认为它是上策，是生活的所有可能性中最风雅、最为老练之举，这种风尚如此之风靡，以至于即使最为穷凶极恶的政客也要假装自己具有李白那样的浪漫本性。”
很多人说是隐居，实际上不过是想走终南捷径、博个清名的假隐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然而，陶渊明的不要，是真的不要。
他身为士大夫，亲身躬耕，但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身体力行。“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孔子鄙视劳动人民，但陶渊明却不。“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既然难以遵守孔子的遗训，还是老老实实种田吧！
他与老农饮酒，老农劝他：“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既然大家都在官场混日子，你为什么不可以呢？他却婉言谢绝了老农的劝告：“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他晚年贫病交加，卧床不起。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他是真的“志不及”、“力难逮”吗？当然不是。他也想过上好生活，要王子还是要房子？要幸福还是要衣服？但是每当头脑中两个小人打架时，结果都是：“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如果非要把荣华富贵和暗黑的官场捆绑销售，那陶渊明宁可不要。所以他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陶渊明的旷达，也是真正的旷达。
他把生死看得很淡：“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连一代名流王羲之都感叹“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陶渊明却早已勘破生死，他甚至自拟挽歌，想象着别人给他送葬的场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是啊！送完葬，也许亲戚还有那么一点点小悲伤，而其他人就各自回家，一边走还一边唱歌，空气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正如鲁迅说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陶渊明正是用这冷峻的眼光，去看待人之生死。他人亦已歌，这似乎有悖人情，但却又是人之常情。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五
陶渊明生前，他的文学成就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在一个崇尚清谈、看重颜值、文风浮夸华丽的年代，没有人认为“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样白描农村生活的句子会是好诗。与文坛谢灵运、江淹、沈约等一众大咖相比，陶渊明顶多算个不入流的乡土诗人。
就连陶渊明的好基友颜延之，给他写诔文也只是大力褒扬其品格和气节。诗文写得怎么样？不好说。
直到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偶然间看到了陶渊明的诗文。有诗、有酒、有血、有肉、不炫耀、不张扬，写得简直不要太好啊！于是，昭明太子萧统亲自出马，组织编撰了一本《陶渊明集》，并称赞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大V力推转发，生前寂寞的陶渊明，在身后却越来越火了。
孟浩然说：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他和陶渊明一样，在英才辈出的唐代诗坛，主打田园风。
李白说：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所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简直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淘宝同款。
杜甫历经安史之乱的颠沛流离之后，更是把陶渊明视为隔世知己：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
欧阳修也忍不住点赞：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这份长长的粉丝名单上，还有数不清的大咖：白居易、苏东坡、王安石、元好问、归有光、王夫之、梁启超......
几乎每一个名字，都是那个时代叱咤风云、名满天下的人物。
他们从陶渊明身上，或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是寻到了精神的慰藉。一个辞了职的县委书记，就这样用一己之力，撑起了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慰藉心灵、寄托诗意、安放人格的精神家园。
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
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陶渊明，他还可以活很久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