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迹 | “最后”的列维纳斯——叶秀山先生法国思想研究札记之一

文 | 夏莹

排版 | 朴正敏

  前言  

叶先生仙逝两年整。我曾以红酒遥祝先生在天之灵安宁祥和；我也曾用叶先生挚爱的“金嗓子”播放一下午的巴赫钢琴曲，重温与叶先生一起聆听的那份纯净心情。但我却扔固执于这样一种执念：对思想家纪念最好的方式，总是对其思想自身的研究。

-叶秀山先生-

叶先生一生挚爱之事，治学当属第一。

晚年的叶先生总是这样来描述他的生活节奏：早上码字（即写文章），下午听音乐，晚上看书。周末的红酒会，会成为叶先生与朋友、学生相聚的时刻，通常从下午三点开始直至晚间，期间畅聊音乐、人生，当然还有哲学。这种深深打上叶先生烙印的“纯粹”让我们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思想之于思想者，正如水之于鱼，须臾不可离。

2016年9月7日的晚间，叶先生临终的最后一刻，仍在书桌旁阅读他最爱的法国哲学。

 “最后”的列维纳斯

叶秀山先生法国思想研究札记之一

叶先生治学以“贯通”为其特质。古希腊、德国古典哲学（尤以康德为最爱）与当代法国思想构成了叶先生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关注要点。叶先生虽对学理的细节了然于心，却似乎更钟情于对整个思想史做大气磅礴之判断，可见树木，又可见森林。畅快淋漓之间，又从不缺乏思想的火花。晚年做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让叶先生的文章更是充满了纵横开阖之气魄。为了体会中国哲学之精妙之处，这位一生挚爱外语学习的老人家在70岁以后重新拿起了古汉语词典，一点点重新阅读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手文献，阅读中的重重困难，可想而知。

我开始参加叶先生的红酒会之时，叶先生已经开始将大部分精力放到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当中。但因我对中国哲学所知甚少，却钟情于法国哲学，每每在红酒会前缠着叶老师讲哲学的时候，讲到中国哲学，就只能听先生一人独白，大约他老人家也觉得无趣，时日久了，叶先生在我面前也就较少提到中国哲学，转而谈论他的另一段最爱的思想史：当代法国哲学。

叶先生是一个思想新潮的人，对任何新的思潮从不拒斥。当代法国哲学中诸多思想家，对于很多习惯于古典哲学思想的人来说阅读起来并很不舒服，常有一种不知所云的感觉，但叶先生却都来者不拒。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叶先生已经开始撰写有关福柯和德勒兹的研究文章，并在北师大开设的系列讲座中系统的谈论过这些后现代的思想家。

当然叶先生喜欢这些思想家，却也有他独特的切入点。对于哲学，叶先生独爱形而上学的纯粹哲学问题。这或可视为先生思考问题之本，而其他各色花哨之论，虽并不排斥，但终究被先生视为所设问题之“末”。本末不可倒置。于是叶先生特别爱谈论的法国思想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列维纳斯与德勒兹。

两位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当代法国思想的一头一尾，两者思想所触及的核心问题似乎勾勒出一条当代法国哲学的主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其实是对当代法国诸多“后学”思潮的一种偏离，都钟情于拯救当时日渐没落的“形而上学”。对诸如“存在”、“认知”等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怀抱热情。同时两者也都开创了（如列维纳斯）与秉承（如德勒兹）当代法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交融的固有传统，海德格尔、康德与黑格尔成为了他们思想对话的对象，因此，他们的哲学问题不仅是当代法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更是西方哲学传统问题的一种当代表达与回应。

叶先生关于列维纳斯写过多篇论文，例如《从康德到列维纳斯 ——兼论列维纳斯在欧洲哲学史上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列维纳斯面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关于"存在论"的争论》《中国哲学前沿》（2008年第3期）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年，仍有一篇生前未刊登的文章涉及到列维纳斯，写作时间为2016年1月10日。

