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 | 词汇、概念、话语：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美”之观念 的建构与再现

《词汇、概念、话语：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建构与再现》，收入周宪主编：《艺术理论与艺术史学》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182-223页。

作者简介

邱伟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系副研究员。

本文系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人文视野下中国近代多元现代性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17TB0013） 阶段性成果。本研究中“美”之词汇资料，取自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 - 1930）”（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开发，刘青峰主编）；现由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计划办公室提供检索服务，谨致谢意。目前正由两校共同完善、开发数据库。

内容摘要

本文之研究目的，是欲透过数字人文技术，重新讨论中国近代“美” 之观念的建构与再现轨迹。本文以包含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为研究范围，旁及其他相关的历史研究资料。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兼综微观与宏观视野的数字人文研究法，在数字技术上，使用了N-GRAM 断词法、网络视觉化技术、CUSUM 分析方法等。本文在经由研究之后，归结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建构与再现轨迹，有一从“美善”、“美术”到“美育”的三阶段发展过程。而从三个核心观念与其共现关键词丛比对中，则可发现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具有教化性与实用性两个特征，此即为本文之主要研究结果。本文希望除对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形成研究有所贡献外，也期能推断数字人文方法在历史学与美学思想研究上的发展，此为本文价值与发展前景所在。

关键词：美善；美术；美育；观念史；数字人文

1.前言

“美”之观念起源甚早，从其字形来看，有两种解释，一为以“羊大则美” 来解释，此说始于汉朝，将美之意识内容与本质视为对某种对象（羊）所给予人的一种肉体与官能层面的愉快感；一为以“羊人为美”来解释，认为“美”字最初表示羊图腾族巫师或酋长冠戴着神圣的羊角、羊头或羊形进行原始歌舞表演，族人逐渐认为此舞既善且美，故以羊人表示美好与美丽，而羊下之人的巫师酋长所说之言就是美言，从羊从口的“善”就表示“好”。另由上可见，不管是从味觉食羊而有感官之美的“羊大则美”，或是从视觉观舞而有感官之美的“羊人为美”，都有一种从现实实用之美链结升华到理想精神之美的变化过程。

综上可见，“美/善”之观念在中国脉络中是链结在一起的一种双生观念，此两观念之连结在于人们透过“味觉/视觉”的感官经验通道，最终能到达一种共感境界，人们在此共感境界中，能同时感受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愉悦，一种至乐境界，因此“共感”就成为链结物理身体与精神道德的重要中介，而这是人类能共同体验的，故“美”实为一横亘物理形式与精神内涵世界的身体/精神感受，具有普世性。上述这种美善同源的思考在中国脉络中的表现即是“尽善尽美”四字，如李泽厚指出在中国古代美善观念经常为一个意思，《论语》中谈“美”的14 次中有 10 次为“善”与“好”之意，但李泽厚也意识到后来也有“美善分化” 的现象，如《论语》里谈“尽美矣，未尽善也”。

从上述“美善同源”与“美善分化”的现象中可见，中国人把“美善同源”  视为一种理想，因为现实往往更多是“美善分化”的，因此如何把分化转向同源即为一重要工作。“美”在中国脉络中终究应以“善”为依归，当“美”能同源于“善”，方能在中国道德理论主义下具有其价值合理性。诚如叶朗指出中西在美学观念上有着不同框架，西方为美真统一，中国为美善统一，故西方在“美真统一”下可以肯定表达真实的单纯形式美，但在中国“美善统一”下若是失去了精神意涵之价值就不足以称“美”，这是中国本土化脉络下“美”之观念有别于西方的最大特征所在。 

那么，既然“善”为中国脉络下“美”之观念的价值来源，则在中国美善同源的思维惯例下，当“善”的观念产生变化，是否也会连带引起人们对“美”的理解的转变？在此问题意识下，本文想从三个问题出发去观察与勾勒中国近代从传统到现代的过度中，“美”之观念的演变与发展。其一，中国近代在五四阶段有从西方文化中心论转向文化价值多元论的现象，在此转型脉络下，德性伦理中的“善”有从儒家的“共同之善”转向”个体间“多元之善”的发展，而在上述所称“善”有一由共同转向多元的近代之际，“美”之观念是否也伴随着“善”的转型而有从“以共同为美”朝向“以多元为美”的变化？其二，中国近代有一以进化为善，以革命为善，以新为善的思潮，认为进化、革命与新才是公理，那么在中国传统美善同源的思考下，近代中国是否也有“以进化、革命、新为美”的主张？其三，中国近代在道德观上还有一重大转变，即有从超越的德性善转向世俗的幸福快乐，亦即前人所谓世俗化趋势，那么在五四阶段德性善被解构状 态下，“美”是否也从“德性善”中被解放，有一从“以德性为美”转为“以世俗为美”，重视现实的世俗化转型趋势？

上述三个宏观提问，较难以从少量与短时段史料中，透过人工精读方式勾勒出其长时段与整体的发展脉络，本文尝试从擅长于“远读”（Distant-reading）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Digital Humanities）出发，以包含一亿两千万字，横跨1830-1930 年百年间史料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数据库）。数据库收录资料底本时间段横跨 1830 至 1930 年，为中国近代观念转型最为重要的一百年，涵括了清末民初近代期刊、晚清档案资料、清季经世文编、清末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来华外人中文着译、西学教科书等六大类文献。

在实际进行分析前，本文须先说明数据库中的资料结构，因为人文学者在使用数据时需先对数据有全盘了解，在确定该数据库所收资料确实足以回答所欲探究的人文议题后，方能使用该数据库进行研究，若是未先确定数据库资料结构就使用之，容易发生数据资料与人文问题意识不相配，进而致使人文分析结果产生错误偏差的现象。本文主要研究议题是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建构与再现过程，根据前人对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发展的相关定性研究可知，“美”之观念在中国近代语境中，很大部分是再现于政治论述中。正因如此，本文使用绝大部分为政治思想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来进行研究便相对配适。以故本文便尝试从大体量的数据库文献中，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去勾勒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建构与再现轨迹。

