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世界文学、距离阅读与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型（下）——弗兰克·莫莱蒂的文学理论演进逻辑
陈晓辉，文学博士，西北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的研究。
*感谢作者授权，本文已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6期。
3数字人文和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
据库恩（Thomas Kuhn）所言，范式革命是一种打破那些在一段时期内被公认为普遍问题和解答模式的抽象规则的活动，更是常规世界观的改变，迫使人们抛弃旧有的知识传统，促成观照对象、言说方式和知识结构的转换。不过，这种转换只有在常规范式产生诸多问题时，“时代才会给它的竞争者一个机会”（Kuhn 76），更换工具和方法的时机才会到来。与此类似，距离阅读恰是莫莱蒂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批评期待与文本细读的典型性批评实践违和之际创生的具体方法。在此过程中，距离阅读显示出三个向度的革命。
第一，阅读对象革命，即从极少数的经典文本向无限大的档案库转换。如上所述，距离阅读在反对经典细读的过程中擎持以海量文本作为批评对象的观念。从经验来看，莫莱蒂最具代表性的距离阅读范例是《图表、地图和树丛》，通过对国族文学中文类兴替的长时段量化分析，塑造了文学史的抽象模型；其最新论文《灵之舞》以对瓦尔堡（Aby Warburg）《摩涅莫辛涅图集》的“激情程式”（pathosformel）的可视化操作，完成了对20世纪的艺术史批评。这意味着距离阅读已从世界文学、文学，延展到整个艺术领域，其观照对象已从世界文学向全部文学、从经典文本向日常文本转移。如果承认更多的非文本批评资料，如书籍史、出版史、借阅史、翻译史等所具备的合法性，另加大家熟知的已有纸质文本的批量电子化和依托网络创作传播的数字文学的兴盛，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文本数量的激增。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莫莱蒂以所有文本为对象的距离阅读，但其大规模文本批评实践表明了建构并处理全数据库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瓦尔堡的《摩涅莫辛涅图集》
第二，阅读主体革命，即从人类阅读向机器阅读转换。传统批评强调人类对经典杰作的独特体验和理解，但距离阅读代表一种利用计算机、数据库和其他机器智能形式的阅读分析。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从人类阅读到机器阅读的主体迁移，机器阅读参与并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人类阅读，人类从阅读批评中逐渐隐退。这是阅读史上从未有过的颠覆性变革。阅读主体的技术性转移引发了一系列变化：文学及其批评的人文学科特征弱化，不再需要文学研究专家，预测假设和采样验证成为主要特征，可比性依靠电脑量化分析获得，等等。虽然在机器阅读中，机器的生产、程序的设计等事项都是出于人类智识的决定，但随着机器神经元系统的养成和深度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几乎无人敢否认人工智能这一后人类形态超越并替代人类的可能性和它所潜藏的危险，这让阅读主体的转变充满了刺激和挑战。
第三，阅读方法革命，即从细读批评向算法批评转换。如前文所述，距离阅读是网络信息和计算分析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它常以文本外观察的客观方式，宏观探讨人、事、物在时空中的演化，勾勒文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和重大变迁，或是寻绎文本、社会的结构与关系，是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常见的阅读方式。在处理文学问题时，传统的人文阅读致力于阐释角度的变化，坚持细读批评，但莫莱蒂却将科学技术引入文学批评，试图养成利用现代科技解决批评问题的习惯，并将其发展成一种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讨论的学术问题，他的著作助推计算批评和更加普遍的数字人文变成一场真正的知识运动，加速了数字人文范式的形成，与传统人文批评形成良性互补。莫莱蒂兴奋地说：“在过去几年，文学研究见证了所谓的定量证据的激增。当然，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但未能产生持续影响。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拥有了数字化的资料库和自动化的数据检索技术”（“Network Theory” 80），瞬时就能处理过去几个月或数年工作的调研结果。文学批评变成“一种依靠巨大的信息共享的语料库的合作学术研究形式”(Batuman, “Adventures”)，不仅取消了单一、直接的文本阅读，聚焦全部作品和整体文学史的建构，而且以新的理论体系和阐释框架，塑造了一种合作学术的田园牧歌。
