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苏熠慧 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是“新危险阶级”吗？
编者荐语：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图书评论 ，作者苏熠慧 姚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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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英]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Publishing），2011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教授是全球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2011年，他的代表作《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由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BloomsburyPublishing）出版。在书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这一概念，用以生动描绘全球化下劳动者的新状态，并断言：“不稳定无产者”已经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1]
随后，“不稳定无产者”这个概念在劳工研究领域流行开来。尤其是近几年，当下一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不断加速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时，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少学者将斯坦丁对“不稳定无产者”的系统性阐释作为主要理论资源，以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主等新型平台劳动者为对象，从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等不同面向切入，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不乏探索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他们发现，这些新型平台劳动者正面临着越发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职业前景，以及狭窄的阶层流动通道等诸多困境，逐渐沦为斯坦丁笔下的“不稳定无产者”。一些批判学者更是洞察到隐匿于这些困境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平等，鞭辟入里地揭示出：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而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
上述研究不仅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而且极大有助于我们全面且多向度地省思资本、技术和劳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劳动者个体生命经验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深远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的学术价值不容小觑，且展现了研究者敏锐的理论触角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但另一方面，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忽视了对《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一书中“不稳定劳动者”及其相关的“不稳定性”“新危险阶级”等核心概念的批判与反思。在笔者看来，斯坦丁对劳动关系中不稳定性的分析在研究当今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状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这个概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不稳定无产者”并非如他所述是一个独立的“新”阶级，而是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无产阶级中失权的那一部分群体，他们并未成为“新危险阶级”，后者只是他对民粹主义的错误想象。因此，当下重新审视《不稳定无产者：新危险阶级》一书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局限性既必要又紧迫。
斯坦丁所提出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是以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为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减少对资本的管制、修改了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将社会福利逐渐变成商品，以及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与此同时，资本的全球化依托信息化的平台，在传统部门及新兴部门（包括信息产业、创意产业及各种服务行业）内实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导致临时工、兼职工和实习工等各种灵活用工形式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用工方式；工作任务快速调整，内部劳动分工更加灵活；工资系统更加弹性，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和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更加灵活。
斯坦丁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出发，对“不稳定无产者”概念展开论述，从而透析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生存状况的变迁过程。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和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他们无法享有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和白领领薪阶级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只是“失权者”，而非“公民”——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
在此基础上，斯坦丁进一步揭示出社会收入结构中所体现的“无保障性”的根本特征。根据斯坦丁的定义，“社会收入”指的是劳动力所有来源和形式的收入的总和，包括由来自生产、货币工资、企业非工资福利、社会福利、社区福利（来自家庭或所在地社区）和私人福利（来自投资和储蓄）六方面的收入组成。他同时强调，社会收入和工资收入之间本质性的差异在于前者涵盖了劳动者享受的社会福利，体现了社区的支持和国家的保护，而“不稳定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而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泥淖。在斯坦丁看来，以下群体极易成为“不稳定无产者”：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
毫无疑问，这些“不稳定无产者”处于新社会结构中的下层。斯坦丁将新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具体划分为：第一是富可敌国的“精英阶级”，第二是享受小康生活的“白领领薪阶级”，第三是拥有知识和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第四是“核心工人阶级”，第五才是“不稳定无产者”，在其之下是“失业者”和“流氓不稳定无产者”。他认为，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斯坦丁用“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描述了当今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所带来的工作不稳定性的增强。但工人的不稳定并不是历史的新现象，对工人不稳定性的分析在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早已有之。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着解密资本主义积累的钥匙——工人的“不稳定性”，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世界劳动者不稳定性增加有着自己的看法，与斯坦丁并不相同。