2016年的1月9日，正值叶先生周六红酒会，我因要赶夜里12点的夜车去安徽，红酒会后，时间还算尚早，叶老师索性又将我留了下来，一直从9点聊到快10点半。因为当时我正在做德勒兹的《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翻译工作，自然竭尽全力将话题又一次引到当代法国哲学，希望叶老师能有所指点。叶先生那天也谈兴正浓，竟然一口气从德国古典哲学讲到了列维纳斯。切入点却并不大，即有关“无限”之思想的讨论：黑格尔的“无限”观念究竟是如何解决康德的问题，又是如何被海德格尔所继承，随后最终落脚到了列维纳斯通过无限的观念超越了整个存在论研究，以“autre-que”的“另类”“异”性诉求提出了“不是-不同于”“本体论-存在论”的“伦理学”。我顿然也变得十分兴奋。我一贯认为，20世纪初期的当代法国哲学以共时性的状态呈现了近代德国哲学历时性发展的整个过程。借助黑格尔，法国思想家赶走了枯燥的新康德主义，借助于马克思，尼采与弗洛伊德，黑格尔思想又成为了昨日黄花。这段思想史的困难就在于需要一个全景式的视角才能全面的把握它。叶先生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功力让他可以清晰的意识到在当代法国哲学光怪陆离的思想背后所蕴含的核心问题，虽然当代法国哲学显现出对于形而上学的诸多拒斥姿态，但其实不过是对第一哲学的讨论路径发生转换而已。

三天后，我在安徽收到了叶先生的一封邮件，叶先生因为那晚讨论的兴奋，随即利用早上“码字”的时间，将那晚对我讲的那条脉络写了出来，于是就有了其生前最后一篇关于“列维纳斯”的思想札记，题目取得很随意《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及其他——思想札记》。

这一文章的开篇处，叶先生并不急着触碰列维纳斯，正如他在多篇有关列维纳斯的研究文献中所做的那样，列维纳斯总是处于文章的最后一节，从而使得整篇文章，不管其核心问题从哪里说起，最终都会落脚到列维纳斯，或者我们可以更为武断的说，对于叶先生而言，康德、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在某一个角度上，都成为了列维纳斯思想的源发性注解。

同样，在这篇文章中，叶先生不忙不慌的从中国哲学的生死观谈起，指出了我们的古人在“出生入死”的观念中所彰显的一种原始现象学，其间不仅生死不过是一个有出有入的轮回，事物的存在自身因这种轮回天然就是“时空性”的。因为“‘时间’的‘变化’就是‘日月星辰-春夏秋冬’的进进出出”，（在此所有灰色斜体文字都是引用自叶先生的《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及其他》的原文）如同人的“出生入死”。时空性与存在性，在中国哲学中不是两个不相容的东西，而是一回事。“‘天下’没有‘抽象’的‘概念’，‘天下’‘万物’都是‘具体’的，而所谓‘具体’的，也就是‘时空性的’。”

借助于“概念性”的讨论维度，叶先生开始将思绪拉回到西方哲学之中。不同于中国哲学中那具体的、时空性的原始现象学，欧洲的“现象学-本体论”却是概念性。在这个概念性的现象学的推进方式当中，黑格尔与海德格尔都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重要节点。

对于黑格尔而言，

他的工作是要“让”“事物”的“本质-概念”“显现”出来,让原先只可“思想”的“事物自身-概念”具有可“直观”的“现象”,“让”“本体”“显现”出来,而并不认为“本体”是“躲(隐藏)在那个角落”里的“既成”的“东西”,“开显”是“概念”自身“工作”,是一种“自由(概念自身)”的“创造”,这样,黑格尔“完成”了欧洲从柏拉图“理念论”以来由“模仿-影子”到“创造”的“过程”:我们所“直观-在时空中”的“对象”,乃是“概念”的“开显”和“创造”,“概念”“创造”着“时空直观”。

换言之，在叶先生看来，黑格尔的现象学不是一种发现（dis-cover），而是一种近乎无中生有的创造（invent），概念的运转因此而具有一种自由的意味。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将这种创造也仅仅视为概念的功能，因此不可避免的陷入后世对于他的抽象的泛逻辑主义的指责当中。

