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女性主义宣言笔记
女性主义宣言笔记
文|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
译|蓝江
原文载于《新左派评论》2018年11-12期（New Left Review 114）
2018年春，脸书的亿万富翁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征询了几位在商业圈里颇为强悍且取得成功的女性，而这正是她们通往性别平等的康庄大道。如果“所有的国家和公司一半由女性来主导，家庭的一半由男人来主导”，世界会变得更好，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不能善罢甘休。桑德伯格所谓的公司女性主义的一个引导性因素，即要求女经理们在公司会议室里“掌握主动”，让她们从哈佛开始，经由财政部长办公室，走向谷歌和脸书这样的攫取数据和瞄准广告的公司，以华尔街的最主要的放任管制大师——劳伦斯·萨默斯——为导师。
同一年春天，即2018年3月8日，农村女性主义罢工让西班牙陷入停摆。500万游行者参与了行动，女性主义罢工的组织者号召建立一个“从性压迫、剥削和暴力解放出来的社会”——“与妄图让我们顺从、屈服和保持安静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联盟造反和抗争”。当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上空的太阳落下时，众多欢呼的妇女们涌上街头，女性主义罢工者们宣布：“3月8日，我们手挽手，打断了所有的生产性的和生育性的活动”。她们拒绝比男人们更糟糕的工作条件，拒绝比男人更少的薪资。
这两点代表着两条截然对立的女性主义运动的道路。桑德伯格和她的同伴将女性主义看成资本主义的侍女。她们需要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们受益于工厂的剥削和社会秩序中的压迫，统治阶级的男男女女们可以平等地享受这些利润——“平等的统治机会”的形式。与之截然对立，女性主义罢工的组织者号召结束资本主义（以及父权制）的统治。
路上的岔口
在面对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岔口上。一条路倘若继续维持下去的话，会导致这个让人们生活陷入苦难的星球日渐枯萎。另一条道路则指出了另一种通常在人类的梦想中出现的世界：所有人都共享着全部财富和自然资源，平等和自由是其前提，而不是人们的渴望。选择之所以如此迫切，是因为所有的中间道路已经消失，因为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掠夺模式已经维持了长达四十年的统治——社会斗争越来越多，去赢得温和改革的努力都变成了为生存斗争的生死相搏。在这种条件下，和所有人一样，女性主义必须采取一个立场。我们还能在这个正在被炙烤的星球上继续追求“平等的统治机会”吗？要么我们能在反资本主义形式下，即超越当下的屠戮走向新社会的形式下来重新想象性别正义吗？
我们宣言就是对第二条道路的概述。今年让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成为可能的就是当下危机的政治维度：全世纪精英的可信度越来越低，这不仅影响了中间派新自由主义政党，也影响了桑德伯格式的公司式-女性主义联盟。这就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义，那时，希拉里·克林顿“史诗般”的候选资格没有激发出女性投票的热忱。理由很简单：希拉里个人体现了一个断裂，即精英女性通向最高职位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之间的断裂。
希拉里的失败让我们警醒了很多。这凸显了自由派女性主义的破产，体现了来自于左派挑战的历史开端。在自由霸权的真空中，我们有机会来建立另一种女性主义，重新界定什么才是女性主义的问题，发展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方向，一个彻底转型的精神气质。我的写作不是要描绘一个虚构的乌托邦，而是去澄清一条通向正义社会而必须走下去的道路。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女性主义要选择女性主义罢工的道路，与那些反资本主义，反系统运动的人联合起来，成为“99%的人的女性主义”。现在这个计划给予我们希望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搅动起新的波澜，2017-2018年世界上发生的女性主义罢工，围绕罢工而发展起来的逐渐协同合作的运动。作为第一步，我们要对当下的状况，以及新的激进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运动提出十一条论纲。
命题1：新女性主义浪潮是重新发明罢工
女性主义罢工运动肇始于2016年10月的波兰，十万名妇女罢工，反对该国关于堕胎的禁令。后来，运动跨国大洋，来到阿根廷，在那里，罢工的妇女用战斗性的口号“一个都不能少”（Ni Una Menos）抗议杀害露西亚·佩雷斯（Lucía Pérez）。之后不久，运动延伸到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土耳其、秘鲁、美国、墨西哥、智利。开始在街头抗议，之后蔓延到工厂和学校，实际上也淹没了娱乐业、媒体、政治和IT业。运动持续了两年时间，其口号在全世界产生了共鸣：我们来了（Nosotras Paramos）、我们罢工、我们想要的生活（Vivas Nos Queremos）、一个都不能少、99%的女性主义。开始是一阵涟漪，然后是一阵浪潮，现在已经是全球性现象了。
将一系列以国家为基础的行动变成了跨国运动的行动就是2017年3月8日的罢工决定。那场大胆的罢工，新的行动形式，让国际妇女节具有了新的政治意义，重新将妇女节与业已被遗忘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了。她们的行动激活了20世纪早期工人阶级妇女运动的精神——作为典范，美国的罢工和群众示威，主要是由移民和犹太妇女领导的，她们激励着美国社会主义者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妇女节，而德国的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与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要求建立第一个国际工人妇女节。今天的女性主义罢工体现了那种战斗精神，她们将分散的妇女联合起来，不仅仅跨越了边界和藩篱，也跨越了大洋、山脉和大陆。打破国家和象征性的墙的隔离，她们展现出她们的政治潜能，她们带薪和不带薪的工作维持着世界运转。
