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参谋长在红军时期的那些传奇故事
参谋长李达在红军时期的传奇故事
文/叶青松
翻开李达上将的档案，他的履历表满眼都是参谋长这个职务的记载。数了一下，不算在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这一职，记录李达出任军队师级以上的参谋长就达13笔（注1）。
这不是简单的任职记录，而是李达在军队中担任参谋长，辅佐贺龙、刘伯承、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5位共和国元帅，深受元帅们赏识的记录。刘伯承曾称李达是“称职的好参谋”，陈毅则说李达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参谋长”，“我们的好诸葛”。
可以说，李达是当参谋长的专业户。本文讲述的是李达在红军时期当参谋长的传奇故事。
差点被遣返回家的红八军参谋长
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出生，陕西省眉县人。1926年1月，李达在平凉考入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学习炮兵专业，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分配到冯玉祥部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任军需官。不久，李达任第十四师八十二旅少校参谋。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最后，冯玉祥战败通电下野，李达所在的第十四师移驻山东济宁，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四旅。李达任第七十四旅学兵连连长。1931年2月，第二十六路军奉蒋介石之命，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苏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十六路军官兵强烈要求离开江西“剿共”战场，北返抗日，受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
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1931年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李达与第二十六路军上万名官兵一起自愿参加红军。原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列入中央红军建制。红五军团总指挥为季振同，军团政委为萧劲光，副总指挥为董振堂，军团参谋长为赵博生，军团政治部主任为刘伯坚。
宁都起义不久，1932年1月，原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些军官逃跑。这样一来，一些受“左”倾错误影响较深的红军高层领导人，开始过渡紧张，对初建的红五军团进行了“坚决的”、“无情的洗刷工作”，“彻底肃清反动的、对革命动摇的投机主义者”，还有人提出“要兵不要官”的主张。
这样严格的“选人”标准，一些 32 47357 32 15262 0 0 2418 0 0:00:19 0:00:06 0:00:13 2999第二十六路军军官就此离开了红五军团。李达也被列入遣散军官之一，但李达不愿意走。于是，李达去找军团总指挥季振同。
季振同说：“上级决定你回乡，我也留不住你，实在对不住。你有文化，又年轻，自谋生路吧！”
说完，季振同还专门到里屋拿出一些钱给李达做盘缠。
李达默默地接过钱，却迟迟不肯走。李达说：“总指挥，您是知道我的，我是个苦出身的，在家里生活不下去，才出来参军的。如今，我总算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前年陕西大旱，我的三位兄嫂和侄子都饿死了，全家共饿死了八九口人。我就是回去，也没有出路。我不走，我要留下来革命！”
说着，李达把季振同给的钱放回到桌子上，边走边说：“我去找刘主任！”
季振同对李达印象不错，原本就不想让李达走，现在听了李达真诚的表白，更觉得应该把李达留下来。于是，季振同找负责整编的干部，介绍了李达的贫苦出身和坚决参加革命的态度。季振同为李达说了情。
李达到了刘伯坚那里，向刘伯坚讲了自己的身世经过。
刘伯坚听了李达讲述的心声，深深地被打动了，表示愿意当李达政治上的担保人。
有了季振同的“说情”和刘伯坚的“担保”，李达终于被留在了红五军团。对于这段往事，李达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宁动（宁都起义）后，有不少的原二十六路军的军官们离开部队回北方去了。而我则因无论到何处去，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无其他出路，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故立志长期在红军中工作。”
就在红五军团整编期间，到中央苏区开会的湘赣军区独立第一师政委王震，经中革军委批准，到红五军团选调军事素质较好、能组织军事训练的干部。王震在花名册里，看到李达毕业于西北陆军第二军官学校，又当过学兵连连长，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于是，王震就打勾选上了李达。
