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麗霞 ‖ 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興起
張麗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提 要] 學生群體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對象，但對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學生群體的研究尚不多見。從本土化的角度對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歷史進行梳理，可以發現，該運動在中國呈現出基督教處境化的發展歷程。運動的重點不在於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或使學生皈依；而是致力於探索如何在變革的社會中，以理性的方式重新詮釋基督教信仰，並鼓勵學生認識社會、通過參與救亡活動來踐行信仰。可以說，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是民國時期中國基督徒在學生中傳教之理念與方式的一次探索。
[關鍵詞]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 民國學生運動 基督教處境化
基督教新教（以下簡稱“基督教”）從19世紀初傳入中國至今已逾兩個世紀。在這兩百年間，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不斷地交流、碰撞與融合。其中既包含了中國人的皈依；也伴隨著對基督教本色化、處境化的改造。本文即是從基督教本土化的角度，關注20世紀20～30年代，在基督教學生中推行最廣泛的一場名為“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歷史事件。透過對這一運動在中國的興起背景、組織發展、活動理念以及實踐進行梳理，展示運動參與者所開展的一場探索適合中國學生群體之基督教的歷程。
民國時期是中國學生極為活躍的一個時期，學生群體在民族救亡與社會重建中曾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學術界不乏對民國時期學生群體的討論。然而，這些研究很少關注有宗教背景的學生群體之活動。本文正是希望在此問題上進行討論，考察20～30年代的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如何探索適合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並踐行他們的信仰及社會身份。
一、清末民初的基督教與中國學生
基督教入華後，在不同的人群中傳播。基督教影響中國學生的媒介，除了傳統的教會傳教外，尚有透過教會學校的宗教必修課程，以及學校青年會的活動兩種途徑。
清末民初，西方傳教士大力發展中高等教育事業。1905年，清朝廢除科舉制度，仿照西方的現代教育制度開始在中國興起。傳教士所開辦的學校也因此受到中國人的歡迎。在這些基督教背景的學校中，宗教課程是學生們的必修課。學生們在課程中接觸到基督教信仰，並參加校內的宗教崇拜活動。
青年會由英國人喬治·威廉（George William）於1844年在英國創立。1885年在福州英華書院成立了中國最早的青年會。這也是中國第一所學校青年會。清末民初，學校青年會的組織迅速發展。尤其是在華傳教士百年大會宣佈將學生事業任務託付給學校青年會後，學校青年會數目從1907年的44間發展到1926年的211間。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以下簡稱“青年協會”）是青年會的最高行政機構，下設市會組與校會組。校會組對各地的學校青年會有指導權與協調權。學校青年會旨在引導非基督徒學生信仰基督教；聯絡各學校基督徒學生；培養學生的道德心；以學生領導學生的方式，興辦基督教事工；宣傳鼓勵學生立志獻身基督教會的事業。
然而，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受民族主義影響的學生開始不滿於基督教學校的宗教教育內容及形式，要求取消學生參與宗教崇拜和宗教課程的硬性規定，反對學校以宣傳宗教為辦學目的。從1926年開始，部分教會學校逐漸准許學生自願參與宗教崇拜，並將基督教課程和聖經課程列為選修課。學校再也無法通過教育灌輸的方式向學生傳教。教會學校中的非基督徒學生越來越多。
20世紀的中國學生已經發展出階級意識，他們認識到自己屬於不同的社會群體。在此基礎上，產生出學生次文化。除了擁護民族主義，以及要求直接參與社會、政治、教育改革外，學生們亦反對各種傳統與權威。因此，學生對基督教的不滿，不僅僅是由民族主義情緒而發出的，更包含對教會或學校所採取的基督教教育方式及所教導的宗教內容之不滿。
該如何應對基督教學校中宗教教育的調整，以及學生群體對基督教態度的轉變，成為當時教會人士及基督徒學生所面臨的一大挑戰。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興起的。在這場運動中，參與者開始了一段探索適合中國學生的基督教信仰之旅。
二、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興起與發展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一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泛指所有由中國基督徒學生參與的團契和學校青年會組織及活動。1885年第一所學校青年會在中國的創立是其開始的標誌。狹義上的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是以1927年“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籌備委員會”的成立為起始標誌，並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初。本文所討論的正是狹義上的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在20世紀20～30年代的發展歷史。