运动发明了新的罢工形式，也将一种新型政治加入到罢工形式当中。将罢工与游行、小商业主罢市、封锁街道和抵制活动，它重新将普遍的罢工激活为一种抗议模式——曾经十分宏大，但在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来咄咄逼人之下逐渐萎缩的模式。与此同时，通过重新界定什么算作“劳动”，让罢工更加民主化，也扩大了罢工的范围。在带薪劳动之外，妇女罢工运动也抵制家务劳动，性和“微笑”——让性别因素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资本主义之评价行为中的不带薪的劳动变得显而易见，资本从这些不带薪的劳动受益，但没有为这些劳动付酬。在带薪劳动方面，女性主义罢工也重新界定了什么算作劳动——目标不仅仅是薪资和时间，还有性骚扰和性攻击，生育正义的障碍，以及阻止女性罢工的权利。
于是，新女性主义战斗力要克服“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之间顽固的有离间效果的对立。揭示了工厂和社会生活的统一，拒绝将斗争局限于某一个场所。重新界定了什么人算作“劳动者”，拒绝资本主义对女性劳动的结构性贬低，无论是带薪劳动还是不带薪劳动。它预期了新的阶级斗争阶段的可能：女性主义、国际主义、环境主义、反法西斯主义。
妇女罢工的女性主义已经爆发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工厂工会被大大地削弱了。反自由主义的抵抗已经转移到其他战场：健康医疗、教育、养老金、住房——人类和社会共同体再生产必需的劳动和服务。从美国教师罢工，到爱尔兰反水资源私有化的斗争，以及印度庶民环卫工人的抗议，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最具力量的反攻——女性领导的并形成力量的反攻。尽管还没有正式与国际妇女罢工运动形成联系，但这些斗争已经与之具有了一些共性。她们也希望让她们的劳动具有价值，这些劳动是我们生活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与剥削相对立。她们将薪资和工厂需要与要求在社会服务上有更多的社会投入结合起来。
在阿根廷、西班牙和意大利，妇女罢工的女性主义已经从各种力量那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来反对严峻的形式，抗议削减学校、健康医疗、住房、交通和环境保护的预算。抗议在金融资本的要求下，政府打击“公共福利”，妇女罢工已经成为了捍卫我们共同体的有着广泛基础的催化剂和模式——我们需要面包，也需要玫瑰花。
命题2：自由女性主义已经破产。时间已经让它翻篇了。
这场新的斗争浪潮与过去几十年里占统治地位的公司女性主义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主流媒体仍然将这样女性主义等同于自由派的女性主义。其后果是产生了混淆，因为自由女性主义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自由女性主义以职业经理人层次上的女性为基础，她们关注的是“精进”和“打破玻璃天花板”。她们致力于让极少数人攀爬上公司的阶梯或军阶，她们认可一种以市场为中心的平等观，这种平等关于公司所热衷的“多样性”不谋而合。反性别歧视和主张流产自由，自由女性主义拒绝为自由选择和平等施加社会经济限制。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盟友，它不能造福于绝大多数女性，实际上它更有可能伤害她们。
自由女性主义的目的是精英统治，而不是平等。她们不是为了摒弃社会等级制，而是提出一个女性化版的等级制，保证顶层的女人和男人同属于那个高贵的阶级。十分明确，其受益人是那些已经拥有相当高贵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的人。与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巨大不平等相一致，自由女性主义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逐渐闪耀的光辉，掩盖了她们在寻求解放上的政策越来越退化。自由女性主义是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和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同路人，她们之所以能让职业经理人女性“精进”，仅仅是因为她们依赖于那个只有绵薄收入的移民和工人阶级妇女，人们把看护和家务劳动转嫁给她们。
由于对阶级和种族不够敏感，精进的女性主义将我们的事业与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将女性主义投射为一种自己单干的运动，与女性主义相关联的政策会伤害绝大多数妇女，让我们远离那些与那些政策对抗的斗争。简言之，自由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相当糟糕的名称。我们回答是反击的女性主义——我们对打破玻璃天花板没兴趣，这只会让绝大多数女性为她们清扫留下的玻璃碎片。
命题3：我们需要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99%的女性主义
国际妇女罢工的战斗的女性主义面对一场划时代的格局上的危机：陷入谷底的生活标准和若隐若现的生态灾难、战争和剥夺，大部分移民遇到了铁丝刺网，日益喧嚣的种族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仇恨，右翼颠覆性的狂胜。我们所设想的女性主义要把握所有这些挑战，并渴望去遭遇这些挑战。为了避免半途而废，需要为多数人的需要和权利而斗争，为工人阶级、种族和移民妇女而斗争，为酷儿、跨性别、穷人和残疾妇女而斗争，为那些勇于将自己看成“中产”的妇女，甚至被资本剥削的妇女而斗争。这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妇女问题”。它代表着所有被剥削者，所有的被统治者和被压迫者，这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希望的根源——99%的人的女性主义。
