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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激进阵线联萌 欧陆思想联萌 2022-05-14

                        

文|阿甘本

译|蓝江


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时代有其预兆,尽管这些预兆很明显,但那些解读天象的人未必能成功地察觉到这些预兆。这些预兆体现在预示和定义未来时代的事件中,这些事件可以不被注意到,而且几乎不会改变包含着它们的现实;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它们被视为预兆,作为历史的指针(sēmeia ton kairōn)。其中一个预兆事件发生在1971年8月15日,当时,美国政府在理查德·尼克松的主持下,宣布暂停用美元兑换黄金。尽管这一声明标志着一个将货币价值与金本位制挂钩体制的终结,但这一消息在暑假期间传来,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从那一刻起,我们在许多纸币上(例如,英镑和印尼盾,但不是欧元)仍能看到的题词——“我承诺向持票人支付……金额,由中央银行行长副署”——已经失去了明确意义。这句话现在意味着,作为对纸币的交换,中央银行不再向任何要求兑换纸币的人提供(承认有人会如此愚蠢地这样做)相对应数量的黄金(对于美元,是三十五盎司),而是一张完全相同的纸币。货币唯一的价值在于它是自我参照的价值。这让人们不得不接受美国的霸权,这相当于清算了货币所有者的黄金资产,这一切让人们茫然失措。而且,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货币主权在于它有能力引导市场行为体像花钱一样花掉它的债务,那么即使是这种债务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任何真正的一致性:它已经变成纯粹的纸币。



早在几个世纪之前,货币就开始了非物质化过程,当时市场需求导致了汇票、纸币、债券、金商券等的发行,同时还有必然稀缺且繁琐的金属货币。所有这些纸质货币实际上都是信贷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称为金融货币。相比之下,金属货币的价值(或可能的价值)在于它的贵金属含量;此外,众所周知,这种含量是不确定的(极限情况是腓特烈二世铸造的银币,它一经使用,就可以在下面制造出铜的红色)。尽管如此,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他确实生活在一个纸币尚未战胜金属货币的时代——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归根结底,所有货币都只是信用。在1971年8月15日之后,人们不得不补充说,货币是一种信用形式,它只基于自身,除了自身之外没有其他东西。

 


《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是瓦尔特·本雅明最深刻的一本遗作的标题。社会主义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已经有很多人谈过这一点(其中包括卡尔·施米特:“社会主义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现代宗教,它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人们的意义将与基督教对两千年前的人们的意义相同”)。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代表了新教信仰的世俗化(正如在马克斯·韦伯那里一样),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本质上的宗教现象,它寄生于基督教而发展。因此,作为现代性的宗教,它被定义为有三个特征:

 

1. 它是一种邪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极端和最绝对的宗教。在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只有在涉及到崇拜的完成时才会获得意义,而不是与教条或思想有关。


2.这种崇拜是永久性的;它是“没有停歇,没有怜悯的崇拜庆典”。其中,不可能区分工作日和假期;相反,有一个单一的、不间断的神圣工作日,在这个工作日里,工作与崇拜的庆典是一致的。


3.资本主义的崇拜不是为了赎罪或救赎,而是为了罪孽本身。

 

资本主义也许是唯一一个不是赎罪而是诱导内疚的邪教的例子……一个无法找到解脱的畸形内疚的良心抓住了邪教,不是为了在邪教中赎罪,而是为了使邪教普遍化……并最终将上帝本人纳入内疚的体系……上帝没有死;他已经被纳入人类的命运中。

 

这正是因为它之所以全力以赴,不是为了救赎,而是为了罪孽,不是为了希望,而是为了绝望,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是为了毁灭世界。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据本雅明的说法,甚至现代性的三位伟大先知(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与它合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这个绝望的宗教团结一致。

 

这个星球上的“人”,在他那孤独的行程中,穿过绝望之家,这就是尼采所定义的气质(Ethos)。

 

这个人是超人,是第一个认识到资本主义宗教并将其实现的人。但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属于资本主义崇拜的神职:被压抑的东西,罪恶的观念,就是资本本身,它为无意识的地狱支付利息。而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通过作为罪恶功能的纯粹利润和复合利润,成为社会主义。

 


让我们认真对待本雅明的假说,并试图发展它。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我们怎么能用信仰来定义它?资本主义相信什么?而尼克松的决定对这种信仰有什么影响?

