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身警卫：斯大林生活俭朴是杜撰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作者徐元宫，原题《斯大林贴身警卫工作揭秘》。
1945年出席波茨坦会议时的斯大林（左三）
世界各国领导人，通常都有一套组织严密的警卫工作机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论是在这些领导人生前，还是在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甚至去世多年后，对于他们严密的警卫工作机制及相关内幕情况，始终属于高度保密之列，世人几乎无从知晓。偶有一些退役的贴身警卫抖出一点蛛丝马迹，也往往既无关痛痒，且很不连贯，难以据此复原一个人物或事件的完整面目，更无从奢望去复原警卫工作的全貌。
本文所介绍的内幕，是由曾做过斯大林8年贴身警卫的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多年来零星地、断断续续地透露给他的儿子安德烈·瓦西里耶夫的，安德烈又于近期将这些内容披露给了俄罗斯媒体和世人。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斯大林贴身警卫的工作及斯大林私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其中很多内容，或许由于弗拉基米尔记不清楚了，或许因为他干脆拒绝提起，在他的儿子看来，“很多问题仍然不清楚。而且很有可能，对这些问题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
贴身卫士出身军队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是1939年应征参加苏联红军的，当时才19岁。他先后经历过芬兰战争、苏联卫国战争，在前线拼杀的3年时间里受过轻伤，“因为作战功勋”而荣获过奖章和红星勋章，不过也只是“混”到了中士——因为他没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安德烈·瓦西里耶夫认为，父亲之所以能在卫国战争中存活下来，一是因为他曾经历过芬兰战争，已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二是因为父亲所在的“捷尔任斯基特别使命师”平时对战士的训练过硬；三是因为1943年时，父亲曾被上级选派到军官学校去学习，虽只有几个月时间，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对休息的机会。
1943年，弗拉基米尔被派遣到专门训练情报侦察员的军官学校去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地形测量学、无线电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学会了实地辨明方向、进行伪装和掩蔽，还学会了黄色炸药和地雷的使用方法以及“桑勃式”摔跤。在学习了几个月后，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苏联的反间谍机关掌握了情报，获悉有一个法西斯暗杀小组正在德黑兰进行活动，企图谋杀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同盟国领导人，学校要派遣100名学员前往德黑兰执行保卫任务。军令如山，弗拉基米尔和学员们一起换上便装，领取武器，登上了飞机。
他们无法领略异国情调，因为任务很艰巨：他们要保证参加会议的同盟国领导人及其随员们下榻的别墅附近所有通道的安全。弗拉基米尔对儿子回忆说：“我们装成游手好闲之徒，一小时一小时地在街上来回溜达……当时我是第一次比较近地见到了斯大林，当然，我甚至不曾料想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在他的身边呆上好多年……”
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
从军官学校结业后，弗拉基米尔又重返前线，在红军反间谍机关工作，曾七次坐降落伞空投到游击队驻地。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游击队曾于1943年8月至9月，在德军占领的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奥廖尔州、白俄罗斯、乌克兰部分地区开展大规模破坏铁路交通线的活动，史称“铁道战”。弗拉基米尔参加了在白俄罗斯境内进行的“铁道战”。后来，他前往南斯拉夫执行一项特殊使命，和其他特工人员一道，成功地将陷入包围的铁托从德国人的眼皮底下救了出来，为此，铁托奖给了弗拉基米尔及他的同伴们各人一枚“南斯拉夫勋章”。但不久，斯大林就与铁托吵翻绝交了，勋章又被命令交回去了。
1945年5月，弗拉基米尔与同伴一道被派往波茨坦，他们需要在那里做好接待战胜国会议参加者的准备工作。弗拉基米尔负责杜鲁门总统下榻的别墅的安全。很快，新的命令又下达了：他被调往斯大林的私人卫队。从这一刻起，弗拉基米尔就留在了斯大林身边，直至斯大林生命的最后一天。
弗拉基米尔的新身份是斯大林贴身警卫“九人小组”成员之一。所谓的“九人小组”，是指长期守在斯大林身边的9名贴身警卫：小组负责人、7名贴身警卫和1名司机——这名司机也是一流的情报侦察员。当然，斯大林私人卫队的人数要多得多，光贴身警卫就有35人（其中包括长期守护在斯大林身边的“九人小组”）；还应当算上负责外围工作的卫队，他们的人数也不少，共计约200人。“九人小组”的主要职责就是护卫斯大林，无论他到哪里去，哪怕斯大林在自家花园里散步，身后也总是跟着三四名贴身警卫。