只有到了海德格尔，叶先生紧接着说：

欧洲这个“概念性-知识性”的“现象学-本体论”有了根本性的突破: “时空”不是“概念”的“创造”,而是“存在”自身的“创造”,因而是“存在”自身“形式”,但“存在”又“不是”“概念”,不是从世间“万物”中“概括”出来的“最普遍”的“属性”,“存在”就是“存在”。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虽出于胡塞尔，但却并不是他的老师的简单重复，而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入手，即有死性的Dasein入手，Dasein是一个富有时空性的存在，这从它的构词上可见一斑（Da-Sein）

-叶先生的课堂-

用一个有限的Dasein来设定Sein，成为海德格尔现象学-本体论的一个特质所在。于是乎，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存在论变革，叶先生谈到的它的时候，显现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力道：

海德格尔对于欧洲传统存在论的变革在于把一个“动态”的“存在”“带进”了这个传统,“存在-Sein”是一个“过程”,不是象黑格尔那样的“辩证-思辨”的“过程”,是一个“实际-生活”的“过程”,这个“过程”有“Dasein”的那个“Da”“限制”着,“Da”有“始”,有“终”,“始-终”作“同一个”“过程”看,则“始”是“终”的“开始”,海德格尔把这个“有时限”的“过程”叫做“向死而生”。

但即便如此，海德格尔是否就次而让整个西方存在论研究完成了呢？在叶先生看来，显然不是，因为用Dasein来设定Sein,不仅搅得Sein本身永无宁日，更为重要的是它自身也陷入了一种永远的未完成的、“壮志未酬”的状态。海德格尔所陷入的困境，在叶先生看来，正是由列维纳斯所揭示出来，同时也正是列维纳斯最终找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可能性道路：

海德格尔这种“有限”“创世”的“困境”,是列维纳斯所揭示的;当然,也是海德格尔既反对基督教的“神”“创世”,又反对黑格尔“(绝对)精神”“创世”之应有之“结论”,也就是说,有可能“避免”这种“困扰”的两种“非”“有限者”的“创世”说,都被否定,而作为欧洲哲学发展的“产物”的海德格尔“存在论”又不可能真正象华夏传统那样“放弃”“创世”说而“安静地”“回归”“天-地”,那他这个“Dasein”就只能是“永无宁日”。

 为了“走出”这种“困境”,不走海德格尔的“死路”,不走“基督教神学”的“老路”,又不走黑格尔哲学的“绝(绝对精神)路”,列维纳斯“指出”了一条“犹太”“哲学”的“新路”,而这条“路”,不用“另起炉灶”,只是“让”海德格尔“自己”“走出”“自己”“设置”的“有时限性”,将“有限”引向“无限”,而这个“无限”又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完成-完全”,却是引向法国哲学传统的“绵延”(柏格森)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更加突出了“无限”的“开放性”,使得海德格尔因“Dasein”之“有死-会死-必死”性留下的“遗憾”——“未完成”,有一个“积极”的意义。

依照我的理解，叶先生指出的所谓海德格尔的困境，或可进一步表达为一种有限性存在试图创造无限性的困境。海德格尔虽然让存在（一种无限性的表达）自身动了起来，也凸显了有限性的具体的、现实的创造力，但却因为由于这种有限性的必死性，使得有限性的能动的创造力最终总会碰到“死亡”的限制，从而显现出一种根本上的被动性，因此，海德格尔在时间中的存在（Sein）或许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无限性”，而不具有无限性的存在论很容易让其脱离第一哲学的属性。在叶先生看来，正是在列维纳斯的拯救，被海德格尔“赶出去”的“无限”观念在“另一”意义上,“召回”到“哲学”中来。

问题终于落到了“无限”之上。这是那夜叶老师对我口述思想的部分内容，当然落在笔头上则更富学理的明晰性。在叶先生看来，黑格尔的概念性的无限，本质上是一个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无限，或者更准确的说黑格尔的无限只是具有概念上的未来，即只具有合乎理性的未来，而没有事实上的“实际”。用叶先生的概括来说，即“理论”上有“证明”,但“事实”上无“证实”。

而列维纳斯则利用柏格森的时间-绵延的观念重新阐发了哲学-原（元）物理学，在此构建了一个富有积极性的，现实性的未来系哲学，这一哲学不同于知识体系意义上的存在论，而是另类的异质的“伦理学”。

