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齐（Zbigniew Wesołowski）‖《华裔学志》及其主编与编辑工作：创刊八十周年纪念
一、中国时期（1935～1948）的《华裔学志》及其主编与编辑工作
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神父是圣言会的第一位汉学家。他先后在腓特烈·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及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读书，曾师从著名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又名伏尔克）、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及孔好古（August Conrady）等人，其中后者是鲍润生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1918年12月，鲍润生荣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考试的主考科目是汉语，其博士论文的主题为K'üh Yüan's 'Fahrt in die Ferne' (Yüan-yu). Einleitung, Text, Übersetzung und Erläuterung（《屈原的〈远游〉：导论、文本、译文及阐释》）。1912年12月至1914年夏间，鲍润生也曾在索邦神学院（Sorbonne）跟随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学习汉学和藏语。鲍润生1935年在北平辅仁大学所创办的汉学期刊名为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55年后它在日本复刊时，因不再于北京辅仁大学出版，故简名为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期刊拉丁文名字的部分Monumenta Serica可直译为“丝域之迹”或“中国之碑”。中文刊名《华裔学志》是由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所定，其中“华”指“中华”，“裔”指“边缘之地”，而合二者之意，即为“中国及周边地区的记录”。《华裔学志》封面题签由北平书法家孙伯恒先生用魏体书写，而封面是Hans Riediger-Andernach先生设计的。
第二卷第一期（1936）的编辑名单上，呈现出创办人鲍润生（已故），主编、圣言会士、德国籍人类学家Rudolf Rahmann（雷冕，或译雷曼）以及11个副编辑，此次依照姓氏字母排序，与第一卷的名单比较，新增了3名外国学者，即德国籍圣言会士、未来的汉学家Eugen Feifel（范佛，又名丰浮露），德国汉学家和通古斯学家Walter Fuchs（福华德）及圣言会士、德国籍汉学家顾若愚（前文已提及）。1936年5月28日鲍润生神父因罹患斑疹伤寒而病故。《华裔学志》创始人及首位主编的猝死让人震惊，对刚刚创办的汉学期刊也是很大的打击，不过，鲍润生在临终前，已公开请求顾若愚接替《华裔学志》的编辑工作。但圣言会总会长葛林德（Josef Grendel）希望辅仁大学圣言会团体的院长和《华裔学志》的主编与发行人能由同一个人担任，所以当雷曼于1936年被任命为辅大圣言会团体的院长之后，即同时接任《华裔学志》主编一职。鲍润生神父亲手创办、至今已有80年历史的《华裔学志》就是他热爱中国的纪念碑。
从《华裔学志》第五卷（1940）中，可以发现编辑部出现了新的职务，即“managing editor”（执行编辑）和“editorial secretary”（编辑秘书/编辑部中的秘书长）。执行编辑为上文提及的范佛，而编辑秘书为汉学家和比较文学家Achilles Fang（方志浵）。范佛也属于副编辑的部分。《华裔学志》第六卷（1941）编辑部的构成没有变化。而第七卷（1942）中，顾若愚及谢礼士不再担任副编辑，后者1940年已去世。有两个新的德籍汉学家接替他们的工作，即中国/东方艺术史家Max Loehr（罗樾）和汉学家、《易经》专家Hellmut Wilhelm（韦德明）。在《华裔学志》第七卷（1942）到第十三卷（1948）之间，编辑部人员构成没有任何更改。从编辑工作来看，《华裔学志》的中国时期有以下特色：（1）《华裔学志》的创始人及其合作者将这份汉学刊物定位为半年刊，每年3月及10月各出版一期，但因为时局及其他因素，它几乎无法每次按时问世；（2）北平时期，《华裔学志》共有两个主编，即创始人鲍润生（1935年至1936年5月17日）及雷冕（1936～1948）；（3）15位副编辑中，4名中国学者（即陈垣、沈兼士、张星烺和英千里）以及比利时学者田清波、法国汉学家戴何都全程（1935～1948）担任副编辑，其他9位副编辑均为有德国血统或德国籍的汉学家，任职时间各不相同：钢和泰（1935～1937），艾锷风（1935～1948），谢礼士（1935～1940），范佛（1936～1948），福华德（1936～1948），顾若愚（1936～1941），叶德礼（1938～1948），罗樾（1942～1948）以及韦德明（1942～1948）。此外，《华裔学志》编辑部还有执行编辑（范佛）和编辑秘书（方志浵）的制度（1940～1948）。浏览以上名单，我们就不能不接受李雪涛的判断：当时北平为德国汉学之中心。圣言会对汉学方面的投入也相当强，共有五位会士：鲍润生、顾若愚、雷冕、范佛及叶德礼。《华裔学志》前十卷（1935～1945）由魏智（Henri Vetch）出版/发行，之后（即1946～1948）由辅仁大学印书局出版。
