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雨 || 庚子拳乱前后的北京栅栏墓地考
位于北京的“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史称“滕公栅栏墓地”，因利玛窦的去世而成为来华传教士的第一块墓地，诸多传教士在此安息。然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使墓地遭遇前所未有的损毁。栅栏墓地的前后变化，不仅反映出来华传教士的历史境遇，也呈现出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而遣使会士樊国樑主教对墓地的保护，展现出传教士对在华传教事业的坚守。
义和团运动 滕公栅栏墓地 遣使会 樊国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学东渐与‘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碑文研究”（项目号：16CZC01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提供文献支持。
“滕公栅栏墓地”位于北京平则门（今阜成门）外的二里沟。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在其《汉学书目》里以“Cimetière portugais [Cha-la-eul滕公栅栏] T'eng kông tchâ-lân”对应着“石栏Chê-lân, ou石栏儿Chêa-lâ eul”。而法国遣使会士包士杰（Jean-Marie Planchet）指出，“称‘栅栏’即为‘滕公栅栏’的缩写，就如称德国科隆（Cologne）实为科隆尼亚—阿格里皮娜（Colonia-Agrippina）的缩写，或者达克斯[D’Acqs (Dax)]实为达奎那-奥古斯大（D’Aquae-Augustae）的缩写”。所以“栅栏”在某种意义上即为在华传教士北京墓地的代称。之所以与传教士建立联系，源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Matteo Ricci）去世之后，万历皇帝御赐京城西郊这片官地为第一座来华传教士墓地，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在利玛窦之后，陆续有不少来华传教士埋葬此地，其中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刘松龄（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戴进贤（Ignace Köegler）、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标志性人物。墓地不仅成为来华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见证，而且也记载了基督宗教各修会在华的演变史。然而，学界对于栅栏墓地在庚子年间的遭遇较少进行系统探讨，具体情况尚不明晰。庚子年的北京被形容为处在“日夜地狱”之中，栅栏墓地的遭遇正是中西方文明在近代冲突的有力缩影。
一、从耶稣会到遣使会的过渡
——庚子年前的栅栏墓地
栅栏墓地自修建始，一直由耶稣会管理；官方也予以认可和资助，按照《大明会典》规定对去世的传教士“置地营葬、立石封识”。栅栏墓地前身为仁恩寺，本有地20亩，房屋38间，遂被改造为救世堂和小圣母堂，剩下的砖木等料皆为利玛窦筑坟所用。整个墓地以利玛窦墓为中心，“利玛窦的碑高三尺”，从前院直达利玛窦墓，墓的前方有一座八角亭，东西围墙，南北甬道，墓地初具形制。随着来华传教士去世人数的增多，加上天主教在华保教权的变化，栅栏墓地内部开始有了划分。最初，由于葡萄牙人享有“保教权”的绝对支配，因此在利玛窦与汤若望墓地的南边相邻处，葡萄牙人专门扩展了一片占地72亩的墓园，统称为“葡萄牙人墓地”，日后这里成为栅栏墓地的主体部分，葬于此处的传教士最多，在考狄和包士杰的书中，均记载古老葡萄牙人墓地总共葬有88人（二者稍有区别）。随着耶稣会在东亚的不断发展，罗马教廷成立传信部，以此削弱葡萄牙在华的保教权，中国传教区事务渐渐从耶稣会转归传信部管理。1640年，传信部明确宣布它对所有传教区的控制权。与此相应，在栅栏墓地南边墙外修建了意大利人的墓地，称为“传信部墓地”或者“西堂墓地”。