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东干（回族）人的文字语言为什么是新疆“伊犁话”
试析伊犁汉语方言成为中亚东干文字语言的成因
作者/李德华
本文转载自《八桂侨刊》2019年第二期
东干人，是特指由中国移居中亚的回族人。对“东干”一词的说法不一，但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是著名东干学者符·张尚洛的观点：18世纪60-70年代移居新疆的陕甘回民自称来自“东岸子”（黄河东岸，东边）[1]，新疆的突厥语音译为“东干”。1924年，苏联进行民族识别时，定其为“东干”民族。但东干人并不喜欢这一称呼，其内部多称“回民”或“回族”，也有称“回回” 、“老回回”、“老回”、“中原人”。关于东干人的人数，一直都有官方统计和民间说法两种：在吉尔吉斯斯坦，从2015年末的官方统计开始，东干人跃居吉国各民族人数的第4位，近6万人；[2]而吉国东干协会的说法是7万人。东干人在哈萨克斯坦是少小民族，末见公布的统计数字，哈国东干协会的说法是接近7万。[3]据笔者调查了解，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合计有上万人。依此，东干人的人数大约有15万，逾10万人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楚河平原。[4]
在中亚不同城市和不同的东干人聚集区，可以听到大致两类“东干话”：“陕西话”和俗称的“甘肃话”。而东干人的文字语言，即书面语（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东干话）听起来更像“甘肃话”。俄国学者，包括早期的东干学者认为：是“以陕甘方言为基础的”东干话，即“中亚回族话”。国内东干研究学者也基本持此观点。[5]
笔者首次接触东干人是2010年，后来接触增多。在吉尔吉斯斯坦，尤其是在比什凯克市接触东干人群，听到的更多的是“伊犁汉语方言”，也俗称“伊犁回族话”，而听到的书面语言，也即此。笔者是伊犁生人，对此方言自然有些敏感：这肯定与由伊犁移居中亚的东干人有关。在不同城市和不同的东干人聚集区，可以听到大致两类“东干话”：“陕西话”和俗称的“甘肃话”。而东干人的文字语言，即书面语（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东干话）听起来更像“甘肃话”。
2016年11月中旬，笔者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干（汉语-东干语）研究所与学者们交流时，他们都说的是“伊犁话”。但他们并不知晓，也没有对此进行研究。实际上，这是由伊犁移居中亚的回族人带去的以陕甘方言为基础的“伊犁话”。这不仅成为中亚东干族近一半人的“家乡话”，同时，还成为今天东干人的书面语。对此，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对此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一直认为，东干语是陕甘方言在中亚的特殊变体。中央民族大学东干研究所所长、国内最早研究东干人的学者胡振华教授强调：“东干语是汉语在中亚的一种特殊变体，而未发展变化为与汉语并行的一种语言”。[6]后来有学者提出伊犁地区回族和中亚回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尤其是胡振华教授不仅注意到东干语言与伊犁回族方言之间的联系，而且还特别指出：“中国新疆伊犁一带的回族人的汉话与中亚的东干话是非常接近的。”[7]据此，通过新疆学者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发现：“东干语和中国目前最亲近、最相似的并不是我们常常笼而统之所讲的陕甘方言，而应当是伊犁回民方言。”并肯定其“是新疆伊犁方言”，并认为“是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中亚变体形式”。[8]随着伊犁回民向中亚陆续迁徙之后，将此方言带到了中亚，再由操此方言者将此“确定为东干书面语的基础方言，并形成了今天的东干书面语言的基本面貌”[9]。这被称为“第一次有人明确指出东干书面语言是以伊犁地区回民方言为基础语音体系，让世界各地的东干学研究学者对认识东干语的来龙去脉又增添了新的角度。”[10]
