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徐偲骕：迈向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劳动
编者荐语：
感谢作者徐偲骕及《中国图书评论》授权转发全文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图书评论 ，作者徐偲骕
专题
特约书评人专栏
作为“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最早的读者之一，我全程见证了它从姚建华博士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到一篇篇精挑细选的论文、字斟句酌的导读，再到一套齐齐整整、色彩绚烂的成书摆在了我的案头。当丛书最后一本《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付梓之际，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如释重负。当然，丛书的主题可能没有这么色彩斑斓、河清海晏，也许还有些许的沉重。在这四卷本的内容里，我们看到了电子制造业中的“打工仔”，呼叫中心的女员工，优步（Uber）的司机，爱彼迎（Airbnb）的房主，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在线接受众包任务的零工，自由作家、音乐家、电影制片人、动画设计师、软件开发者和翻译在内的创意劳工，以及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中快乐、活跃而又无薪的用户/玩家们，林林总总，模糊又清晰，陌生却熟悉。我不自量力地尝试用一句话来浓缩整套书的精华：他们生产了互联网（第1卷），用互联网来生产（第2卷），为互联网而生产（第3卷），也在互联网中生产自己（第4卷）。
论文的作者们使用了“步履维艰”“处境堪忧”“朝不保夕”“不稳定”“痛苦和绝望”“饱受折磨”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们，刺眼而又准确。所有的文章都在提示我们，其一，今日引以为豪的互联网技术座架，包括物质基础，软硬件生产，乃至其中所流淌的文化内容，所提供的便捷服务，无一不是仍然建立在活劳动链之上的。[1]93-102当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数字生活是非物质的，一切皆可通过点击而唾手可得时，是物联网的“肉身”承载者——物流运输工人和外卖从业人员托起了防疫期间我们得以“躲”在家里的安全生活。而他们却还要承受来自实际上并不提供多少财富增量，只是在盘活资源存量的数字架桥人（digital bridge builders）——平台的盘剥，缴纳水涨船高的“信息服务”提成，却缺少必要的正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变成“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互联网企业“轻装上阵”并实现成本外部化的承担者。
其二，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体制在新技术条件下得以延续而不是受到挑战，这种延续借助技术在时空上的能供性（affordance）和资本对于技术开发的垄断，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个过程不仅催生了凌驾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新贵族——数字资本[2]37-44，还发明了新的劳动控制手段，开辟了新的价值积累场所，孕育了新的行业。创造性地将消费领域亦纳入价值生产的轨道，消泯了雇佣和非雇佣，稳定和灵活，必要和剩余，消费和生产，工厂和卧室，工作和休闲，睡眠和清醒之间的多重实在和虚拟的界限，越发迈向“生命政治劳动”的范畴。如韩国学者李光锡所言：企业让个体处于“线下丧尸劳动、线上剩余劳动以及移动断续劳动的夹缝中”“用尖端移动技术平滑地连接它们”“并把它们粗暴地合并于市场价值”。[3]97-111
不过，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简单梳理四本书的内容，而在于借此发问：怎么办？带着这个问题来重新审视这些论文，自会格外关注其中各行各业是如何来启动社会的自我保护的？劳动者是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巩固旧团结、创造新联结的？以及当我们在玩乐而企业在进行资本积累时，是否有某种方式将经济补偿和回报作为问题来提出并解决？当我们在理论上把雇佣劳动和玩乐劳动“捏”在一起的时候，现实中两者有没有可能被纳入同一套劳资关系的处理框架中来？而后，这些行动和因素，是传播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结构穹顶之下的“小修小补”，还是已经微微泛出某些社会主义的曙光？更进一步，扬弃了资本主义因素后，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未来劳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中国特色的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在哪里？一、怎么办？来自丛书的答案 可以说，这套丛书关于“怎么办”的答案是建立在工团主义或工联主义之上（syndicalism）的，工会化（unionization）一词贯穿始终。作者们孜孜不倦地讨论在工厂式微，工人年轻化，创意劳动者原子化，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自我认同更靠近雇主而非工人等挑战面前，如何保持工会组织在传统制造业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努力提高新兴的不稳定行业中的工会化水平，从而将各类劳动者团结起来。