最初面积不超过1亩，它和葡萄牙墓地仅一路之隔。这是1706年康熙皇帝赐予教宗特使铎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的意大利医生索格蒂（Pierre Sigotti）的墓地，此后来自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们都安葬在那里。17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保教权旁落，法国耶稣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凭借法国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强势相继入华，成为最主要的传教力量。在1724年之前，法国来华传教士并没有单独的墓园，去世后都寄葬在葡萄牙人墓地。随着法国传教团的独立，他们在白晋（Joachim Bouvet）去世后不久，在京城正福寺附近建成“法国人墓地”，诸多法国人于1735年从栅栏墓园中的葡萄牙墓地迁到了正福寺墓地，1724去世的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成为最后一位葬于栅栏的法国传教士。
然而耶稣会在华事业随着“礼仪之争”中的矛盾激化而日益凋敝，最终于1773年完全被中断。关于耶稣会在华工作的接续问题，法国的本笃会和司铎祈祷会均无法胜任，最后“只有遣使会可以代替北京耶稣会的工作”。经过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与教廷协商，1784年1月25日教廷以诏书形式将耶稣会士开创的天主教在华财产（教堂、学校、北堂图书馆、医院、墓地等）交予遣使会接管。
论及遣使会与栅栏墓地的关系，首先要追溯到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他于1746年12月10日逝世后葬于栅栏传信部墓地，成为第一位葬于栅栏墓地的遣使会士。而遣使会对栅栏墓地进行管理始于李拱辰（Joseph Nunez Ribeiro），他受命于汤士选（ALexandre da Gouvea）主教，当汤主教于1808年去世时，李拱辰以宗座署理名义管理教区，由于栅栏墓地隶属南堂，故也归遣使会管辖。然而，由于嘉庆皇帝发布上谕，对天主教在华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在京禁止传教士私刻书籍，禁止与满汉人民往来讲习。传教士有官职的只准在职务上进行必要的来往出入，禁止擅自走出堂外”。与之相应，对传教士墓地并无任何官方支持，所以墓地由遣使会监管后，情况并没有好转。随后毕学源（Cajetan Pires Pereira）管理栅栏墓地，情形愈加艰难，道光帝试图没收南堂等附属教产归内务府管理。为了避免教产流失，毕学源在弥留之际将栅栏墓地委托给俄罗斯东正教修士大司祭（Архимандрит）、第十一届北京传教团首领魏若明（Вениамин Морачевич，Beniamin Morachevich）代管，并请其照顾南堂、南堂的西洋书库和正福寺的墓园等。在栅栏墓地毕学源墓碑的左下角刻有拉丁文“由俄罗斯人安葬（A Russis sepultus）”。此后栅栏墓地在俄罗斯东正教所代管的二十余年中相对完好。1856年5月30日，教宗庇护九世发布谕令，取消原本在葡萄牙保教权之下的北京教区，将其划分为北、东、西三个宗座代牧区。1860年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使得栅栏墓地重新回到遣使会手中。
第六款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其中提及到“茔坟”之地，在京最主要的就是栅栏墓地和正福寺墓地。“咸丰十年九月初四日，《法钦差葛罗为其侵略暴行狡辩并胁要赔款之照会》称，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暨奉教人之坟茔、房屋、庄田俱已入官，今宜将所建之堂暨坟茔、房屋、庄田全数交出为要”。当时俄国使臣伊格那季耶夫（И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将军在法国使臣格罗（Jean-Baptiste-Louis Gros）提出要求之前，就曾命俄国东正教会将南堂及附属茔地归还给北直隶代牧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主教，这成为第一个由法国传教士取还的教产。10月28日，孟主教在觐见恭亲王奕以后，随即在栅栏墓地为6位法国士兵举行了葬礼。11月5日，恭亲王告知格罗，已归还栅栏墓地。此后遣使会管理栅栏墓地40年，栅栏地的教会事业也得以蓬勃发展。管理栅栏墓地的遣使会主教及本堂司铎汇总如下：
