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文化之光 ——国立杭州艺专图书馆发展历程
如果将1928年建立的国立艺术院比作西子湖畔放鹤亭边一株迎风傲立，将艺术的芬芳播撒人间的红梅[1]，那么国立艺术院图书馆就是这梅树上的一片绿叶。虽然它没有动人的艳色，没有馥郁的芳香，却默默无闻地为红梅的绽放提供着人文和知识的滋养。
2016年初，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在馆长张坚教授带领下，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团队[2]，来重新发掘、整理国立艺术院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期那些被尘封在备用书库里的书籍、文献，着手梳理这个时期学院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并策划和举办“艺术的文化之光：馆藏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美术文献展”，作为向学院90周年校庆的献礼。展览精选了国立艺术院和杭州艺专图书馆的藏书220种、共245册，并结合大量的历史文献照片，进行陈列和展示，力图呈现图书馆的历史沿革、文化传承和学术使命，反映学院的文脉和精神理想。
在两年多的时间中，馆藏民国文献整理团队成员悉心擦去每本书上的尘埃，对脆化发霉的图书进行修补，奔波于浙江省档案馆和浙江省图书馆，查找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和资料，一次次地修改和调整方案，在布展场地上加班至深夜，文献展凝结了他们的汗水和辛劳。“艺术的文化之光：馆藏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美术文献展”于2018年4月2日在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象山馆区举行，本文作为此次展览的成果之一，也是团队成员通力协作的产物。谨以此文致敬默默付出的图书馆人。
1.图书馆在外西湖校园中的位置
根据浙江图书馆藏国立杭州艺专校园平面图（图1）显示，在1937年学校西迁之前，图书馆位于哈同花园（罗苑）临湖的两层主楼的二楼，共有三个房间，一大两小，楼下为教室和琴房（图2）。学校的先贤们将图书馆设置在湖山望境之间，琴声袅袅之中，展现了他们以美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情怀。
图2 1930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览》上刊登的本校临湖侧面照片，中间两层建筑物的二楼为当时图书馆的所在
1934年，侯慕彝先生在《本校沿革校址设备》[3]一文中提到“杭州西湖风景优美甲于全国，适宜于艺术之陶冶，本校择地孤山，所占地为罗苑、三贤祠、照胆台、苏白二公祠、陆宣公祠、启贤祠、朱文公祠、王祠、莲池松舍等处。罗苑为总办公室、图书馆、标本室、石膏模型室、永久成绩陈列室……”李寄僧在《回顾母校初创时期》一文中，回忆当时哈同花园（罗苑）的房子只有花厅是作为理论教室，其余是办公室、图书室、会议室、医疗室和校长室，没有多余的房子，教师都只能自己解决住房问题。洪士珪在《杭州艺专音乐系印象》一文中说：音乐系教室在白堤靠外西湖一侧，为罗苑中一长方形普通平房，用六角形及圆形拱门隔成三个方块，除中间为通道外，两侧均为琴房，约6、7平方米，进了门，第一个方块的左侧为钢琴课室兼基本系科教室，第三个方块右后侧有一个突出湖面的湖中亭，为小提琴教室。上课时，亭内琴声悦耳，亭下游艇荡来，艇上游客对于我们能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学习音乐叹为仙境。
抗战胜利后，学校复员杭州，校园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时期图书馆在校园中的位置，根据吴山明的回忆[4]，当时图书馆已经不在哈同花园中了，而是设置在陈列馆（图3）里面。陈列馆是1935年由当时学校图案系的外籍教师杜劳设计、监造的罗马式建筑，“大柱子、落地窗，高敞，采光合理……”[5]图书馆占据了陈列馆三分之一的空间，在靠里面的部分。
图3 1936年国立杭州艺专学生在学校陈列馆门口合影（来源于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
2.藏书荟聚与损毁
图书馆作为高校教学、科研和创作的信息服务中心，其馆藏资源的建设始终以学校的办学方针为指导，以满足学科建设发展和学生实际需求为目标。国立艺术院作为中国最早的国立艺术高等学府之一，在建立初期便明确了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 为办学宗旨，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理念。国立艺术院和杭州艺专图书馆在馆藏资源的购置上也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方针，在经费并不充足的情况下，通过多种渠道购买中外艺术图书，为艺术学子参考研究、为学科发展提供有力的文献保障。