1932年2月初，李达和数十位年轻军官跟随王震到湘赣军区工作。李达被任命为湘赣军区独立第一师二团四连连长。李达到职后，对同事和部下都像亲兄弟一般，一点也没有旧军队军官的架子。但李达也有一条私心：“愿意在前线带兵打仗，不想去机关工作！”
有了这条私心，李达便对自己在旧军队里当过参谋的经历，“藏而不露”，从未提及。
然而，金子是迟早会发亮。细心的王震发现，李达对通信、识图、标图等司令部的业务很在行，就问李达：“你过去是不是当过参谋？”
李达一看，“藏”不住，只好如实“招”了。
当时，红军队伍中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不多，在军校受过正规化训练的干部更少，能懂参谋业务干过参谋工作的干部更是屈指可数。
王震有意让李达做司令部工作。2月中旬，独立第一师和独立第三师合编为红八军，李达被任命为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
9月下旬，在分宜战斗中，红八军代理政委王震负伤，被李达从战场上救出。这个月月底，经王震和湘赣军区政委甘泗淇介绍，李达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李达被提升为红八军参谋长。
1933年2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八军奉命配合红一方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李达协助红八军军长萧克和政委蔡会文，组织指挥九渡冲和棠市战斗，取得重大胜利。5月，李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红十七师参谋长
1933年6月，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兼第五十团团长。11月初，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李达率红五十团参加了五佛岭战斗。
五佛岭，位于湖南茶陵与江西永新的分界线上，岭的南北两侧悬崖峭壁，岭的东西两侧仅贯穿一条陡峭的崎岖小道，直通九陇山，是从西往东进入湘赣苏区后方的必经之路。
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惨败后，调集了空前的兵力，兵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作为中央苏区侧翼的湘赣苏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当仁不让。五佛岭是湘赣苏区的西大门，首当其冲成了反“围剿”作战的前哨。
进逼至五佛岭东侧的国民党军是何健率领的西路军第十六师，师长是彭位仁中将。彭位仁一到五佛岭，便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距离五佛岭仅5公里处的彭氏宗祠里，尔后筑碉堡挖工事，摆出进攻五佛岭的架势，但却不敢贸然进犯。原来，彭位仁曾在九渡冲和棠市战斗中，与红六军团交过手，吃过亏，长了记性。因此，彭位仁只布阵，不动兵，准备来一个以静制动。
彭位仁既怯战又不能不战的矛盾心理，自然逃脱不了红六军团将领的眼睛。因此，红六军团起初将部分主力调到外线出击，将红十七师安排在离五佛岭15公里远的高坑伺机行动，只留茶陵独立团凭险扼守五佛岭。
如果双方都按兵不动，倒是相安无事。但彭位仁是奉命而来，不可能长时间以静制动。11月7日晚，彭位仁在彭家祠杀猪宰羊大摆宴席，与出征作战的官兵喝出征酒。这一动静，让茶陵独立团二连九班班长杨凤生在前沿阵地发传单时，从酒足饭饱的彭位仁的士兵口中获得。
杨凤生立即回来报告。这时已是下半夜，茶陵独立团立即进入了作战状态。但独立团名义上是一个团，其实际兵力也就3个连三百来人。11月8日清晨，彭位仁率两个旅的兵力，并用“敢死队”在前面开路，很快便突破了茶陵独立团部署的第一道防线。
正当茶陵独立团节节败退时，红十七师联络员跑到茶陵独立团指挥所报告：“李（达）参谋长率五十团跑步来支援了！”
彭位仁的“敢死队”是以每人悬赏50块现大洋拼凑起来的。李达说：“只要把前面的‘敢死队’消灭，后面的两个旅都是怕死鬼。”于是，李达命令部队不要浪费子弹，把“敢死队”放近了打。
“敢死队”继续向前移动，红军没有任何反应。当“敢死队”进入距离红五十团指战员数十米时，李达发出了“打”的命令。
瞬时间，增援而来的红五十团和茶陵独立团指战员手中的各式武器便一齐开了火。彭位仁的“敢死队”排着队伍，一批批地倒了下去。
接着，李达指挥部队一个反冲锋，很快就把彭位仁后面两个旅的兵力压了回去，夺回了茶陵独立团部署的第一道防线阵地。
到了下午，红十七师政委蔡会文又率红四十九团和红五十一团赶到五佛岭。
彭位仁见势不妙，赶紧收兵逃跑。
这一仗，消灭了彭位仁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师1000多名士兵，俘虏了800多人。
1933年冬，参谋长李达协助师长萧克奉命率红十七师北上破坏南昌至九江的铁路，牵制正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这次破路行动，战斗艰苦的程度难以想象，李达在战斗中负了伤。整个破路行动直到1934年3月下旬红十七师回到湘赣苏区而结束。