1. 基督教學生運動在中國的興起
“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理念是從海外傳入中國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美國、加拿大、印度、英國、德國等國興起了一場學生奮興運動（revival phenomenon）。學界一般稱其為“基督教學生運動”（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即是這場基督教學生運動的國際性組織，由穆德（John R. Mott）等人在1895年創立。它是由各國基督教青年會、女青年會的學校部或學生團契聯合會組成。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主要職責包括在世界各地推廣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理念，幫助當地學生建立自己的基督教學生運動組織，舉辦定期或不定期的會議及活動，並作為各地區學生運動組織之間溝通的橋樑，等等。相比於建制的、保守的教會，這些運動不只是以單純向學生傳教為目的，亦有社會關注的層面，更具包容性；同時也是一場普世合一的基督教運動。
早在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召開大會期間，推動“基督教學生運動”之理念已然傳入中國。然而，這次北京會議引發了一連串的非基督教運動。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舉步維艱，“基督教學生運動”之理念亦被擱置。
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運動期間，很多教會無法維持正常的活動，學校中的宗教課程亦受到衝擊。當非基督教浪潮逐漸退去後，一些基督徒學生、教師與教會人士便重新提倡“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理念，建立校園團契，以應對社會變動中學生信仰之需要；同時也希望動員學生以實際行動拯救國家，回應非基督教運動中視基督教為帝國主義工具的指責。於是1927年，由男青年會校會、女青年會學生部以及學生立志傳道團共同組成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以“本耶穌精神，創造青年團契，建立健全人格，謀民眾生活的解放與發展”為宗旨，推動建立一個學生自主、自治、不分宗派和性別的，統一的全國基督徒學生運動。籌委會的成立標誌著“基督教學生運動”這個舶來品開始探求在中國學生群體中的發展之路。
2.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發展
青年協會校會組主任江文漢在回顧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歷史時，認為籌委會建立後，學生群體中的基督教活動從“狹隘的宗教性運動”向“革命性的社會運動”轉變。不過籌委會畢竟還處於預備階段，其工作主要是提倡學運意識，進行對內、對外的組織建設，召開會議。
1933年，籌委會在上海滬江大學舉行“中國基督徒學生團契大會”（以下簡稱“全國團契大會”），來自十三個地區的一百五十多位代表參會。會議上，各地基督徒學生代表組成“中國基督徒學生運動臨時全國總會”（以下簡稱“臨總”），並對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使命及未來發展方向進行了討論。臨總主要負責幫助學生建立小團契、籌備夏令會，在學生中推動“信仰與使命研究”“鄉村改進”活動和“社會改造問題研究”，並且為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全國大會做籌備工作。
抗日戰爭前，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發展已經初具規模，全國各地有兩百多個基層單位，地區性基督教學生團體聯合會有二十個，聘請的教會界顧問達九十多人。1936年1月臨總召開執行委員會第四屆會議，決定於1937年1月召開全國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但受時局影響，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活動與發展受到限制。期間，只有各地區學聯的少量活動。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才再次活躍起來。
3. 運動的特點
縱觀20世紀20～30年代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發展，其領導人和組織雖幾經變化，發展的軌跡亦有離散的趨勢，然而整個運動基本延續以下五個特點：（1）活動宗旨一直沿用1927年籌委會的決議，即“本耶穌精神，創造青年團契，建立健全人格，謀民眾生活的解放與發展”。（2）致力於建立一個發揚學生自主、自治精神，不分宗派和性別的，統一的全國基督徒學生運動。（3）參與運動的學生範圍較為寬泛，並不僅限於已經受洗的基督徒學生。（4）與青年協會的學生工作關係密切。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興起初期，青年會便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發展過程中，青年會在人力、財力、物力等方面一直扮演著協助的角色。（5）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秉持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普世合一的精神，與國際其他SCM組織保持聯繫。