在理论反思的教导下，在生活经历的磨练中，诞生了新女性主义。越来越明显，女人和性别上有问题的人唯一可以获得基本权利的方式就是改变掏空了这些权利的基本社会体系。合法堕胎权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支付堕胎费用，也到不了诊所的妇女是没有用的，普遍的生育正义也需要自由而普遍的医疗保健，终结医学专业上的优生学实践。同样，薪资平等也只能意味着在苦难中的贫穷的工人阶级妇女的平等，除非她们拥有实质性的劳动权，并拥有可以支付一大笔生活费用的工作，重新分配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如果对性暴力判刑法律对警察野蛮执法、大规模抓人、驱逐威胁、军事干预、以及在工厂里的骚扰并滥用武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律就是一个笑话。如果公共服务，社会住房以及确保妇女远离家庭暴力和工厂暴力的基金没有着落的话，合法解放就是纸上谈兵。
正因为如此，“99%人的女性主义”不可能是分离主义运动。她们要与所有为多数人战斗的运动合并，无论是在环境正义方面，还是在教育、住房、劳动权力、健康医疗，或者反战和反对种族主义等方面的运动。我们并不是与阶级斗争相互竞争——相反，我们与之如影随形，即便我们用一种新的、更加宽宏的方式来界定它。
命题4：我们在整体的社会危机之下生活着——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
2008年的金融危机被广泛地视为自1930年以来的最坏的危机，但是这样的理解仍然太狭隘。我们在整体的社会危机之下生活着——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关怀”危机。在资本主义危机的最根本的地方，有一场整体上的社会组织的危机——尤其是，我们今天所寓居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危机：全球化、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周期性地陷入危机并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体系不仅仅靠剥削雇佣劳动，攫取剩余价值而生存，而且它还征服自然，驾驭公共福利，支配着那些再生产出人类和共同体的不付酬的劳动。在追求利益的驱使下，资本实现着自助扩张，而没有给他们的替代物任何报酬，除非它不得不这样做。它试图盘剥自然，让公共福利变成工具，压榨不付酬的照料劳动，所以它会周期性地让它的（也是我们的）生存条件变得飘摇不定。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薪资下降、劳动权利逐渐削弱，环境破坏，掠夺用来持续家庭和共同体生存的能源之后，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尤其尖锐——而金融的触角已经延伸到整个社会肌理当中。不要奇怪，有这么多的人拒绝加入既定政党，而试图提出新视角和新政治计划。其结果是领导权逐渐陷入危机，领导和组织变成真空，而必须给出一个意义。
妇女罢工的女性主义就是众多已经陷入到这个裂口之中的众多力量之一。我们并不需要领土。新崛起的极右翼运动许诺通过结束自由贸易，阻截移民，限制妇女、有色人种和LGBTQ的人的权利，来发展出大量（某一既定种族）的家庭。与此同时，自由主义中间派的的主流趋势也有一个同样令人厌恶的计划：他们希望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环境主义密切配合他们的自由派“守护者”，摒弃实现社会变革的平等主义计划。我们拒绝这个目标。我们不仅拒绝反动的民粹主义，也要拒绝其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对手，我们认识并且直面当下危机和贫困的真正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危机不仅仅是一个苦难的时代。也是一个觉醒的时代，我们有机会去实现社会变革，批判性的人民群众不再支持那些将要掌权的人，并寻求新的观念，新的盟友。在现代历史上，危机导致的社会重构反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资本主义一遍又一遍的重新创造着自身。为了能够继续获得利润，资本主义的政治盟友不仅仅重新规划了官方的经济，也规划了政治、社会再生产和我们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他们重新建立了阶级剥削和性别种族压迫的普遍形式。重新发明这些等级制，他们试图引导这些造反的能量——包括女性主义的能量——让她们来支持新常态（new status quo）。
我们会重复这个过程吗？今天的统治精英似乎特别危险。他们关注短期利润，他们似乎不愿意衡量危机的程度，也不愿意考量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健康的长期威胁。他们宁可到处开采石油，也不愿意考量保障他们未来利益的生态条件。结果，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生命危机。解决危机的斗争，就是要指出这个社会组织的最根本的问题。从什么地方画一条线，将经济和社会分开，将社会和自然分开，将生产和再生产分开，将工作和家庭分开？如果利用我们集体生产出来的社会剩余？由谁来决定这些物质？我们还要继续弄明白，攫取利润的人是否会试图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变成积攒个人财富的新机会，占有股份的女性主义甚至要重组性别的等级制——或者女性主义冲在最前沿的人民造反，是否会像瓦尔特·本雅明说得那样，“踩下急刹车”？
命题5：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压迫根植于让社会再生产从属于利润生产的制度。我们希望将其颠倒过来。
许多人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阶级社会，让一小撮人剥削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来积累私人财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这也是性别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结构中最顽固的性别歧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明女人的屈从地位，在之前的阶级社会中，女性的屈从地位已经以不同的模式存在着了。但资本主义发明了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别歧视形式，其得到了新制度结构的支撑。其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人的生产同利润的生产分开，将第一种工作交给妇女，让其屈从与第二项工作。