艺专教务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林文铮在《为西湖艺院贡献一点意见》一文中提到：“……应当特别注重图书，石膏模型教具。谁也知道办学唯一的要素除了教授以外就是图书和教具，否则华而不实，徒然一个空筐子而已！国内各大学图书馆关于科学的图书尚有一点收藏，唯有艺术一类的图书简直凤毛麟角。艺院既为全国艺术最高学府，对于中外艺术图书尤宜特别收罗以备学子之参考及研究。”
1928年，国立艺术院图书课（馆）全年的购书经费为555余元[6]。在建校初期，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这样的经费投入足见学校对图书资源建设的重视。通过图书馆人多年的努力，至1933年，馆藏的中文书籍已达5000册，外文书籍2000册，画册百余卷，杂志百余种，并从法国购得石膏模型172件，各种标本300件；到1935年，藏书已达2113种，14456册，阅览室座位可达全校学生数一半，其中美术类书籍占据图书总额的三分之一（图4）。另外，学校还在在照胆台建造了一座动物园，采购各种珍贵兽禽百余种供师生写生，这也是杭州最早的动物园。
图4 1930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览》上刊登的本校图书馆照片
当时，学校的驻欧代表王子云专门负责购买石膏和图书资料，欧洲最时新的艺术图书和画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国内，开阔了艺专学子的国际视野。吴冠中曾在自传中提到：“校图书馆里画册及期刊也是法国的最多，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我们早就爱上了这些完全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 [7]
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西迁，开始了9年颠沛流离。1938年，在湖南沅陵，杭州和北平艺专合并，改称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39年夏，在从安江村迁移至重庆璧山时，因为走得匆忙，丢下了好多箱图书和校产，这是国立艺专馆藏图书资料第一次比较大的损失。有关安江村遗留图书教具的情况，吴冠中在《出了象牙之塔》中有论及，他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回访安江村时，为此事而询问当地老乡。老乡说，你们走得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厚本厚本的书，还有猴子、老鹰，直到解放后还保存着一些。此外，校友陈明在《抗日战争艺专地下党的活动》中也说到这件事情，他说，从安江村到璧山，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图书还是在放在安江村，滕固说，教育部不给他钱，图书大多放在安江村，没有运出来，我对不起你们学生了。
图书馆的另外一次图书资料的毁损是在抗战胜利复员期间。1946年秋季，学校迁返杭州，据《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简志》载：“当时因交通工具十分困难，学校全部图书、教具和财物，只能雇佣船舶运输，由于装卸拆运前后历时数月之久，期间备受风雨侵袭，致使船舶破漏，所载校产均遭水浸霉烂，因而使原已破旧残缺存数有限之图书，又遭受一次浩劫，到杭州后，经清点，全部藏书仅存7394册，其中，美术类图书只剩下757册”。到1949年5月杭州解放，学校图书馆全部藏书为10000册，其中《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两套书就占了4000本。
1949年以后，学校对艺专留存下来的图书进行了甄别，总体上，学校对于那些政治上不正确的或反动的和颓废的图书，采取封存或限制流通的做法，但也明确规定是不允许进行销毁的。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图书清理工作计划》中，“本院图书馆虽然做过初步清理工作，但由于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图书清理比较草率，同时图书馆领导上存在着错误的观点，认为反动书籍刊物也有研究和参考的价值。”[8]这个计划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黄色小说《失恋后恋》等仍在进步小说中间，自由出借，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画刊书报及外文书籍中也有不适当公开陈列的图书，这些书籍在同学中散布有害影响，应该从图书馆清理出去”。被清理出来的书在1954年10月编成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保存反动颓废书籍及仅供参考限制出借半封闭图书清册》。其中反动书籍320本，限制出借431本，外文版的新派画单列出来，归入限制出借类别，共75本[9]。