本文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将有别于过去在人工驱动下，以精读方法阅读分析，进而勾勒从传统到现代“美”之观念转型研究的方式，因为在人工驱动下研究者会先理论假设观察某些与“美”相关的词汇发展轨迹，但这样的假设本身就带有研究者的主观视野。本文运用数字人文技术，从数据驱动角度出发，勾勒从传统到现代“美”之观念的转型轨迹，由百年的史料大数据中，给出“美”之观念的整体发展图谱，并回答前述三个重要的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史的重要问题，以上即为本文之研究目的与重点所在。

2.词族图：鸟瞰视野下的“美”

中国文字具有一特性，即在早期先秦时期，多为单字成义，后来因为概念越来越多，故由单字分化为双字词，用以表现逐渐纷呈的概念世界，故自汉代以后双字成词现象是越来越多。由于双字词中的意涵，多为从单字义中组合延伸而来，故要理解“美”之观念，除了从单字去进行分析外，还可从“美”之双字词族中去进行讨论，如从美德、美文、美言等概念中，去观察“德、文、言”等，分别是如何的表现，方可被视为“美”？在上述“美”之双字词族的整体分析中，当可透过归纳总结出“美”之观念的核心内涵。

正是在上述的思考脉络下，本文将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为研究对象，不先人为的设定欲考察研究的重要关键词，而是从数据驱动（data-driven）视野出发，观察中国近代“美”之词族中，是以哪些关键词去架构与再现“美”之观念？在过去人工方法下，研究者无法给出所有中国近代“美”之词族及其使用的重要性排序，但使用数字人文方法即可达成，这正是数字人文的可贵之处，即为人文研究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与视野。研究者在使用数字人文技术下，可以提出一有别于过去的新的问题意识，即：中国近代“美”之观念是以哪些词族形式被建构与再现？而这些“美”之词族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排序为何？这些问题唯有从数字人文视野出发，方能被提出与进行回应，而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当能深广目前对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史的相关研究。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进行一连串的数字人文研究程序，步骤如下：

（一）先以“美”字为检索种子，从数据库中下载以“美”字为中心，前后各 10 字的视窗单元语料，40共有 107,448 条语料，总字数为 2,244,935 字符（包括符号与英文）。

（二）使用 n-gram 分词，撷取以“美”作为前词缀的二字到五字词，并将所有准词族以网络视觉化软体进行描绘，获得下图 1。

（三）将所有以“美”  作为前词缀的准词族与词频贴到 excel 进行人工过滤并制表，得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美”之词族表，如表 1。

（四）再以表 1数据为基础，运用网络视觉化软体绘制成图 2。

图 1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美”之准词族图

从上图中可见，以“美”为前词缀的词族，一部分对于本论文来说是噪音词，例如美国、美邦、美金、美帝国等，而另一部分才是确实带有“美”之意涵的关键词，如美术、美德、美名等，这里研究者可再进行一次人工过滤，把确实具有“美”之意涵的关键词挑选出来制成表 1 如下：

表 1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美”之词族词频序列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美”之词族的词频重要性排序，研究者可以再用网络视觉化软体呈现上表 1 的数据信息，绘制成图 2 如下：

图 2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美”之词族图

从上图 2 中可见，数据库中以“美”作为前词缀的词族中，以“美术”一词最多，其次依序为美德、美丽、美观、美名、美善、美学等，这些“美”之词族，即可视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语言再现结构。而从上述数据驱动下“美”之词族的语言再现结构中，可以见三大类型：其一，以美德、美丽、美观、美名、美善、美谈、美好、美事、美景、美言、美俗等中国传统词汇，再现传统儒家的道德美观念；其二，以美妙、美满等词汇，再现佛教的宗教美观念；其三，以美术、美学、美感、美育等中国传统未有的新词汇，再现西方的现代美观念。由这可见，中国近代“美”之观念，是以传统儒学、印度佛学与现代西学等三个方面建构而成的概念系统结构。

3.CUSUM图：时间序列下的”美“

前述部分是从共时性角度，透过数字人文技术，结构化的架构出中国近代“美”  之观念词族结构。而此一部分，则是欲从历时性角度，透过数字人文技术，描绘出前述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词族在近代百年间的新陈代谢轨迹。为达上述目的，以下进行一连串的数字人文研究程序，步骤如下：首先，计算表 1 中的中国近代  “美”之观念关键词在历年的词频数量，绘制如图 3。

图 3 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词族词频使用比较图

从上图 3 中即可宏观的看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词族词频使用的升降现象，但此种图示由于各关键词高低词频有较大差距，所以难以看出每个“美”之关键词在近代百年间的增生情况。为能宏观掌握每个“美”之关键词的涌现情形，研究者可以 CUSUM 方法，计算所有“美”之观念词在历年的使用比例累加变化情况后绘制成图，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词族词频比例累加图

从上图 4 中可以看见 16 个“美”之观念词族在近代百年间的使用比例涌现增生情况。同时观察 16 个“美”之观念的发展，正是数字人文视野的优势，因为一般研究者依靠人力难以同时比较与综观16个观念的演变轨迹。从上图4中隐约可以看见这 16 个“美”之观念词的增生具有时间群集性，研究者可以视觉化的以观念分期群生的现象作为标准进行分群工作。以下本文以早、中、后、晚将 16 个“美”之观念词涌现增生状况分为四群，如下图 5 所示：