在这次战斗行动中，李达指挥部队撤回湘赣苏区的情景，给萧克留下了很深印象。事隔50多年后，萧克回忆说：“李达打过很多仗。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江西吉安以西打过一次很艺术的撤退战。那是1933年冬，我军从这个地区向西撤退，他（李达）率部为后卫。他估计敌人有可能趁机追击，就率部隐伏在警戒线的散兵壕里。敌人向我猛烈射击，前锋逼近战壕，他和部队隐伏不动，敌人进到离我投手榴弹距离时，他才下命令打，紧接着组织反冲锋，一下子打垮了敌人前梯队，光子弹就缴获一万多发。这一仗值得说说，是李达率部面向敌人主力，距离敌人不远，构筑了较隐蔽的野战工事。（李达）估计我（萧克）向西转移，敌易察觉，很可能来追击。果然，敌人出来了，李达率部‘静如处子’地隐伏，待敌逼近，即‘动如脱兔’地反击。敌人思想上一时苏醒过来，战场部署难于调整，我军就在撤退中取得了胜利。我感到李达指挥作战的突出优点是：既冲得上去，又隐得下来。他在军校学的正规战，在二十六路军打的也是正规战，可到红军时间不长，就迅速学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
西征路上的红六军团参谋长
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作出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指示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新的苏区。这份指示电是湘赣省委在1934年7月23日收到的，电文中说：“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据萧克回忆，指示电还阐述了中革军委的目的：“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补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这一行动，还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创建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
李达回忆说：“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六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军团（红三军）。”
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从江西遂川横石出发，开始西征。
红六军团一动，就被国民党军发现了。国民党的赣粤闽湘鄂“围剿”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当天电令王东原、彭位仁和陶广3位师长：“据报萧匪（指红六军团）因我赶筑息（江西省遂川县息锣）、马（江西省泰和县马家洲）碉堡，以其主力窜动于五斗江、上镜、衙前一带。”“着王东原师迅速以全部推进息锣（不含）、五斗江之线。”“着彭位仁师除以兵力三团守息锣（含）至汪（洋界）、七（溪岭）一线”，“其余（兵力）推进黄坳、息锣之线策应王师。”“着陶广师斩在龙源口、峨岭仙之线策应各方。”
红六军团很快突破了刘建绪部署的封锁线，这从刘建绪在8月9日发给王东原、彭位仁和陶广3位师长的电报中看出：“萧匪全部（枪四五千）由衙前向东南逃窜，现在溪口、下长隆、枫树坳、官坑、茶亭坳、藻林线上。其先头枪匪（指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千余正围攻藻林守碉团队，后尾尚在溪口。判断该匪确实离巢南窜，并有折入湘边模样。”
刘建绪的判断倒是无误，但作出的部署却晚了一步。走棋的人都知道，每一步棋都要想在前面，走在前面，才能赢棋，老被牵着鼻子走棋必输。刘建绪就是一个被牵着鼻子下棋的棋手。他给3位师长下令：“为应付紧急事机，特定部署如下，着王东原师火速集结全部，采取机敏动作对该匪痛予侧击，勿使匪西窜，是为至要。着彭位仁师以息、黄（黄坳）集中之部队三团，取捷径兼程星夜开赴大汾，阻匪并相机迎剿，并随时连络王（东原）师，机敏动作为要，其余以极少兵力分守原防并接收陶、王两师所遗碉堡。着陶广师火速取捷径兼程开赴黄坳集中，尔后着暂归彭师长位仁指挥。”
等到刘建绪3个师部署到位，红六军团早已脱离原有位置，于8月11日抵进湖南桂东的寨前圩。此时，刘建绪只好在电报里通报王东原和彭位仁两位师长实情：“萧匪先头部队已于真日拂晓抵距桂东二十五里之寨（前）圩，桂城兵力单薄，危急万分。”
8月12日，红六军团全部进至寨前圩。据李达回忆：“12日，我们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的胜利。”会上，任弼时宣布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委兼第十七师政委，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七师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任第十八师政委。
8月13日，蒋介石电令其西路军检讨说：“查碉堡原系以控置城镇要区者，碉堡线系所以封锁或突破匪区以制匪流窜者，如前此令筑匍川至大汾横线碉堡，即系防制赣西股匪南北流窜，当时果能切实完成，周密其防守，由此次伪十七、十八师，即不能轻易南窜营前等处。”蒋介石在电令中分析造成的原因也很中肯：“各处常以碉堡线多耗兵力财力，难于构筑，每不免事先畏难，致未切实选筑其实在。实际上构成碉堡线，并不需要大量之经费，经年余北路之经验，即可证明。须知构筑碉堡线，确为制匪流窜之一良法，能确实构成，正可以少数之兵力，期收最大之效果。”蒋介石在电令里讲了一通如何构建碉堡线，如何配备碉堡兵力之后，最后要求：“务望转饬各部注意于构筑碉堡线时，力求锦密有效为要。”
