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黎明 || 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
提 要
十八世纪初多罗宗主教使华，是中国外交史和宗教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纪理安（Kilian Stumpf）编撰的《北京纪事》，则是研究这一事件的基本资料之一。数世纪以来，《北京纪事》拉丁文原始手稿一直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几乎不被历史学者所利用，直到2015年其“第一个转写本暨英文注释译本”终于问世，书名为《北京纪事：多罗使团历史记录，第一卷，1705年12月-1706年8月》。总而言之，这是一本优秀的译作，但它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在中国天主教徒人名的甄别方面留下了许多空白和讹误。根据中文和西文第一手材料，同时根据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尝试甄别这一时期中国天主教徒的姓名。
关键词
《北京纪事》 多罗使团 中国天主教徒 姓名甄别
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宗主教使团是教宗国向大清帝国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康熙皇帝数次在北京接见多罗宗主教并在热河接见颜珰（Charles Maigrot）主教等，会谈的主题是中国经典中的“天”或“上帝”是否可以作为“Deus”的中文译名，以及中国传统中的祭孔和祀祖是否带有异端或迷信色彩。由于双方立场截然不同，这次外交活动无果而终，而颜珰等传教士被驱逐出境，多罗本人则被囚禁并殁于澳门，一些中国天主教徒也遭到流放。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过去出版了不少资料集，最重要的为《多罗使团历史回忆录》（Memorie Storiche della legazione e morte dell'Eminentissimo Monsignor Cardinale Di Tournon esposte con monumenti rari ed autentici non piu dati alla luce），对耶稣会采取了批评的立场。而最近出版的纪理安（Kilian Stumpf, 1655-1720）《北京纪事》第一卷（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Volume 1, December 1705-August 1706）则针锋相对，对耶稣会士的行为多方辩护。《北京纪事》封面上书写了大而醒目的“敬天”二字，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挑战姿态。
《北京纪事》详细地记录了多罗使华期间各个方面的情况，文字主要为拉丁文，杂以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总共1467页；这部书稿过去一直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 Jap.Sin, 138），学者很少利用。在澳门利氏学社的推动下，这部重要手稿的第一卷（手稿前400页）终于在2015年问世，且如译本所注明，这是“第一个转写本暨英文注释译本（First transcribed edition and English annotated translation）”。手稿转写和英文翻译工作由一个团队完成，知名学者鲁保禄（Paul Rule）和科兰妮（Claudia von Collani）则对文本进行了编辑和注释，前者更撰写了精彩的长篇导言（pp. XIII-LXXXVIII）。《北京纪事》第一卷英译本正文共714页，并有970个注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优秀的译本，但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在中国天主教徒人名的甄别方面乏善可陈，留下了许多空白和讹误。本文尝试弥补这一缺陷。