《华裔学志》第14卷（1949～1955）于东京问世，其“编辑备注”指出：
当5年以前［1950年］中共接管北平辅仁大学时，其汉学期刊《华裔学志》也必须停止出版。不久之后，负责北平辅仁大学的圣言会决心重新出版《华裔学志》，其以前的撰稿人及朋友听闻此消息，都感到高兴。之后《华裔学志》编辑部的成员为了面对新的情况而重新编组，临时提供编辑部的空间。如今《华裔学志》终于已准备好重新问世，这也是在远东，为的是再次进行于1935年由其创始人——鲍润生神父所规划的使命。我们希望在此新的、在中国研究上有丰硕成果的国家作为客人，《华裔学志》即将继续能够为撰稿人和读者提出一些以前在中国文化的中心里所享用之益处。的确，为了让《华裔学志》继续存在，圣言会重新全心全意投入，共有7位会士担任编辑工作：新的主编为Heinrich Busch（卜恩礼），副编辑包括叶德礼、范佛、顾若愚、Eduard Kroker、Johannes Maringer及Gerhard Schreiber，其中后三位系新加入者。
《华裔学志》的日本时期，可以分为东京时期（1949～1956）及南山大学时期（1957～1962）两个阶段。跟以前一样，《华裔学志》仍为半年刊，从下卷（15卷）第1期即可了解此种特色。编辑部的地点为东京圣言会研究中心（S.V.D. Research Institute, Tokyo）。由于圣言会已于1949年在名古屋创办南山大学（Nanzan University），故从第15卷第2期（1956）起，《华裔学志》迁至名古屋圣言会研究中心（S.V.D. Research Institute，Nagoya）。在出版行政工作方面，《华裔学志》也有新的进展：刊物订购地点除了名古屋圣言会研究中心之外，还包括Monumenta Serica，Suite 400，316 N. Michigan Avenue，Chicago 1，Illinois，U. S. A.。
Divine Word Seminary Nanzan University
自第17卷（1958）起，《华裔学志》封面不再出现“半年刊”的标示，编辑部成员也有所减少：创始人鲍润生的姓名消失了，主编仍然是卜恩礼，而副编辑只有范佛、Gerhard Schreiber 及新增的荷兰籍圣言会士Harrie Vanderstappen（斯本德）。
从第18卷（1959）起，除3个圣言会副编辑外，《华裔学志》重新开始出现非圣言会的副编辑：澳洲汉学家Noel Bernard，德国出生的犹太人、中国通Rudoph Loewenthal（罗文达），比利时籍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史专家Henry Serruys（司律思）及他的弟弟、汉学家Paul Serruys（司礼义），后两者均为圣母圣心会士。《华裔学志》第21卷（1962）则是其在南山大学出版的最后一卷。
回顾《华裔学志》在日本的14年，我们就不能不强调，这段时间是它迁移和动荡不安的时段，不过能够出版8卷，已足以说明圣言会对自己创立的汉学期刊的重视。新的主编卜恩礼使编辑部的工作保持稳定和持续。从《华裔学志》的内容来看，日本时期内没有所谓的“miscellaneous”（短篇）部分，而只有篇幅较长的学位论文（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其实这也是中国时期的特色，也没有“review of reviews”（刊物简评）的部分。跟中国时期相比较，《华裔学志》的副编辑在日本时期更积极地提供自己的学术论文。
三、美国时期（1963～1971）的《华裔学志》及其主编与编辑工作
《华裔学志》第22卷第1期（1963）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问世，封面上写着：“Published by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and its Branch Office at Nanzan University in Nagoya，Japan”根据此种说法，我们已有位于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华裔学志研究所，在日本名古屋的南山大学还有华裔学志研究所的分支。华裔学志研究所设于东方语言学系。当时《华裔学志》的排版及印刷还是在日本：“Set and printed by Nippon Oyo Printing Co., LTD, Bunkyo-ku, Tokyo, Japan”。其实，在整个美国洛杉矶时期中，《华裔学志》第28卷（1969）及29卷（1970～1971）是由Nichiosha Co., LTD, Hunkyo-ku，Tokyo, Japan排版和印刷。