工人不稳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在诞生初期就构筑了一个缺乏保护的不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供其积累所用。这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以相对剩余人口的形式存在，具有流动、潜在、停滞和贫困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都体现了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之间的竞争、机器的改良和生产率的提高都加剧了工人的不稳定性。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也是整个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基础。在此条件下，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陷入极其不稳定的状况——漫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及缺位的国家福利。一方面，工人阶级自诞生起就在和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不稳定做斗争，如“二战”之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工人稳定性便是工人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资本总是在和工人的斗争中寻找新的策略将他们再次陷入不稳定的境况。
在亚非拉等许多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和地区亦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总是通过维持工人的“半无产阶级”状态来确保剥削的可持续性，因此工人的不稳定性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状况。[2]160-173从殖民时期开始，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便有意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力维持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切断他们可能的团结，防止他们对资本的挑战。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从未停止过争取稳定工作和生活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全面的工作稳定。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工人的不稳定性是一种常态，而工人的稳定性则是一定时期工人团结和斗争的结果。资本主义总是不断地调整自身，通过各种新的策略将工人重新变成不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但是，斯坦丁不仅忽略了亚非拉等地区长期存在的工人不稳定性及其斗争，更忽略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资本将工人“不稳定化”和工人“反不稳定化”的抗争，因此他的观点被不少学者批评有“新瓶装旧酒”的嫌疑。[3]
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贯穿着资本对工人的“不稳定化”和工人“反不稳定化”的抗争，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借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全球化找到了它的新策略来加速资本对工人的“不稳定化”。资本通过金融化和信息化，打破了第一世界国家工人通过多年斗争获得的稳定的工作和生活，通过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将这些工人重新卷入不稳定之中。这在传统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在美国，雇员对雇主忠诚度降低、长期失业人数总量骤增、不稳定性普遍化，以及非正式用工和临时工需求量急剧增长等。[4]1-22在欧洲，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加速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签订临时合同和从事兼职工作的劳动者数量逐年上升。[5]949-965新兴产业同样如此，信息产业、创意产业、服务行业处于弹性用工制度中的“非物质劳动者”，因为被要求快速回应工作任务的灵活变化和市场对大规模定制产品的需求，不得不长期从事临时的、长时间的劳动，过着随时可能被替代的不稳定生活。[6]619-638此外，资本主义调适的新策略，还包括在第三世界国家吸收大量不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以供全球资本积累所用。2008—2009年，印度成为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LG集团在内的所有全球顶级手机制造商的聚集地，大量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从遥远的城镇和农村进入这些工厂工作，成为“不熟练工人”或“半熟练工人”。这些年轻人在家乡失去了土地，通过第三方中介组织成为一年一签的“合同工”，或者以学徒工和临时日工的身份拿着假借“津贴”之名的最低水平工资，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无法获得合法的、正式的、永久的雇佣关系和结社权利；离开了家庭和社区的支持，他们的生活需求被压制到最低。不过，这些工人从未放弃过争取工作稳定性的抗争，他们通过积极的斗争来建立自己的组织，以对抗这些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或劳工组织形式）包括印度工会中心和工会—社区联盟。[7]
由此可见，劳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线性进化过程，而是出现曲折和来回摇摆。劳资关系在“不稳定”和“稳定”两点间来回摇摆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工人的斗争。实际上，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劳动者所面临的不稳定状态，绝不亚于今天劳动者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所以说，当今社会的工作“不稳定性”，并非斯坦丁所认为的那样，是历史的新现象，而是劳资力量失衡下的历史再现，工作的稳定程度受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结构和劳资力量对比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对工作不稳定性的考察只有回到其政治经济学的根源，才能厘清微观个体经历与宏观社会变迁之间的构连关系。进一步来说，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把“不稳定性”和“不稳定无产者”区别看待。虽然“不稳定性”的视角对我们考察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劳资力量对比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照搬斯坦丁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而是要回到更加根本性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分析中去。斯坦丁将工作“不稳定性”视为新的历史现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他的“不稳定无产者”和“危险阶级”概念也存在不少争议。
正如上文所述，虽然许多学者都认为“不稳定性”是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劳动者状况的重要特征，但却对“不稳定无产者”这个概念表现怀疑，并认为其根本算不上一个“新阶级”。[8]33-57