蒋介石要求的“力求锦密有效为要”，也是事后诸葛，此时才想起碉堡线的落实，未免太晚。李达协助任弼时、萧克、王震等指挥红六军团，不断调整行军路线，声东击西，忽东忽西，让湖南、广西的国民党军追兵疲于奔命。这一点，可以从国民党军内部来往的绝密电报中看出——
8月14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伪十七、十八师全部及其他部人约万余，枪四五千、机枪二三十挺，窜至桂东西南之沙田附近。”
8月16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据胡凤璋电报：沙田、田庄、汝城一带现均无匪迹。顷接郴州（今郴县）电话：东江删窜到匪千余，枪数百。本申有匪小部西窜，跟郴城约十余里。其余主力现窜何处不明。”
8月17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查萧匪残部窜扰湘边。”
8月19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萧匪枪约二三千，人倍之，于巧晚窜至桂阳附近，本晨继续向新田方向急窜，似有经湘西窜川、黔之企图。”
8月23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萧匪主力已窜抵铲子坪，一部已达菱角塘，或由零陵上游偷渡潇水再越湘江西窜。”
8月28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萧匪急向南窜，其先头伪十七师已于俭寅窜到新田以南之石古圩、广发圩。”
8月30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匪在楠木圩有经下灌向道县、江华西窜之祥。”
9月2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匪今（冬）晨有穿过高明桥北窜之祥。”
9月17日，国民党军的绝密电报记载：“据报萧匪于删日由绥宁（原县城，今湖南省绥宁县寨市镇）向通道（原县城，今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西南地区急窜。判断其必经黔东北窜，图与川匪会合无疑。”
这时，李达发现了一个国民党军飞机“不打出头鸟”的秘密。李达说：“（出发前军委有要求），将每日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用电台报告总部。我作为参谋长，忠实地执行这一指示，每晚均向总部报告。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可能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这个方面前进。然而，我们每经过一地，此地过些日子必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非常准确。我很奇怪，为什么不炸我们，偏偏要炸我们路过的地方呢？有一天，偶然看到一份湖南报纸，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张报纸的头版上用特大号字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鱼爬开路，后头乌鱼跟着来’，再看内容，这才知道，总部的机关正是按照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敌人又破译了我们的电报，侦察到了总部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定期地沿着我们的宿营地点进行轰炸。这说明敌人是多么的狡猾，稍一不慎，就可能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自此，李达心中有了数，作战行军方案和上报总部方案不再相符。
“孤身”寻找贺龙的红二军团参谋长
不得不说朱德的一份电报。1934年9月26日，朱德给任弼时、萧克、王震发的“火急”电报，明确了红六军团的行动目标。电报是这样说的：“我二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方向前进。”“六军团由现地域或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
根据朱德的指示，李达奉任弼时、萧克和王震之命，率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红四十九团和红五十一团以及机枪连于10月6日进至石阡地区。
10月7日，当李达率领的先头部队行至甘溪时，与国民党军廖磊部的第十九师突然遭遇。原来，桂系国民党军并未“南下”，而是一直跟踪着红六军团。
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发现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后，采取了抄后路的办法，切断了李达与红六军团主力部队的联系。事后，李达回忆说：“由于当时我们以为桂敌已经南撤，只顾向江口急进，和二军团会合，所以没有和桂军作战的思想准备。加之，我们对这一带的情况不熟悉，事先也没有得到情报，待发现桂敌前卫部队时，已经深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重兵包围之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指挥头先部队与敌军奋力苦战，坚持到黄昏之后，我带着机枪连冲出敌围，其余部队也相继冲了出来。我清理了人数，只剩下第四十九、五十一团的两个团和机枪连，总共400人左右。许多同志在突围中失散了。我们从一个叫做大地方的镇子，钻进了山沟。所幸这一带林深草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我们同敌人周旋两昼夜，终于摆脱了他们的追击。”
