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 | 你听过的那些名画，都可以在这个小村子里被复制出来
关于世界级的油画 ，我们可能听过《蒙娜丽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星月夜》或是《呐喊》，但是你见到过这些作品的原作么？
哪怕我们了解过所有世界名画的细节，它们艺术价值及它们作者的时代背景，但事实上我们却很少有机会亲眼见到这些原作（壕请走左侧快速通道，小编想和你做朋友），因为它们往往被收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甚至束之高阁。
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名画都只是在网上流传的照片或扫描件，当然，也有来自画工们的复制品。
油画原本来自西方，在距今400多年前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当然，我们今天要提到的油画复制已经与此关系不大，中国的油画复制业大概得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追溯。
原本亚洲的油画复制大国（地区）是韩国和中国香港，但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画师工价却显得有点高了，当时大约20000元左右的薪资是复制品画商们难以接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中国内地就成了资本商的新选择。
在资本的要求下，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画商们开始在厦门、广州和深圳开厂授徒，以大概仅为1/20的工价雇佣中国画工。
1989年，香港画家黄江来到大芬，租用民房招募学生和画工进行油画的创作、临摹、收集和批量转销，由此将油画这种特殊产业带进了大芬村。
黄江最初收了几十个学生，他们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没有任何绘画基础，艺术对他们来说很遥远，甚至还有些神秘。黄江从调色、用笔开始教，之后是临摹，这样培训了一到两个月他的学生们就可以开始上手画复制画了。
这些学生熟练以后，有的叫上家人和老乡来一起学画，有的后来还收了徒弟，将这个工作传播开来，甚至成了产业。如今，真要在大芬论资排辈的算起来，以黄江为源头的复制画画工“师承”可以算到六、七代了。
在黄江之后，越来越多的画家、画工进驻大芬村，大芬油画村也被作为独特的文化产业品牌打造出来。
原本，小编打想用复制画的创作来作为这一段标小题，转念一想，说是制作可能更加贴切。
不同于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一幅名画的复制通常由几人分工完成，每个人都只专职画其中一部分。比如最受欢迎的《凡·高自画像》，由五人完成，眼睛就是由一人承包制作。
这种流水线模式使工人画得很熟练，在职业画家手中至少要一天多的时间完成的东西，到了大芬村的画工手里，一天可以画出十几幅。
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前的《向日葵》复制画
回到我们的开场白，你可能沾沾自喜于你在博物馆中看到过某幅名画的真迹，但那同样可能只是复制品。事实上，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广场中，摆放在玻璃橱窗内的《向日葵》仿作，同样出自这个偏僻村庄的画工之手。
对于现在艺术市场的工作者而言，按照绘画水品的高低被分为：画工、画师和画家，这三类人呈金字塔形分布。画家卖原创产品，而像生存在大芬的画工，明显就处于整个产业链的底端。
画工受画商或者美术馆的雇佣，按照订单绘制内容，由于这些复制画的收购价被压的很低，赚钱靠的是“走量”，只有更多的完成作品，他们才能养家糊口。
在大芬，有些人画了一辈子凡·高，有的为了更好的追求开始尝试原创，他们之中有的功成名就，有的一塌糊涂，那么便再次回来画凡·高。或许这就是大芬的世界，一个油画复制村的世界。
随着大芬村行业的聚集和饱和，很多画工都选择进入工厂。当然，政府也在积极对大芬村进行着改造，希望把大芬从一个只懂得复制油画的作坊变成艺术家们真正向往的地方。
同时，确实有不少年轻艺术家们会来大芬，为了艺术，为了生存，也为了感受中国艺术与财富的光环。
英国画家大卫，同时也是一个流浪歌手，他已经在大芬村已经呆了近十年。
50岁的李红民从1991年开始，就来到大芬村附近做画工，可以说他是大芬的见证者了。
来自梅州的朱新明是墙壁“画工”。1996年，21岁的他跟着叔叔学画画。
诗诗原本是一个画商，然后，有一天她忽然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于是她在大芬租了一个墙面，一边画画一边卖服饰。
陈鸣婵正在自己画室里创作，她在四十岁实现了财务自由后才开始学画画。对于没有经济压力的她而言，画自己喜欢的风格才是最重要的。
在狭窄的巷道中，在弥漫颜料气味的画室里，在大芬这个地方，还有更多的故事。
每当“中国凡·高”在他们眼前的画布上添上一笔，他们离艺术也就更近了一步。
[文/编 《弘雅书房》 编辑部：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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