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强 ‖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汉学书刊——以《中国评论》“学界消息”栏目的报道为例
王国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提要］《中国评论》是1872～1901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份汉学期刊，该刊的“学界消息”栏目较为系统地报道了19世纪后半期的汉学书刊。该栏目所报道的书刊，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9世纪后半期汉学书刊的研究内容、出版机构、出版地点和作者群体等基本状况，也透露出汉学研究多元化并逐步严肃深入、汉学研究与西方人文学科密切关联以及“侨居地汉学”不断发展等重要信息。
［关键词］汉学书刊 出版史 中国评论 侨居地汉学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侨居地汉学研究”（项目编号10CZS024）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评论》是晚清时期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期刊，创办于1872年，1901年停刊，持续长达29年，共出版25卷、150期。《中国评论》专注于中国研究，旁及日本，还有极少内容涉及其他一些属于东方的国家和地区，故总体而言，为一较纯粹的汉学期刊。
《中国评论》的主要内容按栏目可约略分为：“专文”“学界消息”“目录选集”（Collectanea Bibliographica）和“释疑”（Notes and Queries）。《中国评论》所刊登的“专文”有论文、书评和翻译三大类，每期专文数量在2篇至10余篇不等，是该刊的主要内容。“目录选集”收录的是汉学家感兴趣的与中国相关的学术成果，所涉领域较为庞杂，收录的原则是只收目录，不做任何评论。“释疑”则是通过问答方式来讨论关于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的问题，短小精悍，互动性强，类似于今天的“名词解释”。
《中国评论》的“学界消息”栏目，主旨是报道汉学界主要的学术活动和新近出版的论著、发表的文章，前者如英、美等国的汉学研究状况、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等。如《中国评论》第2卷第3期就报道了1873年东方学家会议的一些情况；第6卷第1期有一篇短文专门谈论美国汉学的基本情况，包括卫三畏（S. W. Williams）担任耶鲁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席，哈佛大学也正在计划开设中文课程以及鼐德（F. P. Knight）向美国总统建议从中国招募两位教师以便于培养外交人员等；1875年，“学界消息”栏目又及时地报道了理雅各（J. Legge）即将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的消息。
“学界消息”栏目尤其重视新近出版的汉学书籍和相关期刊中关于中国研究的内容。“这些著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书，而是指最近两个月内出版的书。”《中国评论》的编者声称，其目标是“使本栏目完整地记录与中国相关的学术事业。如果出版商或者著者希望在本刊的当期刊登书籍的相关信息，请在上一期出版后尽可能早地与我们联系，在提供的信息中请特别注意出版社的名字和地址、其在香港的办事机构和价格等相关内容。重要的著作会在《中国评论》中占有较多的篇幅”。这个栏目的内容大部分都出自《中国评论》主编的手笔，除了对书籍的相关信息进行报道外，还会引述其主要内容并进行评论，篇幅不一。由于“学界消息”能够相对及时地报道汉学书刊的出版状况并对其内容进行专业性的评论，故很快获得了关注汉学研究者的认可，如《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就认为：“《中国评论》关于新近出版著作的报道一直非常吸引人的注意。”
据笔者统计，《中国评论》29年间所出版的25卷内容中，仅“学界消息”栏目报道的书籍即达507种/次（下文再提及时将略去“/次”），报道期刊49种。该栏目所报道的书籍和期刊，不仅详细地记录了这些出版物的版权信息（如责任者、出版机构、时间、出版地点等），还对其内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中肯的点评。
《中国评论》“学界消息”栏目所报道的书籍几乎囊括了19世纪最后30年间西方国家东方学界尤其是汉学界关于中国研究的所有重要著作，如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cared Books of the East）、高第（Henri Cordier）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卫三畏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和沙畹（E. Chavannes）所翻译的法文版《史记》（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等等。试举一例。在报道《西人论中国书目》一书时，《中国评论》注明其责任者是高第，由巴黎的Ernest Leroux出版社出版，时间为1878年。这则报道首先介绍了高第此书的主要内容，“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1. 中国本身；2. 在中国的外国人；3. 外国人同中国的往来关系；4. 在外国的中国人；5. 臣服于中国的国家”。《中国评论》还高度赞扬了《书目》在中国研究方面的指导性作用：“关于中国到底有哪些书籍？这个问题被一再问起，相关的研究更是连篇累牍、年复一年地不停出现。有了高第的这本书，这个问题立即迎刃而解。”所以“该书非常有用，不仅如一般的同类书那样罗列了书目，还在编排的合理性上达到了如科学一般的极致水平”。当然，评论者也对高书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笔者的统计，“学界消息”所报道的507种书籍中，有86种与汉学无关，基本情况如下：关于日本的著作20余种，可见当时西方人很多时候将同处于“远东”的中国和日本视为关系密切的“近邻”，同时加以研究；有关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著作20余种，属于范围更大的东方学范畴；其余还有若干中国人的著作（如《钦定钱录》和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等）、有来华西人出版的中文书（如嘉约翰［J. G. Kerr］的《割症全书》和丁韪良［W. A. P. Martin］的《陆地战例新选》等）、有欧洲学者的著作（如麦克斯·缪勒的《德国作坊片段》）等。