图 5 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词族词频比例累加图（早、中、后、晚）

从上面的图 5 中，确实明显可看出 16 个“美”之观念词，可以依照使用比例涌现增生趋势，分成四群。而从上述图 5 中可见，有些“美”之观念词的增生是较不具意义，因此这里可再进行人工干预，由研究者从图 5 的早中后晚四图中，找出每一图中最重要的一个“美”之观念词，并将最具研究意义的“美”之观念词的词频使用比例累加图综合地绘制出来，这样可以看出不同时段“美”之核心观念主轴的新陈代谢现象，如下图 6 所示：

图 6 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词族词频比例累加图（核心观念）

从上图 6 中可以明显看见三个重点：其一，在近代中国早期仍是以“美善”观念来观现“美”之观念；其二，在 1895 年之后，是以“美术”观念来再现与建构“美”之观念，其中包含着美术学、美术品、美术家、美术馆等延伸关键词；其三，在 1915 年后，是“美育”观念的大幅涌现，用以代表新文化运动时期“美”之观念。

透过数字人文视野，研究者成功的跳脱人为的理论驱动（theory-driven），从数据区动视野出发，宏观的归纳出中国近代“美”之核心观念词的三大主轴及其代谢转化方向，如下图 7 所示：

图 7 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三大核心主轴及代谢转化图

图 7 中的三大核心观念词，或许过去人文学者也可在人为假设中做出此一模型之假设，但本文不同的是，有别于过去波普尔（K. R, Popper）的“假说—演绎”形式，改从“大量积累的数据推动”，此一变化意味数据成为整个研究的核心环节，“数据驱动”成为科学的主流形式，科学模型中也将以数据成为核心甚至唯一要素。从理论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化，最大贡献是科学研究的方式从“如何验证一个假设”转变为 “如何发现隐藏在大量数据中的关联与知识”。而本文透过数字人文技术进行研究，从大数据中发现美善、美术、美育三个观念在时间序列上的关联与知识，这样的观察结果不是人为的猜测与假设，是由数据主动给出，故可避免人工主观的偏颇，得以客观的勾勒并证明中国近代“美”之观念有以“美善”、“美术”、“美育”等三个观念进行阶段性的建构与再现的发展轨迹，这是数字人文研究有别于过去能为人文社会学界带来的新研究视野重点所在。

4.多维观念网络图：”美“的多元链结图

数字人文学与数据科学（Data Science）之间最大的不同点，即在于数字人文研究不仅止于就数据谈数据，人文学者会在掌握宏观的数据线索下，进一步的就线索出发，再次回到历史史料中进行微观的精读分析研究，借以辨别数据线索背后的人文意义。因此此一部分将考察前述研究所得之“美善”、“美术”、“美育”三大核心观念，在中国近代历时性新陈代谢现象中的历史意义，借以人文地揭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建构与再现轨迹，此即为这部分的主要工作。

为达上述目的，本文将借用数字人文视野可超越人力所及，可同时整体分析繁多复杂资料的特点，同时比较“美善”、“美术”、“美育”三大核心观念的共现关键词丛，观察三大观念的共现关键词丛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现象。研究者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可视觉化的驾驭与呈现复杂的共现词丛连结网络，而借由网络结构，可整体进行复杂的比较工作。在这部分，以“美善”、“美术”、“美育”等三个“美”之观念词作为讨论对象。

在我们透过 CUSUM 计算掌握中国近代“美”的概念有从美善、美术、美育的发展过程后，可以把三个词汇在近代中国的使用现象表列出来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中“美善”、“美术”、“美育”    词频比较

从上表 2 可见，“美术”一词使用词频最多，这表示“美”观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主要是以“美术”一词为主要语言场域，在“美术”的语言论述使用中，完成了中国传统“美”之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工作。综上可先做如下简单描述：中国近代“美”观的转型是在“美术”观念发展中完成，而“美术”观念是上接“美善”观念转化而来，在完成“美的现代化”后，进一步下开“美育”观念，“美术”观念在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即具有承上启下的角色功能。

以下透过数字人文技术，观察“美术”观念与“美善”、“美育”之间，在共现关键词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借此观察以“美术”观念进行“美的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继承与舍弃了哪些中国传统“美善”观念中的元素，而“美育”观念又在“美的现代转型”后，更往哪些元素开展出新的内涵。为此，本文将聚焦    在“美善”、“美术”、“美育”三个观念语料中的共现关键词，观察这三个观念共现词丛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借以找到“美”之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间的转接轨迹。

此处以“美善”、“美术”、“美育”等三个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词为考察对象，意图找到这三个“美”之观念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进行以下步骤：其一，先以“美善”、“美术”、“美育”等三个关键词为检索词，

在数据库中进行检索，进而下载以“美善”、“美术”、“美育”为中心的三批语料；其二，分别对三批语料进行 n-gram 二字断词，得出三批围绕着“美善”、“美术”、“美育”等三个关键词的共现词丛；其三，对三批共现词丛进行人工干预，过滤具有意义的共现关键词；其四，运用网路程序，描绘出以“美善”、“美术”、“美育”等三个关键词为中心的共现词丛网络图如下图 8 所示：

图 8 数据库中“美善”、“美术”、“美育”三观念之共现关键词丛网络图

从上述图 8 三维共现关键词丛网络图中可见，以“美善”、“美术”、“美育” 三核心观念为中心的共现关键词之间，一共有三种现象：其一，为三核心观念独有的共现关键词，此种关键词代表为该核心观念的独有意涵，是为该核心观念能够取代前一观念而胜出成为核心观念的重要关键所在；其二，为三核心观念间两两共现的共现关键词，此种关键词代表着两两核心观念间的连续性意涵，是为两核心观念间能够相互连通进而转出新意的基础所在；其三，为三核心观念共有的    共现关键词，此种关键词在百年以来都与“美善”、“美术”、“美育”具有共现关系，代表的是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基本观念内涵。以下就以时间序列为轴线，分别讨论上述三种共现关键词的连结意义，从中历时地揭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如何透过“美善”、“美术”、“美育”三核心观念的新陈代谢，借以完成“美” 之观念现代转化的历程。

