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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唯一中医主导的方舱院长、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中西医在新冠救治中作用互补

王昱倩 重案组37号 2021-04-25

3月10日下午,江夏方舱医院运营了26天后,宣告闭舱。至此,武汉16家方舱医院全部结束了历史使命。


江夏方舱是湖北唯一一个以中医药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中央指导组专家、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担任江夏方舱医院院长。


刘清泉是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1月21日,他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的身份抵达武汉。两个月的救治工作,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他不仅要管理江夏方舱的运行,还要去武汉其他医院救治危重症患者。


作为唯一的中医方舱,江夏方舱共收治564个确诊病例,治愈482人,82人(含14名有基础病)尚未达出舱标准而转至定点医院。


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刘清泉介绍,方舱共推出了5个中医药方,效果明显,还给出院患者开14服中药帮助其后期康复。


除了中医,江夏方舱也离不开一些西医的检测和诊疗手段,“中西医的优势是互补的,在疫情中是可以结合运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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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关舱 医生走起模特步:看病人康复很开心。新京报我们视频(ID:wevideo)


▲刘清泉(左二)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为患者把脉诊疗。图/北京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


主动请战建一所中医方舱


新京报:为什么会建立一所中医方舱医院?


刘清泉:1月21日,我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的身份抵达了武汉,会诊新冠肺炎的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临床诊断与观察,我们发现,中医药对新冠肺炎普通型、轻型患者有良好的疗效。于是,张伯礼院士和我向中央指导组提出,分类隔离轻、重症患者,集中管理,用中药治疗。


国家决定建立方舱医院后,张院士和我合计承包一个方舱,主要以中医的方式治疗。于是,我们以中央指导组专家的身份写了请示。很快,中央指导组就同意了。


新京报:筹建过程是怎样的?


刘清泉:获批后,我们组建了一支中医医疗队,有200多名医护人员,来自五个省份。


江夏方舱是由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改建的。开舱之前,张院士和我多次去看了建设现场,思考怎么更合理地规划。医疗队抵达后,先进行培训、熟识场地、院感检查。2月14日,正式开舱收治病人。


我们的方舱医院划分为五个病区——天一区、豫二区、陕三区、湘五区、苏六区,每个病区是由对应省份的医务人员来管理。患者之间也有划分,比如天一区主要收治男患者,豫二区收治女患者。


新京报:收治情况如何?


刘清泉:我们收治的都是确诊病例。A舱建好,第一批收了400个病人。十几天后,B舱也建好了,加起来一共800张床位,总共收治了564人。


新京报:一所收治几百名患者的方舱,你们是怎么运作和管理的?


刘清泉:我们采取了社区管理的方法,形成了每个科的社区。患者进舱登记时,我们把党员标出来,让党小组带领社区人员参加医疗活动。


他们相互之间鼓励,定时地锻炼、恢复。后来,很多病人也加入医疗队,帮助医护人员发药、打扫卫生、运垃圾。


我们要保证后勤人员零感染,不让清洁员进舱,垃圾都是由医护人员运出去。有些护士年纪小,95后、00后的都有,有些病人看到后就主动来帮忙。


我们一天至少三次查房,上午、下午、晚上各一次。科主任每天进舱重点查房。专家组就在指挥室坐镇,对病人病情综合讨论、判断。

 

▲刘清泉(前排右一)在江夏方舱医院。图/北京中医医院微信公众号


5个中药方和自制香囊


新京报:新冠肺炎的中药方,是怎么拟定的?


刘清泉:1月份我抵达武汉后,对新冠病人做了临床诊断。从中医的角度看,这次疫病“湿毒”的特征比较明显,病情发展非常快。


发病初期,病人发烧不是特别高,会出现消化道症状和干咳,起起伏伏,大概持续7到10天。湿毒很容易化热,病人表现为高热、咳嗽、不能活动、喘促。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选择了一些经典名方,比如达原饮、厚朴夏苓汤、麻杏薏甘汤、银翘散等。临床效果不错,病人的体力尤其是疲倦、乏力改善得很明显。烧慢慢退下来了,咳嗽、喘闷也缓解了。这也符合中医治疗湿毒疫病的疗效。


1月21日,我和广安门医院的齐文升教授初步拟定了一个方案,后来经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组的讨论,确定了新冠肺炎诊疗的第一套中医方案,为后期的方案奠定了基础。


在临床取得了疗效之后,我们才想到承包中医方舱。


新京报:接手中医方舱后,你们如何进行中医诊疗?


刘清泉:我们一共推出5个中药方。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方案,我们做了一个肺炎治疗的药方。我们根据方案推荐的清肺排毒汤,也做了一个方子。


有些病人出现焦虑、失眠、情绪不稳定、食欲不好,我们又拟定了两个方子。后来,我们加了江夏方舱5号方,是针对病人出院以后,在两周观察期的愈后康复方。


新京报:作为唯一的中医方舱,会推出一些特色方案吗?


刘清泉:我们有一些康复治疗的手段。比如做八段锦、太极拳、经络拍打等,安排了固定的时间进行。这些活动振奋了大家的情绪,对患者的恢复有利。


有些失眠、咳嗽、消化不好的病人,医护人员也给他做温灸、穴位按摩、耳穴埋豆等。


方舱里还有一个流动中药房,里面有三四百味中药。医生处方来了之后,根据每个人的病情配方,能快速找到所需中药,配好处方,医护人员拿走后用开水冲泡。


此外,各省的医疗队都带了一些自己配制的香囊。入院、出院的病人都赠送香囊。这既是一种关爱的方式,香疗对心情、食欲的改善也有好处。


新京报: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患者?