连斯坦丁自己都将“不稳定无产者”定义为“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和“内部充满着激烈斗争”的群体。那么，它真的能构成一个“阶级”吗？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指出，不管是从马克思还是韦伯的定义来看，“不稳定无产者”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9]123-135首先，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不稳定无产者和传统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两者所拥有的物质基础极为相似，使得不稳定无产者与传统工人阶级之间的边界越发难辨。其次，虽然不稳定无产者在谋生手段上与传统工人阶级有所差别，但不稳定无产者内部在谋生手段上的差异性更大，导致他们难以通过共同经验的基础而被动员起来。除此之外，贾米尔·乔纳（Jamil Jonna）和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强调，马克思的经典概念——“无产阶级”已经囊括了大量具有“不稳定性”的“产业后备军”，没有必要再制造出一个“不稳定无产者”来替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在他们看来，比起斯坦丁只从文化层面通过“不稳定无产者”描述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状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更加全面和科学地看待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不安全性、剥削以及可能发生的社会变革。[10]21-44
如果说在这些学者眼中，“不稳定无产者”不足以构成一个阶级的话，那么“不稳定无产者”与“无产阶级”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概念并不是“不稳定”和“无产阶级”的单纯叠加如此简单。根据赖特的定义，“不稳定无产者”只不过是工人阶级中那些重新陷入不稳定状况，且缺乏团结意识的亚群体。如果说“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团结起来，改变人类自身命运的话，那“不稳定无产者”的命运则是分裂和互相争斗，直至瓦解自身。用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的话来说，由于斯坦丁不认为“不稳定无产者”可以联合起来，因此这个概念本质上是“去无产阶级化”的，即预示着无产阶级的瓦解。[11]66-77
由于“不稳定无产者”在物质基础上和传统工人阶级并无根本性的差异，而其内部的四分五裂又导致它无法像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那样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所以将“不稳定无产者”视为一个独立的“新”阶级有些勉强。它最多算是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无产阶级中失权的那部分群体。
根据斯坦丁的描述，“不稳定无产者”的特征可以用两点来概括：其一，他们都是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受损者；其二，他们都因受损而心怀怨恨。许多“不稳定无产者”在受损后积累了大量的怨恨，但却缺乏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想象。所以，这种怨恨不仅无法使他们团结起来挑战资本主义体系，还被转化为指向其他受损群体的愤怒甚至暴力行为，甚至他们自身也是这些暴力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在“不稳定无产者”内部存在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是民粹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他们大多在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遭受失业和不稳定的生活，但他们却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更缺乏对另一种政治经济体系的想象。他们对社会主义抱有敌意，只是一味地将愤怒转嫁到那些比他们还更为弱势和不稳定的群体（如女性、移民等）身上。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内部出现危机，世界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现象。斯坦丁笔下的“不稳定无产者”正符合民粹主义中充满怨恨的无产者形象，但同时反映出他对民粹主义的想象过于浪漫，而且通过空洞的学术概念美化了危机重重的事实本身。
由于对民粹主义的浪漫化想象，斯坦丁忽略了在亚洲、南非和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不稳定劳动中的临时工人，他们正在努力团结起来对抗给他们造成不稳定状况的政治经济体制。斯坦丁并没有意识到，他所低估的许多女性、有色人种正在积极推动着社会的整体变迁。[12]136-147
概而言之，“不稳定性”作为分析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下的劳动者现状是有意义的，但“不稳定无产者”这个概念却问题重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新危险阶级”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这个概念“遮蔽”了斯坦丁的双眼，让他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中不稳定劳动者积极改变工作和生活的努力，也使得他对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民粹主义危机产生了错误的想象。
[1]“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这个概念是由“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构成的，意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
[2]Scully,Ben.2016. “Precarity North and South: A Southern Critique of Guy Standing.” GlobalLabour Journal 7 (2).
[3]Munck,Ronaldo.2016. “Globalisation, Labour and the ‘Precariat’: Old Wine inNew Bottles?” In Politics of Precarity: Migrant Conditions, Struggles andExperience, edited by Carl-Ulrik Schierup and Martin Bak Jørgensen,78-98.London: Brill Publishers.
[4]Kalleberg,Arne.2009.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1).
[5]Prosser,Thomas.2016. “Dualization or Liberalization? Investigating Precarious Work inEight European Countries.”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0 (6).
[6]Brophy,Enda.2006. “Labou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Canadia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 (3).
[7]Ferus-Comelo,Anibel.2015. “Free Birds: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PhoneManufacturing” In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u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Maxwell, 119-129. New York: Routledge.
[8]Terranova,Tiziana.2000. “Free Labou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18 (2).
[9]Wright,Erik.2016. “Is the Precariat a Class?” Global LabourJournal 7 (2).
[10]Jonna,Jamil and John Foster.2016.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Its Relevance Toady.” MonthlyReview 67 (11).
[11]Wacquant,Loïc.2007. “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 in the Age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ThesisEleven 91 (1).
[12]Chun,Jennifer.2016. “The Affective Politics of the Precariat: Reconsidering AlternativeHistories of Grassroots Worker Organising.” Global LabourJournal 7 (2).
END
主编 / 陈静 付梅溪
责编 / 常博林
美编 / 常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