（一）美善：独有共现关键词 

中国近代晚清之际的“美”之观念，主要还是以“美善”观念为核心观念，这表示“美”的审美形式尚未被注意，仍然是以道德善为美之标准的状态。虽然在 1875 年之际就有《论画浅说》一书系统地介绍西方透视学、色彩学、构图法、素描写生技法的美术类书籍出现，且 1876 年也已有《格致汇编》此一介绍西方现代工艺的书，但在晚清阶段，“美”之观念尚未转向工艺之上，因为晚清之际仍着重写意空摹，写实尚未流行，故仍是以“以德为美”的“美善”观念，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美”之观念的主要核心观念。在“美善”观念的独有共现关键词部分，计有“未尽、悉臻、务臻、务求、尽美、极美、西法、章程、相乐、政府”等，这些共现关键词反映出是“美善”观念的性质及其对象。

1. 美善互训的思维框架：未尽、悉臻、务臻、务求、尽美、极美 

美善观念是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早期主要观念，继承着中国传统尽善尽美的思想传统。正因传统中国的“美”与“善”互训，故“美”等同于“善”具有必然性，不具有模糊的空间。换言之，一旦知道“善”后必求完美极致的善，不存在善恶相混的情况，故“美”在中国“美善互训”对“美”的追求也须极致，一旦知道何为“美”就须尽力追求，不允许不美的情况。假使“美善”二元，有单纯形式之“美”，则尚可容许无法达成极美的状态，然而在“美善互训”下，则一旦知道何为“美”，就须如同“善”一般去尽力达成。

正是在上述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之“美善互训”思维框架下，出现了“未尽、悉臻、务臻、务求、尽美、极美”等共现关键词，这些关键词正是“美善互训”思维框架的语言证据，因为“美”就是“善”，所以必定要达到，如“唯农业机械，未尽美善耳”、“周咨博访，务求悉臻美善”、“必须精益求精，务臻美善”、“极尽美善”、“予矜全之意立法本极美善”。由上可见，中国传统的“尽善尽美”思想实来自于“美善互训”的思维框架，在此框架下的“美”  之观念具有两个特点：其一，“美”如“善”一样需“尽”、“臻”与“极”，不容有一丝苟且；其二，“美”与“善”一样需“求”，需要人去追求与达成，而非自然而有。此两个特点皆来自于中国传统“美善互训”的思维框架所致。

2. 美善观念的公领域倾向：西法、章程、政府 

在美善观念的第二群共现关键词“西法、章程、政府”中，其语言特征反映出的是美善观念的公领域倾向，亦即中国近代美善观念有一部分是展现于公领域面向上，这实是继承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所致。以下就从“西法、章程、政府”等共现关键词来观察美善观念的公领域倾向。

“西法”一词与“美善”观念共现的语言现象，反映出的是中国近代知识人在启蒙与救亡语境下对西方现代性的追求。在当时知识人脑中，不管是单纯西法或是中西思想文化混合后的新文化有机体，皆因是以“西法”作为主要元素，故可视为美善之物，这是来自于当时“以西为善”的思想主张。如“开医会以通海内海外之见闻，刊医报以甄中法西法之美善，立医学堂，选高才之士，以究其精微，设医院，循博施之义，以济贫乏。”、“佳白何敢谓西法之尽臻美善。第以俄罗斯取则于前，而日益强大。日本取则于后，而顿启封疆。”、“朝野上下间皆知西法之美善。”由上可见，“美善”与“西法”的共现，证明了当时对西学的崇拜以及“以西为善”的思想潮流。

其次是“章程”与“美善”观念的共现，反映出的是中国传统对制度的要求，不仅要求形式，更关注制度背后精神的思维惯例，故才有“章程”与“美善”观念共现之论述产生，这论述也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礼乐仪文制度必须体现美善观念的思维框架。如“英国煤矿章程最为美善，其防火、防病、防压、防闭、防水、防争诸法，皆各国所师。”、“现行鸦片抽税章程，本甚美善，无庸改章。”、“推求其故，实以章程美善，人所乐从。”由上可见，“美善”与“章程”共现，是传统儒家韶乐尽善尽美论述的近代再现。

其三是“政府”与“美善”观念的共现，这是美善观念自古以来，即与中国王朝合法性相互链结论述的近代再现。如“且夫中国境域之大，物产之饶，实冠地球之上……其所以不能一振之故，则由政府纪纲不饬，实尸其咎，更极言之，其国家所以不能富强，盖由政府之未尽美善也。”与“然凡一大人群，不能即谓之为国家，虽同居于一相同土地之内，亦不能谓之为国家，国家者，必是一有生机之人群。其有生机之故，乃因是人群能自出其才力，以组织政府，聚其全群，立美善之制度，以管辖已群。”由上可见，“美善”与“政府”的共现，也是传统儒家韶乐尽善尽美论述的近代再现。

综合上述可以归纳，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在早期，仍是处于传统儒学尽善尽美的政治论述思维框架中，故“美善”观念才会与“西法、章程、政府”等公领域属性关键词共现。不过，虽然是继承了中国尽善尽美的政治论述传统，但却改变了其语言词汇，“美善”观念的指涉对象从尧舜韶乐等，转向了近代的“西法、章程、政府”，这即证明了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虽在“美善互训”与“美善”观念于公领域语境的使用上仍继承传统，却在指涉对象上完成了语言词汇的近代转化。而透过“美善”观念与公领域属性关键词的共现，可以证明“美善” 观念确实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富强追求下，建构起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连结，进而再现出美善观念朝向近代公领域观念系统的转化轨迹。

