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两伤之际，何以唯独土耳其收获“三赢”？
在俄乌冲突中，世界大国的作用固然无可替代，但土耳其等一些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的立场选择对于俄乌冲突的结局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也同样重要。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及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在俄乌之间、俄美（北约）之间及俄欧之间实施平衡外交政策，成为各方极力拉拢的对象，极大提升了土耳其在美、俄、欧大国博弈中的战略自主地位。
在土耳其的语境下，战略自主主要指的是土耳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能力通过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摆脱美国的束缚。本文以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为观察点，对该政策的表现、动因、限度及影响进行全面分析，以期更加清晰地认识土耳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并对其进行正确判断。
一、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
随着俄乌冲突的溢出效应不断显现，尤其是大国博弈的烈度也在不断上升，对亚非拉“中间地带”的争夺将会变得更为重要，而处于“中间地带”的这些国家也更容易找到外交腾挪的空间。土耳其就是其中的典型国家，通过在美国、欧洲与俄罗斯的博弈中维持平衡外交而获利颇丰并受到各方的赞誉。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有以下三例：2022年3月10日土耳其促成了俄乌外长在俄乌冲突之后的首次直接接触；6月28日土耳其最终确认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7月22日俄乌双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签订了“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
从道义上而言，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有义务追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严厉制裁，但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意识的主权国家，土耳其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更加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兼具道义与利益层面的考虑，在外交行动中维持各方的平衡，但在外交话语中依然是亲乌、亲欧、亲美（北约），可谓是“平衡但不中立”。
第一，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的直接当事方俄乌之间实施平衡外交。
对于乌克兰，土耳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就已向它出售大量无人机，较之其他北约国家的援助有过之而无不及。2019年以来，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大量“旗手-TB2”（Bayraktar TB2）军用无人机，并用来打击俄罗斯支持的顿巴斯武装力量，因此遭到俄罗斯的频繁抗议，但土耳其并没有停止对乌克兰继续军售。不仅如此，就在2022年2月3日土乌建交30周年之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乌克兰期间除了签署了一系列贸易和防卫协议外，更是将谈判多年的自由贸易协定予以签订，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对于俄罗斯，土耳其自2014年以来就不断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是非法的，主张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并没有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而是谋求在俄乌之间斡旋，致力于以和平和谈判方式解决俄乌冲突。2022年2月25日，就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二天，土耳其否决了欧盟关于暂停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的代表权的决议。3月1日，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欣·卡林指出，土耳其将不会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第二，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的真正主导者俄美（北约）之间实施平衡外交。
一方面，土耳其支持北约东扩，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表示支持。2021年4月，土乌高层战略委员会在联合声明中就明确提到“土耳其支持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愿意为乌克兰军队与北约盟友的协调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在《蒙特勒公约》的执行上，虽然土耳其应乌克兰和西方盟友的请求关闭了土耳其海峡，但实际上也将北约的军舰挡在了黑海之外，而且此前俄罗斯的舰队已经返回母港，海峡领空对俄罗斯也未关闭，可以说对俄罗斯也十分有利。对土耳其而言，当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4年加入北约时，黑海就已经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而土耳其也视黑海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任何第三方，即便是北约在黑海的存在都会让土耳其保持警惕。
第三，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的关键参与方俄欧之间实施平衡外交。
对于欧盟，土耳其既有不满，也有担忧。土耳其的不满是由于在2022年6月23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获得了欧盟候选国的资格,而土耳其经过漫长的等待才于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直到现在加入欧盟仍然遥遥无期，反倒是乌克兰有可能会比土耳其更早加入，土耳其由此强烈要求欧盟对土耳其予以更公正的对待。土耳其担忧的是由于经历了俄乌冲突后，欧洲整体上将会更加团结，俄欧之间的对抗将会长期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在未来的欧洲安全框架中何去何从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俄罗斯，虽然土耳其没有参与西方的制裁，但也很难摆脱这些制裁的制约，只能另辟蹊径与俄进行经济交往，尽最大努力降低对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西方普遍对俄商人进行驱逐、制裁的时候，土耳其对俄罗斯金融寡头及富商赴土大开方便之门，在欧洲对俄罗斯企业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土耳其向俄罗斯商人打开了一扇窗。
二、土耳其实施平衡外交的动因
尽管土耳其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与一些西方国家的立场相近，但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原因，土耳其实施平衡外交政策，希望充当斡旋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了也体现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延续性。