大卫·弗卢瑟(David Flusser),一位伟大的宗教科学的学者(甚至存在着这么一个奇怪的学科),正在研究pistis这个词,这是耶稣及其使徒们用来表示“信仰”的希腊语词汇。一天,他碰巧来到雅典的一个广场,在某一个地方,他抬起眼睛,看到在他面前用大字写着:trapeza tēs pisteos。


他对这一巧合感到惊讶,于是更仔细地观察,几秒钟后意识到他只是在一家银行外面:在希腊语中,trapeza tēs pisteos的意思是“信贷银行”。这就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在寻求理解的pistis这个词的意义:pistis,“信仰”,只是我们在上帝那里享有的信用,也是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那里享有的信用——只要我们相信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著名的定义中,保罗可以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质”(《希伯来书》11:1):它是给尚未存在的事物以现实和信用的东西,但我们相信并有信心,我们把我们的信用和我们的话语放在其中。Creditum是拉丁语动词credere的过去分词:它是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放在其中,在我们与某人建立信托关系的那一刻,我们把他们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或借给他们钱,把我们委托给他们保护或向他们借钱。在圣保罗那里,pistis,也就是说,埃米尔·本维尼思特(Émile Benveniste)重建的古代印欧语系的 “个人信任”(fides)制度被恢复了。

 

谁拥有一个人对他的信任,谁就能使这个人听从他的摆布。……在其原始形式中,这种关系意味着某种对等性,将自己的信仰放在某人身上,反过来又能得到他的保证和支持。

 

倘若如此,那么本雅明关于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密切关系的假设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完全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宗教;它是一种其信徒生活在孤独信仰的宗教。正如本雅明所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在这种宗教中,崇拜者从任何对象中解放出来,从任何罪恶中解放出来(从而从任何救赎中解放出来),因此,从信仰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没有对象:它相信纯粹的信仰事实,相信纯粹的信用,也就是相信金钱。因此,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其中信仰——信用——被取代了上帝。换句话说,由于信贷的纯粹形式是货币,它是一种宗教,其中上帝就是货币。


这意味着,银行——它只不过是生产和管理货币的机器——已经取代了教会的位置;而且,通过管理信贷,它操纵和管理信仰——稀缺的、不确定的信任——而我们的时代仍然对自己有信心。

 


暂停兑换黄金的决定,在宗教上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就是对其自身神学内容的澄清,这相当于摧毁金牛,抑或建立一个协约条款(conciliar dogma);无论如何,这是朝着清洗其自身信仰,向着具体化迈出的关键一步。在货币和信用的形式中,后者现在从任何外部参照物中解放出来,取消了它与黄金的偶像崇拜关系,并肯定了自己的绝对性。信用是一种纯粹的非物质存在,是对“所望之事的实质”的最完美模仿。信心——《希伯来书》中的著名定义——是所望之事的实质(ousia,这是希腊本体论的最著名的用语)。圣保罗的意思是,有信心的人,把他们的信仰放在基督里的人,接受基督的话语,好像它是存在,是实质。但正是这种“好像”,被资本主义宗教模仿所取代。金钱,新的信仰(pistis),现在是直接的,没有剩余的物质。本雅明谈到的资本主义宗教的破坏性特征在此充分显示出来。“所望之事”不再存在;它已经失效,而且必然如此,因为金钱是事物的本质,在专业意义上是它的本质。这样一来,建立货币市场,将货币整体变成商品的最后障碍就也被消除了。

 


一个信奉信用的社会,只相信信用,注定要依赖信用生活。罗伯特·库尔兹(Robert Kurz)为我们展示了 19 世纪资本主义向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资本主义仍以偿付能力和对信贷的不信任为基础:

 

对于19世纪的私人资本,及其个人业主和家族来说,受人尊敬的原则和偿付能力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信贷,这几乎显得很不堪,仿佛末日的降临。这个时代的小册子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伟大的家族由于依赖信贷而走向毁灭:这出现在《勃登布鲁克一家》(Buddenbrooks)的某些段落中,托马斯·曼甚至后来将其作为诺贝尔奖的主题。当然,于当时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生息资本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在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中还没有发挥关键作用。虚拟“资本”业务被认为处于真正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相当于诈骗犯和不诚实的人的环境下的典型类型。甚至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拒绝求助于银行信贷,顽固地只想用自己的资本为他的投资提供资金。

 

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父权制的概念已经完全消解,今天的商业资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从银行系统借来的货币资本。这意味着,为了能够继续生产,企业基本上必须提前抵押越来越多的未来劳动和生产。商品生产的资本虚构了自己的未来。与本雅明的论点一致,资本主义宗教生活在持续的借贷中,这种借贷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消灭。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企业依赖于信贷(或债务)生活。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家庭,也同样以宗教的方式参与到这种对未来的持续和普遍的信仰行为中。而银行是大祭司,为信徒们管理着资本主义宗教的唯一圣礼:信贷-债务。