一旦我们了解塑造人的工作实际上多么关键，多么复杂，其不合理之处就会一清二楚。这种劳动不仅在生物学意义上创造且维持着人类，而且她们还创造和维持着他们的工作能力——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那就意味着，用“正确”的态度、性情和价值观来塑造人类，培养他们的能力、资格和技能。总之，塑造人的工作提供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物质条件、文化条件、社会条件）。如果没有塑造人的工作，人类既没有生命，也没有劳动力。我们将这种十分关键的活动称之为社会再生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性被掩盖，被拒斥了。人的生产被视为一种牟取利润的手段。因为资本会尽可能不为这种劳动支付报酬，将金钱看成目的和万能的，资本管制那些从事人的生产的人，相对于资本所有者，而且相对于高薪工人（他们可以将负担转嫁到其他人身上），她们都处于屈从低位。这些“其他人”，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在当代社会中，社会再生产是性别化的再生产——是指派给女性的工作，或者说与女性密切相关。其组织依赖于性别地位，并强化了性别压迫。
所以，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但它也涉及到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性问题和民族问题。旨在解决当下危机的女性主义必须在这样的视角下来理解社会再生产，即这个视角理解并关联于统治的多重轴心。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以来建立了再生产劳动的种族分工。无论是奴隶制和殖民主义，无论是种族隔离还是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都强迫各种种族化的妇女免费提供这样的劳动，或者以最低的薪资来为主要种族或白人“姐妹”提供服务。她们不得不为她们的女主人或老板以非常绵薄的代价来照料她们的孩子和家庭，而她们不得不努力排除各种困难来照料她们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社会再生产的阶级属性至关重要。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性和恢复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简直就是对她们直接剥削一样。换句话说，阶级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阶级总是由具体的人、社区、习俗和生活条件、他们的经验、社会关系和历史组成，这种活动生产和再生产的东西远远超越了经济范围——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再生产关系。全球工人阶级不仅仅由那些工厂和矿场里的雇佣工人组成，而且还包括在田地里，在私人家里工作的人，包括在办公室里、在酒店里、在餐馆里、在医院里、在幼儿园和学校里工作的人，包括那些赤贫阶级、失业者和那些付出劳动但没有任何报酬的人。同样，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工厂里的经济收入的斗争，也包括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当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中心问题，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在今天尤为引人注目，正如新自由主义需要每个家庭更多时间花在带薪的劳动上，与此同时又取消国家读社会福利的支持，压榨他们的家庭和社区，首先会让妇女走向爆发的临界点。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斗争已经走上中心舞台，并有潜力去改变社会的根源和分支。
命题6：性别暴力有很多种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我们发誓要与所有这些暴力形式进行斗争。
研究者们评价全球三分之一的妇女在她们一生的过程中会经历某些性别暴力的形式。许多施暴者是她们的配偶，而杀害配偶占所有妇女凶杀案的38%。身体上的、情感上的、性的或三者兼而有之，每个国家，每个阶级和所有的种族族群都会发生这种配偶的暴力。这种暴力根植于家庭和个人生活的矛盾性动力，即资本主义下人的生产和利润生产之间的分工，它反映了从早期的以拓展的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事务（其中男性长者掌握着其他成员的生死大权），发展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下的受限制的，异性恋核心家庭（它授予了“年轻一点”的男性以削弱版的统治权利，来掌管更小规模的家庭事务）。这个变化改变了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性别暴力。曾经是公开的政治的东西，现在变成了“私人”的东西：暴力也不那么正式，更多的心理暴力——于是，也不那么“理性”，可以由社会来裁决和控制。通常在酒精、羞耻和焦虑的刺激作用下，男性维系他们的统治权力，在危机时代，这种性别暴力变得尤为狠毒和普遍。当地位上的焦虑、经济上的艰难、政治上的动荡范围越来越大，性别秩序也显得摇摇欲坠。一些男性认为“管不住”女人了，他们的家庭“乱七八糟”，他们的孩子“桀骜不驯”。他们的老板变得冷酷无情，他们的同事不公正地受到优待，他们的职位随时有丢掉危险。他们的性能力和性诱惑的能力都遭受质疑。他们的男性气质遭到威胁，他们爆发了。