戒备森严的斯大林别墅
据弗拉基米尔回忆，斯大林的别墅有好几处。不过，斯大林比较喜欢孔策沃别墅，就警卫的复杂性和精密性而言，也许只有希特勒的“狼窝”可与之媲美。通往别墅的唯一通道，被民警执勤队日夜监控着，这帮人身材魁伟高大，都是大尉或少校军衔——尽管佩戴的是准尉的肩章。环绕孔策沃别墅的森林，密布着无数的螺旋形旋涡，弗拉基米尔觉得，即便有人能成功地穿越这些旋涡，他也不会去羡慕这个人——因为还有一条条大狼狗在沿着一根根柱子之间拉紧着的铁丝网来回奔跑，它们会扑向他。下一道警戒线由德国运来的电子监测仪和录像摄影机构成，两道平行的光束给别墅的“边界地带”盖上了一个“顶盖”，哪怕有一只兔子穿过，值勤警卫监控台上的指示灯都会亮起来，并明确显示“入侵者”的具体位置。接下来是一道用厚木板建成的5米高的板墙，墙上开设了一个个瞭望窗口，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就在那里值勤。然后，是第二道用厚木板建成的板墙，比第一道板墙要稍矮一些。在两道板墙之间，安设了海军航海专用的信号探照灯。而在斯大林的房子周围值勤的正是他的贴身警卫“九人小组”。
赫鲁晓夫就经常被斯大林邀请到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别墅作客，他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描述了别墅的安全保卫情况：“……那里的每道门和大门都加固了门闩，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闸门，后来几乎成了可以装卸的活动街垒。别墅有两道围墙，围墙之间有一些狗跑来跑去。安设了电动信号装置，另外还有一些防卫设施。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闯进斯大林的别墅呢？不过我们认为，这全都是对的，因为斯大林处于这样的地位，对于苏维埃制度的敌人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人物。这里可不能掉以轻心……”
对比上述弗拉基米尔的回忆内容和赫鲁晓夫的记述，可以发现他们对斯大林别墅防卫情况的描述基本一致，只不过弗拉基米尔的回忆更为形象、生动。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弗拉基米尔回忆的内容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斯大林外出办公如何警卫
斯大林的别墅戒备如此森严，当他离开别墅外出时，警卫工作又如何进行呢？弗拉基米尔回忆说，一般而言，斯大林的外出路线是不变化的——从别墅到克里姆林宫，再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别墅。沿着整个线路不间歇值勤的是负责外围警戒的民警和特工人员。在紧挨这条“政府通道”的地方散步可是一件不无危险的事情，在距离这条“政府通道”不远处约会的人们，往往会被带进警察局弄清楚个人身份，还要被跟踪监视一段时间，此类故事可以讲出很多。
在斯大林离开别墅外出时，贴身警卫会分乘两辆掩护车护送他。这两辆高级装甲轿车是美国生产的，贴身警卫们总是将车窗的玻璃放下来，以便可以随时向外射击。斯大林一进入办公室，贴身警卫们就立刻在门边站岗值勤。
从别墅到克里姆林宫之间的具体行车路线是否会有变化，又如何变化，弗拉基米尔没有展开介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倒是作了详细描述：“斯大林晚年出现了恐惧症。我是从许多迹象中发现的。例如，每当我们看完电影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前往‘近郊别墅’，汽车驶过从克里姆林宫至莫斯科河西面拐弯处这段相当短的距离，尚未跨越莫斯科河，便突然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兜开圈子了。通常，斯大林的车上坐着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其余的人则根据自己的选择，分别就座。我大多是和布尔加宁共坐一辆车。我后来问过与斯大林同车的人：‘你们干吗在那些小巷子里绕来绕去呀？’他们回答说：‘你别问我们了。不是我们选择的路线，是斯大林点名走那些街道的。’看来他胸中装着莫斯科的平面图，能够指点路线，一旦车开出来，他就会说：往那边拐，往这边拐，就这么开，往那里开。傻瓜也能猜到，他这是在采取措施，迷惑那些可能企图谋害他性命的敌人。”
斯大林外出休假如何警卫
弗拉基米尔回忆说，斯大林不喜欢旅游，但每年都要到克里木或高加索去，并在那里呆上几个月时间。这两处都是前苏联最重要的疗养区，高加索还是矿泉区。
事实上，早在弗拉基米尔成为斯大林贴身警卫前，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就已经常到高加索或克里木去休假。正因为有斯大林的关照，在30年代，整个高加索黑海海滨才迅速发展起来，那里发现了几十处医疗用的矿泉。1930年和1931年，斯大林把自己的休假延长到两个月，在南方度过了8月和9月。1930年8月13日，斯大林给在莫斯科暂时代替他处理政务的莫洛托夫的便函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在逐步地恢复健康。”1个月后，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已是这样的内容：“我现在十分健康。”1931年8月，他在给莫洛托夫的便函中感叹：“这里的水很奇妙。真的。当我们见面时我再详细地告诉您。”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以及战争爆发等原因，斯大林并没有每年都到外地去休假。比如1928年和1929年就一直在莫斯科工作；再如，从1937年至1946年秋天之前，斯大林也不曾到南方去休假，直到1946年的秋天才又到南方去疗养。因此，弗拉基米尔回忆所说的斯大林“每年都要到克里木或者高加索去，并且要在那里呆上几个月的时间”，是不够准确的。