一、两位流放辽东奉天的天主教徒
1706年12月17日，三名中国天主教徒被朝廷判决流放奉天，他们是陈若望、汪伯多禄和顾多默。次年初，汪伯多禄给北京主教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写信求援：“沐恩教下罪人汪伯多禄等百叩禀候大神父台前，万安。……禄等三人，顾多默、陈若望俱于十二月二十日到奉天，已分派三旗，正黄是陈，正白是汪，镶黄是顾。我等三人到了，众人无不惊怕，教中教外，各皆惶惶。二百年来，教中平静；今日多大神父之来，乱了教中之事。是救人乎？是害人乎？惟望尊裁。……”在《北京纪事》第一卷中，顾多默尚未出现，故本文仅考证另外两名被放逐的天主教徒。
1. 陈修（Chin Sieu, Chim Sieu）
多罗使华期间，陈若望是最重要的中国天主教徒，因为他先是担任多罗的相公，后来又成为颜珰的抄写员。《北京纪事》原稿记其名为Chin Sieu（一处写为Chim Sieu），英译本一概转写为Jin Xiu，并加以注释：“在纪理安通常遵循的葡萄牙文标准拼法中，Chin或为中国普通姓氏Jin，Chim或为罕见姓氏Jing。Chin有时也被用于同样稀罕的姓氏Zhen。因此，出于谨慎，在写有其姓名的中国文献出现之前，我们姑且名之以Jin Xiu。（p. 342, n. 632）”《北京纪事》译者仅写拼音而不写中文，读者只能猜谜：两个罕见的姓氏Jing和Zhen，或为“敬”和“甄”，普通姓氏Jin或为“金”。据此，《北京纪事》译者偏向于此人或姓金，至于其名Xiu的中文，则存在许多可能性。
确如译者所言，甄别西文文献所载中国天主教徒中文姓名的关键，在于相关中文文献的存在。幸运的是，对于Chin Sieu如此重要的人物，不难在中文文献发现其线索。从前述汪伯多禄致伊大任主教函可知，陈若望即Chin Sieu，其中“若望”为教名，“陈”为姓氏。此外，梵蒂冈图书馆一份档案载：“（多罗）甫离京都，堂前调开记室之陈生”。“陈生”即当时担任多罗相公的Chin Sieu，其中“生”为尊称，“陈”则为其姓氏。因此，Chin的中文对音为“陈”，拼音当写为Chen。至于Sieu的中文对音，也有迹可循。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赫世亨等传旨铎罗、阎当、陈修等人事朱批奏折》载：“陈修频叩头答言：我自十岁依靠天主堂西洋人衣食长大，去年随多罗来京城，殊不谙文理，仅识数字。因阎当不能写字，故令陈修写。时陈修我不知文书内情，是以抄自阎当之书。至孔子之道与天主教不符之缘由，陈修我确实不知，别无他故。……又阎当叩称：陈修乃无知胡涂之人。我不知文理，又不会写字，故令陈修代笔。此均阎当之过，与陈修无涉。”该奏折最后有一说明：“陈修系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民，年四十九岁。”据此可知，Chin Sieu的中文名字为陈修。
如前所述，陈修的教名为若望，《北京纪事》原稿拉丁文为Ioannes，意大利文和法文则分别写为Giovanni和Jean，当时均为中文若望。与许多天主教徒不同的是，陈修不但有教名或圣名，还有字号。《方济会中国传教史档案》中，陈修的西文名字有时写为Ching Tao-chiu，有时写为Tao Kieu。《北京纪事》将Ching Tao-chiu转写为Jing Daojiu（p. 342, n. 632），不确。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发现一份档案，涉及康熙四十六年春浙江衢州府西安县圣母堂纠纷，其中写道：“本处圣母堂，经艾老爷于五年前，用银子三十六两典得徐姓房子一所，今艾老爷进广东去了，徐家告在王三府署县台下，说止得价银十八两，王三府审问中人是谁，徐家说中人是陈道几，他在京里劝万岁爷爷奉教，万岁爷要杀他，饶他命，罚他充军往辽东去了。”陈修为浙江衢州府西安县人，故有条件成为这桩买卖的中人；他在康熙四十五年被朝廷发配至辽东奉天，即证词中“罚他充军往辽东去了”。因此，证词中的“陈道几”即陈修，“道几”为陈修的字或号，Tao-chiu或Tao Kieu为“道几”的拼音。
2. 汪伯多禄（Vam Petolo, Petrus, Petro）