不是所有的性暴力都是这样“非理性”的形式。其他类型都太过“理性”：武装化强奸那些成为奴隶和被殖民的妇女，威胁到有色人种的社区，迫使她们服从，人口贩子和皮条客反复强奸那些性工作者，美其名曰“为她们开苞”，协约国民众强奸“敌国”妇女，是战争的一种武器，尤其是在办公室里和学校里流行着性骚扰。最后，这些施暴者拥有公共体制上的权力，压制那些被他们施暴的人。他们也可以要求那些人提供性服务，实际上他们也这么做了。在这里，其根源是女性在经济上、在职业上、在政治上、在种族上都十分脆弱，女性依赖于老板或工头的薪金、依赖于他们的引荐，依赖于他们的意愿，而不敢诉求移民的地位。纵容这种暴力发生的就是融合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等级制权力体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两种性别暴力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结构。两者的共同基础就是谋求利润商品生产与谋求“爱”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区分——以及相互校准。性别化的联系将再生产性工作全部交给女性，让女性在从事生产劳动的男性面前抬不起头来，在那里，女性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劳动中，这些劳动的报酬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资本，其效果是让我们感受到双重侵犯——一方面是遭到家庭里和亲属的侵犯，另一方面遭到资本的实施者和促动者的侵犯。
女性主义对性别暴力的一致回答是，对施暴者判刑和惩罚。这种“监禁式女性主义”想当然地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恰恰是需要质疑的东西：法律、警察、法庭，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自动机制，如何用它来反对根深蒂固的产生和容忍性别暴力的倾向。事实上，刑事审判体系不恰当地针对穷人和有色人种的工人阶级，还有移民，会让那些与之对立的白领职业人士自由自在。同样，打击“性奴隶”，反贩卖人口的战斗和法律通常用来把那些移民妇女驱逐出境，而强奸犯和受益者一般来说都留下来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的以监禁作为回应，忽略了退出选项的必要性。法律判处婚内强奸或工厂里的性攻击，对于那些无处可去或者无法逃离的女性根本没有什么帮助。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通过小额贷款来提高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对于家庭里女性摆脱男性，实现真正的自主性帮助也不大，反而会让女性更依赖于债权人。
我们既拒绝监禁式的女性主义，也拒绝自由-市场方案。资本主义性别暴力并不是事物常规秩序的崩溃，而是这个秩序的基础部分——一个系统性前提，而不是罪恶或人际间的问题。不能脱离生命政治暴力来理解这个问题，这种暴力否认生育自由，市场的经济暴力，国家的警察和边境部队的暴力，帝国部队的跨国暴力，资本主义文化的象征暴力，以及缓慢的环境暴力，这些东西都在蚕食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习俗。在出口加工地区和其他十分依赖于女工的领域，性别暴力成为了劳动规训的一种工具：经理用强奸，口头侮辱和羞辱身体来寻求加速工作进程，摧毁劳工组织。在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代里，这些机制会变得更糟，正如政府已经大幅度削减了公共资金，公共服务市场化和将照料的负担重进甩给家庭。在这种环境下，告诫女性做一个“好”妈妈，一个“好”老婆，只能让施加在那些不能适应自己性别角色的女性的暴力变得合法化。
在社会秩序中，性别暴力有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根源，它将女性的顺从，同劳动的性别分化的组织和资本积累的动力缠绕在一起。在这个方面，MeToo 运动代表着一种阶级斗争的形式。正如那些移民农业工人（他们第一次提出要与娱乐界的女性团结在一起）所看到的那样，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不仅仅是一个施暴者，也是一个有权有势的老板，他可以决定谁可以在好莱坞工作，谁不行。
各种形式的暴力都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它通过强迫和人为制造的同意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如果不制止其他的暴力形式，某一种暴力形式不可能停下来。要彻底地根除所有这些形式，那么妇女罢工的女性主义就要将反性别暴力的斗争，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所有暴力形式结合起来——反对支撑这些暴力的社会制度。
命题7：资本主义试图管制性。我们要解放性。
乍一看来，今天围绕性的斗争，出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选择。一方面，反动势力试图认定那些践踏家庭价值或神圣法律的性行为是不合法的行为，主张向“奸夫”扔石头，鞭笞女同性恋，让男同性恋去接受治疗。另一方面，自由主义为性异端和少数团体的合法权益而斗争，认可一次性偷尝禁果的关系，婚姻平等，以及军队中的LGBTQ的权利。然而，反动派旨在恢复接近消亡的古代习俗——父权制、恐同症、性压制——自由派则代表现代性：个人自由，自我表达，多样化的性。
不过，任何一方都不像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子。今天性的威权主义绝不是古代习俗。他所施加的禁令是新传统对资本主义发展，乃至对新自由主义的回应。同样，自由主义倡导的性权利需要在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下来考察——即规范化和消费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试图对性进行组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广泛确立之前，就存在着一种权威——尤其是教会和团体——他们的任务就是确立和巩固管制的规范和模式，包括国家裁定只有两种性别和异性恋规范。其“现代”规范被广泛传播——殖民主义、大众文化和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供给的标准的传播。这些规范从未遭到过挑战。相反，它既与古老的性体制，也与新生的性自由的渴望（我们可以在同性恋亚文化和先锋艺术背景下找到这些渴望）截然对立。