有时我问自己,人们怎么可能如此顽强地保持他们对资本主义宗教的信仰。因为很明显,如果他们停止对信贷的信仰,停止依靠信贷生活,资本主义将立即崩溃。然而,这似乎预示着对信贷上帝的无神论初露端倪。

 


在尼克松发表声明的四年前,居伊·德波(Guy Debord)出版了《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书。该书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在其极端阶段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景观积累,在其中,我们曾经直接使用和体验到的一切,都在景观的表征中疏离了。在商品化达到顶点的时候,不仅所有的使用价值都消失了,而且货币的本质也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简单的“所有商品的抽象的一般等价物”,本身仍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景观是人们只能观看的金钱,因为在它身上,正是使用的总体与抽象表征的总体在进行交换。” 很明显,尽管德波并未言明,这种金钱是一种绝对商品,它不可能指的是金属的具体数量。在这个意义上,景观社会预言了美国政府在四年之后决定要实现的东西。


按照德波的说法,人类的交流也像影地发生了转变,它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流,因此它被视为一种“不可交流的交流”。语言和文化在媒体和广告中被分离,成为“景观社会的明星商品”, 他们开始为自己囤积越来越多的国民产品。正是人类的语言和交流性质在景观中被征用了:阻断交流的让景观在一个独立领域中得到绝对化,在这个领域中,除了交流本身,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流。在景观社会中,本应该将人类团结起来的东西已经分崩离析。


语言和金钱之间可能有一种相似性,歌德有句名言:“词语像硬币一样坚固”(verba valent sicut nummi),这是一种常识的传承。然而,如果我们试图认真对待这句名言中隐秘关系,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正如货币通过将事物确立为商品,通过使其成为商业化而关联于事物一样,语言通过使其可说和可交流而关联于事物。就像几个世纪以来,让货币能够充当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功能的东西,就是它与黄金的关系一样,让语言具有交流能力的东西,就是表示的意图,即它与事物在实际上的指称关系。


与事物的指称关系,实际存在于每个说话人的头脑中,是语言中与货币的金本位相对应的东西。这就是中世纪的一个原则的含义,根据这一原则,“不是事物受制于话语,而是话语受制于事物”(non sermoni res, sed rei est sermo subiectus)。重要的是,十三世纪的一位伟大的宗规学家特拉尼的戈德弗雷(Godfrey of Trani)用法律术语表达了这种联系,他说到了一种语言关联(lingua rea),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将与事物的关系归结为这种关联:“只有心灵与事物的真正联系实际上使舌头成为可推定的关联(即意指关系)”(ream linguam non facit nisi rea mens)。如果这种符号化的关联崩溃了,语言从字面上看就“什么都不说”(nihil dicit)。符号——对实在的指涉——保障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就像与黄金的关联保证了货币与万物交换的能力。而逻各斯一直在监督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联系,就像 “黄金交换标准”一直在监督货币与金本位的联系。


对金融资本主义和景观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正是针对这些保障的无效性,一方面是货币与黄金的分离,另一方面是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断裂,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使交换成为可能的媒介本身不能被交换:衡量商品的货币本身不能成为一种商品。同样地,使事物得以交流的语言本身也不能成为一个事物,反过来成为占有和交换的对象:交流的媒介本身不能被交流。脱离了事物,语言什么都不传达,并以这种方式庆祝它对世界的短暂的胜利;脱离了黄金,货币揭示了它自己作为绝对尺度的无效性,同时也是它作为绝对商品的无效性。语言是最高的景观性价值,因为它揭示了所有事物的虚无性;货币是最高的商品,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展现了所有商品的无效性。


但正是在经验的每一个领域,资本主义都证明了它的宗教特性和它与基督教的寄生关系。首先,在时间和历史方面:资本主义没有终点;它在本质上是无限的。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它不断地处于危机之中,总是处于结束的状态。然而即使在这里,它也证明了它与基督教的寄生关系。在回答大卫·凯利(David Cayley)关于我们的世界是否是一个后基督教世界的问题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指出,这不是一个后基督教世界,而是有史以来最基督教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一个世界末日的世界。


但在这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时间中,弥赛亚事件铭刻了另一个开端时间,其中每一个瞬间都与结束直接相关,经历了一个 “结束的时间”,但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教会似乎已经关闭了它的末世论的机构,那么今天首先是科学家,他们变成了世界末日的预言家,宣布地球上的生命即将结束。在每一个领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宗教宣布了一个永久的危机状态(危机在词源学上意味着 “最终审判”),这同时也是一个例外成为正常的状态,其唯一可能的结果出现,正是在《启示录》中,作为 “一个新天地”(《启示录》21:1)。但资本主义宗教的末世论是一个空白的末世论,既没有救赎也没有审判。