与陈若望一同被放逐奉天的另一天主教徒汪伯多禄，《北京纪事》原稿写为Vam Petolo，Petrus，Petro。根据《北京纪事》，1706年5月18日，皇太子对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说：“我听说一些中国人去宗主教那里，说一些给你和你们事业带来麻烦的话，特别是我认识的某个Vam姓者（即Vam Petolo，一个著名的年轻人，曾在严州事务中被Rosalia主教所利用）”（p. 302）此处括号内之文字为纪理安的注释，当指四川宗座代牧梁弘任（Artus de Lionne）于1698年在浙江省严州建立一座天主教堂之事。同书又载：1706年8月，耶稣会士得知，著名的中国人Vam Petolo正在城里转悠，调查耶稣会士的典当问题。《北京纪事》译者注释：此人即汪柏多禄，他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梁弘任的相公；他也可能是1706年12月17日与颜珰等一同被放逐的Wang Boduolu。（p. 615, n. 899）
显而易见，《北京纪事》译者对Vam Petolo的情况大体了解，将之写为汪柏多禄，并指出其名为Wang Jiao，但未写中文（p. 302, n. 600）。必须澄清的是，“汪柏多禄”中的“柏”为“伯”之误，而Wang Jiao的中文对音为汪鲛。这有两份中文文献为证。其一，上述汪伯多禄致伊大任函署名为汪伯多禄，函中他自称“禄”或“鲛禄”。其二，1700年前后，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致函穆若瑟（Joseph Monteiro）时称：“汪伯多禄，俗名汪鲛，其人甚是胆大，他不是钦天监官，又不是天文生，他时常假写我们的书，拜抚院总督，各处当事官府，说道我们差他往各省天主堂，取西洋字天文书并医学等书籍。他知道我们与那一位官府相与，便在那一位官处打抽丰，常常得些银两。食惯了嘴，故此胡行乱做，大坏我们名声，最为可恨。”
根据汪伯多禄自述，他出生于广州一个贫困家庭，1665年至1671年间跟随毕嘉（Giandomenico Gabiani）入教，并很快取得了耶稣会的信任，1686年被派往澳门以陪同闵明我出使欧洲，但他赶到澳门时，闵明我已经启程，他遂留在澳门学习西方知识，一直待到1700年前后。他在1705年觐见南巡中的康熙皇帝，表示愿以其所学西学为朝廷服务；1706年6月他径自来到北京，开始为多罗调查北京耶稣会高利贷问题。1704年底，闵明我等向康熙皇帝借贷一万两白银修建教堂，剩余二千两；时两广总督郭世隆之子郭朝正因急需用钱，以京城一百间房产作为抵押，向北京耶稣会士借得二千银两，月息四十两银子；郭朝正向多罗抱怨此事，多罗对此高利贷行为大为震惊，要求耶稣会改正，而耶稣会则坚持这样的利息在中国合情合理（pp. 498-507）。汪伯多禄和顾多默为多罗调查高利贷的行为，触犯了北京耶稣会士的利益并损害了耶稣会背后的康熙皇帝的权威，最后遭致流放。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纪事》中有两个Vam Petolo，除汪伯多禄之外，另一人是王伯多禄，是耶稣会的坚定拥护者，纪理安特别强调此王伯多禄非彼汪伯多禄（p. 228）。《北京纪事》索引将两人同归Wang Boduolu名下，欠妥；既然一人姓王，另一人姓汪，不是同一人，当区别对待。
二、北京三堂四相公
多罗使华期间，北京有三座教堂，即西堂、东堂和北堂。西堂是北京最老的教堂，前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在1605年建立的小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在1650年扩建，康熙时代成为耶稣会副省会长暨巡察使的驻地，经常被叫做“葡萄牙人教堂”或学院。东堂建于1655年，毁于1664年至1671年间，后来由安多（Antoine Thomas）重建；它属于葡萄牙中国副省会，但居住者多为北欧传教士，故也叫做“日耳曼教堂”。北堂是康熙皇帝资助法国耶稣会士而建的教堂，1703年正式落成，故也被称为“法国人教堂”，多罗在北京期间即下榻于此。每座教堂均有一位中国相公，即西堂相公、东堂相公和北堂相公。《北京纪事》载，1706年2月28日之前，多罗宗主教与翰林院大学士Sun、钦天监天主教官员Fan、东堂Leam相公、西堂Chu相公、北堂Lu 相公以及北堂前相公Yu见面，讨论中国礼仪问题（pp. 175-176）。北京三堂三相公，加上北堂前相公聚于一堂，这是《北京纪事》第一卷所载唯一的一次。这里先考证一下四位相公的中文姓名。