时为红十七师五十团二营五连班长刘月生事后也回忆说：“当我们撤到红六军团李达参谋长率领的机枪连的位置时就被拦住了。李达参谋长命令所有撤下来的部队，与机枪连一起抗击敌人，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转移。我们一直坚持到天黑，这时我们已找不着我们连了，只有我们排的十几个人，由我带领，跟着李达参谋长率领的几百人走。这几百人里有第四十九团政委晏福生，有第五十一团团长苏杰。李达参谋长、晏福生政委、苏杰团长，他们3人聚在一起商量，如何摆脱敌人，突出重围。这时我们这些战士的心里就是想着赶快走，赶快脱离敌人。可是部队却很乱，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的分不清，干部战士分不清，谁也顾不上谁，谁也管不了谁，大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种混乱情况下如再遇上敌人就不好办了，就很难指挥了。李达参谋长有鉴于此，当我们走进一个山洼时，他便叫撤下来的部队都停下来，整队集合，指定了一个特派员和一个营长整顿部队。把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的人分开，第四十九团的由晏政委率领，第五十一团的由苏团长率领，总的归属李达参谋长率领，部队按班排连，进行严密组织。经过整顿，李达参谋长率领这支几百人的队伍继续有秩序地前进了。”“李达、苏杰和晏福生同志都没有马骑，跟我们一样走路。李达同志很瘦，但很精神，自己背了一个斗笠，背了一床毯子，还背着一个公文包。穿了一双快要破得不能再穿的草鞋，一身单薄的衣服。他常常带着侦察员和向导走在部队的最前头，走着泥泞的小路，边走边探路，边走边询问敌情、民情。这一时期我看他是非常辛劳的。” 刘月生后来当上了中央军委工程兵少将副政委。
正如刘月生回忆所说，李达率领的先头部队与红六军团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后，李达与晏福生和苏杰研究了行动方案。李达回忆说：“如果我们折回去寻找主力部队，主力也不会停留在原地，则很可能在途中重陷敌围，亦有被歼危险。我们先头部队的任务是寻找二军团，而据当地老乡介绍，我们所在的地方距江品、印江只有三五日行程。如果我们能很快找到二军团，请求贺龙同志派部队接应六军团主力，比我们这400人的作用大得多。于是，我们在无法与军团首长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决定先寻找贺龙同志。我们把剩下的这部分人临时编成了一个先遣支队，直奔北方。”
就这样，李达带着先遣支队，于10月10日到达江口。没有发现红二军团的踪迹。11日，先遣支队到达德旺，还是没有发现红二军团的踪影。12日，先遣支队沿梵净山西麓继续寻找，在甘龙口附近，获悉这一带有部队活动。
李达回忆说：“我们听老乡说，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既不像国民党的军队，也不像土匪。对于梵净山，我是早闻其名的。它位于江口县北、印江县东，海拔近2500米，山势奇伟，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是历史上土匪出没较多的地方。为不致弄错（情况），我又找了些老乡仔细询问了一下。从他们提供的零星情况来看，在梵净山西北一带，很可能有红军活动。”
10月15日，李达又从老乡那里打听到，在一个叫枫香溪（沿河县境内）的水田坝附近有红军部队。先遣支队的指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决定直奔枫香溪。走了半天，李达看到一座小山头上有部队活动，判断可能是贺龙的红二军团。
其实，此时的贺龙部队叫红三军。红三军指战员在山头上也发现了李达的先遗支队。先遣支队服装制式比较整齐，又扛着许多轻重机枪。红三军指战员认为是先遣支队是国民党军，立即采取了戒备行动，准备迎战。李达发现红三军指战员的行动后，很像经过正规训练的部队，更加判断他们就是红二军团（红三军）的部队。于是，李达命令先遣支队停止前进，派人朝山上喊话：
“我们是六军团，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来找你们会师的，请不要误会——。”
“你们是二军团吗？我们是来找贺龙军团长的——。”
喊了一阵后，对面山上派来了几个人下山与先遣支队接头。李达取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垫着文件包，匆匆写就一封信：“贺军团长：我们是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前来寻找二军团会合的。我是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先遣支队走在前面，希望同您会面。”
李达将信折好，交给下山接头的人。李达事后回忆说：“当他们（接头的人）走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焦急地等待着回音。对于贺龙同志，我虽久仰其名，但从未见过面。他是否知道中央派六军团来会合，我也拿不准。如果接不上头，或者虽然接上了头，但不能马上派援兵，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对得住正率部浴血奋战的六军团首长呢？”