列维纳斯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因为他承认无限是建基于异己性的“他者”之上的。而正是这个他者的植入，将整个法国哲学带入到非统一性的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之中。既有他者，则必然产生了他者与我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处理这一伦理关系“伦理学”因他者本身是一种超知识学的设定，而自身直接成为了一种形而上学。

    因他者的这种形而上学属性，那么他者就必然要与无限之间产生关联，但他者之于无限，究竟是如何可能的，死亡的问题就此再一次进入叶先生的思考视域。无限，作为一种逃离了知识论的自由之可能性，就如同Dasein的死一样，都不是一种“自我意识”,而是“他者”的“教导”。换言之，我们正是在他者那里体会到无限性的，死亡不再是被动的终结，而变成了承载着未来的时间的绵延，因为在他者的死亡中，我们体会到死亡，以及对死亡的烦忧，并在其中体会到“我”之成为他者的“责任”：

    “我”不可能“知道-经历”“我”的“死”,是“他人”的“死”“告诉”“我”“人会死-有死-必死”,而“我”“被允许”把“他”的“死”作为“科学”“对象”来“认知-研究”;但“死”的“意义”不“止于”作为一个“科研”的“对象”,“他人”之“死”“引起”“我”作为“Dasein”之“忧烦”,这种“忧烦”并不是像海德格尔那样理解为“我”也是“向死而在”,“死”“在”“存在-及其知识”之外,在这个意义上,无关乎“存在-不存在”,“死”不是“(走向)虚无”,而是“我”作为“未亡人”是一个“幸存者”对“他人”之“死”的一种“责任”。“他者”之“死”把因“死”而未能“继续-持续”的“事-业”“让-令”“幸存者”“承担”,这种“承担”是一种“时间”的“绵延”,“时间”的“不中断”,“我”是“时间-自由-事业”的“承担者”。这是一切经验论理学的“先天条件”,“伦理学”是“他者”作为“自由者”和“有死-会死-必死者”“加之于”“我”的“任务-责任”。

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后思索，去发现曾经发生之事所隐蔽的意义，2016年1月13日收到这篇文章的我，一口气读下来，当时也不过仅仅囿于叶先生清晰的思想理路的分析，但如今看来，却看到一位耄耋老者对于切近之死亡的冷静反思。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叶先生曾多次论述列维纳斯，也每每都将列维纳斯放到其对思想史之梳理的“最后”，但如今在这篇“最后”列维纳斯当中，我们却似乎第一次，在叶先生思想的指引下，让列维纳斯的“他者”与对“死亡”的体验勾连起来。与其说这是列维纳斯哲学的一个维度，不如说这是叶先生晚年“向死而生”的一次生命体验的表达。在此死亡，转变为一种无限性，并且它是积极的，因为，他者之死不是一种终结，并不会带来有限者的被动性（如海德格尔一般），相反，有限者在他者之死中看到了自身作为“未亡人”是一个“幸存者”对“他人”之“死”的一种“责任”。“他者”之“死”把因“死”而未能“继续-持续”的“事-业”“让-令”“幸存者”“承担”,这种“承担”是一种“时间”的“绵延”,“时间”的“不中断”,“我”是“时间-自由-事业”的“承担者”。

我不得不再一次引用叶先生的这段文字，因为如今的我每每读到这一句，总会禁不住潸然泪下，在学理上说，这是叶先生眼中列维纳斯之无限的积极意义，是列维纳斯走出海德格尔之困境的方式，而至于我而言，这段话近乎成为了叶先生对于后学者的我们所留下的一段“哲学遗嘱”。它激励着以哲学为业的我们，在绵延意义上的时间当中，“不中断”的成为“时间-自由-事业”的“承担者”。

  “未来”就是“未来”,没有什么“藏在背后”的“东西”“会-能够”“转”出来。列维纳斯的“伦理学”不可能“在”“未来”因其“完成”而“转化”为“存在论-本体论-知识学”。

   叶先生最后这样概括列维纳斯对于本体论-知识学逃离的彻底性，并实际上为我们，敞开了未来的大门，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不可预知（非知识学的），一切都有待我们的哲学反思的开疆拓土。

    思者无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