近期的发展重新建构了这些规定。资产阶级的规范松动了，而自由主义潮流变成了主流，在一个新计划之下，两个潮流的主要派别结成了同盟：在国家管制范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有利于资本的形式下（鼓励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和商品消费），对一次性的性行为进行规范化。性越来越金融化、不再受区域限制，不再受家庭限制，资本不再与酷儿和非正式的性形态相对立。大公司现在容许他们的雇员不必以异性恋家庭方式生活——如果雇员在工厂和卖场足够听话的话。
这就是今天围绕着性的斗争的状况。这个时代，青年人里面的性的变动性在增强，酷儿和女性主义运动，意义重大的合法胜利在增多。在许多国家里，正式的性别平等，LGBTQ权利和婚姻平等现在已经写入了法律。这些艰苦战斗，重大胜利的结构也带来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关联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然而，她们在根本上还十分脆弱。新法律权利无法阻挡对LGBTQ人群的攻击，她们仍然经受着性别和性暴力，象征性的拒绝承认和社会歧视。金融资本主义就自带一个性攻击：右翼民粹主义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现代性走下坡路，包括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在市场的肆掠下保护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但它们扭曲的合法牢骚满腹，促进了资本可以应付的对立。他们的模式就是“保护”模式，严厉批评性自由，而忽略了来自于资本本身的威胁。
性的反动派在性的自由主义那里找到了自己的镜像——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镜像所关联的结构都剥夺了大多数人实现自己真正自由的物质前提。这也依赖于管制体制，规范化了一夫一妻制家庭，其代价是接受同性恋家庭。似乎对个体自由的管制，性自由主义并没有真正挑战支持恐同症和歧视变性人的结构前提，也没有改变社会再生产中家庭的地位。新异性恋文化建立在联网和在线约会基础上，要求年轻女性主张“自己”的性，但继续用长相来评价她们，让她们取悦于男孩子，用典型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来保障男性的性自私。新的“男同典范”形式就预设了资本主义的典范，即由消费模式所界定的中产阶级男同的表现，并要求相互尊重。这种男同模式的存在，是作为“启蒙的西方”对合法的新殖民计划的宽容标志而出现。例如，以色列的机构引用他们的最高的“男同友伴”文化来证明镇压“落后的，反同的”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性，而欧洲自由派用男同文化当作伊斯兰恐惧症的基础。
99% 的女性主义拒绝玩这个游戏，既拒绝新自由主义的多元选择，也拒绝新传统主义的恐同和厌女症，我们希望恢复斯通沃尔（Stonewall）的激进精神，恢复从亚历山大·科伦泰尔（Alexandra Kollontai）到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性主动”的女性主义潮流，也要恢复历史上同性恋者读英国矿工罢工支持的斗争。我们要将性从生育和规范的家庭模式下解放出来，也要将其从消费主义的扭曲下解放出来。这就需要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将其作为性解放的物质基础，其中包括了普罗大众对社会再生产的支持，重新设定了最广义上的家庭范围和个人联系。
命题8：资本主义天生就处在种族主义和殖民暴力之中。99%人的女性主义就是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今天，就像之前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时代，“种族”已经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问题。带有攻击性的种族-民族主义者，已经扔掉了狗哨，开始全力呐喊支持白人至上主义。在阻击移民和难民问题上，中派政府已经加入了种族主义的阵营，抓住他们的孩子，分离他们的家庭，或者让难民和移民们在海上飘荡。警察继续谋杀有色人种，而不受任何惩罚，法庭则将有色人种关在号子里。一些人试图反击，出去用武力来对抗反黑人的警察暴力，以及反抗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武力展示。在美国，一些人赋予了“废奴”（abolition）一词新的含义，即结束对人民的羁押，废除移民海关署（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而从小布什的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开始就强化了移民海关署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和其他人一样，女性主义必须要选边站。不过，在历史上，女性主义面对种族的记录有点杂乱。有影响力的美国白人女性参政者在美国内战之后发表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宣言，那时，美国开始允许黑人投票，而女性没有。到了二十世纪，主流的英国女性主义支持在“文明”基础上捍卫印度的殖民秩序，让“棕色皮肤的妇女摆脱简陋的生活条件”。主流的欧洲女性主义在今天也用相同的方式来证明反穆斯林政策的合法性。即便她们在动机上并不是种族主义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女性主义者已经用这样的方式来界定“性歧视”和“性别问题”，即她们错误地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情形普遍化了。将性别抽离于种族与阶级，她们宣布女人需要逃离家务，“去上班”，仿佛我们所有人都是住在郊区的白人家庭主妇。与之逻辑一样，美国主流的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唯有她们首先虚构一个非种族主义的姐妹团体，将之凌驾于与黑人男型的反种族主义团结之上，黑人妇女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多亏了几十年来有色人种女性的决定性的反击，逐渐才发现了这种观点是怎么回事，而越来越多的所有肤色的女性主义开始拒绝这样的观点。