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脸书开除的华人工程师：在硅谷，不敢失业两个月
10月7日，刚刚入职 Facebook 3个月的华人工程师尹伊被正式解雇，理由是“缺乏判断力”。
9月26日，尹伊参加了为此前跳楼身亡的华裔工程师陈勤（音译）举行的抗议会。抗议会上，他将工牌扣在胸前最显眼的位置，并在现场接受了媒体采访。
9月19日，就职于Facebook的38岁华裔工程师陈勤，从公司总部园区内的一栋办公楼4楼跳下，不幸离世。据其公开的领英页面显示，陈勤毕业于浙江大学，到美国后在南加州大学攻读硕士，去年3月入职，就职于广告组。
事后，网上多人发帖，将陈勤自杀归因于公司内部的高压工作环境、职场霸凌与其面临的签证困境。离职不久的该公司前技术主管综合该公司内部匿名论坛的消息称，死者生前日夜工作，或因绩效考评、面临开除选择自杀。
26日中午，超过400名华人身着黑衣，手持鲜花集聚在公司门口的标志性Logo前集体默哀。花束堆满了标志墙，写有“反对有毒的工作环境”、“我们要求真相”等英文标语牌沿街一字排开，人们高喊标语，要求总部的高层回应诉求、公开真相。
作为在职员工，尹伊参加了这场集会。而立之年赴美求学、异域求职、漫长的绿卡排期，透过陈勤的境遇，尹伊看到了自己。抗议会现场，他身穿灰色T恤和浅色牛仔裤，接过麦克风，情绪激昂，带领人群高呼：“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硅谷华人的希望。”
抗议结束后，尹伊被公司约谈、警告，在度过“惊心动魄”的一周后，他被正式解雇。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尹伊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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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 | 中国工程师声援自杀同事遭脸书开除：公司解雇理由模糊。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ID：wevideo）
▲9月26日，抗议会现场，右侧拿着话筒的男子为尹伊。图片来自网络
“真正亮出工牌时，手害怕得发抖”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知道陈先生的事情？
尹伊：9月19日乘坐公司园区的穿梭车时，一位亚裔司机说，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个人跳楼了，还是个亚裔。
当时觉得很大概率是华人，中国留学生当码农的多，基本上十个亚裔里有七八个都是国内过去的留学生。
公司内部，大家好像不怎么讨论这事，我私下里会跟室友说两句，也是Facebook的员工。但总得来讲，我们信息也不全，讨论不多。
新京报：公司有禁止你们谈论此事吗？
尹伊：没有，我参加抗议会之前没有碰到。
新京报：为什么会想到参加抗议会？
尹伊：我跟他的情况太像了，陈先生的履历基本上是公开的。他也是此前在美国干了一段时间，然后30多岁来读硕士，把家里人都带来。以为会有稳定工作，却又面临着长时间拿不到绿卡的情况，我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的经历也是这样，年岁不小了，在美国打拼，各个方面肯定都不如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我知道这非常辛苦，而且很孤独。
我不是特别高尚的人，之前没参加过任何群体抗议活动，对抗议没有任何概念，我那时还以为是悼念会。但我觉得该去，一方面同事去世了，应该去悼念。另一方面他跟我很像，参加悼念会，我心里也好受点，觉得至少对自己有个交代。
▲抗议会后尹伊接受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新京报：当时现场的情况什么样？
尹伊：现场抗议有四五百人，主要都是华人，包括浙大校友会的，还有不少Facebook的员工。我一路走过去的时候，看见不少同事三三两两往集会地点走，一边走一边悄悄把工牌藏起来，所以我推断在现场肯定有不少是Facebook的同事。他们可能由于种种顾虑不太愿意亮出工牌。
我当时还没完全反应过来这是抗议会，还想悼念会为啥要把工牌藏起来呢？在现场。我很快被气氛感染，亮了工牌。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值得有一个实名的人站出来说我是他同事，这意义不一样，也是陈先生应该得到的待遇。
然后看到大家太阳底下晒得那么累，汗流浃背的。正好这时现场几位男生跟举牌抗议的女生说：“咱们都换一换”。于是我也跟那女孩换，接下了女孩的麦克风。喊了几句口号，“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变，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硅谷华人的希望”、“华人的命也是命”。
新京报：视频显示你当时情绪很激动，那时心理状态如何？
尹伊：事实上真正亮出工牌的时候，我的手害怕得发抖，因为等于跟雇主作对了。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加上没有在四五百人面前说过话，所以又紧张又害怕。多种感情最后导致手发抖戴不上工牌，就找站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孩，让她帮我戴上。
新京报：什么时候意识到这是一场抗议会？
尹伊：是事情结束之后，才慢慢回过味儿了，逐渐意识到那不是悼念会而是个抗议会，后来又问了几个人才确定。
“把我开除了，反而没那么糟糕”
新京报：接到开除通知是什么时候？
尹伊：抗议结束当天我就跟公司交代了，说我接受采访了，可能会违反公司的政策。
当天晚上公司HR发了一封信，说要尊重陈姓工程师隐私，不允许员工谈论关于陈先生跳楼的事件，特别是不要在公司外部谈论，第二天我被安排参加一场临时会议，HR要求除了不允许谈论跳楼事件外，也不允许我私自探望他的家属。
