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高钢：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让孩子怕上学？
文 | 高钢 编辑 | 金雀儿
有人说，父爱的最高形式，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你是否愿意倾尽所有，就为了给予孩子最顶级的教育？本文作者就这么做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钢做访美学者时，将他的10岁的儿子送进了美国学校，然而，他发现那里有许多只有当你真正进入，才会有人告诉你的“潜规则”。
比如，美国老师给孩子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题目居然大得冲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学习二战史，竟然让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
中学物理课，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
而道德教育，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
种种不可思议的“作业”，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种种的疑虑、困惑接踵而至，美国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我们中国人是否认真反省过我们的教育？我们中国的教育有缺陷吗？如果有，在哪里？
我们这样一个正在全面谋划自己未来前程的民族，应该怎样审视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的教育环境？
美国小学生作业题目吓我一跳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有些失策？
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一些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３点就放学回家。
最让我开眼界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
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
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
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
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用电脑打字，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
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
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塞：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吗？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
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儿发蒙，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
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冷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条一条的参考书目。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在美国，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学习课堂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大战”的问题：
“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
“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
“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
老师正是在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
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
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
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
我发现：
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们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
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
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5 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
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
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令人惊喜的美国小学家长会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校举行了一次家长会。这次家长会与我在中国参加过的家长会完全不同，班主任弗丝女士“导演”的“故事”让我在惊异之中，重新认识着孩子，重新认识着自己，也重新思考着我们的教育。
那是儿子在美国小学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带回学校要开家长会的通知。儿子告诉我，老师说了，家长必须出席。
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国小学待了快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我当然要认真对待。
我在脑海里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对儿子成长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归纳了一些我对儿子到美国后在文化冲突下面临的一些特殊问题。
心想，开家长会时，到了老师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问题，我要争取主动，对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师请教的问题都要有的放矢，别让美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对孩子不关心、不重视，也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到了他们美国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们可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呢！
开家长会的那天，我没有忘记带上笔记本和两支笔，这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参加家长会和我参加各种考试时一样，一定是两支笔伺候，以防不测。
在中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讲的话，我都要记在本子上，争取一字不漏。
开家长会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赶到了孩子的学校，走进会议室一看，气氛有些别样。会议室里又是气球又是彩带的，不像是家长会，倒像是开联欢会。
尽管心里直犯嘀咕，但又想，这不是在美国吗？遇到什么“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佬什么花样不能搞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嘛。
班主任弗丝女士已经在会议室里等候了，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进来，都是带着微笑，一阵寒暄，忙得不可开交。人来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布会议开始。
这时我才发现，孩子们也和家长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且老师也丝毫没有让孩子们“退场”的意思。
我有些不解，这不是家长会吗？怎么也让孩子在这里待着！一会儿要是谈起孩子们成长中的问题，难道就让他们当面听着吗？美国佬这是什么路数啊？不是尊重所有的个人包括孩子的人格与隐私吗？
弗丝老师向大家问好后，带着几分神秘说：“今天对在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可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确切地说，为你们送上这个礼物的不是我们这些教师，而是你们的孩子！”
孩子们此时也交头接耳，嗡嗡地议论起来。弗丝女士说：“孩子们，请不要吃惊，你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个礼物是什么，因为两小时前，我们刚刚把它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取回来。但是，确实是你们创造了它。”
这时，她向一位站在旁边的老师示意，随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摞新书。
面对着人们惊诧的目光，弗丝女士很得意地说：“这个学期，我们讲授了英文诗歌的写作，我让孩子们试着写了一些诗，这些诗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我的同事们，于是我们决定把它们汇集起来，印成这本诗集。我想，这可能是你们的孩子们人生的第一部诗歌作品，是他们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请各位阅读吧。你们会比我更为孩子们的才能骄傲！因为是你们养育了他们。”
一瞬间，会议室鸦雀无声，所有的家长几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话。渐渐地，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几位西服革履的家长已经没有了来时的矜持，纷纷站起身来，迫不及待地要看那些书了。孩子们更是喧声一片。
这太出乎意料了！我们的孩子，眼前这些小学生，竟然写了诗，还印成了书！
老师们把书一本一本发给了家长。我也拿到一本，打开目录，很快看到了儿子的两篇“作品”：
一首诗题为《朋友》，写的是他出国前与国内的小学同学分别的感情经历。
他在诗里述说着对童年友情的感受：我们都会长大，我们再见面时，可能都难以辨清对方的脸庞，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忆也会永远伴随我，直到我白发苍苍。