令人特别惊讶的是：《华裔学志》第22卷第1期已算是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问世，不过读者无法在此份期刊中发现任何“编辑备注”，难以理解为什么华裔学志研究所又要迁移。其实，应Richard C. Rudolph教授的邀请，《华裔学志》于1962年底搬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编辑部及图书馆在那里成为一个独立的华裔学志研究所和一个“非营利法人团体”。
Royce Hall, UCLA
《华裔学志》第22卷第1期的内页，仅列明编辑部的成员。Editor（主编）仍然为卜恩礼，而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s）中新增了一些学者，中国学者也重新出现。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华裔学志》的日本时期，中国副编辑根本未被列名。除了名古屋南山大学时期已认识的那些圣言会与非圣言会的副编辑（7名）之外，我们有新的成员：明史专家、耶稣会士陈伦绪（Albert Chan），中国学者蒋复璁（天主教徒，曾留学柏林大学，后任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方济会士、亚洲传教史学家Antonio Sisto Rosso（罗梭），美国汉学家和东方学家Richard Rudolph（鲁道夫，他被誉为“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之父”），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著名的中国文学翻译先驱王际真（Chi-chen Wang）。在《华裔学志》第27卷（1968）的封面上，又新增一名副编辑，即汉学家、阿尔泰语系专家和蒙古学家David M. Farquhar（法夸尔，曾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21年）。
回顾《华裔学志》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东亚语言系的八年时间，可以说杂志的编辑工作已恢复正常，因为这八年间共出版8卷（自第22卷/1963至第29卷/1970～1971），旅美的中国学者和美国汉学家、学者也加入《华裔学志》的编辑团队，其中有两位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同仁（Richard Rudolph和David M. Farquhar）。从这一时段《华裔学志》的内容来看，虽然它在东亚语言系，但只有一期（第26卷/1967）专门探讨语言学，这一卷是李方桂（Li Fang-kuei）六五华诞之纪念文集。《华裔学志》继续保持其广泛和丰富的汉学与东方学内容。
四、德国时期（1972年至今）的《华裔学志》及其主编与编辑工作
《华裔学志》第30卷（1972～1973）已由德国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华裔学志研究所出版，迄今为止已出版至第63卷第1期（2015）。如此，43年内出版34卷应该算是稳定的编辑工作。《华裔学志》在德国出版之初，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而出现不少两年一卷的期刊。与美国洛杉矶时期的最后一卷（第29卷）相较，《华裔学志》第30卷封面上的编辑部名单中，有唯一一个区别，即给圣言会士Gerhard Schreiber的名字前面加上十字架的符号，意即他已过世（1972年9月12日）。但此次仍有令读者惊讶之事：与此前华裔学志研究所从日本迁移到美国一样，没有任何“编辑备注”说明为什么研究所又要迁移到德国。
为何《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迁至德国圣奥古斯丁？如果我们回顾如下因素，则这一问题并不难回答：（1）圣言会的会祖是德国人杨生（Arnold Janssen）神父，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圣言会变成越来越国际性的传教修会，但当时的会士仍以德国人居多；（2）《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迁至德国圣奥古斯丁之前的所有三位圣言会主编及六位副编辑都是德国人（斯本德除外）；（3）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之后，圣言会德国省打算在圣奥古斯丁建立一个学术与知识方面的使徒工作中心。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历史至今已超过100年（1913年创建）。除神哲学院外，人类学研究所Anthropos期刊（期刊创办于1906年，研究所创建于1931年）已于1962年代初迁至圣奥古斯丁。其实，在行政与机构（空间）方面，华裔学志研究所来到圣奥古斯丁之后，先为人类学研究所Anthropos的一部分，1990年代才独立出来。1961年，圣奥古斯丁还有另一所研究所出现，即传教学研究所（das 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当时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学术工作条件非常良好。