（二）从美善过度到美术：共有共现关键词 

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在近代一元论转向二元论的思维框架转变下，“美善互训”的结构被瓦解成二元，亦即“道德善”与“形式美”被区分为二，不再互训同构，这是“美术”观念能取代“美善”观念一跃而起，成为中国近代“美” 之观念新的核心观念的关键所在。在二元论下，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在现代化下，走向了纯粹形式美的发展，不再以道德为美的标准。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现代化，前人归结成在近代之前为“重道轻艺”，而在之后则受到两方面影响有所改变：其一，西方工具理性精神冲击；其二，晚清近代教育体系中重要之格致之学影响。正是在上述脉络下，中国近代“美”之主轴从“重道轻艺”走向“重艺轻道”。虽然“美善”与“美术”观念有着重“道”或是“艺”的差异，但两个观念能够新陈代谢，必仍有其共通的基础共现观念在，才能顺利推进观念的转型，这些观念包括：政治、制度、科学。以下就从这些共有的共现关键词出发，揭示由“美善”过度到“美术”的发展轨迹。

1. 公领域共相的连结关键词：政治、制度 

诚如前文指出，中国传统美善观念实有其政治性传统，而美术观念也从公领域角度出发，与美善观念产生连结，最后才能取而代之。第一组连结关键词是“政治、制度”，故以下就从“美善”与“美术”跟“政治”与“制度”的共现语料进行讨论。

首先看“美善”与“政治”的共现："我知其已深悉美国政治之美善，美员识见之高超，或可免以兵戈相见"；“美术”与“政治”的共现：“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曰美术（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 由上可见，“美善”与“美术”皆与“政治”观念有关。其中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史叙论》一文谈中国史写作时，特别指出“美术”乃是历史写作中的一重要角度，与“政治”一样重要，但中国史却未有这有的主张与著作出现，其言：“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今中国前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 从上文中可以看到，时至 1901 年，梁启超已经意识到“美术”的重要性，并且予以在报刊中宣传。且由其引埃猛埒济氏之语，定义“美术”为“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可见此时“美术” 的观念还未进入到纯粹美学的层次。实际上在梁启超心中，“美术”是在实用主义下，具有为国族贡献的能力因而被重视。

其次看“美善”与“制度”的共现：“德于已往五十年……其民力富庶之象，本亦远逊于英，一自财力增殖人口加繁之后，其军事教育及他项支出各费，继长增多，实出常度之外，有足使人惊者，按其原因，要由教育制度之美善，军士武力之强勇，与夫自尊之心，沈毅之气，有以激刺养成之，夫岂有他故耶” ；“美术”与“制度”的共现：“爰迄有周，舍质崇文，不复以美术为实用，美术云何？即仪文制度是也。”由上可见，“美善”与“美术”皆与“制度”观念有关。其中刘师培（1884-1919）在 1907 年刊载于《国粹学报》第 30-31 期美术篇栏目 《中国美术学变迁论》一文中谈及“美术”与“制度”间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以“仪文制度”去勾连“美术”观念，其目的就是透过上述勾连，使“美术”观念能通过“仪文制度”此一中介，召唤并附带上尽善尽美的传统“美善”观意涵，使“美术”观念也具有美善之意，借此强化其国粹主义主张。而细思刘师培在此文中，着重“仪文制度”与“美术”观念的联系，其目的明里是要提高美术的写实与实用主义，借以与写意与空摹的传统画学进行对抗，而实际上在此一对抗背后实际上，其对抗的乃是传统画学写意大传统，这或与刘师培在当时身为革命派与主张无政府主义，具有革命反抗大我之思想与立场有关。

由上可见，“美善”观念由于在中国传统即与“政治”和“制度”相连结，所以当“美术”观念与“政治”和“制度”也能相互连结时，就能连结上“美善” 观念，取得继承与转化“美善”观念的传统思想基础与合法性。正因“美善”或是“美术”观念在中国传统或近代皆与“政治/制度”一直相关，因此“政治/制度”等公领域观念正是使“美善”与“美术”观念能进行新陈代谢，并推动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近代转型的第一组重要连续性观念。

2. 认识论共相的连结关键词：科学 

第二个连续性观念是“科学”。首先，科学既是近代知识人认为最好，最值得学习的学问，则必然也为美善之学。“科学”与“美善”的共现如严复（1854-1921）指出："名学与格物穷理有相需之用，亦有相益之形也。故每闻科学释一难题，进一胜境，则名学之业，亦有增高。而今日尚有二三科学，功苦道悠，未臻美善，不徒所得甚微，而是甚微者，尚非可据。" 这里显示出“科学”与“美善”的共现关系。

其次是“科学”与“美术”的共现关系，是建立在近代部分知识人认为美术乃是实学，故实学要强则美术要强。例如医学要强亦需要美术要强，才能精确描绘人体图，而工商业要强也得美术强，商战的根本关键甚至被归结于美术发达与否之上。由这可见，“科学”与“美术”之关系即在“实用”之上被连结，正如严复指出："至于十五以后，则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 这里显示出“科学”与“美术”被视为同一性质，且为值得学习之学问的共现关系。

“科学”观念在中国近代受到进化论思潮影响，具有一种进化色彩，故在“美术”与“科学”连结之下，自然使得“美术”之中也具备了一种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新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在过去书画论中是以“善”来定义“美”，而在美术学中则改以“好”来定义“美”。上述“由善到好”的发展，正反映出“科学”    观是从“格致”观推移而来的发展历程，从“格致”走向“科学”，正是西方现代理性主义合理性标准从传统常识理性结构中摆脱出来的标志之一。