弗拉基米尔回忆，在斯大林前往这些地方休假时，往往会动用各方面力量，火车沿线各车站都会被关闭，所有旅客和各色人等均被驱散。沿铁路线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名肃反工作人员在执勤。专列的前边，通常行驶着一辆专门负责检查各方面情况的列车，车上载有大批警卫人员，另外还装载着一辆辆各色汽车；专列的后边，是一辆负责掩护工作的列车。从外表看，专列的车厢跟普通车厢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是专门订购制造的，并用装甲护板加固了，只有车顶没有给予保护，这给警卫人员制造了不少麻烦：每当列车经过一座座桥梁时，警卫人员就会特别注意，生怕哪里会抛下一枚炸弹。
斯大林外出，自然会有一些政府要员随行，不算这些政府要员的贴身警卫，仅斯大林的卫队就有2/3的警卫人员随行护卫。通常，弗拉基米尔所在的“九人小组”身穿制服，其余警卫人员则穿便装，武器放在小提琴盒里，弗拉基米尔觉得这一幕非常滑稽可笑——苏联政府原来是由一些音乐爱好者组成的。
斯大林喜欢在里察湖（又称大里察湖，位于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境内，属山区气候疗养区之一）附近安排野餐，排场具有纯东方式的奢华：从别处运来精美而昂贵的餐具，还有味道美极了的珍稀葡萄酒，在篝火上烤全羊，烹煮刚刚钓上来的鳟鱼和鲑鱼。这种场面见多了后，弗拉基米尔便觉得有关斯大林个人生活比较俭朴的议论和说法，都不过是杜撰的神话而已。如此酣畅地欢宴三四天，却苦了那帮安保人员，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就是“只有我们快活不起来”。
宴会上贴身警卫装扮成“侍者”
过去，有关斯大林喝酒的情况，曾有过不同的传说。有说斯大林滴酒不沾的，有说斯大林酗酒很厉害的。弗拉基米尔则回忆说：“斯大林本人饮酒并不多，基本上是喝格鲁吉亚的纯葡萄汁酒，却常常把共同进餐者灌得酩酊大醉。有一次，这类聚餐差点没让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们遭一次大难。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突发奇想要乘船出去兜风，一行人坐到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赠送给斯大林的‘里翁’号内燃机船上，却没有带警卫人员随行。我们不得不用一些旧的、行驶速度较慢的‘海上猎人’赶上他们。那天起了风暴，很快斯大林的船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说实话，有那么一刻，我甚至以为我们无法活着熬到岸上了：躺着起不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而且包括我们的头儿——暴风雨是那样的暴烈。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种种忧虑：万一‘里翁’号出点什么事，我们的命运将会怎样。所幸的是，一切都平安过去了。”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描述过斯大林确实喜欢把与他一道进餐的人灌醉。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Z书记拉科西到高加索疗养时，就曾被斯大林灌醉：“有一次，斯大林把我们叫到一起，说：‘拉科西到高加索疗养来了。’拉科西是头一次到那里。‘他打电话，要求到我这儿来。’我们都默不作声。‘应该让他来。’于是给拉科西去了电话……拉科西来了。他也参加了一场场狂饮的酒宴。有一次他喝得有点醉了，说道：‘请听我说，你们怎么干这种事情？这可是酗酒呀！’他的话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本身也心知肚明，但又总是为自己开脱：我们是‘牺牲品’。然而他的话终究冒犯了我们，贝利亚便告诉斯大林：拉科西说，我们是在酗酒。斯大林回答：‘好吧，咱们就瞧瞧。’大家入席后，他就开始给拉科西灌酒，硬让他喝了两瓶还是三瓶香槟酒和另一种酒。我担心拉科西受不了，会马上送命的。不，结果他缓过来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多处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酗酒者”，而弗拉基米尔则回忆说“斯大林本人饮酒并不多”，这是怎么回事呢？极有可能是随着年岁的增大、健康状况日渐走下坡路，遵照医嘱，原本善饮的斯大林对饮酒也有所节制了。