不过，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因封存不当引发的图书毁损的情况。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刘开渠、倪贻德签署的有关处理解放前留存下来的反动和颓废书籍不当的事件报告中指出，1951年4月，学校封存了一批反动和颓废的书刊，这些书刊经过整理后，被装入大木箱中。1952年10月，倪焕之调任图书馆长之后，为彻底查清封存图书状况，发现封存于该木箱中的图书已为白蚁和虫蛀，原因是木箱放置在墙角处，木板被白蚁蛀空，蔓延入箱内，又因加钉封存，未经暴晒，导致大量书籍损坏，虫蛀霉烂者有443册，破损可修复者64册，完整者209册[10]。此外，在1952年全国艺术院校院系调整时，学院应用美术系调往中央美术学院，随系而去的应用美术方面的图书161册。
1966年至1972年文革期间，学院图书馆经历了一系列离乱，首先是大部分书籍都被封存，1969年，因战备疏散，馆藏的珍贵画册疏运到绍兴漓渚，又至嵊县一所中学，于1970年撤回杭州。1970年，学校成立“教学连”，前往桐庐分水；1972年，教学连撤销，回杭州，发现留在杭州的大量图书资料，因无人照管，遭雨水侵淋霉烂，又发现书库被盗多次，损失达数千册。
3.图书馆人群像
1928年至1949年，图书馆共经历了12位馆长（主任）。第一任图书课（馆）主任为刘开渠（图5）。1928年，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学校在秘书处下设置了图书课，即图书馆的前身。刘开渠在担任图书课主任的同时也兼任了西画系的助教。当时图书课只有一名工作人员，为周文玮先生。是年暑假，刘开渠赴法国研习雕塑，图书课主任由余世济继任，课员为林楚谦。余世济先生曾任校艺术教育委员会办事员。1930年春，卢章耀（图6）成为图书课主任，周文玮任图书课员。卢章耀先生为浙江诸暨人，赴法留学归国，兼任学校法文讲师，曾在校刊《亚波罗》上发表过《工艺美术与社会》、《意大利在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等文章。
图6 卢章耀
（来源于1936年《亚波罗》杂志第十七期刊登的教职员近照）
1931年，学校将图书、出版两课合并，李朴园（图7）出任图书出版课主任，课员仍为周文玮。李朴园早年就读于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后追随林风眠先生南下，曾任国立艺术院、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出版课主任、图书课主任等职，并兼任美术史论课程教授，主持校刊《亚波罗》、《亚丹娜》的编辑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立杭州艺专 “艺专剧社”的活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立杭州艺专师生一路西迁。1938年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院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奉令在湖南沅陵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同年5月，图书馆主任李朴园组织馆员对图书资料进行清点造册，将图书与教具、校产一起移交给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8）。两校合并后，为契合战时政治氛围，图书馆一度更名为参政资料室，主任仍为李朴园，资料室管理员（馆员）为国立艺专雕塑系毕业的陈得位和图案系毕业的邱玺。
图8 1938年两校合并时国立杭州艺专财产移交目录（来源于中国美术学院档案室）
两校的合并，带来了人事的变更和教学理念的冲突，在动荡迁移中，国立艺专学潮迭起。1940年，学校迁至安江村，由顾良接任图书馆主任不久后，学校爆发大规模学潮，他在学潮中受到冲击[11]，辞去了图书馆主任一职。同年12月，由岑家梧接任图书馆主任，他同时也是学校美术史论教授。岑家梧是我国人类学和民族学先驱学者，也在人类早期艺术及艺术人类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岑家梧先生的治学经历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述评》（徐杰舜、彭英明，2001年）一文中提到：1940年，岑家梧在国立艺专任教时，利用假日带学生到巴县考察古代墓葬“蛮子洞”及古代栈道遗迹。期间，他发表了《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1941年），《西南部族之体饰》（1941年）、《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1941年）等多篇学术论文。