在中亚，“新疆伊犁方言”不仅成为东干族近一半人的“家乡话”，同时，还成为今天东干人的书面语。毋庸置疑，东干人的文字语言，是由伊犁移居中亚的回族人带去的。“伊犁方言”与“伊犁回族方言”有何关系？“伊犁方言”为何成为中亚东干文字书面语言？干文字书面语言，为什么不是超过一半的陕西关中人的方言？随着中亚国家独立的延续，其各国国语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东干语言保留和发展带来的愈来愈大的挑战，东干文字语言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些问题，虽有相关人士的担忧和涉及，但还没有深入的专题研究。笔者试图通过采访、调研，并结合历史考察和一些学者及相关人士的论及，试图探究伊犁汉语方言成为中亚东干文字语言的成因，并对东干文字语言的发展，提出建议。这便是本文的意义所在和创新之处。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东干文字语言与“伊犁回民方言”的关系。
一、东干书面语就是“伊犁回民方言”
“伊犁回民方言与东干语的一致性程度非常之高。”[11]通过学者2014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两地居民的语言认可度很高，霍城县一个叫马永俊的回族，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习了东干语后，就能很顺畅地转写东干著名诗人亚塞尔・什娃子的诗集。”通过研究得知：“中亚东干甘肃方言和伊犁回民方言的语音系统基本一致”。“两地语言核心词和特征词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通过比较，“223个词语中203个都完全相同，比例高达91%。”[12]
同时，研究者还就两者比较研究发现了“典型语法句式的一致性”，认为二者“都是完全一样的表达句式”，“两地回族的基本语法结构的相似度是很高的”。[13]东干文字语言“是隶属于陕甘方言的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
进而，研究者又从文化的遗产传承角度看到了“两者的一致性”，并认为东干人和伊犁回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很高的一致性”。“在中亚东干语文中看到的传统歌谣几乎在伊犁地区都可以找到”。[14] 2018年，在伊犁州原人大副主任马文斌的帮助下，由笔者所在的中国新闻社所派视频记者对伊犁曲子（俗称“伊犁花儿”）进行了田野录制。在对东干人了解甚多的马文斌看来，这些曲调与“东干曲子”如出一辙。
由此得出结论：东干文“是以新疆伊犁地区方言为基础语音体系，以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东干作家20世纪50—80年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及语言规范为基础语法体系，结合散布中亚的其他地域的陕西回族语言特色形成的文学语言，是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形式。”[15]
二、伊犁“回族方言”，就是清代伊犁的汉语方言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清代中期伊犁汉族人的多数与回族人同属于“西北人”，而又多属于甘肃省籍人，其人数更多于回族人。据新疆史学研究显示，在1864年前的新疆，由于屯田发展到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由此而引发的汉族移民大量增加，除了旗屯外，绿营官兵和移民中大部分为汉族。
作为当时新疆的政治中心伊犁更是如此。1863年前，伊犁的总人口约有20万(可能包括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市和温泉县)为历史最高水平。伊犁汉族人口最多，有5万多人；其次是维吾尔族人口，有4万多人；回族人口有1.7万左右，满族人口约有4500人。[16]受1862-1873年“陕甘回民暴动”影响，新疆反清暴动使各民族人口大幅下降。1863年伊犁回民在新疆率先起事。接着1864年新疆天山南北发生大规模的反清暴动。1866年5月，伊犁清军被彻底击溃，伊犁便有宗教头目组成的政教合一的“苏丹”政权，在“圣战”的旗帜下，汉、满等人口大多消亡。之后，该政权内部分裂，回族“苏丹”马正信与维吾尔族“苏丹”艾拉汗，又经过残酷厮杀，后回族战败，双方人口进一步减少。
1864年沙俄乘中国内乱之机，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戡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67年，沙俄在这新占领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设斜米列契（七河）省，所属新设立于塔什干的突厥斯坦总督管辖。1870年7月，沙俄借口“替清政府”维护治安，占领伊犁。据俄国人《征服中亚史》一书统计：伊犁人口只有102910人，“满人不及450人，汉人仅剩3373人，回族降至5130多人”。 [17]