该栏目所报道的书籍主要为汉学研究类著作，共计421种，以下分几个方面对其略做介绍。
从语种方面看，绝大部分为英文著作，计312种，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三；其他语种的著作如下：法文70种、德文25种、中文12种、荷兰文2种，合计109种，约为总数的四分之一。可见《中国评论》所报道的汉学书刊中，英美籍人士（当然有部分英文著作的作者乃法、德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学者）的著作占据主导地位，兼及法、德的汉学研究的著作。中文书主要由在华人士完成，如林乐知（Y. J. Allen）的《中西关系论略》、花之安（E. Faber）的《自西徂东》等。
从内容来看，情况较为复杂，笔者在参照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一书的基础上，根据所报道书籍的基本情况做了调整、分类和统计，大致情况略述如下。适合归入高第书目分类体系的著作：语言文学82种、历史36种、自然史23种、对外关系23种、地理17种、宗教17种、政府13种、风俗习惯13种、总论12种、商贸10种、科学艺术9种、朝鲜9种、开放口岸6种、司法5种，其余还有若干涉及移民和流亡、西藏、气候和难于归类的作品。在高第书目的分类体系之外，笔者依据具体情况，另设类别四种，统计结果为：翻译37种、在华传教35种、工具书31种、游记23种。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19世纪后半期的汉学研究重点在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尤其是语言文字方面研究所占比重较大，给人以深刻印象；另设四类书籍展示的信息，包括翻译中国的重要典籍、编纂各类工具书等基础性工作也占了一定比重，游记仍是汉学出版物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类别，在华传教问题仍是汉学界的关注点之一。
从出版地点来看，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种很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不少重要的汉学书籍在欧洲和远东的条约口岸或侨居地同时多地出版发行，试举数例：艾德（E. J. Eitel）的《广州方言汉英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在伦敦、香港和上海同时出版；理雅各所翻译的《论语》和《礼记》，作为麦克斯·缪勒《东方圣书》的组成部分，在牛津、香港和上海同时出版发行；巴尔福（F. H. Balfour）所翻译的《南华经》则在伦敦、上海、香港和横滨同时出版发行。据笔者统计，“学界消息”栏目所报道的421种汉学书籍中，有出版信息的占342种，其中在两地以上同时出版的约为50种，比例约为七分之一。这种状况表明，其时西方汉学研究的边界已经随同其殖民势力扩展至远东地区，交通和信息交流的便利条件可以让侨居在远东的业余汉学家和欧洲的学院派在第一时间共享相关成果。从另一角度观察，远东地区的条约口岸或侨居地，如上海、横滨、香港、广州等，与欧洲本土的伦敦、巴黎和柏林等地共同成为汉学书刊出版发行的重要基地。远东地区的条约口岸和侨居地作为汉学书籍出版的新兴基地，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如上海、香港和广州，单独出版的书籍数分别为94种、36种、10种，约占出版地可考书籍总数的41%；若加上沪港穗之间或与其他城市合作同时出版或发行的35种，则出版地可考书籍约占总数的51%。
这些书刊的出版机构，有两家主角：总部位于上海的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和伦敦的Trübner & Co出版社。在“学界消息”所报道的421种汉学书刊中，包含出版机构信息的共有200种，其中别发洋行单独出版的有33种，若加上和其他出版社联手推出的18种，总数可达51种，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Trübner & Co单独推出的有21种，和其他出版机构共同推出的9种，合计30种。此中传达出的另一个信息是，其时出版汉学著作的机构中不乏联合出版现象，如别发洋行和Trübner & Co、土山湾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之间均有合作。
从这些书籍的作者来分析，主要完成者是在远东地区从事传教、外交等工作的业余汉学家，较为多产者如翟理思（H. A. Giles）11种、波乃耶（J. D. Ball）11种、花之安9种、理雅各7种、夏德（F. Hirth）7种等，其余作者情况较为复杂，此处不赘。
此外，“学界消息”栏目还介绍并评论了当时远东和欧洲学界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近50种重要期刊，报道较多的有《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75次）、《皇家亚洲文会日本分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28次）、《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25次）、《菊花杂志》（The Chrysanthemum or The Chrysanthemum and Phoenix，13次）、《东方和美国杂志》（Revue Orientale et Américaine，9次）、《北京东方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6次）、《远东》（The Far East，6次）、《通报》（T'oung Pao，5次）、《远东杂志》（Revue de L'Extrême-Orient，4次）。上述9种期刊从性质上来看，《通报》、《教务杂志》和《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研究的刊物，而其余数种则为东方学杂志，汉学只是其关注领域之一。从出版地点来看，上海和横滨均为2.5种（因《远东》杂志先在横滨，后转到上海出版）、巴黎为2种、北京和莱顿各1种。从其主办机构来看，有宗教机构所办（如《教务杂志》），有协会刊物（如皇家学会系统的刊物），也有开放性的学术期刊（如《通报》和《远东杂志》等）。