1943年3月，郑克基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兼任学校图案系讲师，教授商业图案。郑克基为江苏松江人，曾执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1年至1943年间，韩秀石（国立艺专图案系毕业）、祝昌、谭乃沾（国立艺专图案系毕业）、曾宪凤、高蕙英（国立艺专图案系毕业）、胡志雅等人先后担任过图书馆馆员。
1944年，学校在重庆磐溪安定下来后，谢海燕受校长潘天寿的邀请，出任国立艺专教务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海燕老师和国立艺专》（张文俊、曹增明，1988年）一文中提到“那时学校经历九次搬迁，杭州艺专图书馆抢运出来的书籍画册已经损失很多，限于经费，新购图书极少，而且有钱也买不到，而这些弥足珍贵的图书，仍不时有被撕窃发生，弄得许多画册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令人痛心。谢先生为此在大会上反复强调，要求爱护图书公物。一次，根据同学揭发，在一个行为不端学生的铺盖底下搜出一百多张被撕下来的画页和开天窗割下来的插图，只好把这个学生开除了。”抗战胜利后，谢先生回到上海美专工作。但谢先生的夫人张嘉言先生仍在艺专图书馆工作。
1945年国立艺专图书馆主任由西画教授方干民兼任，馆员为朱培均和李先慎。方干民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1929年回国后，曾任教于上海新华艺专，1930年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西画教授，1939年，曾任学校教务长，1941年离校，1944年潘天寿出任国立艺专校长后，再度回校任教，1946年，校长更换后，被解聘。1947至1948年，汪志青、何天行先后担任图书馆主任，馆员由国画系教职员张嘉言、李先慎、吴存模等兼任。何天行与施昕更是我国最早发现良渚文化的考古前辈。1937年，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考古报告完成出版，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书名，是我国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第一人。何先生还担任过西湖博物馆历史部主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等职。1949年，随着学校的发展，图书馆规模也随之扩大，图书馆设正副主任，分别为何泳南和金初高，馆员有张嘉言、冯蔼然、何时英、孟养吾等人。
4．刘开渠与《中国绘画书籍概要》
1928年3月，国立艺术院成立，刘开渠任图书课课长，6月，大学院派刘开渠以“驻外著作员”的身份赴法国巴黎学习雕塑，8月份成行。虽然刘开渠在任上只有一个学期，但他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写《中国绘画书籍概要》。关于编印这个《概要》的要旨，刘开渠先生在1928年中央日报特刊《艺术运动》上发表一篇短文加以申说（图9）。
图9 1928年《艺术运动》第八期刊登的《中国绘画书籍概要》（来源于大成故纸堆数据库）
他认为，中国绘画的创作，宋元之际，在伟大的程度上并不弱于西方，但是在理论方面，确实没有西洋那么有系统，那么精细详明，但这也不是说中国没有艺术理论和美学，西洋的那些著作都出自哲学家之手，“中国的都零零碎碎出于创作家之手”，“创作家以创作为主，写文不过是余事，所以片段、艰深，有时简直不为人所懂。”“中国人的治学问的方法不够，虽有很好的意思，写不出好书来”。“中国人缺少科学头脑，对于学术不知道一种有系统的分析、组织，只知道拉杂地乱陈一堆。如中国的一部丛书之内，乱七八糟地包括一切，收罗一切，而且不知道系统地把它们组织起来。”而实际上，中国的艺术理论和美学的书较之西洋，也不能算是少了多少。
西湖国立艺术院图书课为方便教职工和学生阅读这部分书，到当时在外西湖的省立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前身）对这类书目做一次调研，摘录和整理有关图书信息，编制成目录。刘开渠说：我们想编一部中国绘画书籍概要，就是想把向无系统的中国绘画书籍作第一步的整理，中国绘画书籍向来散在丛书之内，没有专册，若非有多数人的合作，很难做到完美的地步，因此，我们想征求多数同志合作起来，在短期间，把它编制出来。本书是在先求一个大纲，所以，对于每部绘画书籍要简略地把它的大意写出来，兹将应注意的四点列后：1. 书名、著者、年代、卷数；2. 属于何类及其全书大意；3. 篇、章、段、节大意；4. 附该书系编在何丛书之内，丛书之名，抑系专书。[12]
最终，刘开渠是希望编写一本很完全的中国绘画书籍概要，把中国所有绘画书籍都收罗进去。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绘画类藏书并不完备，因此，他也期盼得到外界同志的合作，在各省各地图书馆去替我们调查，把所得的书的大意写给我们。他计划在两个月之内编制完成这个书籍概要，三个月内出书。这部书出来之后，可以给学术界提供不少方便。文末的征稿启事中，还列出了收稿地点和酬劳。投稿一篇，登录者，书出之后，赠书一册，特别多者，另送酬金。而外省同志如需要浙江省立图书馆绘画书籍概要，只要出邮资四分，即可寄上一份[13]。