第一，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在政治方面，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为土耳其的重要战略伙伴。2015年以来，土耳其为乌克兰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和1,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2020年，两国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2022年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都使得乌克兰成为土耳其在黑海地区的重要伙伴。对俄罗斯而言，虽然土耳其在2015年年底击落俄战机导致土俄关系跌至冰点，但随着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的爆发，土俄关系迅速升温，俄罗斯也被土耳其视为制衡西方的重要工具。
在经济方面，土耳其在经贸、能源、旅游、农产品等领域均严重依赖俄乌两国。俄罗斯是土耳其第十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乌克兰是土耳其第二十大出口对象国和第十三大进口来源国。此外，土耳其的粮食有80%来自俄乌两国，土耳其在俄罗斯的建筑业投资甚多，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额达到数百亿美元，更不用说，俄罗斯是土耳其的第二大能源来源国，仅次于阿塞拜疆。基于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不会放弃俄罗斯，不会放弃乌克兰，也不会制裁俄罗斯。
在安全方面，通过谈判手段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符合土耳其的根本利益。土耳其虽然不是此次冲突的当事方，但冲突外溢已经对土耳其的经济、军事、能源和粮食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仅以军事安全为例，黑海地区的力量平衡是土耳其一直追求的目标。从理论上讲，黑海由黑海沿岸的所有国家共享，但保加利亚、格鲁吉亚、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四国的海军力量较为弱小，因此黑海实际上由土俄两国共管。不过，土耳其希望联合其他沿岸国家制衡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以免黑海变为俄罗斯的内海。如果俄军在此次冲突中取得较大胜利，将会对土耳其构成更大的安全挑战。为此，土耳其加大了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向乌出售无人机及“岛”级（ADA级）护卫舰，并希望借助乌克兰的军工技术及发动机迅速提升国防实力。
第二，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对俄乌冲突复杂历史因由的认知及民意的坚定支持。
俄乌冲突后，西方对俄罗斯发动了军事战、政治战、外交战、金融战、信息战、心理战和舆论战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混合战争，尤其是舆论战让俄罗斯陷入了西方历史叙事的旋涡之中。自冲突开始后，西方就将俄罗斯渲染成一个“邪恶”“好战”的“侵略者”，公然违背国际法的“不法者”，践踏“自由世界秩序”的“破坏者”。虽然土耳其自近代以来与俄罗斯进行了13次战争，输多赢少，领土多被侵占，俄罗斯对土耳其海峡的觊觎也一直是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威胁，可谓是土耳其的“世仇”, 但土耳其对西方的这套历史叙事并不认可。如土耳其媒体所言，北约东扩才是2022年俄乌冲突的真正根源，是美国让乌克兰燃起了加入北约的希望，但对俄罗斯来说却是个巨大的陷阱。土耳其都市民调公司（Metropoll）在2022年4月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有46%的土耳其人指责美国和北约应对俄乌冲突负责，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应该负责的比例分别为30%和9%。土耳其媒体的观点也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在强烈的反美主义影响下，土耳其对西方的行为及动机一直保持怀疑。由此可见，土耳其的平衡外交有着强大的民意支撑。
第三，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基于平衡国内派系林立的政治力量，谋求战略自主地位。
如前文所述，土耳其的战略自主意味着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而要实现此目标就必然寻找替代性的力量，即俄罗斯。围绕俄乌冲突，土耳其至少有三种政治力量走上前台，如亲乌派、亲俄派和亲西派。对埃尔多安而言，亲乌派主张对乌克兰鞑靼人予以支持，虽然符合土耳其的政治正确，但力量过于弱小；亲西派主张继续依附于西方，而且力量强大，但不利于土耳其战略自主的实现；亲俄派的主张虽然符合土耳其谋求战略自主的愿景，但该派别的左翼意识形态与正发党相互冲突。在土耳其各派政治力量未就国家发展方向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是更为明智的选择。
第四，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还在于土耳其大国地位的认知及多元身份的彰显。
土耳其是一个具有大国情结和帝国情结的国家。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真实还是想象，土耳其持有突厥身份、伊斯兰身份、西方身份、欧亚身份、中东的“外来者”等多重身份，对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非常善于利用这种多元身份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游走。对西方而言，土耳其是抵抗俄罗斯威胁的前沿阵地；对俄罗斯而言，土耳其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问题上的态度都让俄罗斯颇为忌惮；在北非和中东，土耳其希望扮演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角色；在中亚，土耳其希望扛起突厥世界的大旗；在巴尔干，土耳其更多强调的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荣光；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土耳其利用伊斯兰和反殖民主义的话语将自己塑造为众多边缘小国的解放者和保护者。
三、土耳其实施平衡外交的限度
虽然土耳其有足够的优势在俄乌、俄美、俄欧之间践行平衡外交，但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没有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就当前乌克兰局势而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更加紧张，届时土耳其在西方的施压下还能否坚持平衡外交仍然是个疑问。由此可见，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是有一定的制约和限度的。
第一，虽然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相互依赖，但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仍十分显著。这在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是在战略上，土耳其需要以俄罗斯为工具来对冲西方对埃尔多安政权的颠覆；二是在能源上，土耳其虽然采取多元化政策，但“蓝溪”“土耳其溪”“阿库尤核电站”等项目的进展及世界能源中枢地位的实现仍有赖于俄罗斯的支持；三是在军事上，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后遭到西方的武器禁运及各种制裁，未来如果希望在军工技术上摆脱对西方的依赖，提高独立自主的能力，仍然需要寻求俄罗斯的帮助；四是在地区问题上，虽然俄土两国在叙利亚、利比亚、纳卡冲突等问题上立场相左，但是通过“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政策，双方可以将不同的问题进行条块分割，不让矛盾冲突影响合作。然而，乌克兰问题关涉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与以上问题的性质截然不同，与土耳其不存在任何可以交易的余地；五是在库尔德问题上，俄罗斯允许叙利亚的库尔德力量在莫斯科开设代表处，支持库尔德力量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支持阿萨德政权在伊德利卜地区与土耳其支持的反对力量进行对抗，这都表明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具有强大的钳制能力。