我当时就说这是侵犯人权，人都不在了，家属想见人还得公司同意。接着10月1日又收到了公司的最终警告信，意味着我在任何地方违反公司政策都会被开除。这封信可能会影响工作考评，而且一直附在履历里。
我很不安，去咨询团队导师，也没有跟她说陈先生的事，只是想问我得到最终警告信有没有危险，结果她脸色大变，说不想和我讨论。当天中午我发现自己被举报了，下午程序没写完就被赶出去了，强制在家办公。周一接到电话说我被开除了，理由是缺乏判断力，其中包括未经许可接受了采访、故意隐瞒接受采访的事实，还有我的言论引起同事的不适。
▲HR在邮件中要求不要谈论跳楼事件。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事先清楚公司关于不能接受采访的规定吗？
尹伊：培训的时候有这一条，但在现场时我已经把这事忘了，抗议结束后我意识到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回去第一时间就向公司HR报告了。
新京报：这期间你的心理状态如何？
尹伊：在抗议结束之后，9月27日的10点半到11点，这半小时是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找了一间屋子哭了半小时。
我很在意周围人的反应，我母亲挺崩溃的，特别担心我，跟我通视频的时候都哭。我之前完全没有料想到，母亲这个反应让我觉得非常难过。
这期间，我把最坏的情况想好了，不是辞职，不是被开除，而是公司留着我，然后时不时给我穿小鞋。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年，可能是最糟糕的。
把我开除了，反而没那么糟糕。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缺乏判断力”这个解雇理由？
尹伊：这就是个口袋罪，只要你对某事的判断跟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不一致，一定就是你缺乏判断力，因为判断力是公司的，是人力资源部门定义的。HR讲判断力，讲的是公司利益，为了公司利益可以“捂盖子”。但对我自己而言，良心驱使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新京报：收到最终警告信后你是什么心情？
尹伊：我因为追求真相收到这封最终警告信。现在我还是这句话，被脸书开除，是我人生中的至高荣耀。
▲尹伊收到的最终解职邮件。受访者供图
“在硅谷，不敢失业两个月”
新京报：你在现场喊的口号：“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这种情况就无法改变”，“这种情况”指什么？
尹伊：既指职场霸凌，也指可能存在的H-1B歧视。
在持H-1B签证期间，如果你失业，过去是必须在十天内找到工作，这是非常可怕的。虽然现在是必须要在两个月内找到工作，但这也不太够，因为很多公司面试走一套流程也需要两个月。这样一来，雇主给我们这些国际员工的工资就更低。挣得更少，还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歧视或者霸凌。
我现在依靠OPT实习资格留美，每年有机会抽H-1B签证，之后就是等待绿卡排期，对我们这些华人来说，通常要排8到10年，这期间都要受到签证有效期的钳制。我之后也一定会面临这个情况，谁也逃不了。
我觉得包括陈先生的悲剧，核心问题都是出自系统设置的问题，一是H1-B签证制度引发的霸凌或者歧视，第二个就是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考评制度的滥用。PIP制度存在于Facebook和亚马逊等部分公司，原本作为表现改善计划，本意是思考如何帮助员工，现在却变成开除员工的过渡过程。
新京报：签证制度对个人的钳制体现在哪些方面？
尹伊：第一，不敢辞职、不敢休息，人就跟机器似的。和朋友聊天，听到最多的抱怨是“不敢失业两个月”，这种话我觉得在硅谷挺常见的。其实很多码农干了两三年觉得有点累了，会想休息半年，但是不能。因为失去工作就意味着生活需要重来一遍，基本上就得从美国滚蛋。
所以生活的选择权就大大降低，没有选择权，如果只能奔着一个雇主猛干，那生活质量太差了。
新京报：你在Facebook的时候工作环境怎么样？
尹伊：我是7月份入职，到现在不到三个月。我原来在推送组，一周工作40小时，工作生活平衡比较好，压力我完全能接受。陈先生所在的组不一样，被开除后很多广告组的同事悄悄加我，我从他们那里得知广告组特紧张，这也是硅谷人尽皆知的秘密。
他把我开除了，我当然有意见，但我不得不说，他给我的待遇相当好，让我认识到原来我值这么多钱。其实直到现在我也还是心存感激的，这点不能抹杀掉。
▲尹伊在社交账号更新的解职动态。
新京报：会觉得遗憾吗？
尹伊：对于在抗议现场的发言，现在有两个小遗憾。后来有朋友跟我提，一是我当时激动之下语言不太干净，爆粗口了。另一方面，因为想团结在场的华人，喊“华人的命也是命”，感觉像是打种族牌。我觉得还可以平衡得再好一点，一方面团结在场华人，另外一方面避免打种族牌。
新京报：“避免打种族牌”是指什么？
尹伊：尽量有事说事，在团结华人的同时，别把这事说成是整个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压榨，其实这是所有拿H-1B签证的人都会受到的待遇。
“H-1B霸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只不过在留学生群体里华人占多数，所以后果主要显现在我们身上，但肯定也有其他族裔的人也在忍受这个。
新京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尹伊：准备找工作。出事那几天，每天几千人加我，给我介绍内推机会，真的特别感动。我现在也委托了陈先生的代理律师，他正在评估，看看有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的空间，例如要求两三个月的误工费，不能的话也没事。
新京报记者 魏芙蓉 编辑 赵吉
值班编辑 王洪春 校对 柳宝庆
本文为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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