可以说，距离阅读所表征的阅读对象、阅读主体和阅读方法的革命分别回应了文学批评中最为关键的“读什么”“谁来读”“怎么读”的问题。它以针对巨量档案数据库、机器阅读和计算批评改变了传统的人文阅读常规，开启了数字人文批评的先河。陈静说：“数字人文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人文研究之处，正在于‘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一批学者试图以科学方法介入人文研究从而建立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研究范式的自觉意识和实践”（陈静，《数字》）。莫莱蒂以距离阅读为表征的数字人文批评也不例外。在2014年《距离阅读》获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后，罗斯曼(Joshua Rothman)写道：“从某种意义来讲，距离阅读获奖的价值在于新的批评范式的胜利，在文学批评的餐桌上获得永久席位”(Rothman, “Attempt”)。罗斯曼所谓的新范式即数字人文。莫莱蒂以距离阅读表征的数字人文批评得到了主流学界的认同，距离阅读被当成数字人文批评的转折点，莫莱蒂也被看作数字人文批评的奠基者。如果细数当今的数字人文学者，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莫莱蒂文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从传统人文阅读向数字人文范式的转换中，莫莱蒂有意无意地规避了数字人文批评的主要缺陷，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数字人文批评的内核，凸显出非凡的智慧。
一是奉行传统人文批评的标准，摆脱机器和技术黑箱的制约。虽说有关数字人文的争议很多，但通过数字化和数据化的“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无疑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人文计算本身会让人看到一种巨大的、社会的、客观的文学，但也会造成人类对机器运算的迷恋。同时，这种借助机器存储、网络检索和量化分析的计算往往难逃将文学批评“黑箱化”的诟病。简言之，由于计算程序的背景化，数字人文的计算往往变成只见最终结果，而无法展现其中间运算过程的暗箱操作。可是，从莫氏的批评实践来看，他不但祛除了对机器的依赖，揭开了黑箱的盖子，抵达人文阅读奉行的批评标准，而且发现了传统批评不能洞察的问题。
在《网络理论，情节分析》一文中，莫莱蒂坦言论文中的人物关系图是花费四小时手工绘制的结果，根本没有使用网络分析软件和工具，甚至认为表格和图形都不重要，因为在他看来，人文学科亟需宏大的理论和大胆的概念，数字人文批评的重点是能够创造高层次的理论和概念，“一份报纸里面应该有柱形图，但文学批评的论文里却未必需要”（Moretti 35）。因此，在该文中，莫莱蒂不仅在《哈姆莱特》的网络模型中重新发现了霍拉旭的中心地位和叙事功能，修改了现存的批评结论，而且通过网络模型将线性的情节关系视觉化（时间空间化），将文体作为情节的一个功能而整合进情节，建构情节-文体的连续统一体（plot–style continuum）（“Network Theory” 94），在理论和概念上得到双重突破和创新。
莫莱蒂在数字人文批评中注重揭示批评意图和操作程序。海勒斯（Katherine Hayles）写道：“阅读总是由复杂多样的时间活动构成，但在由字词、图片、声音、动漫、图像和字母构成的21世纪阅读环境中，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何为阅读，以及它是如何操作的”（Hayles 79）。操作是人们实施数字人文批评的具体行为。在《操作，或测量在文学批评中的功能》一文中，莫莱蒂自言该文的目的是通过测量文学形式，在理论概念、量化形式与文本之间建立关联性(“Operationalizing” 104)。在他看来，操作揭示了数字人文批评的绝对核心过程，也检测了现有文学理论的效能，不仅利于改变现有的文学理论，而且利于改变文学史。莫莱蒂以《淮德拉》和《安提戈涅》为例，通过精确统计人物话语的体量和话语交互作用的数据，逐一展示了对“人物空间”和“悲剧冲突”的操作步骤和图像解析过程，一方面发现了诸如冲突和叙事网络的关系问题，得出“冲突产生于网络中心”等拓展传统认知的结论，另一方面在测量与文学概念、数字工具和档案材料之间建立了联系，借助大型语料库及其话语分析工具，以将概念转换为经验数据的方式，打开了人文计算的暗箱，强化了数字批评的有效性。
二是以问题性为核心驱动，寻求文学批评的新可能。由于强调机器计算，数字人文批评热衷于编写各种算法和可视化模型，有忽视批评的问题性之嫌。虽说数字人文批评的效果取决于算法的有效性，但如果没有学术问题予以驱动，它将流于“工具性”的苛责，很难反思自身，生产知识。但汉松曾说：“算法批评的意义恰恰是利用人工智能，促使批评家发现之前使用别的方法未曾觉察的问题，帮助批评家阐释文本并解析出新的意义”(但汉松,《朝向》)。虽然我并不同意他所谓的数字人文批评的目的是阐释意义，但我认同他对数字人文中问题性的强调。反观莫莱蒂从世界文学到数字人文批评的演进，不仅凸显出“计算”的症候，更呈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