由此，回族人成为操伊犁汉语方言的多数。这也可看成人们常说的 “伊犁话”， 即伊犁汉语方言，演变成 “伊犁回族方言”的前期过程。
当1878年清军收复新疆后,便向俄国交涉。1879年，沙俄为开发新占领土，为迁移伊犁人口而非法将众多伊犁居民编入俄籍。1882-1884年，沙俄“为诱惑伊犁居民至俄国，俄人散布谎言，称清军要消灭回族人”，“一部分伊犁地区的东干人，担心中国会为东干暴动的事，对他们进行报复，想迁到俄国境内，加入了俄国籍”。[18]这使维哈回等人迁至俄国7万多人，其中“回族4682人”。[19]数年后，有1000余人逃回伊犁。
据清代《新疆图志》统计，1884年新疆建省后，重建伊犁将军府，伊犁人口有8270户、33420人，（其中维吾尔约7000人）虽然汉、回人口不详，但估计操汉语方言者，应有5000人左右。[20]
随着新疆和伊犁的社会稳定，驻军和移民数的增加，汉、回人口也随之增加。从民国年间到上世纪50-60年代，伊犁仍有一些回族人陆续迁往中亚。一是民国年间伊犁部分季节工，包括回族人赴中亚收割罂粟不归。二是上世纪50-60年代，以“苏侨身份”携带亲属合法移居；再就是1962年在“伊塔事件”中非法迁徙。
民国初期，也有不少东干人迁回伊犁。这与1916年的“中亚民族大逃亡”有关。俄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亚招募后勤、修筑工事的人员，引发暴动，“发展成为一次真正的民族大起义”，“各地发生了极端野蛮的事件”，“矛头主要针对俄国移民”。 [21]“发生了盲目、血腥的民族冲突和仇杀，各方死伤很多，而俄族移民损失最大，受害者多数是留守的俄罗斯族老弱妇孺”。[22]俄国政府进行了镇压，当地民众又“死伤无数”。此暴动与反暴动，还泱及到中亚的华人华侨。[23]“陷于恐怖的大批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逃往中国避难，这在吉尔吉斯民族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史称“大逃亡”，或“恐怖逃亡”。 [24]据载，仅从吉尔吉斯斯坦逃往新疆的就有20多万人。此事件平息后，俄国及后来的苏俄政府，都要求和鼓励这批难民返回中亚。新疆杨增新政府积极配合，包括东干人在内的多数难民陆续返回，但仍有一部分滞留。
关于东干人逃亡和滞留的情况，史料中没有专门记载，笔者只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中了解到些许。据今天伊塞克湖州卡拉科尔“二道沟沟”东干博物馆馆主称：“这里跑了很多”，有“几百上千人，后来大多返回了”。 但仍有部分东干人滞留并定居于伊犁（今特克斯、巩留、察布查尔、霍城、伊宁）和阿克苏等地。[25]“今天伊犁回族的一些老户都有侨迁的历史，如今察布查尔县米粮泉乡的回族、霍城的老户回族，又都是从中亚回迁回来的”。[26]
在1944-1945年的“伊宁事变”后，数以万计的汉人消失，伊犁汉人稀少。当时伊犁的上万回族人，自然就成为伊犁汉语方言的主要使用人群。
三、由伊犁移居中亚的回族人，为何被称为“甘肃人”呢？
在中亚的东干人，按籍贯一般分为陕西人和甘肃人，即使在新疆生活了上百年的家族亦然。究其原因，与包括伊犁在内的新疆，与甘肃的行政隶属及移民的历史密切相关。据考察，从清代中期伊犁的历史来看，在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到1884年新疆建省时的120余年间，清政府在新疆汉、回区域设州置府。当时所建镇西府（今巴里坤）和迪化州（辖今日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从属于镇迪道，往上隶属于甘肃省，由乌鲁木齐都统兼辖。而伊犁军政则属于伊犁将军管辖。期间，伊犁民屯、军屯、遣屯（犯屯）以及商人等，多来自于毗邻伊犁的甘肃省，包括今天的宁夏和青海人口较多的东部，及新疆东部并有天山北麓地区。1884年新疆设立行省之后，伊犁仍不属于新疆省管辖,1913年才“新伊统一”。从那时起，包括伊犁在内的整个新疆汉、回移民，至今都习惯于向清代满汉官员们学习，若问其是哪里人？回答大多指祖籍籍贯，如：甘肃人、陕西人、山西人、河南人、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等；民国之后，也有称宁夏人、青海人的；至今，即是两代以上至新疆的移民后代，仍大多说祖籍而非称出生地。这大概是新疆移民文化的一个特征。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辈们常说我们这些出生于新疆的是“新疆白卡”。这源于当地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语，本意是“闲人，懒人”，被引伸为“见识少”。因此，即使当地出生的汉族人，也鲜有人称其是新疆人。