应当承认，这种努力还是蔚为大观、给人以希望的。我们看到，“全球南方”电子产业中的各类劳工组织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壮大，它们就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劳动安全、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诸多议题与雇主进行集体协商，同时也没有忘记改善临时兼职人员和外包工的生存境遇。不仅如此，它们还鼓励“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组织通过会议、科研项目、辩护与游说、社会运动、案例合作等不同方式声援上述“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中的工人运动，推动劳工运动的国际化水平。此外，这些跨国、跨区域和跨行业的运动日益“破圈”，除了保障劳动权益，它们还广泛涉及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人权和妇女权益问题，等等。它们打通了整个产业的上下游与内外部，从提供物流的运输工人，安保人员，到高科技电子产品消费者，再到为工人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程度的社区组织，努力构建起一个社会自我保护的“安全网”。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手机在内的信息与通信设备不再只是工人劳动的产品，而是将自己组织起来可资利用之物。他们通过互联网分享关于企业侵权的信息，发出声音，寻求帮助，让自己被看见，也看见他人。他们通过视频、博客、诗歌和短信等途径进行法律普及、文化表达和政治赋权，电子设备成为新的团结动力的物质载体。而这几乎成了信息技术部门、新闻业和其他文化行业这些工会化程度历来较低的部门中主要的团结和凝聚方式，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在新技术中工作，网络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是日常生活和娱乐的工具，自然也会溢出“生产”这一狭窄的目的，发挥出别的功用。既然以此为业并乐在其中，必然精于此道。
于是我们看到，印度的信息技术人员创设了各类线上论坛，涵盖了从软件工程师到呼叫中心人员的各种职业。他们关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议题：如弥合“数字鸿沟”、分享工资信息、建立一种关注劳动不公平的机制、实现成员的专业利益诉求。不过他们有意与传统策略和政治导向保持距离，通过创造性的途径在专业人员之间培养乐观的情绪，这些论坛往往根据社团法案（The Societies Act）而不是工会法案（The Trade UnionAct）来注册成立的，且习惯于自称为“行会/协会”（guild）而非“工会”。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某种政治安全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青年技术人员对于工会的刻板印象和畏惧，这种印象往往与“斗争”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北美的新闻工作者、自由撰稿人、新媒体行业的摄影师、编辑、在线作家、网络设计师、视觉特效师、电子游戏开发者群体等职业也都有自己的在线组织。这些网站为会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除了关于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的信息，它们有效地传递和共享着关于抵制的信息，成功地唤起了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在保障基本劳动权益、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不过，这些线上行动仍然有着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相信很多问题可以通过个体来解决，并不需要诉诸集体动员。个体主义、企业家精神和自给自足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新脑力工人阶级”（new cognitive working class）的思维和认识，他们推崇独立性、灵活性、努力工作和自我激励，而这些价值与集体组织之间存在着明显张力。无怪乎，在工厂大门口集结的传统策略已经不再实用，这些由同侪所组成的虚拟数字共同体被打造成一个个会员分享经历、汲取教育和自我赋能的平台，聚焦于个体竞争力、专业化能力和独立性的提升，他们可以安全地在这种虚拟的数字共同体中讨论自己的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方法、交换思想、形成观点，甚至是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不过，他们在集体行动上“裹足不前”，也很少能代表劳方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对“网权制资本主义”（netriarchal capitalism）形成的制约实在有限。
不得不说，坚持和推广工会化是思路之一，但并不是“一抓就灵”的万能药。上述原因当然是其中的因素，知识和创意行业的组织化是一个难题，至于组织起来之后做了什么，这种组织还是不是工会，能否实现和发挥与传统工人组织同样的功能就是另一件事了。此外，各国的劳动法和工会法案赋予工会化的组织活动强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但是，在劳动关系本身晦暗不明的众包和零工经济领域（横跨了制造、服务、创意等诸多行业），推行工会化还将面对哪些阻力？网络用户和玩工的无酬劳动该如何被安放进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在尚且对自身使用和玩乐的生产性一无所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且并不认为自己是“劳工”的人们中间，如何开展这些联合行动？