正当李达忐忑不安地想着这些心事的时候，从对面山上下来几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身材魁梧，脚踏草鞋，着一身灰色便服。他大踏步地来到李达跟前，笑着伸出右手。李达迎了上去，握住那只大手。他紧紧地握着李达的手，说：“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贺龙。听说你们六军团要来，我们十分欢迎。你们辛苦啦！”
说着，贺龙把身旁的一位瘦削而精干的关向应介绍给李达：“这是我们的政委关向应同志。”
关向应热情地与李达握手。边握手边说：“李达同志，你们辛苦了！弼时同志来了吗？”
李达面带愁容地说：“弼时、萧克、王震同志还在后边同敌人作战。”
贺龙、关向应听后，立即紧锁双眉。贺龙对李达说：“李参谋长，你先把队伍带上山休息。”
李达说：“我还是先向您汇报部队被围情况吧！”
于是，李达边上山边向贺龙、关向应讲了红六军团一路走来的经过，特别是在甘溪遭遇国民党军被打散的情况，作了详细讲述。
贺龙说：“你们遇到的是桂军，看来还有湘军和黔军，能突围出来，很不容易。黔军也天天在找我们。刚才你们到山下，哨兵还以认是他们来了。我观察了一下才知道是你们六军团。我们这几天就是出来接你们的，现在真的碰到了块儿了。”
李达说：“军团长，我是找您搬救兵去接应主力的。”
贺龙豪爽地把手一挥，说：“好！我们研究一下，做些准备。明天就出发，迎接六军团。”
第二天一大早，李达率领的先遣支队作为前导，贺龙和关向应率领部队主力，兼程南下。途中，李达了解到红六军团已经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包围，朝梵净山方向去了。于是，李达带领贺龙、关向应又折回来。这样，几经辗转，终于在梵净山西南发现了一支部队，用军号联系，原来是郭鹏和彭栋材率领的红六军团第五十团。
李达给郭鹏等介绍了贺龙和关向应。郭鹏等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据正史《李达》传记载，“（李达）于10月15日在沿河县水田坝一带的山上遇见了红三军部队。他找到红三军军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后，即向他们汇报了红六军团的情况。贺龙当即决定第二天出发，接应红六军团。10月16日，李达率先遣支队作为前导，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10月23日，遇到了失散的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10月24日，在梵净山西北方向的木黄找到了红六军团主力。10月26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召开了隆重的会师大会。”
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后，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的许多老同志都说，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李达率领的先遣支队首先找到贺龙，是立了头功的。这似乎是缘分。从此，李达与贺龙结下了不懈之缘。
这不，当贺龙得知李达是“科班”出身，不但能领兵打仗，还做过参谋工作时，便同任弼时、萧克、王震商量，把李达“要”了过去，任命李达为红二军团参谋长。
李达上任后发现，红二军团的军、师两级司令部非常简单，如红四师的司令部只有一名参谋长和一名文书，一个管理科和几个副官、差遣。团则没有司令部，只有团长和文书、差遣。经了解，原来红二军团在“肃反”时，军、师两级7位参谋长全部被错杀，造成司令部机关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红二军团参谋长的。
为此，李达向贺龙和任弼时、关向应建议，在红二军团和师司令部设作战、通信、侦察、管理4个科，团也要设精干司令部。经批准后，李达选调了一批兼具军事、文化素质好的干部到各级司令部当参谋。李达还利用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来的5部电台，建立起军团之间、军团与师之间的通讯网，保证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对两个军团的统一指挥。
不久，红二、红六军团奉命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等指挥部队从黔东出发，向湘西的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势，在运动中歼敌数千，相继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控制了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地。1934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三次送马给排长的红二方面军参谋长
一年后，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等指挥部队突破乌江、回旋乌蒙山，抢渡金沙江。
1936年5月，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地区。这时，李达接到了一名工兵排长负伤不能行军的报告。