在这四十年中，栅栏墓地不单单只是墓地，诸多教内事业开始发展起来。随着仁爱修女会（Daughters of Charity of Saint Vincent de Paul）和法国圣母小昆仲会（Marist Brothers）的陆续入驻，栅栏墓地变得更加多元和活跃。1888年，仁爱修女会将仁慈堂孤儿院中7岁以上的男孤儿全部送至栅栏农场。1892年，法国圣母小昆仲会来华后不久，北京教区将栅栏的孤儿院交与该会管理。樊国樑写信给该会总长说：“我们在北京有一座孤儿院，有农场及工厂可以发展，共有二百五十八名八岁至十八岁的儿童。他们上午读书，下午年龄较大的去工作。我们请你派四位会士，管理这院。你若有意在中国建立你们的会院，圣召不会缺少，我们赞成你们在栅栏广大的面积中，设立你们的初学院”。随后圣母小昆仲会管理孤儿院及农场，百余孤儿在栅栏地生活，“共有一百零六名儿童，由教会所收养，其中十八名由贫苦教友家庭而来，有一木匠间、裁缝店，亦制筛，至外面去卖，十余儿童学做珐琅；其余儿童则种蔬菜，至北京市场去卖”。随后圣母会将位于城内西城区西安门大街真如镜（今称真如镜胡同，临近北堂）的圣母会总院迁至栅栏。直到1900年6月17日前，栅栏墓地里面教内机构繁多，而主要事务已转为修院学校。1900年8月11日伦敦《周报》发表关于莫涅（Marcel Monnier）北京传教活动的描述中，涉及栅栏墓地遣使会士的活动：“在城墙外大约一英里，靠近栅栏村（Village of Cha-la-eul）古老的法国人墓地的地方，有一所圣母会创办和管理的优秀学校，约有一百名本土学生在此就读。这所学校不负盛名，许多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年轻人，现在在政府和海关中占据着很好的职位。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一名新成员——曾（Tsing）公使，就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对当时在栅栏墓地圣母会修院的办学情况做了介绍。这也许是义和团运动前后关于栅栏墓地的最后报导。
二、栅栏墓地的拳乱之劫
庚子年（1900）由于义和团运动而被描述为“l'année terrible”（糟糕的一年），山东义和拳运动在1899年已急速往直隶省蔓延，当时的情形是“直、东交界之区，遍地皆义和团”，且“直隶省在一两周时间内就被义和拳所侵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纷繁复杂，美国学者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将其内因归结为“民众贫穷、官员腐败、固有排外风气”。其中固有的排外情绪根深蒂固，且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愈演愈烈，1860年《北京条约》规定将基督宗教的教产重新归还给教会，由于部分教产早已成为民居，故民众因无法理解而愤怒反抗。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租界设定、甲午战争后台湾的割让和赔款、戊戌变法等一连串政治事件以及引进铁路所导致的外国资本输入，更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种民族危机感所生发出的敌对情绪，在义和团运动中完全释放出来。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中的“洋”除了外国人，“显然包括外国宗教、基督教以及它的中国信徒”。他们甚至认为洋人要瓜分中国，是教会把洋人叫来的，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驱逐‘洋鬼’，杀异教徒”、“烧毁全部教会财产，抹杀所有宣教士和中国人改宗者（教民）”，直至发展到“遇见带着眼镜的，也要用刀砍哩”的地步。