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颠倒
葛兰西的颠倒
葛兰西不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他是主导着意大利革命的领袖。
马克思的理论是否有生命力，对于诸如本雅明和阿多诺一般的学者而言，或许在于这一思想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究竟有多大，而对于葛兰西而言，则在于它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成为改变世界的革命纲领。于是1926年，当被捕之后的葛兰西退出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目前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蔓延着的革命为何没有成功，反而是在俄国，那个资本主义形态并不发达，因此工人阶级的培育其实也不是那么发达的地方，革命反而发生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个现实的问题一旦进入葛兰西的头脑当中，问题就不在于马克思的理论该如何来解释现实，而是理论在具体的现实情景下该作何改变。
葛兰西于是开始有意识地重新改造马克思。从表面看来，葛兰西提出了一些似乎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相符的观念。比如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经济基础总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基础中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相互协作，而诸如法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表现则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上层建筑。社会革命的发生，在马克思这里实际上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展开的。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生产力的变革为驱动力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迟或早的最终引发上层建筑的变革。
但如果拘泥于这一分析框架，那么可能的结果将是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所主张的等待革命论，因为在这一分析框架之下，革命者总是需要等待一个恰当的革命形势，也就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与之不相匹配的时候，才可能发生有效的革命。但如果仅仅拘泥于这样一个理论的框架，其最终的结果却并总不能如人所愿，首先，革命者无法判定哪个阶段是矛盾的爆发点，其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正在逐渐变成为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通过漫长岁月中的相互磨合与适应，彼此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近乎变得不再可能。于是越是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地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越不能被瞬间激化，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可调节度就越高。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生存弹性也就变得越来越广阔。
作为革命家的葛兰西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对比了俄国革命与意大利革命之后，葛兰西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在既有的框架之下，构筑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
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黑格尔所创造的，它指的是一个不同于国家，更关注于经济利益算计的社会群体。这个发现很重要，它彰显出了一个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根本的不同。在传统社会中，只有国家，没有独立的市民阶层。所有的市民不过是国家权力的附属物。大家回想一下前一段时间热播的《权力的游戏》，在其中所讲述的仅只是一群拥有着家族徽章的贵族们之间的争斗，完全没有对于市井百姓的关注。这些斗争之所以是无比血腥的，只是在于它们完全是“不计利害的”。只有到了近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当人们逐渐意识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的时候，市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才显露出来。黑格尔与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的代言人。而马克思则近乎成为了第一个道破现实社会历史发展之秘密的第一位哲学家。黑格尔只是市民社会的发现者，而马克思，则将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物质利益问题放到了更为基础的决定性位置之上。如果说传统社会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是马克思在构建他的历史架构时候内在的思维框架。
但正如我们刚才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框架在当代革命中所遭受的新的挑战，引发了葛兰西的思考。它逼迫葛兰西重新思考支配马克思分析框架背后的这个理论基础。葛兰西选择了市民社会作为切入点。
葛兰西在此将市民社会从经济基础中剥离出来，放入到上层建筑之中，在《狱中札记》当中，他对这一概念有多种界定：比如那些诸如教会、贸易组织和学校等机构群体。亦或者就是国家，甚至有时候还是一种包含所有理想观念的绝对平等的乌托邦。我们在这里不能指责葛兰西学术的不严谨，思想的探索总是包含着非确定性的要素。
但不管葛兰西如何来界定市民社会，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市民社会并不在经济基础中，而是在上层建筑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是否认为市民社会不再具有决定性意义呢，事实是，葛兰西并没有否定这一点，但由此却带来了一个对经典马克思思想更富颠覆性的改造，大家是否已经想到了呢？如果市民社会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它却被葛兰西安置在了上层建筑之中，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则是，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相反，正是上层建筑决定了经济基础。
葛兰西当然不是随便做这个颠倒的，而是社会现实的革命让他不得不做这个颠倒。俄国革命的胜利，在葛兰西看来，正是因为它的经济基础薄弱，而无产阶级所构筑的社会群体具有强大的话语权，他们能够在其周围整合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首先是被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力量所征服而被整合为了一个有着共同信念的革命群体，而后才与相对薄弱的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这大约是俄国革命获得胜利的方式。在这里，起到历史推动作用的不是发达的生产力，而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由此葛兰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文化领导权”来表达这种被颠倒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
而正是这个概念的提出，使得葛兰西的思想具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葛兰西仍然被西方很多左翼学者视为思想灵感的源泉。
更多意见交流请私信微博：黄竞欧1九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