三、探索中國學生的基督教信仰
1922～1927年非基督教運動期間，中國學生與基督教出現了疏離。這其中之原因除了民族主義因素外，更包含對以往基督教教會或學校教導方式及內容的不滿。徐寶謙曾對這一問題提出四點反思。一是“傳教方法之錯誤”。他認為最近的反教運動之直接原因就是基督教不應該依仗強勢，在教會學校內施行強制性宗教教育。二是“派別之分歧”。徐寶謙認為不同基督教宗派在中國分門別戶，會消減教會內部實力。三是“態度之保守”。這是指教會缺少實驗革新的精神，在思想、利益、崇拜、組織、工作各方面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無法適應青年學生的需要。四是“信與行之隔離”。徐氏指出傳統教會的教導使信徒只專注於個人是否可以得救的問題。至於個人人格應如何發展，及如何謀求社會進步被忽略，認為與信仰無直接關係。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即是希望跟上時代的變化，針對以上基督教的問題改革弊端，以探索如何使基督教信息適合中國學生的處境。20年代末，其參與者曾提出兩個活動的口號：“以理智滌煉信仰”；“以生活實驗宗教”。這兩條口號很清晰地展示了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求索改革基督教信仰的方向。“以理智滌煉信仰”代表著接受現代西方教育的學生，希望用理性及科學的方法審視信仰。如徐寶謙所言，教會教導過於保守，無法幫助學生面對社會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以生活實驗宗教”則是針對徐寶謙提出的傳統教會教導帶來的“信與行之隔離”問題，而20～30年代基督徒學生所需要的信仰不應只停留在意識形態層面，更應該與生活實踐相結合。
1. 探求理性化的基督教信仰
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現代西方教育體制引入中國。新式學生在學校中接受理性與科學的訓練，並將這種思考方式帶入信仰之中。他們對教會中教義的解釋保持懷疑的態度，並對宗教中帶有神秘色彩的內容進行篩選與重新解釋。江文漢作為資深的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參與者，曾在The Chinese Recorder中發表過一篇題為《我的信條》的文章，提出“我信上帝，然而上帝是描述意義、價值、目的等一系列現象的詞彙”；“我把耶穌看成神的一個最重要的顯示……代表著上帝的形象”；“我信永生，這是說我相信死後人的德性之影響會繼續存在，而非身體上的不朽”。在這篇闡述自己對基督教信仰理解的文章中，作者採取了理性化、科學化的方式處理基督教信念。上帝並非超越的存在，在他看來，上帝之重要性在於其倫理價值，而非是否為超自然的存在。江氏對耶穌的理解也未遵照教會傳統教導中提及的耶穌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具有“神人二性”的特質。他更關注耶穌的人性層面之意義。最後，江文漢對永生這一概念的理解也採取此世的向度，並未提及死後身體復活等觀念。因為對江文漢來說，基督教所描繪的天國也必須是在此世實現的。
當然，江文漢對以理性方式理解的強調並非否認經驗的重要性。他說“我們認識神不只是透過理性分析，也需要在生活經驗中去感知神。”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強調理性在信仰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反對以往強制向學生灌輸信仰的傳教方法，提倡學生用理性去自己探索信仰；另一方面也有以理性祛除基督教信仰中迷信內容之用意。
2. 探求實踐性的基督教信仰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與傳統教會及其他基督教學生活動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對信仰之實踐性的強調。其宗旨明確提出運動要“謀民眾生活的解放與發展”。因此，“認識”“行動”“幹”成為運動的關鍵詞。然而，信仰如何結合實踐呢？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精神領袖”吳耀宗曾在1933年的全國團契大會上指出，學運的使命就是要進行社會改造。但同時，他亦坦言基督教並無改造社會的理論與計劃：一方面，耶穌的教訓只是原則而非具體計劃；另一方面，耶穌所傳的理想和計劃需要長期的研究才可以明瞭。既然如此，吳氏認為現階段學生參與社會改造的行動路徑唯有“去幹”：在行動中認識，在認識的基礎上行動。在吳氏看來，認識與行動是一個循環。首先，認識是對現狀全面而客觀的認識。他引用聖經中“你要認識真理，真理可以叫你得自由”，認為認識是連接理想與現實的利器。其次，行動並不需要等到有完全的認識之後，而是可以同時並進。而至於具體做什麼，要視個人的情況。