《华裔学志》第31卷（1974～1975）上的编辑部名单已有一些更改。主编仍然是卜恩礼，而18个副编辑中，有的已不再出现（如David M. Farquhar和王际真），新的成员更多：（1）德国汉学家Wolfgang Bauer（鲍吾刚）；（2）德国仅有的几位华人教授之一、汉学家乔伟（J. W. Chiao）；（3）德国东方学家和汉学家、《华裔学志》第一位女性副编辑Eva Kraft；（4）中国学者C. C. Shih；（5）德国汉学家Hans Steininger；（6）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学者黄秀魂（Shirleen S. Wong）。钦佩中国时期《华裔学志》成绩的德国汉学家Herbert Franke（傅海波，又名福赫伯）也成为其副编辑。
《华裔学志》第33卷（1977～1978）上的编辑部名单中新增加一个位置，即“assistant editor”（助理编辑），他是佛学家和汉学家、圣言会士Wilhelm K. Müller（弥维礼）。除了他之外，圣言会传教学家、中国基督宗教历史学家、荷兰人Jacques Kuepers（柯博识）加入副编辑团队。《华裔学志》第34卷（1979～1980）上的副编辑部分增加了德国汉学家Helwig Schmidt-Glintzer（施寒微）。
《华裔学志》第35卷（1981～1983）标明“editors”（主编/编辑）为卜恩礼和弥维礼。第36卷（1984～1985）的主编/编辑增加了波兰汉学家、圣言会士Roman Malek（马雷凯）。副编辑则增加了德国语言学家和外语教学专家、圣言会士Arnold Sprenger（孙志文）。司律思于1983年过世后，他的名字就不再呈现于副编辑名单中。
《华裔学志》第37卷（1986～1987）的主编/编辑与上一卷相同，但编辑部名单上增加了“editorial staff”（编辑部成员）：德国籍的汉学博士Gerd Wädow（魏道恒）与日本女士Haruko Kuylaars。到了《华裔学志》第41卷（1993），编辑部名单有“革命性”的更改：首先，唯一的“editor”（主编）为上文提及的马雷凯；其次，“editorial board”（编辑委员会）由以下人士组成：卜恩礼（editor emeritus/荣誉退休主编）、弥维礼及Zbigniew Wesołowski（魏思齐）：第三，“编辑部成员”除魏道恒和Haruko Kuylaars外，新增加了德国籍的汉学硕士Barbara Hoster（巴佩兰）；第四，以前的副编辑（associate editors）变成“advisors”（顾问）！这样的安排，应该在新的主编马雷凯的判断中，更清楚地反映出每一位《华裔学志》的合作者对它的贡献。在下一卷即《华裔学志》第42卷（1994）的“编辑部成员”名单中，Haruko Kuylaars不再出现，因为她已退休。
《华裔学志》第43卷（1995）中，黄秀魂从“顾问”名单消失。此后《华裔学志》的两位顾问陆续过世，即罗文达（1996）与鲍吾刚（1997）。《华裔学志》第47卷（1999）中，主编马雷凯再次调整有关出版《华裔学志》的人物之角色，有新的称呼，即“editorial office”（编辑部），包括巴佩兰、新的兼任成员Elisabeth Kordecki、马雷凯和新的兼任成员Peter Ramers（圣神会士）及Collaboration（合作）魏道恒。另一新的名称为“Members of the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华裔学志研究所成员），其中有八位圣言会士：卜恩礼、范佛（1999年去世）、Eduard J. Kroker、柯博识、弥维礼、孙志文、魏思齐及斯本德。以上安排使顾问减少至七位学者：Noel Bernard、陈伦绪、乔伟、傅海波、Richard C. Rudholph（鲁道夫）、施寒微及司礼义（1999年去世）。