2011年，笔者曾对新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汉族人做过统计：当年“新疆人大代表中，汉族人填写内地籍贯的有170人，填写新疆籍贯的只有12人，只占整个人大代表的2.2%。新疆政协委员有汉族230人，填写内地籍贯的200人，填写新疆籍贯的只有18人，只占全体委员的3.4%。实际上，新疆汉族代表和委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出生地就在新疆（籍贯均填写为祖籍）这些政治精英且如此，广大民众必然趋之。”[27]由今及往，清代伊犁汉族和回族移民及其后裔，不称新疆人，亦不称伊犁人，而称甘肃人，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这早已成为包括伊犁在内的新疆汉回等民族，移居新疆后的一种文化现象。
由此，不论是清代，还是民国，甚至上世纪60年代前后，移居至中亚的伊犁回族居民，不称其伊犁人，也不称其新疆人，往往说是甘肃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已知的是，中亚陕西裔和说“陕西话”的至少有一半人。“陕西籍回族也有方言词汇加入到东干书面语言中，但基础方言的基本色彩显然是和伊犁方言完全一致的”。[28]但为何以“伊犁话”做为东干的书面文字语言呢？原因并不复杂，是“操用这一方言的人确定为东干书面语的基础方言”。[29]这一观点是有根据的。在东干文字、文学、出版的历史上，最早的几位学者、诗人都是伊犁回族人的后代。
四、东干书面语，为何是伊犁方言而不是陕西方言
创立和发展东干学的一批学者，特别是主要承担东干学研究和东干文教材编制的前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斯坦分院（后改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先辈基本来自非陕西籍及其聚集区，并以伊犁籍为多。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会子，陕西人科学人少些儿”。实际上，在吉国科学院里没有专门研究东干语言文字的“陕西人” （这类东干人自称为“老陕”）。
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的东干人，大多是俗称的“甘肃人” ，（这类东干人自称“甘省人”）实际上绝大多数直接来自新疆，并多数是“伊犁人”。在沙俄时期，这里就有不少东干人。作为当时一处驿站的比什凯克，有一条东干人居多数、以“收皮子，熟皮子，卖皮子”为主的“皮市”。1916年的“中亚暴动”，东干人也参与其中，“中亚民族大逃亡”后，东干人多跑到乡下隐蔽，后有一些陆续迁居于此。
“伊犁人”最多的乡庄位于比什凯克以西、也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东干人聚居区——楚河州莫斯科区的亚历山大诺夫卡乡，及相邻的哨葫芦区，有2万多东干人，其先辈大多来自新疆伊犁，特别是绥定（今霍城县）。在此出生有多位著名的东干学研究人员和文学家。如：东干族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苏共吉尔吉斯斯共和国作家协会书记、东干族书面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亚塞·什娃子（1906-1988年）。据记述：1923年，亚塞·什娃子在塔什干师范学院就读后，与其同乡学友一起以“小儿锦”（小经）为基础“制定了苏联东干族阿拉伯文字母的文字。在其后拉丁化、斯拉夫化的文字改革中，他又是组织者及参加者之一。”[30]在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坦分院工作的他，就在此建立了东干文化研究小组，开创了东干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先河，建立并担任分院东干分部主任至1998年逝世。出生于此的还有：早年的东干族诗人、作家阿里尔·阿不都，2005年主持编纂出版《东干学百科全书》（俄文）的东干研究所所长穆哈买德·依玛佐夫等。苏联东干学研究泰斗级人物穆哈买德·苏尚洛（ 1924-1998年）就出生于东干人中 “伊犁人”居多的比什凯克市，5年后迁居至仍以“伊犁人”居大多数的比什凯克市东北的楚河州厄塞克-阿京区的东干乡庄米粮川，（也俗称“米粮泉”、“米粮坊”，是翻译成俄语Милёнфон后转回来出现的讹音）。穆哈买德·苏尚洛是吉国科学院院士、公认的东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和东干学的奠基者之一。