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从最初表面上的镇压，到对拳民、教民一视同仁，“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不分教会”。甚至告知各督抚在办理案件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官方的模糊态度，客观上纵容了义和团的发展。后来义和团被收编为官军，清廷上下沆瀣一气，若有异议，皆被清除。如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许景澄，便因反对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而被斩于西市（即菜市口）。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义和团，鼓励“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是为至要”。正是由于“义和拳得到了‘来自上面的密令’，因此任何用来对付他们的武装都不可能成功”，所以民众的仇视和政府的放任、支持，最终招致了栅栏墓地遭遇损毁的命运。
栅栏墓地当时属于遣使会直隶北部代牧区，主教是樊国樑，副主教是林懋德（Stanilas Jarlin）。当时遣使会在栅栏墓地除了修院、圣弥额尔堂、男孤儿院和诊所外，还有栅栏手工作坊，其中涉及到花草培育、木工制造、制鞋、理发、景泰蓝工艺等多个领域。而仁爱会仁慈堂管理栅栏女孤儿院、医院和诊疗所；圣母会则掌管栅栏男孤儿院、葡萄牙墓地以及传信部墓地等。因此栅栏墓地作为传教士和修女积聚的地方，势必成为其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义和团也知晓除北京四堂外，居住在栅栏修院的外国传教士和修女人数最多。当时义和团运动使得北京“三处大教堂、七处大礼拜堂、修院、医院和（本土的）若瑟院的建筑全部被毁”，其中就包括栅栏墓地的圣弥额尔堂。根据广学会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的不完全统计，在义和团运动中死去的天主教主教5人、司铎48人、修女9人、修士9人，中国教徒近3万人。樊国樑主教估计，仅北京教区的受害者至少就有两万人，这两万人或者被杀死、焚烧、肢解，或者被扔进河里。李杕在《增补拳匪祸教记》一书中亦记载，“庚子之祸，被害亡者，主教五，教士三十，教民二万”。李佳白（Gilbert Reid）牧师记述，“义和团放火劫掠了十三座教堂，七所学堂和三十三间民房，外国人墓地也遭到侮辱，尸体被挖出来肢解”。其中都将栅栏墓地所遭遇的情况统计在内。
实在义和团正式攻击栅栏墓地之前，教会已事先做了一些防范工作。遣使会、圣母会及仁爱会相继离开栅栏墓地，大多数人逃向南堂和北堂。根据樊国樑主教以及王玛弟亚司铎的日记，可略知栅栏墓地被毁坏的情况。栅栏墓地迎来的第一场火灾是在庚子年五月十五日，当时栅栏地方的官草、栏均毁于大火之中。当日困于栅栏墓地的圣母会范雅东（Joseph Marie-Adon Fàn）修士让人给北堂带信，告知有15名孩子仍在栅栏地。十七日，范雅东修士给樊国樑主教寄去了第三封紧急求救信，告知当时他与25名孩子和学生皆困于栅栏，而在平则门外，义和团已杀信教者百余人。十九日，栅栏地再次起火。二十四日，一群义和团民冲进正在举行弥撒的栅栏教堂，大声喊道“杀、杀”！二十六日，义和团对栅栏墓地发起了正式的进攻，曾保存完好的近百余坟茔彻底遭到破坏，墓碑和纪念碑全部被推倒或砸碎。由于义和团民以为墓地中藏有宝藏，所以大约有13座坟墓被掘开，然而发现棺材里中只有一堆枯骨，他们极度失望，将骨骸砸碎以发泄怒火，还有的尸体被拖出来焚烧。“四处散落破碎的尸骨、衣服和金属纽扣，述说着他们遭遇的悲惨命运”。六月十二日，义和团放火烧了栅栏墓地旁边的草垛。十四日上午9点40分，义和团又再度放火烧了栅栏的圣文生修道院、医院以及修女院等。焚烧以后，他们继续在修女院、医院、孤儿院中抢掠残存的东西，甚至连建筑的屋墙和墓地的围墙都拆掉以售卖其砖瓦，栅栏墓地内的房屋几近倒塌。而通往栅栏墓地的柳树大道也未能幸免，树木被砍下后全部运走。因此，不仅墓地遭遇损毁，诸圣堂、孤儿院、中西学堂等均被焚毁。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寻求到在1900年被义和团毁坏的这些墓碑的历史遗迹了”。