最为关键的是，工会化和工会运动只是社会主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其一，不难看到，当今世界最发达和最活跃的工会体系，存在于劳资矛盾严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支已经被很好地吸纳进资本主义现有的制度轨道，成为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现象。[4]在保护劳动者的同时，它确实起到了推动资本主义向人道化方向改良的作用，但并不可能撼动其基本结构，也不可能从总体上将社会导向社会主义轨道。其二，从这套丛书来看，工会的主要诉求无外乎就劳动条件、薪资水平、社会福利等工人待遇问题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尽管偶尔跨出自己的领域，关照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议题，联合其他社会群体，但总的来看，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面之下做修补性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一部分并持续确认和再生产这一制度。即便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强大支撑下，电子化的行会/协会，也只是多了一个“表达和发声的渠道”“让相互之间变得可见”“使得联系和协调变得容易”，但我们很难说，这些新的“功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很难说它们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因素。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团结是开始，而非结束，如何通过这种批判和团结抵达另一种替代性可能，是本文关心的问题。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因素反倒是在最不像标准劳动关系的零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那里露出了一些端倪。
在批判性互联网研究中，对一些有着细微差别的近义概念我们并不感到陌生，比如，信息资本主义、交往/传播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大数据与监视型资本主义，等等。学者们的阐释各放异彩，从不同角度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与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之间的互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不过，批判之后是什么？2020年春天，英国著名批判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批判传播研究重镇《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组织了一期名为“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5]1-31的专刊，10多位学者就什么是传播和数字社会主义，如何来建设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各抒己见。有的在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寻章摘句，有的从规制新媒体产业的政策选项中思索制衡之术，想象力十足又扎根现实。
在这一组文章中，除了扭转公共领域由大资本和私人公司提供的现状，建设国家和公民社会共同支持的公共媒体之外（这当然是一种传播的社会主义），本文更关心的是当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成为生产工具和积累场所之时，社会主义该从何入手的问题。毕竟，社会主义不只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经济运动，其目标是废除阶级社会，发展生产领域的参与民主和工人控制的经济，由社会来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可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共同决策的民主经济生产才是核心问题，且两者互为依仗，以往数字劳工研究中所忽略的这一点，在这期专刊中得以提出。