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六大居住区”的伊塞克湖州府卡拉科尔市及附近的俄尔得克（“二道沟”）乡的东干人，虽最早不是来源于伊犁，但因1916年 “中亚民族大逃亡”（新疆民国史上称为的“哈拉湖事件”）到新疆，其多逃至伊犁，后两地回民不断来往，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历史考察，1877-1878年第一批东干人中，除白彦虎带领的陕西人，也是最多一部分人外，另外两部分人，一是新疆吐鲁番人，二可能不少是乌鲁木齐（迪化）人。这些人就是最早过境的东干人，多定居于此。其头领是哲合忍耶门宦热依斯（“教主”）马元。据调查，此人曾在乌鲁木齐做了几年“教主”。其所带领的人很可能不少是本地教民。当年清军在新疆库车和阿克苏一线，“安抚”了许多来自乌鲁木齐的哲合忍耶派的教徒。据东干语言研究者介绍，这部分定居于伊塞克湖州的东干人，也操伊犁汉语方言。实际上，乌鲁木齐回民使用的汉语方言，更接近伊犁汉语方言。
从伊塞克湖州走出去了一批东干语言学家：“吉国科学院最早的东干语言学家杨善新·优苏甫（1909-1999年），还有东干族诗人、作家胡赛音·马凯（1907年出生）；前苏联东干族语言学家胡赛因·布呷佐夫，后任教于国立吉尔吉斯斯坦大学；前苏联东干族语言学家阿·卡里莫夫（1923-2011年）等。”[31]
在“陕西人”为大多数的哈萨克斯坦，从事东干语言文字研究的著名学者也多是“伊犁人”。如：前苏联东干族语言学家丛娃子·优苏波夫，1911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曾做过东干族中、小学语文教师；曾在哈萨克斯坦科学院维吾尔-东干学部专门研究东干族语言，编辑出版《东干语言》课本。
早期的苏联东干文学家中，“陕西人”很少。在胡振华《中亚东干学者和作家诗人》一文中，提到了著名的作家穆哈买德·哈散诺夫。另外，还有东干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尔萨·白掌柜的、和著名诗人黒亚·拉阿洪等。他们出生于“陕西人”最多、也是当时哈萨克斯坦最大的东干乡庄——马三成乡（“营盘”）。
从东干文创制、研究，及东干文学创作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来看，非陕西裔，尤其是伊犁裔的东干学者和诗人、作家占了大多数。若对这两部分东干人群加以考察，可以看出他们更多的差异。
一是因居住地和历史不同，形成了差异。由于东干人中的“陕西人”多居住在“营盘”和后来的“新渠”，及其附近，这里也是中亚“陕西人”的“根据地”。其虽与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托克玛克隔楚河相望，但在苏联时期，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离“本省本国”城市较远，处于“边远地带”。此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边境地带，隶属于江布尔州库尔岱县，且离县城约70公里。这必然导致其经济、文化交流相对不畅。另外，这些“陕西人”的早期先辈、包括首领白彦虎在内，几乎都是文盲。又因过境之初为基本生存而困，对文化的重视相对较弱。
而东干人非“陕西人”的居住地，大多离城市不远，或就在城区。另外，“伊犁人”的最大聚集区亚历山大乡和哨葫芦镇，其先辈首批移居者，多来自伊犁回族人的“大户”。他们是当时伊犁中心城镇之一绥定（今霍城县城水定镇）的地主、富农和商人，他们赶着马车，带着“细软”，行程千里，直达比什凯克西去20-30公里的肥沃平原。他们得到了强迫清政府签定《中俄伊犁条约》的沙俄政府的重视，取皇名亚历山大诺夫卡。早期的东干文化精英，多出生于此。
在哈萨克斯坦也一样，东干人早期居住在城市和城郊的也多是 “伊犁人”。如：哈萨克斯坦绝大部分“伊犁人”居住地在江布尔州府塔拉兹市及附近的东干乡庄；阿拉木图市及附近的东干乡庄，阿拉木图州的扎尔肯特县等。
二是苏联将东干主要研究机构，设在了东干人最初的精英成长地——吉尔吉斯斯坦。这巩固和加强了作为东干书面语“伊犁话”的形成。苏联为加强中亚少数民族文字语言和文化的研究，苏联科学院在吉尔吉斯斯坦分院设立了东方语言-东干学研究所，包括从事东干语言文字的研究；而在哈萨克斯坦分院设立了维吾尔-东干研究所，主要从事维吾尔语言文字的研究。两地科研机构如此分工，使得“陕西人”占大多数的哈萨克斯坦东干人中的精英，失去了专门从事东干书面语言文字研究的机构支撑。
三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程度的差异。“伊犁人”与新疆伊犁相互交往较深，除中苏反目的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30多年间，基本上与伊犁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这使得民间文化，因“伊犁话”而在中亚传播，进而影响了“伊犁话”作为东干书面文字语言的形成。