而近代中国之所以能从“格致”走向“科学”，从“美善”走向“美术”，其关键正在于中国近代二元论思维框架的出现所致，亦即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把公共领域与儒家伦理划分为两个不相干的部分，公共领域之理才能脱离传统常识理性结构的引力场，西方某些不完全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如个人权利）才可以作为合理性标准。这样，在私领域，论证儒家伦理的判据仍然是传统的常识和人之常情，而在公领域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则基于不等同于传统常识的西方新知，亦即中西二元二分的世界观，促成了科学观念的独立与涌现，以及格致观念的代谢。而伴随“格致/科学”此一认识论路径的代谢，也促成了一元论之“美善”朝向二元论之“美术”观念的转向。

综上，“科学”作为一门近代知识人认为的重要学科，在价值上与“美善” 连结，在功能上与“美术”连结，传统美善观中的格物致知概念，与现代美术观中的写实主义，在“科学”观念中产生连结，故“科学”观念正为“美善”与“美术”观念转换间的基础连续性观念。

（三）美术：独有共现关键词 

关于“美术”观念在中国近代的概念发展与跨语际实践，前辈学者已经多所讨论，“美术”一词为和制汉语，乃是日语借词，故在近代从日本引入中国之际，知识人不断对此一词汇进行定义，而这定义行动要直到蔡元培（1868-1940）之后才稳定下来。前人对于“美术”观念的研究虽多，但对与“美术”观念的共现关键词研究则较少关注，尤其是关注“美术”观念的独有共现关键词为何更是付之阙如。这是因为以过去人工研究的方式，难以大体量的考察“美术”观念的共现关键词，更遑论去与“美善”和“美育”观念的共现关键词进行对比工作，进而找出其独有共现关键词。如今透过最新的数字人文技术，则可给出一批专门围绕着“美术”观念而生的共现关键词，这群共现关键词与围绕着“美善”和“美育”观念的共现关键词不具有连续性，这批专门围绕“美术”观念的独有共现关键词之意义，反映的正是“美术”观念在当时，能够取代“美善”，在新陈代谢下成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核心观念的重要关键所在。正是因为“美术”观念具有这批独有共现关键词，才体现出“美术”观念在中国近代所以被重视的价值。

在围绕着“美术”观念的共现关键词部分，计有“文艺、哲学、保护、工艺、文学、美术家、美术学、美术馆、美术品、音乐、著作”等，这些关键词呈现出的是“美术”观念的内涵及其指涉对象。

1. 美术观念的实用倾向：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 

第一组独有共现关键词是“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等关键词，这批关键词反映出的是“美”之观念与过去不同，不仅只能用于公领域的政治、仪文、制度、章程之中，而是可以指涉到更为广泛与实用的对象，展现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转型的第一个特征：实用性。以下就从 “美术”与“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等关键词的共现语料进行讨论。

首先，在部分近代知识人视野中，视“美术”与“文艺”为相同性质的概念，故将两者共现的使用。如 1897 年日本古城贞吉译自大坂朝日报的《论社会》一文指出：“今夫学人社会，不容俗客。俗客社会，不容文艺美术（西人称诗歌音    乐雕刻绘画曰美术）。文艺美术之社会，不容宗教道德等之理论。宗教道德之社会，不容股分市情之谈话。股分市情之社会，不容格致博物之学术。格致博物之社会，亦不容政治家。此等不啻不相容，而或相排击，而或相丑诋诟骂，吾人不甚咎焉。”由上可见，“美术”观念被定义为“诗歌、音乐、雕刻、绘画”，与 “文艺”同属。“美术”与“文艺”共现之例，又如 1914 年杨超《欧美教育之进步及其趋向》一文指出：“若加以美国历史学科、心理学科、社会道德学科及其他近世学问各科目，则得全人数之半，其余一半，则属于实科者，如数学、博物学及工艺学等；属于文科者，如语学、文学及全世界之文艺美术等是也。此等现象，不独此一校为然，其他各处大学亦莫不尔。”由上亦见，“文艺”与“美术” 之共现，是因为从晚清直至民初，大致把两个观念视为同属性所致，正因为同属文科，故“美术”就与“文艺”同具相同的任务与功能。

然而，“美术”观念并非一开始就等同于“文艺”，根据陈硕文对“文艺”观念的研究指出，中国近代的“文艺”观念有从“经史”到“美术”的发展，代表的是一种文艺现代意涵的形成。透过“文艺”观念变化的考察，可以看见“美术”与“文艺”的结合，要在“文艺”观念现代化之后，因为两个观念同具“实用的现代性”，“文艺”与“美术”观念才能通用，共同展现出的是“美”的实用化特征。这一“美”的实用化倾向，究竟实指为何？可从同属于“美术”的“工艺”、“文学”与“音乐”语料中进行观察。原来在近代知识人心中，所谓的“实用”，除了字面上所指，如作为美术学之一端的金石学这般“实征之学”  的实用之意外，深层所指，即指“美术”（包含文艺、文学、音乐）在近代具有一种创造新社会的力量，当时的“美术”被视为“新社会之耳目”，具有左右国民性情与感化国民的作用。而“美术”所以能有此实用力量，在于当时知识人认为“美术”与“哲学”一样都具有精神力量，甚至能取代“宗教”。正是如此，“美术”才能在被视为精神力量下，于当时实用主义与军国民主义语境下大量涌现。

就此可归结，“美术”观念取代“美善”观念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即是在同具“实用的现代性”下与“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结合，有别于过去“美善”观念只与传统经史与政治公领域有关，“美术”观念更广泛的涉及了工商实业以及西方写实、实用主义等内涵，这些内涵皆原先包含于“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观念中，而“美术”观念正是透过与“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观念的连结，与“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观一起具备写实与实用主义，以此进行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现代转化工作。因此，“文艺、工艺、文学、音乐、哲学”与“美术”的共现连结，反映的正是一种“以实为美”  的思潮，取代了过去“以意为美”的主张，而“由意到实”，即为中国近代“美” 之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所在。