我们看到，学者们呼吁，在数字经济中实行所有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和所有产品的共同协议，或在分配上形成财产共同体，这些对象包括所有的计算机、应用程序、软件、硬件、数据和内容。社会主义沟通手段和传播业的组织不仅应由其工人所有，而且应具有集体控制和民主的决策结构。具体的措施和建议，包括制定限制数字寡头力量以支持非商业替代品的法规，必要时可根据反垄断法拆分平台巨头，或者国有化；通过对大型跨国数字公司征收平台税来补贴和重新分配基本收入以照顾到无酬劳动者的利益；恢复知识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礼物经济，创造团结，对所有人的尊重以及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统一；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媒体和传播/平台合作社来建设网络空间的公地，摆脱广告业对于公共传播的挟持；发展“隐私友好型”社会主义，将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最小化为绝对必要的数据，这种社会主义隐私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收集，以隐私友好的方式设计信息和通信系统，并针对强大的公司进行监管，以提高其经济和金融运营的透明度，等等。根据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说法，这种公地或曰“共同性”，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也不只是被房地产市场所圈占的城市空间，更有我们的观念、智识、情感、交流、语言和文化，这些非物质劳动如今以“数据挖掘/数据提取”的形式被全天候地商品化和私有化，并反过来控制劳动/玩乐过程，现在到了讨论集体所有和集体控制并以此来迈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了。
学者们并未止步于重夺传播/数字生产资料和建立新的数字生产政体，而是更进一步继续畅想，通过对数据和算法应用的限制和控制，改变技术的设计原则和目标导向，在高水平生产力的前提下，对抗社会加速主义，构建一种“减速”的社会主义政治。这不仅意味着要破坏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逻辑，更包括扭转电子媒介给网络用户带来的令人迷惑的体验和焦虑情绪，避免劳动、交往与生活的过度中介化。这也意味着减少痛苦的必要劳动/快乐的成瘾玩乐（这里就打通了受平台严密控制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和被社交软件与游戏垄断了全部生命时间的“从未离线”者），使他们免于焦虑和紧张，实现自主劳动、自主生产和无关交换价值的真正的休闲。
最后，可能是一个计算机辅助下的数字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后稀缺社会，其效率将大大超越计划经济。因为巨大的分布式超级计算机和全民所有的大数据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模拟市场交换的机制，并实现更为精准的信息反馈机制，用于“非市场形式的社会协调”和生产资源的配置。生产模型和消费模型都可以通过程序包来构建，并自动快速计算劳动价值。计算机将比我们更能预测我们的偏好，基于需求的生产和经济令订单“弹无虚发”，生产“有的放矢”，过剩和浪费将被遏制。劳动的取代速度和规模也将被科学规划，机器学习将接过那些危险、疲惫、单调、平凡、无聊和不愉快的必要劳动和工资劳动，为人类留下具有艺术性和创造力的工作领地，实现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的“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luxury communism），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任由资本出于节约劳动力成本的目的，开发人工智能以大面积、无阻碍地消灭各行各业的劳动岗位。
将目光移到社交网络用户的“永远在线”中，会发现这一思路依然适用，甚至更为贴切。因为普通用户提供的，既不是平台经济以前就存在的各类服务，也没有生产可以被纳入版权体系的知识产品（比如小说、音乐和游戏模组），大多数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 content，UGC），不过是生活记录，喃喃自语，自拍照，频繁打卡的位置，付费和支付记录，无任何评论的转发等异质化、非结构化的内容。只有当这些信息被汇入社交后台的企业数据池之后，各类商业化开发便接踵而至，从数据画像，到精确定向广告和各类面向企业的收费增值服务，再到和第三方开发者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的共享，甚至直接将其当作标的物形成了大数据交易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聚焦于UGC的批判研究并没有击中要害，社交平台资本实现的“惊险一跃”是从流量和用户生成数据（usergenerate data）开始的。因此，从数据生产资料所有权改革的视角来思考用户在线劳动的“去异化”，或许才是一条可能的路径。当然，和零工经济的平台合作社一样，仅是所有权变革可能不够。正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所确定的知情同意、禁止画像、限制传输等规定，即是授予了用户有限的所有权，但实际上，“反馈基础架构”仍牢牢掌握在平台资本主义手中。企业依然在利用所谓“匿名化”后的数据，开发令人网络成瘾的算法，制造“猜你喜欢”的回音壁和信息茧房，窥探我们的政治态度，威胁个人自由，操纵消费行为，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设定价格、引导市场投资和资源配置。这些社交平台巨头的数据及其黑箱算法同样应当置于由政府、专业人士和用户组成的公共信托机构的监管和控制之下，或者整个转变为用户合作社，以阻止其继续鲸吞“数据化”的人类日常生活和整体社会关系，并设计出某种基于数据的经济和社会补偿方案。当然，这种方案并不一定是基于劳动关系的。[9]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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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 陈静 付梅溪
责编 / 常博林
美编 / 常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