《华裔学志》第48卷（2000），在“华裔学志研究所成员”名单中，增加了圣言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Leo Leeb（雷立柏）。除了顾问名单中不再出现已亡的司礼义外，其他安排与前一卷相同。《华裔学志》第49卷（2001）顾问名单中，增加了时任辅仁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的比较文学专家、美国本笃会士Nicolas Koss（康士林）。在“编辑部”名单中，Eveline Warode取代了Elisabeth Kordecki的位置。《华裔学志》第50卷（2002）的“华裔学志研究所成员”名单中，卜恩礼的姓名前有“✝”的符号，说明这位对《华裔学志》作出重大贡献的荣誉退休主编已经逝世。《华裔学志》第51卷（2003）的顾问名单中，也有鲁道夫已去世的十字架标志。还有新的现象，即以前的名称“editor”（我们一直翻译为“主编”）第一次很明确地改为“editor-in-chief”。《华裔学志》第52卷（2004）的“编辑部”名单中，魏道恒重新出现。《华裔学志》第53卷（2005）中，“编辑部”的部分移至封二，成员只有巴佩兰和马雷凯。在顾问名单中，有陈伦绪已去世的十字架符号，同时增加了三个新的顾问，即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宗教学家和道教专家Vincent Goossaert（高万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任大援，以及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教授、中国基督宗教史专家、耶稣会士Nicolas Standaert（钟鸣旦）。
P. Prof. Dr. Roman Malek S.V.D
《华裔学志》第55卷（2007）的“华裔学志研究所成员”名单中，Eduard Kroker和斯本德都有死亡的十字架标志，而在顾问部分，增加了汉学家、中国社会史专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Susan Naquin（韩书瑞）女士。《华裔学志》第58卷（2010）的“华裔学志研究所成员”名单中，马雷凯的姓名后面进一步标明其为director（主任），这说明在华裔学志研究所中，主编工作与主任工作是两个不同的职责，虽然因为人力关系，几乎一直是同一个人身兼两职。《华裔学志》第59卷（2011）是马雷凯主编的最后一卷。因中风发作，他无法继续履行主编职责。自《华裔学志》第60卷（2012）以来，本人接掌主编任务，圣言会士Piotr Adamek（顾孝永）接任主任一职；而在顾问部分，新增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Roderich Ptak（普塔克，又名谭克）教授和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汉学家Konstantin Tertitsky（郭杰）。
以上有许多名字及不同编辑工作岗位的称呼，其实根据一份汉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们也变成中欧文化交流史的见证者，欧洲、西方，尤其是德国汉学发展历史的部分。对于德国时期《华裔学志》及其主编与编辑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其三任主编，做出最好的解释：
（1）卜恩礼。《华裔学志》迁至圣奥古斯丁后，卜恩礼在1972～1992年间担任主编。其实在《华裔学志》的日本时期和美国时期，他即已担任主编。一份汉学期刊的编辑职业尤其包括两份重要的工作，即审稿和校对。卜恩礼主编在编辑工作方面呈现出以下的美德：耐心、正确性、用功及专门知识。他的学术兴趣是中国哲学史、新儒学及中国基督宗教思想史。卜恩礼对于《华裔学志》使命的理解，从1985年时他为庆祝研究所50周年而写的一篇文章中可以得窥一斑：
《华裔学志》的创办者及编辑将此学志理解作一份一般的汉学期刊。这份期刊由于经常登载有关中国传教史的论文而获得某一自己的特征。在编辑部中，中国的专家——基本上作为顾问功能——一起发挥作用。……所有这些事实以及这份期刊在外国提供有关中国及其文化的理解与评价这一点，都是切合用来影响与传教会及教会相对立之中国学者的态度。
（2）马雷凯。1993～2011年间，马雷凯担任《华裔学志》主编。不可否认的是，华裔学志研究所今天的成就，主要是建立在马雷凯教授的工作和贡献之上。无论是《华裔学志》本身、《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和《华裔选集》（Collectanea Serica），还是在其他活动方面，马雷凯教授都呈现出他的专业眼光、笔耕不辍地撰写汉学专著以及活泼的教学。例如，马雷凯编辑的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孔》）丛书预计分为五卷，其目的是要呈现全面性跨学术领域研究下耶稣在中国的多重面貌和意象。它将结合汉学研究、传教历史、神学、艺术历史和其他层面。不幸的是，2011年初马雷凯教授生病，但在康复期间，他还是辛勤工作，继续准备许多的出版物和项目。其实马雷凯主编也让《华裔学志》呈现于数字化的世界，即读者通过JSTOR可以在线阅读《华裔学志》，但电子版比印本期刊要延后5年。