与此同时，栅栏墓地又成为新的坟场。由于义和团民秉持偏见，遇人便杀，教民和外教人士混在一起，所以在义和团运动中教民遇难人数已难以确切估计。事后教民将死尸移至栅栏墓地集中掩埋。当时整个栅栏墓地的圣堂及房屋都变成一片焦土，尸体横陈，而教民的尸体数量以箱计数，可见其惨状。根据时在栅栏墓地修筑教堂的王玛弟亚神父的叙述，栅栏墓地所葬的尸体惨不忍睹：
按庚子五月栅栏堂中，男婴孩三十余，教友二十余，为拳匪杀于堂园中，或烧死于堂内。又有城内并外乡逃来之男女教友一百余，皆杀于护城河畔，后移其尸于栅栏园中，投入四井，皆塞满。至二十七年冬，已过十八月，始将四井尸骸取出，盛于三十二箱，置坟地前。……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行弥撒礼后，二十教友拆破砖墙，将三十二箱抬出，于坟地后正中处，作一八角台。空其中，以葬诸尸，台上造一八角亭，内设一白玉祭台。……埋葬之前，将三十二箱劈开，有一箱盛四五尸者，有一箱盛六七八九尸者，有一箱盛十余尸者，又有只存枯骨一堆者。又有八箱共盛五六十尸。……综计直隶北境，教友死于匪手者约六千人，以被难走避，饥寒困苦、抱病死者，又二千人。
北京教区死于义和团时期的信教者六千余，他们的名字后来镶嵌在诸堂外墙上的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尸体亦搬至栅栏墓地。而在栅栏墓地被杀害的神父、婴孩及信教者的准确情况，包士杰在《拳时北京教友致命》（1920）、《北京义和团时期殉难记录》（1922）以及《栅栏的天主教墓地及其文集（1610-1927）》中均有部分记载，其中关于圣母会修士任有安（Paul Jèn）修士有较为详细的传记，他入会刚三年，于6月17日致命于栅栏石门天主堂中，时年27岁。而6月19日，一位本土教民给北堂带来了范雅东修士的最后一封信，范修士亦被杀害于栅栏，“我们相信儿童与Adon修士死在圣堂中”。此外，数位仁爱会修女也丧命于栅栏墓地中。包士杰书中记载，在义和团运动中遇难的教民，名字可考者有80人，他们对信仰的坚贞连义和团的成员都不得不承认，曾有参加杀戮栅栏信教者的拳民说：“在栅栏没有一个人求救，也没有一个人背教”。栅栏墓地自明末至义和团运动时期，正如包士杰所言，“对于北京的暴徒，对于唤起人记忆的没有比这更好的赤裸裸的见证了，使人难忘。在教堂周围是传教士的墓地，紧靠着曾经的传教士墓地是如今的传教士墓地”。因此，栅栏墓地从古老墓地又变成了新的墓地，埋葬着数以千计在义和团运动中遇难的传教士及教民。
三、樊国樑主教对栅栏墓地的贡献
栅栏墓地遭遇义和团损毁时，樊国樑主教已经63岁了。在此之前，作为北京主教，他不断给清政府、外国使馆警示，并曾致函总理衙门。在写给荣禄的信中，他担忧诸地“拳匪日众，凶焰甚炽，眈眈虎视，百姓惊惶，纷纷逃避，民不聊生。不仅教民为然，即平民男女亦莫不迁移他方，而恐被其波及也”。当时逃难来京的人已经占满北堂庭院，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及时阻止，便会酿成大祸。1900年5月7日，樊国樑前往庆王府附请剿拳匪，然而并没有获得支持。随后他于11、13、15日多次前往法国使馆，希望海军能够入京防卫义和团的进攻，当时法国公使毕盛（Stephen Jean Marie Pichon）亦不以为然。无奈之下，樊主教只好自己事先做好准备，储存食物、购买枪支，让所有的教内人士随时准备守卫北堂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写信给毕盛，言称形势十分危险，因为义和团的主要目标是要消灭欧洲人，他预言攻击将会从教堂开始，然后转向使馆。在读到樊主教的信后，毕盛最终于5月28日决定派海军去帮助樊主教抵御义和团的进攻。在亨利•伯德（Henry Keown-Boyd）的书中，樊主教被描述为对时局能够保持冷静的人，是知情者和老中国通，比其它任何老中国通更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是远见者（far-sighted），等等。而随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验证了樊主教对形势的预测。在随后长达63天的北堂保卫战中，樊主教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而对于栅栏墓地，樊主教见证了它的原貌、被义和团毁坏以及后期修复的整个过程。首先，自1868年孟振生去世以后，墓地基本由樊主教代管。