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指出：“在欧美的中国学，和其他任何学问同样，为日进月累的不绝进步。其所以有这样的进步，各国底学会跟研究所等所发行的关系杂志，续续刊载有力的新研究，实为最大的因素。”而不少专著，实际上是期刊文章的延续和扩充。那么，通过《中国评论》“学界消息”栏目所报道的书刊，我们能对19世纪后半期西方汉学的基本状况和趋势做出什么判断呢？
首先，这些书刊表明，19世纪后半期西方汉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并朝着更严肃、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在以往的汉学史研究中，对汉学讲座的设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充分肯定了汉学讲座的设立对于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并确立的重要意义。不过“学界消息”所报道的书刊却显示出19世纪后半期汉学研究的多元性，即在学院派汉学发展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游记汉学”和“传教士汉学”也在不断发展，其时出版书籍中游记类著作和传教问题以及传教士仍为汉学著作作者群中的重要力量等，均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19世纪后半期的汉学研究是多元并存的。并且在传教士汉学和学院派汉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英美等国的汉学讲座教授中不乏在华传教士归国后充任的案例。
Charles Henri Joseph Cordier
汉学研究相关期刊的出现、中国文献的不断翻译，加上工具书的出版等因素，显示出汉学严肃且深入的发展趋势。汉学研究相关期刊尤其是像《中国评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和《教务杂志》等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期刊的出现，使得汉学研究者在拥有专门交流平台的同时，也获得了讨论学术标准、净化研究氛围的有力武器。“凡是汉学发达的国家，其所译汉籍必多”，这是“因为研究和翻译往往是分不开的”。19世纪后半期的译著涉及史学、文学、东方圣典等众多领域，且不乏如理雅各所译《中国经典》和沙畹所译《史记》等经典之作，为汉学研究夯实了基础。工具书如字典、辞典、汉学和东方学目录、各类手册和指南等的出现，更是汉学发展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如高第的《西人论中国书目》，“久为世人所喜用，分类得体，子目详细，为治东方学必备之书”，大大方便了学者对汉学变迁的总体了解，实为汉学史研究之“锁钥”，至今仍为必备书。这些工具书正如何伟亚（J. L. Hevia）所言，使西方“为中国事物构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参考体系”，以利于中国“被解码、分类、概括，结果就是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它。”如果换作汉学史的视野，这些工具书正为汉学研究提供了能够善其事的必要工具和参考。
其次，19世纪后半期的汉学研究深受其时西方人文科学之影响。人们尽管对19世纪“欧洲逐渐意识到中国独特的语言、风俗和政治实践值得与自身的成就相比美”，“‘汉学’指涉的是一切非中国人而为的关于中国的学术性研究（以语言、文明、历史为主）”这样的观点早已相当熟悉，但仍对“学界消息”所报道书籍中一枝独秀的“语言文学”类书籍感到惊讶，竟然有82种（其中专论中国文学的仅12种，其余70种均与汉语研究相关，包括汉语学习、汉语方言、汉语与其他语系的比较研究等方面）。稍稍浏览19世纪后半期的其他汉学刊物，也会对其中汉语方言和汉语比较研究的内容印象深刻。原因在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学术领域有几个学科互相簇拥着，似乎在比赛中前进。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都在萌发和茁长，而且彼此关联，互相发明，不像今天这样的界线清晰和分工细密”。而语言学更是19世纪欧洲学术的先行学科，其余民族学、宗教学、神话学等均与其密切相关。“语言文学”类书籍中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是重点，这是其时汉学研究受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所致。此中缘由正如葛兆光所说：“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所以我老是说，所谓‘中国学’首先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由于受到欧洲本土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汉学逐渐能够摆脱圣经理论的一些隐性影响，汉学家们也开始自觉地运用语言学等新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讨论中国的语言文学、民族、民俗、政府、司法等问题，尽管这些研究者中有一些并未受过系统而科学的训练，在研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在一些重要领域（如方言研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