五、东干书面文字及文字语言的前景
毋庸置疑，东干文字的出现和应用，为保留和推动东干人的文化，保留清代西北汉语方言，传承中华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时至今日，在东干文字语言和口头方言中的“陕西话”、“伊犁话”，都面临着时代的挑战。
目前，能够熟读东干文并能书写东干文字的人愈来愈少，而年青人更少。可以说，能够用东干文书写的年青人几乎绝迹。据笔者多次了解，目前在东干人主要聚集国的吉国和哈国，国家议员和国家东干协会主席等政治精英，多不会东干话。
有80多年历史的吉尔吉斯斯坦《回民报》，每两周1期，每期16版,要保证4版的东干文版，也实属不易。
近些年来，吉国和哈国都视其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并且不断提升其地位。在多年以前，吉国和哈国的东干学校，每周有3节，3小时的东干文课，后来被压缩至每周1节课。目前不少东干学校因教师匮乏，每周1节课也难以保障。2018年9月，笔者接触到哈国江布尔州塔拉兹市附近的“东干乡”的东干文教师。据她介绍，该乡只有其1名东干文教师。她即将退休。
目前，关于东干书面文字语言的前景，在东干人中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被笔者称为的“改革派”，主张“以东干（斯拉夫）字母为基础，拼读成汉语普通话”。持此观点的为多数，特别是陕西裔人。他们认为：“东干话”本身就分两大类，一类为“陕西话”，一类为“甘肃话”（实际是“伊犁话”），而东干文字“又是以陕甘方言为基础的、偏甘肃方言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方言众多，在西北各省区的“学校、广播电视、和衙门里的人，都不说咱的话”，中国政府又不遗余力地、坚持推广普通话，方言逐渐会被普通话所替代。“现在东干娃到中国留学的越来越多，都说普通话”。作为中国西北方言在中亚的变种，“这话难以保留”。以陕西裔为多数的、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中，一些精英甚至认为，随着哈萨克斯坦国语哈萨克文字母的拉丁化推进，字母与汉语拼音相近，今后东干文字语言字母实施拉丁化，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项。
二是被笔者称为的“坚持派”，主张保持和发展现有的东干语言文字，也就是继续使用以斯拉夫字母拼读的“伊犁话”。这部分人目前是少数，却具相当的代表性。这基本上以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为代表。在他们看来，如果东干话成了普通话，东干人就失去了自已的语言，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文字。“没有了（原有的）文字，（也就没有了自已的文化）何谈民族”。文中提到的前东干研究所所长穆哈买德·依玛佐夫，和其女儿依玛佐娃、也是该所研究人员，都向笔者表达了这一观点。
对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前景，胡振华教授在其《关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一文中谈到其拉丁化的问题。他认为，东干族从1928年起也使用过一个时期的拉丁化字母的东干文，现在哈萨克斯坦将对哈萨克文全面使用拉丁字母，东干文也要考虑改用拉丁文字母的问题。“如果东干文改为拉丁字母文字，最好参考汉语拼音方案，尽量采用相同的字母表示同样的音位，这将有利于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虽不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可以尽早做些准备。”[32]
他建议：一是东干研究机构的专家和东干学校的东干语教师尽量学习汉语文。“这对于深入研究东干语和教好东干语都有帮助，这应当是东干语工作者的基本功。”
二是“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东干学一汉学研究中心建立一个国际东干语研究的联络机构（或叫委员会，或叫中心）。它负责定期地举行国际研讨活动，组织有关东干语课题的国际合作研究，出版各国东干语学者的研究成果，交流各国东干语学者的研究动态信息等。”
对此，2017年8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东干人聚集区俄尔得克（“二道沟”）乡举行的东干人迁徙中亚140年活动中，（时任总理、现任总统热恩别阔夫到会致辞。）笔者参加了有关“东干文字语言发展”的座谈会。与会者也谈到了上述观点。