1. 梁德望（Leam Stephanus）
Leam相公是东堂相公。在多罗逗留北京期间，他似不甚活跃。除了这次集体接见，《北京纪事》还有一次提及此人：1706年3月1日，北京耶稣会士向北京主教伊大任征求对待天主教徒抱怨的意见，伊大任回答，天主教徒往往口是心非，逢场作戏；他认识很久的Yu相公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立场便与众不同，Leam相公和Lu相公也是如此。纪理安评论说，Leam相公和Lu相公的情况不同，特别是Leam相公曾警告安多说，毕天祥（Ludovico Appiani）通过欺骗性的问题影响他和其他天主教徒，让他们去说他想让他们说的话；他没有立即向耶稣会士发出警告，因为他心里害怕，这样的警告显得是对毕天祥神父的一种抱怨。（pp. 177-178）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702年9月8日）《北京教中共同誓状》诸多署名人中，有“天文生梁德望”，其拉丁文姓名写为Leam Stephanus。笔者相信，Leam相公即梁德望。《北京纪事》索引未列其人。
2. 蘧若瑟（Chu Giuseppe）
Chu相公是西堂相公，《北京纪事》原稿写其姓为Chu，《北京纪事》将Chu转写为Zhu（p. 176），但未写对应的中文。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一份档案载，“康熙四十五年二月内，有多大老爷买办程嘉禄到西堂寻蘧相公等，说：‘你们要准行敬天、供祖宗牌、拜孔子的规矩，你们须会同几位到北堂去，求一求伊主教转达多大老爷，即可准行。’蘧相公回云：‘有许多教友递过誓状，求过几次，尚不依从，恐今又去，亦属无益。’”由此可知，西堂相公的姓氏是较为罕见的“蘧”，其拼音不是Zhu，而是Qu。蘧相公虽在西堂效力，但在1702年9月8日《北京教中共同誓状》以及稍后的《北京教友公书》上，均不见他的署名。多罗在北京期间，他没有参加任何抗议活动，而根据《历史回忆录》，他在中国礼仪问题上至少一度背离了耶稣会的立场：1706年3月27日，在北京天主教徒反对毕天祥的过程中，多罗指出，由于耶稣会士的阻止，许多人不再出席他每晚的祝福，包括Lù Giovanni Kiu-Djn，“因为担心被逐出教堂以及不能再为他们服务，他不敢前往；……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Chu Giuseppe身上，他曾写下反对中国礼仪的书面意见，也同样被禁止前往，以免被耶稣会士逐出。”Lù Giovanni Kiu-Djn即下面将讨论的北堂相公陆若翰，Chu Giuseppe当也在耶稣会某堂担任相公，应为西堂蘧相公。作为教名，Giuseppe通常译为若瑟，西堂相公的姓名当为蘧若瑟。
3. 陆若翰（Lu Joannes）
陆若翰为北堂相公。《北京纪事》载，1706年4月中旬，北堂前相公Yu警告前去领圣体的北堂现相公Lu说，他已经犯下重罪，因为他们在就中国礼仪问题致教皇誓状上发了伪誓；Yu相公声称，劳弘恩（Antonio Pacecco da Frosolone）几天前对他这么说，他因而向毕天祥做了忏悔，现在他劝Lu也照此办理。举人出身的Lu相公害怕犯下亵渎罪，于是也向毕天祥忏悔，并按照毕天祥的要求写下忏悔词（pp. 534-535）。但是，Lu相公后来反悔，遂要求讨还忏悔词。毕天祥称忏悔词已经存入多罗的档案室，无法取出；Lu相公提出自己再写一个撤销前面忏悔词的证词，但毕天祥拒绝接受。5月18日，Lu相公准备在多罗夜间祝福时将证词交给多罗，但多罗宣布当夜取消祝福。次日多罗要去温泉，Lu相公凌晨四时手持证词，跪在多罗室外等候；多罗和伊大任凌晨六点出门，看到跪在门外的Lu相公，伊大任过来对他说，翻译毕天祥不在，他与多罗均不懂中文，所以请他在多罗从温泉返回时再来。Lu相公耐心等待两个多月，7月23日夜间，Lu举人终于见到多罗并呈交证词，多罗优雅地接待了他，示意将证词放在桌子上；但在与毕天祥交谈后，多罗将材料还给Lu相公，并要他离开（pp. 534-535）。Lu相公不甘罢休，27日上午十时许再次求见多罗，但遭拒绝；下午三时，Lu相公返回，要求将证词亲自交给多罗，再遭拒绝。Lu相公走到小堂前面，跪倒在地，将证词放在十字架下面，然后离开。不久多罗遣人将证词还给Lu相公，后者第四次往见多罗，第二次将书信放在十字架下面。多罗失去耐心，挥拳击打Lu相公的头部和脸部，Lu相公痛得大叫，整个房间一片哗然。多罗甚至要求下人揍Lu相公，显然最后没有落实，但此事依然被视为丑闻。（pp. 554-559）