吳耀宗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代中期幾次學生夏令會的總題都是圍繞著認識與行動這個主題而展開的。例如，1935年夏令會的總題被確定為“幹與認識”，副題為“信仰與使命”。涂羽卿在這一年的華東學生夏令會中對學生們指出：這一總題“就是知與行。而它的根基，便是信仰……信仰是因，使命是果”。夏令會使用主標題與副標題相結合的方式傳達出“信仰只有在面對實際情況的時候才能發揮作用，並找尋到運動的使命”的理念。這種思路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發展，使其比一般的基督教組織具有更突出的社會實踐性。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基督教信仰不只意味著個人的屬靈操練、參加基督教崇拜，以及學習聖經知識；信仰基督教更意味著要參與社會實踐，在具體的認識與行動中去理解基督教之意義。因此，社會改造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具體涉及鄉村改進運動、國貨促進運動以及進行社會改造問題研究三個方面。
在具體實踐的過程中，基督徒學生參與最多的莫過於鄉村改進運動。其實，1928年，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籌委會就曾推行過鄉村運動。1933年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全國大會再次將鄉村服務列為重點開展的活動。從外在環境來看，1924年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到民間去”的農村改革運動。到1930年代，基督教界在鄉村開展的工作經過十幾年積累，達到鼎盛，參與鄉村的改造與建設成為一股潮流。基督徒學生的社會參與活動難免受到此趨勢的影響。從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自身對社會參與的理念來說，去鄉村開展活動既可以使學生瞭解民眾生活，進行時代認識；又可以進行喚醒民眾、組織民眾的具體實踐工作。同時，亦有人認為基督徒學生到鄉村去，比在城市中所參與的民眾運動，“更使學生生活與民眾一致，而更能表現耶穌的信仰與生活”。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對信仰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強調，一定程度上受到社會福音的影響。耶穌被視為革命者，“他對任何壓抑和摧殘生命的個人與制度，都加以猛烈的攻擊。他的愛的表示，對壓迫者是申斥與反抗，對被壓迫者是援助與同情”。耶穌的特殊之處在於他啟示了上帝的愛與真理，並且具有深刻的社會關懷。而耶穌所傳講的“天國”，不是指人死後靈魂所進入的天堂，而被認為是一種理想的社會。這種社會制度是以上帝的旨意為基礎的，即“公義，博愛，自由，和平的旨意，得以完全實現”。因此，基督教是人生的宗教、是入世性的宗教。在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參與者的理解中，他們所進行的社會改造其實是建立耶穌所應許的上帝之國。
當然，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對基督教的理解並不是照搬西方社會福音理論，而且也沒有完全拋棄個人靈性修養的層面。耿元學在談到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信仰問題時指出，應該“一方面承認神的最高能力和靈性修養及敬虔的重要，而同時也可以尊重人的價值與社會改造”。對於基督徒學生來說，“耶穌的精神”是一種動力，給人以熱心、決心和毅力來擔負使命。因此，信仰中的靈修既是建立健全人格的一部分，也是進行社會實踐的精神來源。所以，進行社會改造也不能忽視個人之靈性修養。
結語：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基督教處境化探索
基督教並非中國本有宗教，其在中國的發展必然經歷本土化的過程。一般而言，基督教本土化有兩大方向，其一是基督教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即側重於基督教與本土文化層面上的調試；其二是基督教的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側重於處理基督教信仰與社會處境的關係。
綜上所述，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參與者探求與中國學生處境和需求相契合的基督教之過程，採取了處境化的進路。運動的重點不在於調試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適應，亦非僅以促使學生皈信為活動目標，而是致力於探索如何在變革的社會中，以理性的方式重新詮釋基督教信仰，並鼓勵學生認識社會，通過參與救亡活動來踐行信仰。因此，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是對基督教在學生中傳播之理念與方式的更新與探索。
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以處境化的方式在學生中推廣基督教，也深刻地影響著運動的後續發展。在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期間，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參與者不但以舉行公禱日的方式表達對民族存亡的關注，更鼓勵學生投入國家救亡的實踐活動中。而戰時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主要精力轉入學生救濟項目，為受戰爭影響的學生提供旅費、住宿、醫療救援等多重支持，廣受師生好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亦是如此，不但鼓勵基督徒學生參與三自革新運動，更鼓勵他們積極投入新民主主義建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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