（3）魏思齐。自2012年至今，本人担任《华裔学志》主编。在第62卷（2014）年的“A note from the editor-in-chief on the change of the publisher”（关于出版者更改的主编备注）中，我阐明了《华裔学志》所面临的挑战。其中也提到，自2015年起，《华裔学志》以及华裔学志研究所的两个丛书系列，即《华裔学志丛书》和《华裔选集》，将由英国的Maney出版公司（Leeds & London）出版发行。这个合作代表一个希望：通过此国际性出版者合作，促进华裔学志研究所的使命，即推动对中国文化每一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尤其是为学者提供发表其学术成果的平台。同时，我们紧跟时代潮流，勇敢进入21世纪数字化的世界。目前，《华裔学志》2005年以来的电子版借助Maney出版公司得以呈现（www.maneyonline.con/mon）。关于审稿模式也有较大更改，以前大部分的审稿过程是以内在的同行评审（peer-review）进行，现在则使用外在的同行评审模式。与Maney出版公司合作后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自2015年以来，《华裔学志》重新变成半年刊。
总 结
以上我们回顾了《华裔学志》及其主编与编辑工作的80年（1935～2015）。如此，我们特别注意到主编、副主编（1993年后称“顾问”）及其他编辑工作人员。他们不只属于《华裔学志》及华裔学志研究所的历史，而且也属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西方汉学研究的历史，尤其是德国汉学研究的历史。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脉络，可以窥见，作为一个传教修会，圣言会在其传教活动中，也奉献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为的是使自己更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为西方人提供重要的知识。作为圣言会士，我希望我们的会士能够继续维持此种良好的汉学传统，并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将以此来庆祝《华裔学志》创刊100周年纪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位于台湾的辅仁大学为延续辅大在汉学方面的研究，并推动中西文化之交流，乃由辅仁大学外语学院与德国圣奥古斯丁的华裔学志研究共同设立“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Monumenta Serica Sinological Research Center，另名为Monumenta Serica Taipei Office“辅仁大学外语学院华裔学志分部”）。“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将本着《华裔学志》的编辑群们在北平辅仁大学所怀抱的宗旨，继续推动校内外的汉学研究，并透过台湾汉学家们在汉学研究所做的努力，加强中西方汉学家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历史性意义，代表着圣言会华裔学志研究所与辅仁大学重新建立了亲密关系，共同合作推动辅仁大学的目标，并特别着重于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之宗旨，致力于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之交融。
当然，回顾《华裔学志》及其编辑工作80年时，也应该提及一些有趣的故事，譬如离开远东之后，尤其是在迁至圣奥古斯丁之初，我们编排时怎么把中国字放在文章中。起先我们需要台湾出版机构的帮助，后来发展到自己把汉字贴上去；而到马雷凯教授任主编时，就慢慢开始使用电脑。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为了让学者更容易使用《华裔学志》中丰富的内容，马雷凯教授已经编制了索引（Index to Volumes I-XXXV [1935-1983]，1993年），本人也出版了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华裔学志〉中译标题目录》，2004年）。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把前人所创立的相关事业继承下去，做出进一步的索引（Index to Volumes XXXVI-LX［1984-2012］）及比较完整的中文索引。
责任编辑：刘泽生
注释从略。繁体中文PDF版下载地址：
http://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15_4/201504-109-1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