目前，有关“东干文字语言发展”之事，无论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还是在哈萨克斯坦，还只停留在话题阶段。要取得实效，还需东干族精英继续推动：一是族群内部团结，取得共识；二是争取本国政府支持，由两国相关科研机构、包括吉国科学院东干研究所的具体实施；三是争取中国政府部门和社团，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方面的帮助。
【作者简介】李德华，男，籍贯湖北武汉新洲区，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社长，高级记者，以新疆籍华人华侨研究，和新疆对外传播，以及新疆历史传播为研究方向。
《八桂侨刊》（季刊，前身为《八桂侨史》）创办于1987年，系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会刊，全国首家公开发行的省级侨史期刊.该刊坚持原办刊宗旨，融学术性、知识性为一体。
[1]胡振华:《中亚东干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15页。
[2][3][4]李德华：《东干人口15万，主要分布在楚河两岸》，吉尔吉斯斯坦《丝路新观察》报（中文版），2017年3月 29日，第4版。
[5]胡振华.：《关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语言与翻译》,2014年第3期。
[6][7][8]海峰：《中亚东干书面语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 第4期。
[9][10][11]海峰：《中亚东干书面语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 第4期。
[12][13][14]海峰：《中亚东干书面语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 第4期。
[15]海峰：《中亚东干书面语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 第4期。
[16]赖洪波：《论清代伊犁多民族移民开发及其历史意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4期
[17]赖洪波：《论清代伊犁多民族移民开发及其历史意义》，《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4期。
[18]（俄）捷连季科夫：《征服中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二卷。
[19]（俄）M·R·苏尚洛，郝苏民 ，高永久译: 《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72页。
[21]王治来：《中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280页。
[22]侯艾君：《沙俄镇压中亚民族起义事件冲击当前俄吉关系》,《青年参考》，2008年6月24日。
[23]李德华：《移居国外的新疆人》，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72页
[25]李德华：《伊犁回族人移居中亚后期的3个阶段》，吉尔吉斯斯坦《丝路新观察》报（中文版），2016年12月 14日，第6版。
[26]海峰：《中亚东干书面语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 第4期。
[27]新浪网：“《新疆的汉族人强调出生地比强调户籍更有意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888d6aa50100t0fn.html
[28]②海峰：《中亚东干书面语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 第4期。
[30]胡振华：《中亚东干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31]李德华：《中亚东干族书面语就是“伊犁话”》， 吉尔吉斯斯坦《丝路新观察》报（中文版），2017年11月8日，第9版。
[32]胡振华.：《关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语言与翻译》,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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