原来，中甸县一带群山环绕，层峦叠嶂，人烟稀少。当地居住的，大多是藏民，一听说红军来了，都把粮食、牛羊藏进深山老林中去了。这天上午，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工兵连一排排长颜振清奉命带一个排进山寻找藏民，购买粮食。当颜振清带的红军队伍接近藏民时，山上藏兵打下来一排子弹，颜振清右腿中了子弹。因伤了动脉血管，颜振清当场昏迷了过去。
事后，颜振清回忆说：“当我苏醒后，已躺在床板上了。我的右腿因伤势过重全部肿了，疼痛难忍，躺在铺板上不能动弹。就在这时，部队接到上级继续前进的指示。一想到行军，就引起我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情无法平静。我想，我们部队要在这人烟稀少的高山地区行军，每天都要翻山越岭，像我这样的重伤员无疑会成为连队沉重的负担。一想到这些，我心里既难过又着急，不知如何是好。连长、指导员为明天的行军也很发愁。这时，几个战士向连长、指导员讲，说连里有两百多人，我们轮换着抬，怎么也要把颜排长抬走！”
下午，连长廖如秀打电话，把颜振清的伤情报告给李达。李达接到报告后，生气地说：“你们怎么搞的，一排长负了这么重的伤，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现在部队快要出发了才告诉我，真是乱弹琴。快派人到我这里牵匹马，再带一条面袋子来，给他带点抄面。无论如何要把颜排长驮走，路上要派人照顾好，不要叫他从牲口上摔下来。”
于是，廖连长派了两名战士，从李达那里牵来一匹壮实的枣红马。行军的第二天，枣红马驮着颜振清翻过了几座大山，累得实在支撑不住，倒在山坡上，蹬了几下腿就死了。二班长和几名战士只得轮流把颜振清背到宿营地。
无奈之下，廖连长再次给李达汇报了马被累死的经过。李达听后，又派警卫员把一匹大白马送过来，并叮嘱说：“派专人把马喂好，不要再把马累死了，我这里已没有马了。”
李达第二次送马后，部队沿着西康的西线继续征程。这一带是巍峨连绵的雪岭冰峰，气候变化无常。部队走了没几座山，大白马又被累死了。颜振清回忆说：“跟随我的两名战士见马死了，都面面相觑发了愁，不知如何是好。我也急得直冒汗。这时姜指导员从后面赶来，见我的马又死了，他安慰我几句之后，就和四排的几个班长一齐动手，砍了几根树棍子，用绑带临时扎了一副担架，替换着把我抬到宿营地。”
到了宿营地，姜指导员特意召开支委会，研究如何帮颜振清行军的问题。大家都说，李达参谋长两次送的马都累死了，不好再麻烦首长了。但考虑到长途行军，部队要翻雪山过草地，战士们空手走路都困难，哪能再抬着担架行军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讨论出什么好主意，最后决定还是报告李达参谋长。
于是，廖连长又给李达参谋长写了封信，报告了详细情况。
李达看完报告后，对送报告的通信员说：“回去告诉你们连长、指导员，我这里没有马了，把你们连队驮器材的骡子空一匹出来，给你们一排长骑，就说是我说的，照这样解决。”
连里接到李达参谋长的指示后，立即腾出一匹骡子给颜振清骑。谁都没有想到，骡子比马力量大得多，耐性也比马强得多。颜振清靠着这匹骡，在战友们的帮助下，走出了雪山草地。后来，颜振清成了中央军委工程兵科研部副处长。
自此，李达参谋长在长征中三次送马给颜振清排长的故事被传为美谈。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哈达铺，决定发起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9月8日，李达起草了此次战役的《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战役在9月11日发起后，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指挥作战，至20日一举攻占甘南4座县城和陕南的部分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7年2月下旬，西路军被困河西走廊，处境危急。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援西军政委，李达不援西军参谋长。3月上旬，援西军从陕西淳化、甘肃崇信等地开赴镇原地区……
参谋长是司令部的灵魂人物，平时主管司令部全面工作，战时是司令员、政委的主要助手。参谋长李达出色地做到了。
本文发表在2014年10月的《党史博览》杂志
注1：1932年4月，任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1932年11月，任红八军参谋长；1933年6月，任红十七师参谋长；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参谋长；1934年10月，任红二军团参谋长；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3月，任援西路军参谋长；1938年12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参谋长；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0年2月，任西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4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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