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航:跟邓小平学习二次创业
站在十字路口,向前走,我们先向后看
今天我想继续说一下最近对创业公司的一个观察和思考。
这阵子在我与创业者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创业公司都遇到了阶段性的共性问题。在过去十年间,大家追求的是速度、烧钱、融资、估值、风口这些东西。发现一个需求,做出一个创新产品,赶上一个热门概念的风口,就可以得到很高的估值,可以拿到融资,然后烧钱买用户,进而实现规模化的快速增长,靠融资和成长速度拼杀掉同类竞争对手……但事实上,很多公司始终没有进入正向的现金流,能够实现盈利的公司更是寥寥无几。这是泡沫时代的常态。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泡沫时代在 2018 年彻底结束,接下来进入的是一个务实周期。这意味着烧钱不会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资本市场也进入寒冬,投资人更加谨慎,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泡沫时代在今天已成历史,泡沫时代通行的那套法则在今天也已经真的行不通了。
与过去的创业方法论彻底告别,彻底做出改变才有可能迎接新的时期。
但这种改变对很多公司来讲不亚于是二次创业,甚至相当于重新开始创业。因为事实摆在那里,过去的那条路确实不能继续走下去了,必须改变指导纲领和行动路线才可以。有人会问,理念我们都知道,到底该如何去改变吗?当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把眼光投回了四十年前。
■ 初创时期,向失败学习
如果把我们建党建国的历程比作创业的话,第一阶段的创业是从 1921 年 7 月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开始,经过摸索和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 1949 年建立新中国,好比一家公司终于从初创时期走向 IPO 上市或者说公司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对于创业公司来讲,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学习他们在初创期如何面对质疑、面对挫折和挑战。中国创业者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甚至有很多人专门去延安,去古田会议这些革命圣地瞻仰学习,从中汲取养分。(这两个地方我都自己或带团队去过)
马云曾带着湖畔大学的学员造访古田
相比第一阶段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从 1949 年到 1976 年这二十七年,也就是建国到文革结束(我们暂且称之为创业第二阶段)争议很大,建国后虽然也拼命搞过几年经济,但总得来说算是胡来了一通,各种运动折腾不断,以至于那十年搞到“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根据有关文件论述),所以在 1976 之后,所有人都认识到:过去十年的路不能走了,我们永远不想,也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条路。我觉得这个阶段跟我们的移动互联网( 2010 年-2018 年)的创业热潮很类似,拼命融资,抢占市场,有数字的虚高却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用户价值。
但当时的情况是不管是国家还是普通群众,都不知道之后的路该怎么走?该去往哪里?就像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我们,也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
这时候邓小平是如何做的呢?
■ 战略的转变需要一场“真理大讨论”
从 1977 年到 1978 年间,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真理思想的讨论。1978 年 5 月,《光明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上下引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1 月10 日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大家得出一个共识是:一切用实践来检验。
《历史转折处的邓小平》|解决历史问题
不能没有充分的讨论
这说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能没有充分的讨论,这一系列的讨论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所以我们才能在正式召开的会议上,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长时期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的转变,现代中国历史上斗转星移般的超级转变。
如果把这种改变放到创业公司,那我们应该认真讨论甚至是辩论:是不是要放弃不惜代价的规模化的成长,而转移到以产品和效率为中心呢?所以在这个时期,我想每个公司是不是可以有一次自己的“真理大讨论”,自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过去,讨论出一个新的指导思想,这将是一个新的起点。只有经过思想上这样的辩论,大家才会有真正意义的共识。因为如果思想是僵化的,那后面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
■ 找到一个容易入手的切口
任何创业都有一个难点:就是要找到一个切口。不管多么伟大的创业,找到这个切口都非常难,你不能天天说一个特别宏大的梦想,但却无从下手。所以,往往对创业者功力的第一个考验,是他怎么找到那个切口?邓小平找到切口的方法就很伟大。