再次，从地理的视角观照“学界消息”所报道的汉学书刊，会发现远东已悄然变为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数量可观的汉学书刊是由在远东的西方侨民完成的，这些书刊中相当部分在远东出版并可传播到遥远的欧美“本土”。笔者认为，上述信息标志着一种可称为“侨居地汉学”的文化现象已经出现。
按照一般的理解，“汉学”应该发生在其所属国家的“本土”，但历史本身却比这种简单的推理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正如“学界消息”栏目所报道的汉学书刊所彰显的那样，在19世纪后半期，从地理上来看，西方的汉学尤其是英美的汉学分成了两个部分，“本土”有汉学研究，在远东也有此类活动，而英国在这方面尤为典型。
与“本土”的汉学研究相比，身在远东的汉学研究者有更接近或直接生活在中国的便利条件，故而在研究的内容、材料甚至方法上，均与“本土”的汉学研究者有所不同；并且这些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由那些远离“本土”，在远东从事传教、外交和商贸等活动而暂时或长期侨居在远东的西方侨民来完成的。上述有别于欧美“本土”汉学研究的、主要由远东西方侨民完成的汉学，笔者称为“侨居地汉学”，这是西方汉学研究在远东尤其是中国沿海条约口岸和侨居地的扩散、延伸和发展。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西方人得以在中国居住或旅行，从事传教、外交、商业和科学考察等活动。他们中的一些好学之士在工作之余，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从事汉学研究，为“侨居地汉学”增添了大量的“生力军”。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语言学等学科的新理论和方法也被带到了作为“新世界”的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这些新的学术成果也为“侨居地汉学”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主要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推动，“侨居地汉学”在19世纪的中后期获得了较为迅猛的发展，这在中国的沿海口岸和一些开埠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远东尤其是中国沿海的口岸城市已经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侨居地汉学”作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还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
上文已就《中国评论》“学界消息”栏目所报道的汉学书刊，以及这些书刊所反映的汉学研究的若干特征两个问题做了简要叙述。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即该栏目所报道的汉学书刊是否具有典型意义，是否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其时汉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因为《中国评论》是英国人主导的英文期刊，且在香港出版，主要撰稿人是在远东地区的英美侨民，这些特征是否会影响其关注的范围和主题，影响其报道书刊时的取舍和评价呢？简言之，《中国评论》（包括作为其栏目之一的“学界消息”）自身的局限性是否会导致对其时汉学研究状况的错误判断呢？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中国评论》虽在香港出版并为19世纪后半期“侨居地汉学”的标志性刊物，但该刊对欧洲本土的汉学研究是非常关注的；其“学界消息”栏目更是以全面记录汉学发展为使命，虽在实践中仅以英、美、法、德等国的汉学书刊为主，但《中国评论》及其“学界消息”对汉学书刊的报道均具较强的代表性。这一点只需浏览其时汉学界具有“文献通”美誉的高第所编《西人论中国书目》一书即可。比如可能有不少人会对“学界消息”所报道书刊中英文出版物的高比例表示怀疑，并归因于该刊为英国人主导，自然以英文书刊为关注中心。其实高第的书目与“学界消息”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高第是法国人，且有在华侨居的经历，对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亦相当熟悉，故其《西人论中国书目》在完备性方面鲜有比美之作，收录汉学著作可谓全面公允。阙维民依据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的索引统计了汉学著作在西方国家的分布状况，结果显示，“从十六世纪至1924年，西方汉学家共有7737位，其中113位至少发表或出版了20篇（部）以上的论文（著作）。笔者称他们为多产西方汉学家，其中英国为37人，法国29人，德国12人，美国9人，其他国家7人，不明国籍者19人。而在37位英国高产汉学家中，仅有两位逝世在1850年之前、6位逝世于1925年之后，他们在华期间和汉学研究最佳年龄阶段在19世纪的占大多数”。
当然，“学界消息”的报道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偏不倚，如其对荷兰、俄国等国的汉学关注可谓有限。不过，笔者认为《中国评论》“学界消息”栏目对英、美、法、德等国汉学在19世纪后半期的报道，是相对系统和可靠的，据其报道对汉学研究状况的分析应属“虽不中亦不远”。
繁体中文版全文（含注释）下载地址：
http://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12_2/p9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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