Lu相公是举人，数年前曾在北京天主教徒给教皇的誓状上署名，这是甄别其姓名的重要线索。前述《北京教中共同誓状》的诸多署名者中，有“举人陆若翰”，此人无疑为Lu相公。白晋（Joachim Bouvet）研究《易经》时，举人陆若翰从旁相助。在其它西文著述中，他的姓名也写为Lù Giovanni Kiu-Djn或Lu Jean Cingin，其中Giovanni或Jean均为若翰，而Kiu-Djn或Cingin当为其名和字号，但目前尚未找到对应的中文。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一封猛烈抨击耶稣会的中文书信，根据韩琦、吴旻的研究，其写作时间在1707年至1710年间，因为书信中提及多罗囚禁澳门而未写其死亡；其作者或为一位传教士的相公，而因为书信“明确针对耶稣会，似乎作为该会相公的可能性极小。”然而，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此函的封面上有“语云 第二书，LU”的字样。“语云”指该书信开头所写：“语云：士无先容，卒难遇合。人情反复，初终易辙”；“第二书”暗示在此之前还有另一篇类似的书信，“LU”则指该书信的作者。就目前的资料而言，Lu姓相公似乎只有陆若翰。鉴于陆若翰立场的摇摆不定，不能排除他写此书信而最后与耶稣会决裂的可能性。但这目前只能是一个假设，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加以证明。
4. 郁若瑟（Yu Iosephus）
《北京纪事》载，1706年2月28日，Yu相公当着多罗的面说，所有中国礼仪都必须废止，他本人已经抛弃了它们，而优秀天主教徒当不管它们。毕天祥对此深为赞许（pp. 175-176）。如前所述，4月中旬，Yu相公警告陆若翰过去发了伪誓而犯下重罪，陆若翰为此忏悔。《北京纪事》又载，Yu相公年近70岁，是北堂前相公；8月22日，他告诉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ollier）和杜德美（Pierre Jartoux）两位神父，多罗问了他四个问题，即关于尊孔和祀祖、中文“买”“典”和“当”的差异、一座被“典”的房屋意外毁坏时重建问题以及房屋的本金和税收以及收税的方式。郁相公没有说他是如何回答前两个问题，而关于第三个问题，他说他在北京从未调查这个问题，故只能回答他所知省份的情况；关于第四个问题，他回答说，他过去被怀疑欲染指教堂的世俗事务，所以他与之完全疏远，现在对此一无所知。他还说，如果多罗宗主教想知道真相，他不必讯问教堂成员，因为他们若爱其主，则会撒谎甚至会做伪证（pp. 648-649）。与北堂相公陆若翰一样，北堂前相公Yu也曾在《北京教中共同誓状》上署名，而在“举人陆若翰”之前，有“举人郁若瑟”，此人无疑为Yu相公。《北京纪事》对Yu相公未作注释，其索引遗漏此人。
三、与劳弘恩辩论的五名天主教徒
《北京纪事》载，3月21日，近百名天主教徒向张诚求见多罗，其中五名天主教徒跪在地上，双手高举请愿书；多罗要求先由耶稣会士署名，但教徒坚称这是他们的事情，多罗无奈接受（pp. 212-213）。23日，张诚往见多罗，多罗要求耶稣会士阻止天主教徒散布有关禁止祭祀死者的谣言，张诚回答说，他们也许可以控制Peter、Paul和John，但无力控制数千教徒（pp. 221-222）。28日，Lawrence Zhu、圣母堂的Wang氏（Vam ex Xim Mu Tam）和Wang Bodulu来到北堂，与劳弘恩就中国礼仪问题进行交流，其中谈到日本迫害天主教徒以及英国（西洋鹰格里国）国王婚姻问题（pp. 228-231）。根据前述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一份中文档案，北京天主教徒与劳弘恩对话的内容与《北京纪事》所记一致，但天主教徒不是三名，而是五名，即焦保禄、王伯多禄、朱老楞佐、任若瑟和王嘉禄。因此，《北京纪事》所谓三人，实为误记。苏霖（Joseph Suarez）为此中文文献所作拉丁文标注，天主教徒人数写为“四”，后有人用铅笔将“四”改为“五”。显而易见，苏霖先将五名天主教徒误为四名，纪理安再误为三名。下面对这五名教徒做一考证。