刘清泉:豫二病区有一个女患者,她与老公、孩子都在不同的医院,心情很郁闷。我们想办法联系到了她的家人,一通上电话,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这对病情的恢复是很有利的。


湘五病区的一个病人,没有吃中药的习惯,刚开始时嫌苦不愿意吃中药。我们的科主任耐心劝导,后来他接受了中药,发现中药对食欲、身体机能的调整还挺有效果的。他爱人在另一家医院治疗,吃西药为主。出舱后,他跟爱人开玩笑说,我的效果比你好,痊愈得更早。


▲刘清泉在方舱内最后一次查房。患者取下口罩,让他查看舌苔。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


没有特效药,不代表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


新京报: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会不会影响中医诊断?


刘清泉:有难度也得做。不能说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基本的诊断思路就不做了。


“望闻问切”对病人的问诊非常重要。比如,望舌相。早期病人的舌相是腻苔。随着病情加重,舌苔逐渐变厚,由薄腻苔变成厚腻苔,舌苔变得白如积水。再进一步加重,变成黄苔,燥苔等。舌质由原来的淡红,变成舌质红,甚至变暗变紫。根据舌相的变化,对病人的诊断、治疗以及用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京报: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西医的主要手段也是支持治疗。中医是不是也是这样?


刘清泉:没有特效药物不代表我们就不会治病了。我们用一系列的组合拳,能把病人治好就够了。即使有了特效的抗病毒药物,也不一定就能把病毒彻底杀死。这只是最佳的治疗手段之一,不是全部。


从中医的角度,也需要一种方法把病毒打死。如果打不死呢,就采取另一种方法:调整人体的状态,让病毒没有适合生存的环境,不让它在里面呆着。


所以我一直说,没有特效药物,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中医如此,西医也一样。


新京报:临床医生普遍反映有个治疗难题,比如重症患者的病情没有征兆地突然恶化,能通过中医手段及时发现吗?


刘清泉:按照中医的经验,舌苔厚腻干燥、裂纹,病人精神很差,固然没有明显的咳喘,但这可能是个重病人,一定要更加关注。再比如,两目无神,也是病情加重的标志。


在烈性传染病中,医生的观察不细致,没有及时捕捉到病情突然恶化,是情有可原的。这也要求我们静下心来,观察、观察再观察,找到这种新的疾病的规律。


新京报:你觉得新冠病毒有哪些未知的方面?


刘清泉:这个疾病来得很快,来得很重,给整个医学科学提出了太多不清楚、深感困惑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制伏它,很多病情的状态也不清楚。这也提醒我们,未来对病毒的研究要加大力度,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的储备也要增强。


一个新的病毒来了以后,我们还没有找到规律和很好的办法,只能见招拆招。疫情逐渐消退,但对于这个病的认识,我们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


新京报:总的来说,江夏方舱的救治效果怎么样?


刘清泉:从2月14日开舱,到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在26天运营中,收舱人数564,治愈482人,82人(含14名有基础病)尚未达出舱标准而转至定点医院。


关键是医护人员的精心看护,及早发现、干预和治疗。另外,中医的综合治疗手段,汤药、针灸、耳针、穴位贴敷等,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后走出舱与医护人员合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中、西医在疫情中的作用是互补的”


新京报:闭舱后,你们会对病人的康复提供帮助吗?


刘清泉:从江夏方舱出院的患者,每人都带上14服中药。我们根据出院的情况开了汤药,对江夏区的病人做了后续工作。


休舱前,五个省市的11位中医专家在江夏区中医院收了11个徒弟,这段时间就带着徒弟们出康复门诊,保证病人康复期的治疗。


疾病从康复到治愈有一个过程。出院只是证明可以不在医院了,但完全康复进入社会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对出院的病人做观察研究,计划拿出一套康复方案。


新京报:中医方舱会用到西医治疗的手段吗?


刘清泉:中、西医可以结合运用。


与其他的方舱医院一样,江夏方舱的每个病人都要进行CT筛查。患者入院时,查看他的既往病史,要做血糖、淋巴细胞、白细胞、C反应蛋白、咽拭子等检查。在治疗期间,我们也会测血氧饱和度、心率、体温这些指标。判断一个患者是否具备出院的条件,专家组就在指挥室,对他的指标综合讨论。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中、西医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刘清泉:中医有中医的长处,西医有西医的优势,它们是互补的。


没有现代西医的诊断技术,你知道它是什么病吗,有没有传染性,什么时候能治好吗?尤其在这场战役中,谁能上谁上。控制疫情、救命是根本任务。


我们也与国外的中医专家有讨论和沟通,看能不能用我们的经验,为当地的病人提供一些服务。


新京报:江夏方舱休舱后,你现在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刘清泉:除了方舱的工作,我每天与急救危重症的专家们一起查房、会诊ICU的重症病人。


快两个月了,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武汉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去过了,我们天天都在ICU病房里,与中、西医的同行们思考、讨论。


对于危重病人,如何用药,减少呼吸机的损害、稳定血压等,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一个方子、一味药能解决的,这需要中西医的有机配合。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方舱医院这样的模式?


刘清泉:方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疫情得到控制。其实大家都希望早闭舱,疫情早结束,但是又有一种遗憾,好像还没有把力量用完。


有的人说,不想出院了,其实是对方舱医护服务的感念。但方舱是个医院,没有人愿意在医院生活。我们也希望他尽早出院,回归正常生活。


短短时间内,出现几万病人,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都无法承载。如何迅速地建立新的医疗资源,让病人应治尽治,方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为将来我们应对各种疫情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编辑 李明

值班编辑 王洪春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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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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