事实上,正如它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结束,并因此总是处于结束中一样,资本主义也不知道有什么开始,它是密切无间的。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它总是处于重新开始的状态。因此,熊彼特将资本主义和创新之间的共生性,用来他对资本主义的定义的基础。资本的安那其状态与它自己对创新的不断需求相吻合。然而,资本主义再一次揭示了它与基督教教条的密切和戏谑的联系。因为三位一体如果不是使上帝中没有任何本源(archē)与基督的永恒和历史性诞生、神圣的安那其状态与世界治理和救赎安济相协调的装置,那又是什么?

 


我想就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一些补充。有一句话,是帕索里尼的《索多玛的120天》中四个恶棍之一说的,这句话是:“唯一真正的安那其是权力的安那其。”同样,本雅明多年前曾写道:“没有什么比资产阶级的秩序更安那其的了”。我再次相信,他们的建议应该被认真对待。在这里,本雅明和帕索里尼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安那其的权力,从字面上看,它可以没有本源,既没有开始也没有基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宗教也显示出它对基督教神学的寄生性依赖。


在这里,是基督论作为资本主义安那其状态的范式发挥作用。在公元4-6世纪间,由于阿里乌主义之争,基督教会深深地陷入分裂,它和皇帝一起成为了后来的整个的东方教会。这个问题正是关于圣子的本源。事实上,阿里乌和他的对手都一致认为,圣子是由圣父生成的,而且这种生成发生在“永恒时代之前”(阿里乌称之为pro chronōn aiōniōn;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称之为pro pantōn tōn aiōn)。阿里乌甚至小心翼翼地指出,圣子是“无本源的”(achronōs),即非时间性地产生的。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时间上的优先权(时间还不存在),不如说是等级问题(圣父比圣子“更好”,这是许多反阿里乌主义派的共同观点);相反,这是一个确定圣子——也就是上帝的话语和实践——是否源于圣父,或者他是否像圣父一样,没有本源,“无本源的”(anarchōs),也就是没有基础的问题。


对阿里乌的信件和他的对手的著作的文本分析表明,争论中的关键术语正是anarchōs(没有本源(archē),在希腊语中,本源一词具有双重意义:基础和原则)。阿里乌认为,虽然圣父是绝对的无本源状态,但圣子是在源初之中(en archē),但不是“安那其状态”,因为圣子的本源在于圣父。针对这个异端理论(它在逻各斯之中赋予圣父一个坚实的基础地位),君士坦丁大帝在塞尔迪卡(公元343年)召集的主教们明确肯定,圣子也是“无本源的”,因此,圣子“绝对地、无本源地和无限地(pantote, anarchōs kai ateleutētōs)与圣父一起统治着”。


为什么这场争论,除了其拜占庭的精妙之处之外,还有什么对我来说如此重要?因为,既然圣子只不过是圣父的话语和行动——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救赎安济(也就是对世俗世界的神圣治理)中的主要行动者——这里的问题是语言、行动和治理的安那其(也就是无本源)特性的问题。资本主义继承了基督论的安那其特征,并使之世俗化,达到了一个极端。如果我们不理解基督论的这种原始安那其主义的使命,就不可能把握基督教神学的连续历史发展,及其潜在的无神论漂移,或西方哲学和政治的历史,及其在本体论和实践、存在和行动之间的中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意志和自由的强调。基督是安那其主义的,这意味着,在现代西方,语言、实践和安济都没有存在的基础。


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宗教和从属于它的哲学对意志和自由有如此大的需求。自由和意志仅仅意味着存在和行动,本体论和实践,在古典世界中是严格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却各走各路了。人类的行动不再以存在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它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受制于机遇和随机性。


我想在这里中断我对资本主义宗教的简略的考古研究。这个研究也不会有什么结论。的确,我相信在哲学中,就像在艺术中一样,我们不能给一件作品下结论:我们只能放弃它,就像贾科梅蒂曾经对他的画作所说的那样。但如果有什么东西我想留给你们思考,那正是安那其状态的问题。反对权力的安那其,我并不是说要回到存在的坚实基础上:即使我们拥有这样的基础,我们也肯定已经失去了它,或者忘记了通往它的道路。但我相信,对我们所处社会的深刻安那其状态的清晰理解是正确提出权力问题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正确提出真正的安那其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我们掌握了权力的安那其时,安那其才成为可能。建设和破坏在这里天衣无缝地重合了。但是,用福柯的话来说,我们由此得到的“只不过是一个空间的展开,在这个空间里,思考再次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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