1. 焦保禄（Ciao Paulus）
上述中文证词的第一个署名者，《北京纪事》这次谈话遗漏此人，但与此前张诚表示可以控制的三名天主教徒之一Paul（原稿写为Paulus）当为同一人。他曾在《北京教中共同誓状》署名为“原任钦天监五官正焦保禄”，后来也在《北京教友公书》上署名“焦保禄”。学界认为焦保禄可能是焦应旭或焦秉贞。由于焦秉贞曾任钦天监五官正，故他为焦保禄的可能性更大。
2. 王伯多禄（Vam Petolo, Petrus）
中文证词上第二署名者。《北京纪事》载，此人来自钦天监，1706年3月7日曾与毕天祥等人争辩中国礼仪问题（pp. 192-193）。在叙述3月28日与劳弘恩的对话之后，纪理安对他予以高度评价：“此人正直，热忱信奉宗教。”（p. 228）毫无疑问，他是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教中共同誓状》署名者之一，即“天文生王伯多禄”。根据韩琦的研究，王伯多禄1665年生于北京，在钦天监天文生后曾任钦天监博士。王伯多禄在教中地位一路上升，从《京都总会长王伯多禄等十八人致外省各堂会长书》可知，时至1718年，他已经成为“京都总会长”。《北京纪事》索引中有此人，但将他与汪伯多禄混为一谈。
3. 朱老楞佐（Chu Laurentius）
上述证词第三署名者，《北京纪事》将之列为3月23日谈话三人之首，未加注释。《北京教中共同誓状》署名者“原任钦天监五官监侯朱老楞佐”，其拉丁文译文中写为Chu Laurentius，并注明他是钦天监的九品官，与此处朱老楞佐当为同一人。根据钟鸣旦的看法，朱老楞佐可能是朱世贵。
4. 任若瑟（Gin Josephus）
上述证词第四署名者，《北京纪事》3月28日谈话遗漏此人，但在其它地方有记载。同一天（3月21日），四名东堂的天主教徒以及四名西堂的天主教徒，在耶稣会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前来见多罗，想对他解释废除中国礼仪的难处。东堂的四名天主教徒被允许接见，其中一人为Joseph Ren（p. 181），原稿写为Gin Iosephus。《北京纪事》将之猜译为仁若瑟（p. 181, n. 402），“仁”为“任”之误。毫无疑问，Gin Iosephus即《北京教中共同誓状》署名者“监生任若瑟”。《北京纪事》索引未引此人。
5. 王嘉禄（Vam Carolus）
上述证词第五署名者。《北京教中共同誓状》诸多署名中有“天文生王嘉禄”，拉丁文写为Vam Carolus，与这个王嘉禄当为同一人。《北京纪事》3月28日载有“来自圣母堂的王氏”（p. 228, n. 484），或为王嘉禄。
四、其余天主教徒
《北京纪事》第一卷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天主教徒，其中一些教徒的姓名可以确定，而另外一些姑且存疑。存疑者的中文姓名后面打问号。
1. 孙致弥（Sun Michael）
《北京纪事》载，1706年2月28日之前，多罗接见北京三堂四相公时，在场的还有翰林院大学士Sun以及钦天监天主教官员Fan（pp. 175-176）。关于Sun，《北京纪事》编者认为“此人或为孙致弥”（p. 175, n. 387）。根据有关资料，翰林院某位“孙老爷”（Sun Laoye）曾撰写一证词，《正教奉褒》将之甄别为孙致弥，孙元化之孙，耶稣会的长期伙伴，翰林院学士，《北京纪事》赞同这一观点（p. 159, n. 306）。此外，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有一份中文证词，署名为“嘉定孙致弥”。钟鸣旦猜测孙致弥可能为孙弥额尔（Michael）。事实上，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江南松江府暨嘉定县奉教缙绅士宦孙、许、姚、冯等公书，第一署名者为“翰林院大主考孙弥额尔”。出生于嘉定而任职翰林院，则非孙致弥莫属。据此，可以肯定孙致弥的教名为孙弥额尔（Michael）。
孙元化
2. 方弥额尔（Fam Michael, Fan Michael）