《中国绘画书籍概要》（图10）因刘开渠先生公派出国留学而出版得有些仓促，油印线装版的装帧形式也不够精美，但却表明了当时的图书馆人“整理中国艺术”的决心。该书是通过梳理图书资源，整理开发得到的二次文献，为国立艺专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美术提供了阅读指导和检索工具，也弥补了当时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类图书馆藏资源的不足。
图10 《中国绘画书籍概要》（出版时改名为《中国绘画书目》，来源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5. 藏书的学术特色与品质
国立艺术院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期，学校在图书资料建设上，不惜重金投入，在办学经费紧张情况下，仍然采购了一大批当时海外出版的印刷精美的大型美术展览、文物考古、历史遗址以及历代名画名作画册和图谱，如：常盘大定《中国文化史迹》、《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藏中国画帖》、《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出品图录》、《南画大成》、《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世界美术全集》和《中国山水画史附图》、《书道全集》、《中华民国教育部美术展览会日本出品画册》等。学校采购这类图书时，比较注重包含单幅画作的大型画册，以便于教学和创作参考所用。
其次，图书馆所选择购藏的图书中，外文原版书比重较大，学术品质高。根据国立艺专1935年编印馆藏西文和日文美术类书籍统计表[14]，在西文美术类书中，以法文居多，共189种，841册。学校的前辈充分了解国际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前沿思潮和动向，而作为当时的一所国家级高等艺术院校，在图书资料建设上，是以世界一流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为对标的。
国立杭州艺专藏书的西洋艺术门类之下，大型美术画册包括《希腊雕刻集》、《近代法兰西雕刻集》、《西洋名作选集》、《现代人物画选集》、《现代洋画》、《现代人物画选集》、《现代风景画选集》、《现代法兰西名画家画集》、《巴黎新兴绘画选集》、《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系列（从文艺复兴到现代）、《解说西洋名作图案集》等；西洋近代现代艺术家作品集包括：达芬奇、伦勃朗、普桑、籍里柯、安格尔、库尔贝、米勒、杜米艾、戈雅、罗丹、柯罗、雷诺阿、塞尚、高更、梵高、夏凡纳、波德尔（Bourdelle）、马约尔（Maillol）、马蒂斯、德尼、德朗、郁特里罗、莫迪里阿尼、苏丁、博纳尔、毕加索、夏加尔、格里斯（Juan Gris）、恩索（JamesEnsor）等。
亚洲艺术门类之下，包括日本、朝鲜、印度和波斯艺术画册，以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艺术。国立杭州艺专所藏日文书籍数量较多，涵盖范围广泛，其中包括各种美学和美术理论类书籍，如多田宪一《美学论考》、藤井昭《美学原论》、柳宗悦《工艺美论》、《工艺之道》，园赖三《艺术创作心理》、金井达三《美术新论》、金子筑水《艺术本质》等；还有日本学者专论西洋近现代美术史的书籍，如森口多里《近代美术十二讲》、板恒鹰穗《近代美术思潮论》、白滨微《现代美术教育》、黑田鹏心《现代雕塑》等。
海外中国艺术研究书籍有：喜龙仁《中国绘画史》（Histoire dela Peinture Chinoise, Osvald Siren），劳伦斯（Henri Laurens）《中国艺术》（ L’ Art Chinois），宾雍（LaurenceBinyon）《大英博物馆藏亚洲艺术品》（ L’ Art Asiatique au British Museum V），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中国艺术》（D’ Art Chinois）以及斯特朗（Hilda Arthurs Strong）《中国工艺美术简史》（A Sketch of Chinese Arts and Crafts）等；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专著有金原省吾《支那上代画论研究》、桥本关雪《南画道程》等。