1977 年邓小平复出,作为副总理只是主管科技和教育。不到一个月,他召开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作为副总理的他,不去主动介入经济或更核心的领域,而是选择了一个边缘部门,首先恢复高考,这就给了所有青年人希望;接下来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明确科学知识是第一生产力,让边缘化的知识分子重复回到历史舞台。这是两个容易做却被大家忽略的点,却非常得人心。
《大江大河》|恢复高考给了有志青年希望
把过去错综复杂移轨到新的时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邓小平找到切口的方法伟大。放到今天创业的改变上,我们可以尝试从容易的事情入手。
■ 放一放,缓一缓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是说他是先知,蓝图一挥就知道怎么走。他推动改革的最伟大之处,是既不是着急忙慌想当然的推一件事情,更不会因为过去的条条框框轻易否定一个新事物,而是“放一放,缓一缓”,让它在一种合法和非法之间自由成长和发生着。经历一段时间后,再去确认它是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如果是,就通过文件法规对它予以追认和合法化。这是邓作为总舵手的能力和谋略。
于是即便前面有多重阻力,还是出现了农村责任承包制、国企承包、个体经济、特区等等没有设计没有预料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现象,这都归功于小平同志的“放一放,缓一缓”。如果不知道怎么走,就先放松管制,先“摸着石头过河”嘛。当时虽然没有搞清楚方向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河岸这边的计划经济肯定不行了,要离开河岸就得过河,探索着前进。
所以,创业者不要有过大的压力,试着接受自己的平凡,你并不比你的总裁、总监甚至普通员工就高明很多。如果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没必要非得跟员工装着胸有成竹、勾勒出一个什么样的宏大的蓝图,或者非要编造一个新故事,说未来如何如何光亮。
《温州一家人》|私营经济的产生
当你放松下来,你会看到那些小的苗子,如微光一样出现,然后越来越亮。它就像生命一样顽强,肆意生长出来。你看农村责任承包制、个体户、特区的产生,都不是规划出来的。拿特区来说,以前是严厉打击逃港,现在大家逃离是因为这里太穷了,但是政策放松了,先不管你,让你自由发生着,设立特区实际上有点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划个特别的试验区,你们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
如果我目前在一个公司,当大家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过去的路也已经彻底放弃了,我会先把事实摆在所有人面前,然后让大家讨论,在争论的过程中产生一个纲领性的共识,让每个部门在大的纲领下去寻求一种变化,不再以增长和竞争为纲,而是转移到产品和用户价值上进行二次创业。二次创业也不需要所谓顶层设计,让每个部门都动起来,都去思考在新的纲领下我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哪怕是一个后勤部门,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一小块业务可能与公司完全不能的策略,可以给这个业务和部门划一个特区。这一点我觉得淘宝的诞生是个不错的启示,2003 年阿里做淘宝的时候,秘密拉了十几个人,让他们签两份合同,一份是从阿里巴巴离职,另外一份合同加入这个神秘的新业务,这就是淘宝的诞生。很长时间以后,最早阿里巴巴 B2B 都不知道淘宝这个业务是他们的。
阿里巴巴纪录片《造梦者》|淘宝上线
另外一点,我的观察是改革绝不能靠老人改革,其实是要换人。这一点阿里提的也很好。为什么阿里组织架构变化的如此频繁?很重要的是战略变了,组织一定要变。你不能指望老人能把新的战略去执行好,因为他有思维的惯性,也涉及既得利益。所以当一个公司要做二次转化的时候,团队要做比较大而彻底的改变,甚至可能要换 CEO。
■ “为了向前走,必须向后看。”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上,陈云也是起关键作用的一位领导人。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为了向前走,必须向后看。”我们要想向前走,就必须先往后看,把曾经信奉的事情拎出来否定掉,解决掉。只有彻底否定掉,才能更好地往前走。我们可以向内看,向失败看,向曾经的不足去学习。否定过去的自己,也许你会对创业有新的了解和认识,才能更好地往前走,真正跟过去的生活方式彻底告别。
就算没有找到新的路,也要勇敢放弃旧的路。为什么现在很多创业者还在惯性地往前走呢?他会问:“你说这东西不行了,那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行的吗?”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继续说:“那我怎么敢放弃呢?”于是他就在过去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烧钱烧到山穷水尽为止。其实他就是不敢否定自己,不敢放弃过去的光环。
我有一个老朋友,是非常明星的创业者。17 年我见过他一面,那时他的钱已经烧了很多,遇到了比较大的挫折,但他还是继续过去的方法论,觉得把过去的幅度减弱些,就会苦熬过去。结果是这两年下来钱最终还是花光了,进展却不大。我觉得他可能还是不敢否定自己,这两年有点浪费生命了。也许当时他能更勇敢地扔掉过去,手里还有一些钱,在转变的过程中更有可能摸索出新的机会来。新的东西不是想出来的,是通过行动,试错试出来的。
回到开头抛出的问题,当你不知道如何改变去二次创业,你可以像我一样把眼光投回 40 年前,看看在那个转折处的邓小平是如何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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