在承认了这段羞辱的历史之后，我们决定与之彻底决裂。我们知道，“女性解放”名义下的事业不可能在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中实现。我们也知道，其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吹嘘自己的自由劳动和工资合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暴力的殖民掠夺基础上，商业性地从非洲“捕猎黑色皮肤的家伙”，强迫性地将他们征用到新大陆的奴隶制之下。从那时起，种族化地剥夺那些不自由或依附性的人民，就是对自由劳动进行利润剥削的隐性前提。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区别有诸多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制下，在殖民主义之下，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在国际劳动分工之下。但在每一个阶段，这个区分都十分粗陋但又毫无差错地域全球肤色分界线一致。在每一个阶段，帝国主义的掠夺都会让资本赚得金银满钵，他们都会掠夺自然资源，以及不需要支付再生产费用的劳动力。资本主义缔造了各种种族人口的等级划分，那些低等种族的人口和劳动是被贬低的，他们从属于剥削。真正反种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女性主义必须也要反资本主义。
这个命题对于今天来说再适切不过了，金融资本通过债务盘剥，增进了对种族的压迫。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负债累累的公司征地，让土著人和部落人口离开他们的土地，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也削减了社会花费，也注定来这些国家的未来一代人也不得不做苦工来偿还他们的全球债主。通过这些方式，种族化的盘剥与生产迁移到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剥削是同步进行的。在北方国家，当不稳定的服务型劳动取代了工会化的产业劳动，薪资也降低到生活温饱线以下，劳动者成为了那些发薪日借贷的超级盘剥的对象，种族化盘剥日甚一日。在这里，之前用来增进公共基础设施的税收被转移到偿还债务上，这给有色人种的社区带来灾难化的后果——这些后果也产生了极度的性别分化。
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的全球姐妹会宣言是反生产的。她们对待政治过程的目标，仿佛是一开始就给定的，她们错误的理解了女性的一致性。现实却是，尽管我们都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厌女症式的压迫，但我们遭受的压迫形式各异。这些压迫形式之间的关联只能在政治上，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构建姐妹团结，才能揭示出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通过在多样性的我们的斗争，我们才能获得凝聚性的力量，来改变社会。
命题9：反转资本主义破坏地球的斗争，我们女性主义就是生态社会主义者。
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生态危机。我们已经说过，资本主义首先会盘剥自然，而不考虑任何补偿，资本主义会阶段性地动摇它自己的生态条件——土壤的枯竭，过度开采的矿产，被污染的水与空气。今天的气候变迁就是资本使用化石能源来为其工厂提供电力的结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而是资本拼命开发地壳之下上亿年形成的碳储备，眨眼间他们就耗光了这些储备。从煤炭到石油，然后是天然气和液压开采，在大幅度提高碳排放之后，他们又不恰当地将排放的“外部后果”抛给贫穷的社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求利润。
妇女处在当代生态危机的前沿，80%的妇女是气候难民。在全球南方国家，她们是主要的农村劳动力，肩负着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负担。因为她们是提供食物、衣物和居所的主要力量，她们也承受着干旱、污染和过度开发变得贫瘠的土地的煎熬。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有色人种的贫穷妇女，在生态种族主义面前也十分脆弱，她们也成为了遭受洪水和铅中毒的社区的主要对象。
妇女也站在同气候变迁和污染斗争的前线上：在美国，饮水保护者反对达科他输油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的斗争，秘鲁的马克西玛·阿居纳（Máxima Acuña）成功地阻击了美国矿业巨头纽蒙特公司，印度北部的加尔华里的妇女反对三个水电站的建设，还有全球范围内无数的反对水和种子的私有化的斗争，他们保留了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这些新的斗争形式挑战了主流环境主义的倾向，那些环境主义将捍卫“自然”与人类共同体的物质福利对立起来。拒绝将生态问题与社会再生产问题分开，妇女领导的运动代表一种强有力的反公司，反资本主义选项，她们替代了“绿色资本主义”的规划，这种“绿色资本主义”的规划在碳排放、碳开发和环境恶化等问题上推进了投机贸易。相反，她们关注真实世界，在那里，社会正义，人类社区的福利，非人类自然的可持续性，都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妇女解放和从生态灾难中保护我们的星球是携手并进的。
命题10：资本主义与真正的民主和和平是不兼容的。我们的回答是女性主义的国际主义。
今天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为公司权力所掌控，被债务所削弱，政治制度逐渐按照央行、国际投资者、能源寡头和战争贩子的节奏来跳舞。政治危机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结构。资本主义将政治与经济分开，市场的沉默的强制力赋予了政府合法暴力。其结果是裹挟着大量的社会生活超越了民主的控制，反而将社会生活转交给公司来统治。在结构上，其制度剥夺了我们集体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组织社会再生产劳动的能力。总之，资本主义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它必然会产生一个帝国主义的地理学，让更多的强权国家掠夺弱小国家，让弱小国家陷入债务。