第三，国立艺专所购藏的中文类图书，除《万有文库》第一、第二辑和《丛书集成》等两套大型丛书外，主要是中国传统书画的画册、碑帖、拓片以及艺术史和理论类著作。至1934年，馆藏线装画册已达500多余册，碑帖拓片和地图类达200多幅[15]。线装画册中多为珂罗版、木刻水印等印刷细腻、画面层次清晰的精品，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四王吴恽画册》、《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上海有正书局《芥子园画谱》、《中国名画》、《匋斋藏印》、《王石谷临宋元十二景》、上海西泠印社《八大山人书画集》、《石涛画册》、上海神州国光社《范中立华山图》、《释石涛花卉册》等。
艺术史理论类图书购置以国内学者著作为重点，国外艺术史学者译著为补充。中国美术史研究类有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图11）、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和《唐宋绘画史》、朱傑勤《秦汉美术史》、黄宾虹《古画微》、郑昶《中国画学全史》、李朴园《中国艺术史概论》、《中国现代艺术史》等。西方美术史类有吕徵《西洋美术史》、倪贻德《西洋画研究》、《西洋画派解说》、李金发《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丰子恺《西洋美术史》、《现代艺术十二讲》和《西洋名画巡礼》等。
图11 馆藏潘天寿题赠《中国绘画史》
第四，从专业教学、科研需求和创作参考出发，有目的地购置图书资源是馆藏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1929年3月出版的《国立艺术院周刊》中有一段关于潘天寿先生荐购图书的记载：图书课函称潘天授（寿）先生嘱购画册十余种（附购画册单）通知庶务课依单购买。[16]吴冠中回忆国立艺专时期潘天寿先生的国画教学“偏重讲石涛、石谿、八大，构图、格调、意境……”[17]在1935年国立艺专图书课所藏的国画目录中，石涛、石谿、八大山人画册有30种之多。
同样，图案类（工艺美术）图书的采购，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国立艺专图案系在建立之初，既有刘既漂、雷圭元、孙福熙等留法归国的专业教师，也有斋藤佳藏（日）等外籍教师。从1935年图书馆馆藏目录中可以看到，工艺美术类图书日文版数量较多，与当时国内图案手工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式受日本影响较大不无关系。图书馆也订购了海外时尚类以及图案、工艺美术专业期刊，如《艺术与装饰》（Artet Decoration）、《海报大师》（LesMaitres De L'Affiche）、《图案》（L’Illustration）、《艺术与工业》（Artet Industrie）等。
6.《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类图书分类大纲》
国立艺专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开展了图书分类编目工作。据1929年出版的《国立艺术院第一届周年纪念特刊》上记载：图书课东洋部（中文和日文版）图书以首字字划多少为序编排，西洋部（西文版）图书以首字母顺序为序编排。随着图书馆的发展，藏书的增加，这种简单的分编方式逐渐不适应图书的管理和读者检索使用，因此，图书馆开始使用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所著《中国图书分类法》对图书进行分编上架。同时，由于学校专业特性，美术类专业图书馆藏较多，而刘国钧分类法的美术部分对于学校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而言太过简单，不利于图书排架和检索。1935年，在图书馆长李朴园先生带领下，图书馆人以刘国钧分类法美术部为基础，扩展类目，细化分类，编拟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类图书分类大纲》（以下简称《美术图书分类大纲》，图12），作为美术类图书分编的依据。
《美术图书分类大纲》共有9个二级类目，相对于刘氏分类法增加了2个二级类目，新增了“工艺美术”为二级类目，并将原二级类目“书画”中的三级类目“西洋画”分离出来，形成了“洋画”二级类目。在900“总论”下增加了“艺术哲学”、“艺术教育”、“色彩学；透视学”等新三级类目；对920“建筑总论”中“近世建筑”进行了细化分类；对962“国画画册总集”以及972“洋画画册总集”两个类目按绘画题材和技法进行了细化；980“工艺美术总论”下设981“材料及方法”、982“图案画”、983“杂物装饰”、984“美术家具”、985“室内装饰”和986“建筑设计”6个三级类目，并对“图案画”和“杂物装饰”类目按用途和材质进行了细分。 图书分类法是以学科的逻辑体系对图书文献进行分门别类，它具有时间性，会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知识的分化而不断革新。《美术图书分类大纲》反映了当时艺专图书馆人对美术学科宏观知识框架的理解，其中规划的知识结构和类目体系可以看出图书馆文献建设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美术类馆藏资源的结构层次。