除了日常保护墓地外，他还负责栅栏墓地内医院、教堂、孤儿院等教产设施的修建，这与他本身的建筑才能紧密相关。其次，关于栅栏墓地在义和团时期的损毁情况，他的围困日记中也有涉及，这成为了解栅栏墓地被毁过程的重要历史文献。栅栏这个曾“埋葬着（三个世纪以来的）传教士——从利玛窦到都士良主教——的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尸骨、甚至棺材都被烧成灰烬，扬散在风中”。而且在义和团进攻之前，正是由于他的先见之明和预先安排，居住在栅栏仁爱会的修女们才能提前离开，从而逃脱劫难。最后，正是由于樊主教的努力，为栅栏墓地的修复争取了最大的可能。他对于栅栏墓地的遭遇痛心疾首，于是在随后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议和中，他将栅栏墓地列入教会最主要的受损名单之一，迫使清政府予以赔款修葺。当时直隶布政使周馥前往坟茔查看，目睹了栅栏墓地的惨况，于是在《议定约章》（《辛丑条约》）中的第四款规定，付一万两修复坟茔，并建立涤垢雪侮碑，《附件十》“被损外国坟墓单”中包含滕公栅栏墓地。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索智能（Polycarp de Sousa）等人的墓碑单立，其余散落在栅栏墓地及大道南侧西堂墓地的残损墓碑也被收集起来。由于损坏严重，整个西堂墓地仅存遣使会德里格、方济各会士陆安等5块墓碑，与栅栏墓地的72块墓碑一同镶嵌在新建诸圣堂的外壁上。而剩下的遗骨则埋葬在墓地北端的坟丘中，俗称“肉丘坟”。坟上建了一座带有祭台的圆顶六角小亭，称为“殉难者藏骨堂”，亦称“致命亭”。清政府被迫于1903年秋在墓园中立下“涤垢雪侮”的石碑：
此处乃钦赐天主教历代传教士之茔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焚堂决墓，伐树碎碑，践为土平。迨议和之后，中国朝廷为已亡诸教士雪侮涤耻，特发帑银一万两，重新修建。勒于贞珉，永为殷鉴。大清光绪廿九年秋月立。
尽管墓地的损失是不可复原的，然而碑文铭刻了栅栏墓地的遭遇，也验证了樊主教的努力，栅栏墓地在赔款的支持下得以修复，形成了如今的大抵格局。
结 语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错综复杂，过程反复无常，整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之中。当时京畿一带，莫不人心惶惶，几有草木皆兵之象。栅栏墓地的境况，其实是天主教在华遭遇的一种表现形式。当时整个天主教都遭到义和团的攻击，义和团民的“仇恨”已经演化成一种民教冲突，直隶省的教堂、传教士、修女和教民的数量远远大于山东，而作为官方赐予的传教士安息之所，栅栏墓地不但是“洋人”入华的历史证据，亦是当时北京“洋人”的聚集地。所以，一方面，按照传统观念，挖坟辱尸、挫骨扬灰是最极致的泄恨手段；另一方面，针对现实情况，攻击栅栏墓地即是赶走“洋人”的最直接表达。团员对栅栏墓地的损毁行为，可视为当时大部分国人心理的一个缩影。从组织上，团员的构成从最初的流民、贫民、商贩等下层人民发展到“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从现实上，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直隶省遭遇罕见的水、旱、蝗等自然灾害，而诸多民众将天灾与外国侵略、教堂势力联系起来，认为“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所以，义和团运动从某种程度上已演变为一次“全民”运动。这种带着强烈的朴素的“‘自卫’组织”运动在特定时期内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官方令其“挂号”，封为“官团”，且将其视为“爱国行动”。因此，这样的“官民齐心”，使得三百余年的传教士安息之地成为无辜的“泄恨处”，在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无疑是一场浩劫。
作者简介：陈欣雨，北京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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