在任何地方，资本都不承担公共责任，它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合法体制来捍卫私有产权，提供了一个镇压性力量来压制反抗，提供了一个管制性机构，来治理危机。与此同时，对利润的渴求，阶段性地会让资产阶级的一些派别会反叛公共权力，让公共权力听从于市场。这样，当短期利润胜过了长期生存，资本就像猛虎一样来咬自己的尾巴。今天，资本主义产生了政治危机的倾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自由主义体制一旦发现任何政治势力会挑战他们的程序，他们就会挥动债务武器——例如在希腊，让地址严峻状态的民众投票变得无效。
妇女再一次成为这场危机的主要动因，成为为民主和和平而斗争的主要角色。然而，对我们来说，解决方案不仅仅是要让更多的妇女进入权力中枢。长期以来，一些通常来说被当作“私人”的东西都被排斥在公共空间之外，我们不得不竭尽全力让人们听到这些所谓的“私人”问题。不过，通常来说，我们的宣言会被那些精英进步派所转述，他们会用资本喜欢的话来影响这些宣言。有人号召我们为女政客投票，送她们登上权力的宝座，仿佛她们就是为了解放我们而拼命一搏一样。但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女性主义者会容忍去轰炸其他国家，在人道主义名义下退回到新殖民干预政策，而对她们自己的政府制造的屠戮缄默不言。妇女是战争和帝国侵略全世界的受害者。她们面对着制度化的劫难，看着她们的所爱的人遭受杀戮和戕害，看着维持她们生活和家庭的基础设置遭到破坏。我们要与她们团结起来。对于那些打着解放棕色人种和黑色人种的妇女的旗号，支持煽动战争的人，我们要对她们说：“不要滥用我们的名义”。
命题11：99%人的女性主义号召所有的激进运动都要在共同的反资本主义起义下联合起来。
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不能与其他的抵抗和反抗运动分开。我们不让我们自己原理反气候变迁的战争，或者远离反对工厂剥削的战斗，更不能避开反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剥削的战斗。这就是我们的斗争，是摒弃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不终结，性别和性暴力就不会终结。对我们来说，结果十分明显：新女性主义要与全球各个领域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联合——包括环境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LGBTQ运动、工会、首先要与他们的反资本主义潮流联盟。
拒绝资本主义给我们的回执选项，我们既拒绝反动的民粹主义，也拒绝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我们希望打破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联盟：将绝大多数没有什么权利的妇女、移民和有色人种，同精进的女性主义，精英式的反种族主义和反同性恋，公司多样性和绿色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与新自由主义保持一致，将他们自己的关注点和影响绑架到运动之中）分开。我们也希望区分一下反动的民粹主义阵营：将工人阶级社区区别于军国主义、仇外主义和狂热爱国主义的势力，他们自己将自己视为“普通人”的守卫者，但它们就是隐性的新自由主义者。这样，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让其足够强大去改变社会。
斗争既是机遇，也是一所学校。它可以改变那些参与斗争的人，挑战我们先天的自我理解，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观。它会深化对我们受压迫状况的理解——是什么导致了压迫，谁在受益，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克服它。斗争经验会让我们重新解释我们的利益，重新塑造我们的希望，扩大我们可能的视野。它引导我们修正之前对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先天理解。它可以在被压迫者中扩大团结的圈子，增强他们与压迫者斗争的意志。
在这里，最有用的词就是“能”（can）。一切都依赖于我们能力，去发展出一个引导性方向，它不纯粹是歌颂，也不会我们之间的差异。反抗流行的“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我们遭受的各种不同的压迫不会形成一种尚未成型的多元性。尽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形式和特征，但我们都根植于并巩固于一个同样的社会制度。将这个制度命题为资本主义，并团结起来与之斗争，我们就可以超越资本所导致的我们之间的不同差异——文化的差异、种族和民族的差异，能力的差异，性和性别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产业中的雇佣劳工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总体，他们所经受的剥削也不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全部和目的。将产业工人放在优先地位上，不仅不会加强，反而会弱化团结，我们只用通过对我们的不同的结构环境、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苦难，以及对我们的特殊需求，我们的欲望和要求，对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通过组织，我们才能最好地实现团结）的彼此相互承认，才能增进这种团结。我们所战斗的女性主义试图超越身份政治和阶级政治的陈腐的对立。拒绝资本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零和博弈框架，99%人的女性主义旨在将现存的和未来的运动联合成为一个最广泛的全球大起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