与翰林孙致弥一同被多罗召见的钦天监官员Fan，《北京纪事》编者对此人未加甄别，索引也未提此人。《北京教中共同誓状》署名者有“钦天监春官正方弥额尔”，《北京教友公书》最后一个署名者为“方弥额尔”，即钦天监官员Fan。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四十一年前后《月、五星凌犯时宪历》末尾的监官职衔，黄一农考证出春官正方弥额尔即方亮。笔者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看到一份档案，其中也提到“钦天监春官正方亮”，即方弥额尔。
《北京纪事》又载，8月23日，钦天监天主教官员Michael Tang对纪理安说，多罗主教通过毕天祥神父正积极利用其线人，查询谁是耶稣会的欠债人，特别是他们卖房后从耶稣会得到多少钱。线人鼓励他们给多罗写信告状，因为多罗是耶稣会的上司，可以摆平债务（pp. 654-655）。《北京纪事》索引中有此人，但未写中文姓名。根据拼音Tang，此人姓氏或为唐或汤；但遍查钦天监名录，未见唐弥额尔或汤弥额尔其人。笔者核对拉丁文原稿，发现其人的正确拼写当为Fam Michael，译者将F误写为T。事实上，原稿中上述钦天监官员Fan之F与此处Fam之F的写法完全相同。因此，Michael Tang当改为Michael Fang，即方弥额尔或方亮。
3. 程嘉禄（Chin Kialo）
《北京纪事》载，1706年3月25日，Chin Kialo来找纪理安，称天主教徒欲指控毕天祥，而为了平息教徒的抗议，他建议纪理安与多罗谈判，让毕天祥返回四川；他还透露毕天祥打算去天坛之事（p. 223）。两天之后（27日），纪理安又写道：“夜间，我召见Chen Jiale，询问天主教徒是否再次对他说要指控毕天祥神父，以及他是否按照我的指示加以阻拦。”（p. 226）《北京纪事》将Chin Kialo写为中文陈嘉乐（p. 223, n. 474），不确。前述中文档案显示，Chin的中文对音不是“陈”，而是“程”，而Kialo的中文对音不是“嘉乐”，而是“嘉禄”。程嘉禄曾是耶稣会的仆人，在此期间开始为多罗服务，《北京纪事》原稿写其头衔为emptor，《北京纪事》译为steward，似也不当。拉丁文emptor相当于英文的buyer，意为“购买人”或“采办者”，而steward则有“管家”之意。上述中文文献称程嘉禄为“买办”，恰如其分。
4. 胡（？）达陡（Hu Thadaeo, Tadoeum, Thaddeus）
根据《北京纪事》，Hu Thadaeo（原稿也写为Tadoeum, Thaddeus）家在北京，是圣母会成员，多罗在北京期间担任其仆人，某种意义上也是耶稣会在多罗使团的卧底。他曾陪同毕天祥试图参观天坛和先农坛，均不得进入（pp. 223-224）。1706年5月19日凌晨，毕天祥为多罗前往温泉打前站，并要求Hu Thadaeo一同出发；他让Hu Thadaeo前往临清，带信给北京主教伊大任，准备在那里接待颜珰主教并陪伴他到北京。Hu Thadaeo中途折回，前往会院参加弥撒，随后拜见苏霖，纪理安恰好也在场。他在会院逗留整整一天，直到第二天才出发去临清（pp. 305-306）。7月19日，毕天祥看不懂郭朝正的割让契约，特召Hu Thadaeo过去翻译，而后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北堂和西堂的所有仆人（p. 490）。按照通常的拼音转写，Hu Thadaeo中文或为胡（？）达陡。
5. 李（？）独眼（Li monoculum）
《北京纪事》载，3月25日，程嘉禄往见纪理安，告诉他说天主教徒打算在礼部指控毕天祥，并指出其中一人为李独眼（p. 223），原稿写为Li monoculum。他在《北京纪事》第一卷中仅出现一次，而且相关信息太少，故难以甄别。尽管如此，不妨作一假设。Li通常为中文“李”的拼音，而在多罗在北京期间表现活跃的天主教徒，大多在《北京教中共同誓状》上署过名。查《北京教中共同誓状》，李姓有正蓝旗随印笔帖式李若翰（Li Ioannes）以及两个同名同姓、同为候补天文生的李若瑟（Li Iosephus），李独眼或为他们三人中的一个。如果是这样，李独眼则更可能为李若翰，因为独眼可能是从军的后果，而具有这种生理缺陷者似不便在钦天监任职。
6. 张（？）巴西略（Cham Basilius）