虽然《美术图书分类大纲》的类目以现代眼光看仍有许多有待商榷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却是国立艺专图书馆人的一大创举，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亦是美术学科与图书馆学融会互通的一次尝试，它对国立艺专图书馆藏建设、图书分编影响深远。现今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使用的基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J大类（J类为艺术类）细分表中，仍依稀看到它的踪影。
图12 1935年出版《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类图书分类大纲》部分
7. 图书馆的在学校组织架构中的位置
学校的创办人蔡元培先生积极倡导“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体制，推动大学的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从1930年刊登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览》（以下简称《一览》）上的学校组织机构系统表（图13）上可以看到当时学校整个架构是校长下辖三个部门：负责思想政治和学生管理工作的训导处、负责行政事务的秘书处和负责教学的教务处。而图书课在整个学校的管理体系中是一个科级单位，行政上隶属于秘书处，但是由于出版课、图书课、教具课和注册课与教学密切相关，所以也接受教务处的管理。在图书课之下，设有图书室，与教具课之下的动物园、标本室和石膏室同级。《一览》中对图书课课长的职责表述为：“本课课长出席事务会议商承教务长秘书长处理本课一切进行事项” ，这充分地体现了图书馆的工作紧密围绕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开展的价值重心。
图13 1930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一览》上刊登的国立杭州艺专学校组织系统表
民国时期，高校图书馆在学校管理系统中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理念的。民国元年颁布的《大学令》，主要受蔡元培的教授治校的思想影响，采用评议制度，由教授评议决定办学事项，至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更加注重高校的行政管理效能，突出校长及其聘任的中层行政主管如总务处长、教务处长和秘书处长的行政权力[18]。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管理系统是按照《大学组织法》的原则所确立的。
在民国时期，图书馆的组织隶属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图书馆负责人直接隶属校长，是学校校务会议的当然代表。1932年《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就规定图书馆长为校务会议当然会员。第二种情况是隶属部处中层部门，是部处会议的当然代表，比如1932年浙江大学，图书馆主任列入由教务处长为主席的教务会议当然会员，以及由秘书长负责的秘书处处务会议的主要组成人员。第三种情况，图书馆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直属校长或隶属部处，但并没有在校务会议或处务会议人员中被明确列为当然成员，通过调动校务会议下属专业委员会的职能，形成了一个在校长和图书馆之间的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图书馆委员会，这个制度使得校务会议在图书馆委员会议决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并在一定范围内授权图书委员会议直接行使校务会议的决定权同18。此外，美术学院图书馆有其特殊性，教具、石膏、动物园和标本室都是重要的教学资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图书馆的分支。国立杭州艺专时期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对当前学校图书馆如何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加强复合化功能，为教学、科研和创作服务带来了启迪。
结语