第二，虽然北约成员国地位是土耳其安全的最大保证，但土美的结构性矛盾仍难以调和。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是土耳其面对任何安全威胁而不畏惧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它敢于不顾北约集体利益而为自己谋利的最重要原因，因而导致北约内部“土耳其问题”的诞生，其主要症结在于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来自库尔德工人党、居伦运动、东地中海争端等，而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与土耳其截然相反。
第三，虽然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标，但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仍十分高涨。当前，土耳其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距离百年“土耳其梦”的实现也时日不多，而就在此时俄乌冲突的爆发推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迅速成为欧盟候选国，这让土耳其比以往有更为迫切的理由和动机加入欧盟并获得西方身份，然而仅仅是一个希腊的否决就能让土耳其的入盟之路变得遥遥无期。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情绪愈发强烈，在对欧关系上频频以数百万叙利亚难民为武器，可谓是互相依赖，互相伤害。
四、平衡外交对土耳其的影响
2022年6月29日至30日，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放弃反对立场，同意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瑞典、芬兰两国则承诺在库尔德问题、居伦运动和武器禁运等问题上向土耳其让步，使得土耳其成为此次峰会的最大赢家，不仅坚持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且取得了三赢的效果：一是向西方证明自己仍然是北约不可或缺的一员；二是间接地为俄罗斯赢得了应对时间；三是在涉及土耳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得到了西方的让步与妥协。
由此可见，土耳其成功地取代德国、法国、印度、以色列担任俄乌之间的斡旋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而且凸显了土耳其在美、俄、欧、乌各方之间独特的战略价值。
第一，此次俄乌冲突显著提升了土耳其的地缘战略价值。
对俄罗斯而言，俄乌冲突的结束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态度，如若北约继续扩张导致冲突长期化，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土耳其海峡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凸显。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在未来欧洲安全框架中的位置还不明了，即西方和俄罗斯关系的走向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争取土耳其的中立甚至支持也将变得更为重要。
第二，此次俄乌冲突极大地缓解了土耳其的外交孤立局面。
由于经济发展遇到严峻挑战，土耳其在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后就开始着手与希腊、以色列、埃及、阿联酋、沙特、亚美尼亚等国改善关系，尤其是希望缓和同美国和北约的冷淡关系，以此打破土耳其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外交孤立局面。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在为让土耳其重新回归西方阵营寻找机会。此次俄乌冲突则加速了土耳其与西方和中东各国的和解进程。
第三，此次俄乌冲突明显增强了土耳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
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和地区性大国，土耳其凭借平衡外交政策在美、俄、欧大国之间游走，是三者都要积极争取的对象。因此，无论最终战局如何，只要土耳其维持平衡外交，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都将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
五、余论
无论是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发展等指标来看，土耳其都被定义为一个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强国。但从地缘政治、帝国遗产、宗教文明等视角来看，土耳其又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和全球支点国家，是解决巴尔干、东欧、中东、高加索、中亚等很多地区性问题甚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选择就有了示范作用。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的外交表现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屡次让土耳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迎来高光时刻，而从世界各国对此次冲突的认知与应对来看，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会像土耳其一样选择在大国之间走平衡路线。
从消极意义来看，平衡外交意味着土耳其仍将受制于西方和俄罗斯的制衡。此次俄乌冲突提升了土耳其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但让土耳其完全倒向西方联手抵抗俄罗斯又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从积极意义来看，平衡外交有助于提升土耳其的战略自主地位。此次俄乌冲突也让西方和俄罗斯比以往更加需要土耳其，抬升了土耳其在美、俄、欧大国博弈中的对冲能力。
实际上，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现状都决定了它既无法完全抛弃“西方”，也缺少足够的历史积淀去拥抱“东方”，不过在当前美国地缘战略目标发生重大转向的背景下，土耳其谋求战略自主的意愿和能力比以往更加强烈。更为重要的是，在土耳其看来，此次俄乌冲突确认了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秩序正在经历一段漫长的解构与重构期，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将会让位于多极化的全球秩序，这将为地区性大国运筹国际关系腾挪出更多的空间。届时，土耳其有望在新的国际体系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缘战略旗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与美、俄、中等大国都能成为必不可少的伙伴。（作者杨晨为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来源：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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