弗拉基米尔认为，当时采取特别防卫措施是很自然的，斯大林的贴身警卫们一直被培训如何辨识企图加害斯大林的形形色色的“破坏小组”，进而营造了一种怀疑和“间谍恐怖症”的气氛。贝利亚为这种气氛的营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他时不时地出现在斯大林的别墅，组织各种检查，并下达一个个指示，结果使本可以正常开展的防卫措施竟演化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比如，在大剧院召开重大会议时，除了在会场周围、各出入口及后台布置了警卫人员外，会议大厅里也聚集了很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每三名应邀参会者，都会有一名特工人员去“照料”。
这类情况也发生在举行政府宴会的时候，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受命装扮成来宾或者侍者，因此常常闹出不愉快的事情。一次，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米沙·克洛波夫少校装扮成“侍者”负责开启香槟酒，可他从未干过这活，结果一不小心将邮电部部长夫人从头到脚浇湿了。
不值班时贴身警卫都干些什么
不当班的时候，“九人小组”都干些什么呢？弗拉基米尔回忆说，他们主要搞各种训练。他们有一流的运动教练，每天都训练他们，除了各种体能锻炼外，很多时间都花在格斗、磨炼使用刀剑等冷兵器的技能上。当然还有射击训练，他们当中没有射击差的，都能单手射击、双手射击、黑暗中出枪射击，并且公开携带武器：冲锋枪、纳甘式转轮手枪、柯尔特式手枪及长长的挪威刀。值勤间歇，许多贴身警卫喜欢练习保加利亚十字绣花纹刺绣，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爱好。试想，一群肩膀很宽、身穿军装的大男人坐在桌旁飞针走线，就好像一群大姑娘似的，这一幕也许很有趣。贴身警卫们还阅读过不少书，不过不是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不是其他经典作家的什么著作，而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弗拉基米尔认为，贴身警卫们之所以读这些文学作品，是因为这“是对战争、鲜血、污秽的一种反应”，他们“非常渴望某种善良而美好的东西，并且大家都互相看齐”。
即便是现在，弗拉基米尔也认为“九人小组”是好样的，虽然他们军衔不一，从中尉到上校都有，一些人曾经历过战争，另一些人早在战前时期就开始在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里服役，但大家都不在意军衔级别，彼此的关系比较友好。不过，弗拉基米尔也觉得，在他们中间，没有今天的电视里所描绘的“超人”，并且他也不相信世上有什么“超人”存在。“九人小组”的卫士都很年轻，都不超过40岁，文化程度不高，最高的也就是曾上过军官学校。甚至他们的领导人——差不多从国内战争时期就跟斯大林在一起的弗拉西克中将也不曾接受过高等教育。似乎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学历会降低贴身警卫的作战能力，削弱对“领袖”的忠诚。
因为不再信任而拒绝为机关效力
弗拉基米尔觉得，虽然他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为“领袖”献出生命、用自己的身体替“领袖”挡子弹，“领袖”本人却显然不拿贴身警卫当人看。他们被禁止跟斯大林交谈，甚至被要求立下字据：不会因私人事情去打搅斯大林。可实际上，他们有的是需要请求给予解决的事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生活得相当艰难，跟普通陆军军官没什么区别。贴身警卫们对“领袖”的忠诚程度一直受到严密注视和监督，工作之外的一切交往和联系，他们的所有熟人和朋友都受到检查或监视。弗拉基米尔的母亲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女裁缝，早在1939年时曾为芬兰领事馆的领事夫人缝制过一条裙子，到1945年弗拉基米尔被吸收进“九人小组”时，他的母亲还被召到一处“大房子”里，被要求对缝制裙子一事作出解释。当然，贴身警卫们还被严禁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在何处服役。
尽管斯大林的贴身警卫因为工作之便认识了很多在当时掌握大权和实权的人，但他们却不曾想过要利用这一点。用弗拉基米尔的话来说就是：“当时，脑子里不曾想到过这一点。也许，时代是另一种时代，我们又是不一样的人。总统卫队中冒出一个杜马代表，这在现在是可能的，而在当时则是完全荒谬的。何况，我们是‘活着的盾牌’（贴身警卫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受护卫‘对象’，而绝不是先去歼灭袭击者），此外，我们还是某些秘密的承载者……对于那些渴望在权力结构中站稳脚跟的人来说，我们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他们不需要曾见证他们在斯大林跟前竭尽阿谀奉承、卑躬屈膝之能事的人。”
斯大林去世一年后，他生前的贴身警卫们就被打发退役。弗拉基米尔没有可能留在莫斯科，被打发到马加丹州工作。他的一个铁杆哥们——也是“九人小组”成员之一，因为忍受不了当时的境遇开枪自杀了。大约过了20年时间，社会上又兴起了“斯大林热”，有人建议他再回到机关里效力，他拒绝了，因为他已经不信任什么机关了，“而没有信任，要在这类机构里效力是不可能的”。
上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多年的断断续续的回忆，被他的儿子安德烈·瓦西里耶夫整理成文，发表在俄罗斯《绝密报》2011年第7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