图书馆的历史是与学院的历史、与中国近代社会所经历的诸多战火离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一个救亡图存的时代里，学校的图书馆人与教师、学生一起，守护着人文与艺术的薪火。国立杭州艺专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集中地体现了这个学校最初确立的办学思想的：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从幸存下来的这些藏书中，我们可以窥测这所学校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以世界一流为标杆的学术视野、趋向和品格。通过梳理图书馆的历史，我们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对艺术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以及功能设置等方面问题的专门认识，比如艺术图书的分类编目，图书馆如何与标本、石膏雕塑展示空间建设相协调，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为我们探索中国的艺术图书馆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实践先例。
时间如白驹过隙，国立杭州艺专时期图书馆这些珍贵的图书资料或已发黄破损，或已散页缺角，有些被焚毁于熊熊的战火，有些遗失在西迁的途中，有些在复员的路上受风侵雨蚀，留存下的来仅有1万余册。但正是这些已经泛黄的书刊，静静地陪伴着学院的成长发展，并慢慢地蜕变为学院最为瑰丽的知识宝库，它的文化之光，照亮了学院90年名师荟萃、人才辈出的光辉发展历史。
参考文献及注释：
[1]李朴园，《国立艺术院沿革》，《国立艺术院第一届周年纪念特刊》，国立艺术院出版课，1929年，第1页。
[2]图书馆民国文献整理团队成员：冯春术、陆波、朱甜、周飞强、刘涟涟、傅燕、梅雨恬、王汇青、张帆影（艺术人文学院博士）。
[3]原文载于《亚波罗》杂志，1934年第13期，第9至16页。
[4]2018年3月，文献展筹备期间，张坚馆长为此事专门询问了吴山明老师。
[5]郑朝，《国立艺专往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6]《国立艺术院十七年全年岁出决算报告书》，《国立艺术院周刊》，1929年第32期，第15页。
同时期中国国内图书报刊类的物价情况：一份报纸的零售价为3分，一本《新俄画选》（版画画册，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零售价4角，一本精装版《西洋美术史》（开明书局出版，丰子恺著）的零售价为2元。
[7]吴冠中，《出了象牙塔》，《吴冠中文集（第三卷生平自述）》，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8]学院档案室藏《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图书清理工作计划》（卷宗号1954-1-23.0002）。
[9]学院档案室藏《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图书馆保存反动颓废书籍及仅供参考限制出借半封闭图书清册》（卷宗号1954-1-23.0002）。
[10]学校档案室藏《为报告学院图书馆封存反动颓废书刊、虫蛀霉烂情刊（附呈检讨及清册）》（卷宗号1952-1）。
[11]吴冠中，《安江村》，《吴冠中文集第三卷生平自述》，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吴冠中在文中提到：学校大闹风潮，起因是滕固校长解聘了方干民教授，据说是方干民和常书鸿互不相容，难于共事，而我们杭州跟来的学生都拥护方老师，要求滕校长收回成命，于是闹成僵局，形势紧张。学生们攻击常书鸿及好多位站在滕校长立场上的教职员，记得图书馆馆长顾良最是众矢之的，学生追打他，他到处躲藏，学生穷追不舍，最后他逃到潘天寿住所，躲到潘老师的背后，潘老师出面劝架，顾良才免了一顿皮肉之苦。
[12]刘开渠，《中国绘画书籍概要》，中央日报特刊《艺术运动》，1928年第八期，第1页。
[13]刘开渠，《中国绘画书籍概要》，中央日报特刊《艺术运动》，1928年第八期，第2页。
[14]根据李朴园主持编印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圕一览》（1935年由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图书出版课出版）所登记的馆藏图书目录统计。
[15]侯慕彝，《本校沿革校址设备》，《亚波罗》杂志，1934年第13期，第15页。
[16]《秘书处日志》，《国立艺术院周刊》，1929年第22期，第6页。
[17]吴冠中，《出了象牙塔》，《吴冠中文集（第三卷生平自述）》，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18]王晓军、陈华，《民国时期大学图书馆行政地位相关因素研究》，《图书情报知》杂志，2013年第4期，第10至18页。
[ 文/编 《弘雅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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