无论是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s）、电子编辑(electronic editing)，还是图像分析，莫莱蒂都是为了解决文学批评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比如，观念性世界文学是为解决实存性世界文学批评名实不副的问题；距离阅读是为解决文本细读对整体性批评的失效问题；数字人文的一系列操作，如对7000多英国小说标题的流变研究、对《哈姆莱特》等作品的网络分析等，一方面是为检验量化分析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尝试建构自己的文学整体性批评梦想。莫莱蒂立足具体的学术问题，通过务实的批评实践，既得出可靠的结论，又赢获了学界的认可。正因如此，当人们把莫莱蒂视作数字人文批评的代表人物时，莫莱蒂却自言，“数字人文这一术语没有意义”（Dinsman and Moretti, “Digital”）。
对问题的重视不仅形成莫氏扎实的批评逻辑，而且拓展出新的批评领域，提出更多的新问题，引发更深的思考。例如，就阅读对象而言，距离阅读意味着取样范围的扩大，那么取样范围变化之后对文学批评有何影响？巨量文学档案对文学批评意味着什么？取样对象越大就意味着越能得到有效的批评结论吗？这种结论和传统批评有何不同？对数字人文批评的结论判断还应坚守传统批评的标准吗？如此种种，不一而足。霍基（Susan Hockey）曾说：“人文计算不得不包含‘两种文化’，即将科学的严格、系统、明确、程序的方法特征带到人文学科中，来解决那些迄今为止大多以偶然的方式被处理的人文学科问题”（霍基 174）。也就是说，批评者既要规避将数字人文“工具化”的简化倾向，又要致力将数字人文导向人文研究。莫莱蒂以距离阅读开启的数字人文批评范式，提醒我们必须在强烈的学术真问题的前提下应用计算法则，这样才能避免将计算工具化的宿命，进而探索计算在思维改造、文学认知等方面所带来的深层变化。
三是自觉强化边界意识，定位数字人文批评。当前数字人文批评中出现了“我不跟就会死”（follow-us-or-die）①的狂热现象，似乎数字人文是包治百病的圣药，但忽略了数字人文范式并非传统人文阅读范式的替代，而是一种有效补充，适用于世界文学的整体性、长时段文学史、文类概念演化等抽象批评，而非一切对象。苏珊·朗格说：“不管是在艺术中，还是在逻辑中，‘抽象’都是对某种结构关系或形式的认识，而不是对那些包含着形式或结构关系的个别事物（事件、事实、形象）的认识”（朗格 156），其实质是批评（认识）方法的不同。事实上，莫莱蒂从未说过数字人文是传统批评的替代品，反而强调二者是不同的方法，代表不同的范式。莫莱蒂说：“我在《距离阅读》中采用的批评方法所做的研究，完全不同于在《资产阶级》中采用的批评方法所做的探讨。在写作《资产阶级》这样完全或是几乎没有数字人文方面内容的著作时，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运用计量批评的方法”（Dinsman and Moretti,“Digital”）。也就是说，以距离阅读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批评，并非是适用所有文学批评的万能方法，而是针对具体问题所采用的最合适的方法。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和定位，数字人文将潜藏着从文本细读所塑造的“文本拜物教”转向距离阅读的“技术拜物教”的风险。
而且，数字人文批评应定位于寻求新的批评结果。莫莱蒂说：“我一直致力做的都是给出说明，而不是作价值评判。另一方面，我也不确定对于整个社会、整个世界而言，说明是否比价值评判更重要。我想，对于那些致力于认识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人而言，说明更重要”（Dinsman and Moretti,“Digital”）。且不说莫氏观点的正确与否，它起码表明，新的批评范式应该产生新的批评结果，并且对其效果的评价，也只能以新的标准予以衡量。布伦南（Timothy Brennan）、阿兰•刘（Alan Liu）等人强调，要让数字人文重回传统人文政治研究和审美意义阐释的老路。但我以为并不妥当。毕竟，新的范式采用新的认知方式，势必产生新的批评结果。如果真要回到原来的路径，那又何必使用新的范式呢？最重要的是，数字人文的范式变革既要“找到对于文本分析效果更为关注的读者”（Ramsay 17），又要同时注意培养批评者和阅读者群体。
从实存性走向观念性，从文本细读走向距离阅读，从审美阐释走向计算批评，莫莱蒂以其革命性的勇气将传统人文批评推向数字人文的批评范式，展示出清晰的演化逻辑，充满理想色彩。在舒斯勒（Jennifer Schuessler）的访谈中，莫莱蒂说：“我宁愿做一个失败的革命者，也不愿做一个从未尝试过革命的人”（Schuessler,“Reading”），对尝试计算批评毫无悔意。其实，学术研究本就始于一个可能的故事，而终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莫莱蒂由世界文学引发的文学批评的数字人文转向到底结果如何，还有待检验。但像莫莱蒂这样的学者，实际上把自己交给了知识和直觉，交给了前途未卜的未知领域。他或许已下定决心，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和学术信念探索未知的领域甚或禁区，激发人们的学术好奇心，解密文学规律，为文学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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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主编 / 陈静
责编 / 顾佳蕙
美编 / 傅春妍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