2. 美术观念的商业倾向：保护、著作、美术品 

第二组独有共现关键词是“保护、著作、美术品”。“保护、著作、美术品”与“美术”观念的共现语言现象，反映出的是“美术”在实用主义下被商品化，成为一市场化下的观念，与道德化的美善观完全不同。商品化与市场化下的“美术”观念“以利为美”，带有“利”的观念于其中，因此有别于过去“以道为美”的“美善”观念。在前述“美术”观念的实用化以及与商战语境结合的思潮中，“美”的价值必须体现在能获取利益上，而这一思想的语言证据即在于“美术” 与“保护”、“著作”、“美术品”等关键词的共现论述中。

“以利为美”的发展是在美术观念实用化下逐步形成，首先见之于“美术品” 概念的出现，此一概念的出现代表“美术”被商品化与市场化，成为一可以“利益”交易的对象，这是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思想。如吕新雨指出明治日本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动员的方式在工业主义实践层面上，推进了以“劝业”为理念的“美术”，此种美术即是在工业化、商品化与市场化下的结果，后来被中国近代知识人引入中国。

如 1897 年日本古城贞吉译自东邦学会录的《俄国外政策史》指出：“初日本与欧洲交通，其所输出之物，金块最多，美术品次焉。盖日本美术之精巧，洵为地球之逸品，然欧人老猾，瞒蔽日人，能以廉价购得高贵之品，故于今日欲观日本之宝物珍器已不可复得，然则日货流出于开口之初可知耳。”由上可见，在日人眼里，“美术品”是一种可以交易，具有利润的对象。而后到了 1902 年，更是直接出现连结“美术品”与“权利”观念的现象，更进一步证明了“美术” 的商品化与市场化现象，如《创设万国同盟保护文学及美术著作条约》中指出：“联盟诸国，为保护文学及美术之著作权利，组织同盟。”又如 1909 年译自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五月太阳报中的《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指出：“工艺美术品，加入保护之著作物中。”或 1915 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中指出：“第二十二条 就他人之著作单新理，或以与原著作物不同之技术制成美术品者，均得视为著作人享有著作权。”

由上可见，“美术”观念与“美善”观念的最大不同，除了实用性外，还具备了商品化、市场化特征，更在日本脉络下连结了工业化意涵，这些都是属于“美术”观念的独有内涵，而与“保护”、“著作”等关键词共现，以及“美术品”此一衍生关键词的产生，都是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转向“以利为美”的语言证据所在。

（四）从美术过渡到美育：共有共现关键词 

在近代中国“美”之观念词族的历时性变化中，一个明显特征是“美育”一词的涌现。此一时间点根据图 6 所示，大约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上述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美术”观念被学科化与定型化后，无法进行某些特殊的时代论述，因此需另立新词，而“美育”一词就应运而生。或许是因为上述原因，“美育” 观念在 1915 年后涌现，形成一个“美”之观念的新陈代谢发展现象。既然两个观念间具有新陈代谢现象，必有贯通两者的基础连续性观念，而这些观念透过数字人文技术，可归纳为：陶养、训练、宗教。以下就从这些共现关键词出发，观察“美术”与“美育”观念的共享共现关键词之历史意涵。

1. 进化共相的连结关键词：陶养、训练 

第一组连结关键词是“陶养”与“训练”。首先，“陶养”与“美术”观念的共现如 1919 年《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一文中指出：“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对于小已人格有所创造的生活，或是研究学理以增长见解，或是流览美术以陶养性情，或是经历困厄以磨炼意志，或是劳动工作以强健体力，总使现在的我不复是过去的我，今日的我不是昨日的我，日日进化，自强不息，这才合于大宇宙间创造进化的公例。”这里呈现出“美术”具有“陶养”性情的功能。接着是“陶养”与“美育”的共现，如 1917 年《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一文中指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这里也可看见“美育”也是用来“陶养”人类感情的方法。综上可见，“美术”与“美育”观念的连贯性内涵即皆具有“陶养”的功能。

其次，“训练”与“美术”观念的共现。如 1918 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指出：“唱戏人的举动，固然聪明的人，也能处处用心，若就大多数而论，可就粗率非常，全不脱下等人的贱样，美术的技艺，是谈不到的。看他四周围的神气。尤其恶浊鄙陋，全无刻意求精，情态超逸的气概；这总是下等人心理的暴露，平素没有美术上训练的缘故。”这里呈现出“美术”具有“可训练性”特征。而“训练”与“美育”观念的共现，如 1918 年《动的新教授论：一名“动的传习论”》一文指出：“古来学者分教育学为目的论方法论，方法论又分为养护、教授、训练、美育四部。盖人类有身体精神，精神依旧式心理学分为知情意，养护对于身体，教授对于知识，训练美育对于情意，各施其陶冶。”这里呈现出“美育”与“训练”同为教育“情意”的途径。由上可见，“训练”为“美术”与“美育” 之间的连续性概念。

总结“美术/美育”与 “陶养/训练”的共现，反映一个重点：正是在中国近代天演进化论下，改以“进化/新”为“善”，在“以善为美”的思维惯例下，近代知识人也以“进化/新”为“美”，因此出现“美术/美育”观念伴随“陶养/训练”等共现关键词的现象。综上，“陶养/训练”关键词与“美术/美育”的共现，正是“以改为美”的语言证据。