天啊，离开中国，离开小伙伴，让儿子一下想到了“老”吗？
他自己画的一幅画成了书中这首诗的题图，画面上是一个椭圆形的地球，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端，仰望着天上的云。
另一首诗写的是《时间》，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
他说，时间本身没有速度，只是因为人的存在，时间才变得不同，就是对同一个人，时间也会变化，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时间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它在流失；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觉得时间不够用时，时间实际上很慢，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
为这首诗配的图也是儿子画的，上面是一个变形的闹钟，时针和分针已经变成了人的两只手，正在拉着已经跳出表盘的标示着12个小时的阿拉伯数字。我不敢说这幅画有多大的美学价值，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孩子对时间的理解。
我发现，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对人生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看着儿子写的诗，我不禁问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发生的变化吗？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吗？
捧着这本孩子们写成的“书”，我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本书里不仅有儿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书的英文诗作，而且记载着儿子到了美国后最初的成长历程，不仅是美国小学教育不同凡响之处的一个实证，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反省自身局限的镜子。
当老师们推出一个巨大的蛋糕为孩子们祝贺时，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
一些美国的家长们忘情地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刚刚看到孩子从远方归来似的。显然，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被震撼了，被感动了，我们可能真是在这一个晚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也显得很兴奋，他们都神采飞扬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显然他们在为自己骄傲。
我也看到，家长们都不声不响地走到会议室窗台前，那里放置着一个捐款箱，家长们都在捐钱。这个时候，谁不觉得捐款是桩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尽管很感动，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法定程序”——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这似乎应该是“家长会”的惯例。
我找到弗丝老师，问她，我的儿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老师说：“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会等到现在。”
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弗丝老师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绸缪’，还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渐’，还有一句叫……”
弗丝女士微笑着打断我说：“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孩子们的可爱和他们的潜能吧，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充满光明，充满欢乐，这样孩子才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困难。”
回家后，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些诗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儿子说，就是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着玩的，又不是作业。
我问：“老师没有告诉你们要出版？”
儿子说：“没有。老师就是说，你们写得很好，再努力写，你们中间会出现真正的作家。谁知道她真的把我们的诗给印成书了。爸爸，你说过，作家就是写书的人。现在我们也写书了，我们现在都是作家吗？”
让我怎么回答呢？
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在孩子们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这本小小的诗集，会激发起孩子对于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未来的作家可能真会是从这里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发现，当天参加家长会带去的笔记本上居然一个字也没有记。孩子长到12岁以来，我参加了多少次家长会啊，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没有对老师说的话作现场记录。
那天晚上儿子也非常兴奋，12点了，还在写他的日记。我发现，从那以后，儿子开始喜欢写点儿东西了，而且写得越来越快。他一有什么感慨，就写上几句诗一类的东西，遇到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写出一篇记事散文。
那次家长会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叹美国老师的用心之良苦，他们通过把孩子们的作业编辑成书这样一个举动，完成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教育环节！
孩子们看到自己写的诗变成了真正的书，而且让自己的父母阅读后真正受到感动，于是，孩子们重新认识了自己！
与此同时，每个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创造的“奇迹”，在这个“奇迹”面前，家长们也重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
而在对自己孩子全新的了解面前，稍有头脑的家长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过程中与孩子的关系；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败，从而去寻找培养和教育孩子的更为正确的途径。
中国式“家长会”等待家长和孩子的是？
美国的这次家长会经历使我想起在国内的家长会。
学校一下开家长会的通知，家长和学生就开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
家长会上，校领导和老师们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时老师们的讲话是从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抑扬顿挫地讲着话，时而指出严峻的竞争局势，时而布置艰巨的考试任务，不时会指责一下典型的学生或者家长，接着危言耸听地发布全面警告。
此时，家长们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低眉顺眼，洗耳恭听。那些平日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更是心惊肉跳，如坐针毡，受了这番“折腾”之后，还要与折腾完自己的老师再去认真研究怎样折腾（整治调教）孩子。
而孩子们呢？此时正躲在家里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长会现场的种种景象，充满忧虑等待着父母的归来，不知道老师与家长私下运筹了什么，自己的处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长会后受到父母的打骂。
开家长会的这一天，特别要是赶上孩子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升学考试前的家长会，对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恐的日子。
家长等待着老师的“宣判”，孩子则等待着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双重“审判”。
我的儿子在中国只念到小学四年级，我记得从他三年级开始，每次开家长会的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实的日子。
每逢这一天，儿子显得特别懂事。实际上，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也从不为孩子考试高几分低几分而责骂他。何况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总是想做个好孩子，而且也确实做得不错。
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孩子，也还是如此惧怕“家长会”。可见中国学校“家长会”的威严之甚。
我们中国的家长会为什么让家长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紧张，甚至恐惧呢？
教育为什么把它的服务对象塑造成了惧怕教育的人？
这是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异化”现象？
那么，究竟是孩子们在内心叛逆了教育，还是我们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本文选摘自作者畅销书《遭遇美国教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高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作为有特殊贡献专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在华声月报社（后华声报电子版社）历任记者、社长助理、华声报电子版主编、副总编辑、总编辑。2003年9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历任新闻学院副院长、院长、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
人教社邀请人大附小
清华附小名师同步讲解
最新统编版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课书
（二年级·上册）
点击下方卡片
立即收听
布谷猜你喜欢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更多教育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