《北京纪事》载，3月23日夜，多罗召见纪理安，抱怨说他曾下令不准对郭朝正提出任何要求，但是北堂的某个Cham姓（即Cham Basilius）收租人（collector nostrorum reddituum）还是去骚扰他。纪理安辩解道，这是他们的一个仆人自行其是，他们不承担责任（p. 219）。英译本将Cham转写为Zhang，未写中文。作为教名，Basilius通常译为巴西略，而Cham的中文对音可能是张，也可能是章、詹或常等，不能确定。
7. 高（？）方济（Cao Franciscus）
《北京纪事》载，1706年7月19日晚，Cao Franciscus给郭朝正送去第二份转让契约，郭朝正大为不满。Cao Franciscus回来后看到闵明我非常沮丧，于是自作主张，第二天再次前往郭宅，将责任推到自己身上，而郭朝正的态度转为温和（p. 491）。《北京纪事》将Cao转写为Gao，似乎可为中文高姓。但这仅为一种假设，因为Cao也可能是曹姓或其它。
8. 严（？）若翰（Yen Iohannes, Iohan）
《北京纪事》载，1706年8月25日，两个陌生人前来北堂，随后不见踪影，后来发现他们在北堂后面与毕天祥交谈。北堂管家（steward）Yen Iohan被派去辨认，他认出这两人是Han姓官员的仆人，该官员前天曾向宗主教指控张诚和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二神父。Yen Iohannes随后告诉神父们，北京全城流传说，从欧洲来了一个有影响的大人（Tagin, Magnatem），根据其授权，禁止欧洲人收取房租，如果已经收取则必须退还（pp. 662-663）。《北京纪事》将Yen转写为Yan，其姓或为严或颜等。另外，其人头衔原稿写为noster collector（我们的收租者），而《北京纪事》误译为our steward（我们的管家）。
五、结语
上面是笔者对《北京纪事》第一卷中出现的中国天主教徒姓名所作的一个初步考证。由于笔者学识有限，也由于中文资料的缺乏，尚有一些教徒的姓名难以确定。有关多罗使华的西文资料汗牛充栋，而相关中国天主教徒的文献则寥若晨星，这给中国天主教徒姓名的甄别带来困难。无论如何，近年来中西学者在中国天主教徒的研究方面颇有进展，其中以韩琦、黄一农和钟鸣旦的研究最为突出。令人遗憾的是，《北京纪事》译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也没有努力查找有关中文文献，故而甄别出的教徒姓名寥寥无几。《北京纪事》译本对于中国天主教徒的草草了事，也反映在书后的索引中：多数天主教徒未列入索引，而汪伯多禄和王伯多禄不加区分地列在Wang Boduolu名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北京纪事》译者在一些人名的甄别上又似乎有画蛇添足之嫌。例如，多罗的相公Chin Seou，中文本名为陈修，拼音则为Chen Xiu，而《北京纪事》译者却将其姓转写为Jin，疑似“金”的对音。又例如，与北京耶稣会士有典当房屋纠纷的两广总督郭世隆之子Cao Chao Chin，中文姓名为郭朝正，拼音当为Guo Chaozheng，而《北京纪事》却将之转写为Guo Zhaojin。在笔者看来，如果不能确定中文姓名，应该老老实实地照抄拉丁文原稿的拼写，否则可能将读者引入歧途。此外，《北京纪事》的转写有时粗心大意，以致犯下将方弥额尔（方亮）的姓氏Fan转写为Tang的错误。再则，《北京纪事》在中国天主教徒身份的翻译方面也有讹误，如程嘉禄的身份是emptor即买办，严（？）若翰的身份为collector即收租人，而《北京纪事》将之一概译为steward即管家，不确。最后，《北京纪事》原稿本身存在一些史实错误，如1706年3月与劳弘恩对话的教徒有五人，而纪理安误为三人，应该根据中文文献加以改正。
总而言之，多罗使华是一场高层政治交涉，主角是多罗等外国传教士和康熙皇帝及其高级官员，中国天主教徒不过是配角和小人物；但是，一场大戏少不了配角，而在一个大历史中小人物也不可或缺。只有充分研究中国天主教徒，才能完整地展示出历史原貌；而甄别中国天主教徒的姓名，则是深入研究中国天主教徒的第一步。
作者简介：宋黎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讲座教授。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