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以画笔为武器 见证新中国成长

今天是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美术家周令钊先生当年参加抗战文艺宣传，后来又多次参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从周先生的笔下，我们可以聆听时代回响，纪念峥嵘岁月。

作者：王晓霖

参与创作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

1938年抗战爆发，19岁的周令钊便参加了武汉黄鹤楼抗日壁画《全民抗战》的创作。据当年9月26日武汉《新华日报》的报道：“当你走过武昌汉阳门的时候，即可以望见黄鹤楼上的巨大的全民抗战的壁画，据说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幅大画。”

▲ 1938年，19岁参加武汉黄鹤楼《全民抗战》壁画创作。

据记载，该画是周恩来实际领导、郭沫若任厅长的三厅策划绘制的。主持创作活动的是艺术处处长田汉和美术科代科长倪贻德。倪贻德召集美术科和漫画宣传队的人，有汪仲琼、周多、周令钊、王式廓、李可染等画家，下达紧急任务，设计和制作这幅壁画。全画分前方、后方两个部分，描绘出前方抗日将士奋勇前进，后方军民合作，同仇敌忾。有相对独立的画面，如“欢送战士上前线”“慰问抗日战士”“挖战壕”“抬伤员”“运弹药”等。这些画面相互呼应，融为一体，形成了黄鹤楼下的大壁画。

▲ 周令钊创作的黄鹤楼壁画。

漫画家廖冰兄说，他曾在武汉沦陷前看见周令钊创作。“他年纪最小，用梯子吊在黄鹤楼上，左右摆动着梯子画整幅大画上面部分，很精彩。”

绘制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

1949年开国大典前，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落在了中央美术学院年轻教员周令钊身上。接到任务时，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了。周令钊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大型画架。

▲ 2008年，周令钊回忆开国大典前夕在天安门上画主席像场景所画。

这一干就是十几天。画像绘制接近尾声时，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前来视察，“像，非常像！”不过，聂荣臻也提出了一个改进要求，开国大典这个庄重严肃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还是系上好”。

修改好风纪扣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夫妻俩拖着疲惫身子回到住所已经很晚，就在这时，天安门又来人接周令钊了。原来刚刚挂妥在城楼上的主席像下面“为人民服务”的一行字在画像上显得不太和谐，远处看又小又花，周总理的意见是“马上改”。

▲ 天安门城楼第一张毛主席像

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涂改巨幅画像上的几个字谈何容易。“当时设备非常简陋，没有升降机。”在三个直梯绑成的巨型长梯上，所有聚光灯打向城楼，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涂改了文字，添加了衣扣，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就剩几个小时。

遗憾的是限于条件，这幅画像是画在铁皮上，油画颜料容易起层、剥落，而且当时人们还处在一种迎来解放的兴奋状态中，很难顾及史料的完整保存。这幅画至今没有下落，只有一些当年的黑白纪录影像资料还时不时地出现在影视屏幕上。

“国家名片设计者”

新中国成立后，周令钊加入共产党，以极大热情投入美术事业。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一起，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

▲ 1950年6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提出的国徽设计草案。

▲ 1950年6月17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国徽设计方案。

“我们的国徽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我们的国徽在世界上都是站得住脚的，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此后他作为主笔，又参与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少年先锋队队旗、国庆游行及全运会团体操背景等多种国家重大项目。

而他担任总体设计的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还有部分票面我们仍在沿用。“人民币第一套是在延安时期设计的，第二、三、四套都是我直接参与设计的。”周令钊说。

▲ 周令钊绘第三套人民币二元票面总体设计正面（5.5cm×13cm）。在人民币的设计中，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布局安排和部分场景画面的绘制，需要将所有的元素和内容先设计出来，画出精致的图稿，然后再将部分画面交由绘制专家进行进一步绘制，最终再组合到一起。

▲ 周令钊绘第三套人民币二元票面总体设计背面

▲ 周令钊绘第二套人民币伍圆票面中心铅笔素描稿——各民族人民大团结景，原设计稿为群像中有人高举毛主席的画像，后换为两幅语录牌，毛主席画像被擦掉的痕迹尚在，周容供图。

1955年，为配合人民解放军授衔，向在革命战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臣授勋，周令钊参与并主笔圆满完成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的设计任务。

▲ 周令钊

如今，99岁高龄的周令钊仍然笔耕不辍。他是时代的歌者、艺术家的楷模。愿老先生身体健康，艺术之树常青！

本文选自王晓霖：《时代歌者周令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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