２.精神共相的连结关键词：宗教 

第二个连续性概念为“宗教”。“宗教”与“美术”观念的共现，如 1917 年《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一文指出：“欧洲中古时代留遗之建筑，其最著者率为教堂，其雕刻图画之资料，多取诸新旧约。其音乐，则附丽于赞美歌。其演剧，亦排演耶稣故事，与我国旧剧目莲救母相类。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这里呈现出“美术”与“宗教”的非同质性意涵。而 1920 年《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则与蔡元培不同，反而是在利导本能的情感冲动上将“美术”与“宗教”视为同属，如文中指出：“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浓厚、挚真、高尚，知识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   由上可见“宗教”与“美术”的关系，在于两者都有引起人情感的功能。

而“美育”与“宗教”的共现，在于有人指出“宗教”也是利用“美育”的，如 1920 年《通信》指出："我尝以为现在的宗教，虽然不问人家美育的生活，但是他自己却狠能利用美育，以拥护他的势力。如利用庄严华丽的建筑，以起大家的信仰心；利用沉穆悠扬的音乐，以动大家的神秘性。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所以宗教如不能利用美育，则宗教的效用失其大半。" 综上可见，不管是“美术”或“美育”都与“宗教”有关，其连续性关键在于“美”在“精神超越”上，与 “宗教”同属，因此“宗教”才成为“美术”与“美育”间的连续性概念。

（五）美育：独有共现关键词

“美育”一词是何时出现于中国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看来应该是由蔡元培所翻译进入中国。而“美育”观念内涵，也有学者通过对近现代以来产生的五十余种美育概念的研究，大致将它们分成了八大类：美育是德育的辅助手段；是美学知识的教育；是艺术教育；是情感教育；是美感教育；是培养审美能力的教育；是“全面育人”的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境界等。至于美育观念的转变，研究者则是指出其在近代中国有一变化过程，早期美育是指工科图画内容，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几乎都属于工科性质的图画，正是从日本接受的理念，而新文化运动后，美育观念则具有教育性意涵。根据数字人文技术归纳，美育观念相对于美善与美术观念，其独特共现观念可归结为：托氏、具诚、爱真、德育。

1. 美育观念的求真倾向：托氏、具诚、爱真 

第一组独有共现关键词是“托氏、具诚、爱真”。上述三个共现关键词与“美育”的共现，皆见之于 1917 年《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一文。该文在提及托尔斯泰时，特别指出其著作的轴心为“真”之观念，并将“真”视为“美育” 的重要概念内涵，如文中指出：“世界进化，渺无止境。今日以为善，明日或以为非。吾人所求者，即由较不善以达到较为良善是也。托氏反对社会恶劣之制度，颇为激烈。而事事以真为号，去真而谈进化，不可也。去真而谈哲学，更不可也。托氏著述，皆诠真理。故吾敢决言曰：托氏之道德，具诚爱真之美育。托氏之言论，亦具诚爱真之美育。离此而论托氏，而论托氏之著作，吾未见其公与当也。”

由上可见，“美育”观念作为近代中国“美”之观念在民初的重要词族，其反映的是“以真为美”的特色。而“托氏”、“具诚”、“爱真”等与“美育”观念的共现，正是“以真为美”的语言证据。由此即可看见，“美育”代表着“以真为美”，而与“以善为美”的传统“美善”观念有了距离。蔡元培提出“美育”，正是想以美感的普遍性，去破人我彼此之偏见，以美学的超越性，破除生死利害顾忌，故才在教育上特别看重。蔡元培正是在想要强调“以真为美”，又不能使用过去“以善为美”的“美术”观念作为其论述中介，只能另立“美育”观念来树立其“以真为美”的独特主张，这即是“美育”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的原因，伴随着当时的一连串新文化运动社会革命，以真推翻一切，而这也是托尔斯泰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精神再现。

2. 美育观念的新道德倾向：德育 

第二个独有共现关键词是“德育”。“德育”与“美育”的共现，如 1927 年《教育方针》一文指出：“据教育界的老前辈告诉我，中国教育始终未曾有过悠远广大的方针，前清时代自然逃不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几条宗旨，此外全盘模拟外人。入民国后蔡孑民先生长教部时曾提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洋洋万余言，分论军国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而尤偏重后三者以培养（1）自由，平等，博爱各种公民道德（2）明通公溥的世界观，及（3）替代宗教的美术爱好心。”

由上可见，德育、美育是与“世界观”同属，而由文中可见，“美育”的重点在于可以替代“宗教”，而可以替代“宗教”者，还有德育主义下所培养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公民道德，故在以上论述中，是以“德育”去比附“美育”，亦对于养成精神与信仰有所贡献，而“德育”与“美育”的共现，反映的正是中国近代在道德决定论下所带出一整套国民教育，包含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育。因此“德育”与“美育”的共现，实质上是在道德决定论下的一个语言再现，其出现的语境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失范和道德混乱之下，知识人意图赋予“美育”观念道德之力量，进而透过美育去重建道德，不过这里的道德已经不再是传统中国三纲五常的道德，而是以个人为主，以多元为主，以快乐为主的世界观、新人生观与新道德。

（六）中国近代“美”的基础关键词 

在围绕“美善、美术、美育”三个中国近代“美”之核心观念的共现关键词中，有一批是三者分润共享的，这批关键词稳定伴随“美善、美术、美育”三个观念一同出现，可以视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基础关键词，经过数字人文技术归纳如下：教育、学校、社会。

1. 教化共相的连结关键词：教育、学校

第一组基础关键词是“教育”与“学校”。首先，不管是美善、美术、美育哪一种“美”之观念，都与“教育”有关。如 1903 年《泰西教育学沿革小史》一文中，谈到教育制度与教育精神之关系时指出，假使没有“教育精神”，则不论学制、学课如何模仿与完备，都是徒具形式，说明“教育制度”需与“教育精神”配合的重要性，若无“教育精神”，则无法产生独立学问与形塑特色国民。而希腊中的斯巴达与雅典，虽然文武各有所强，但却有共通的教育精神，即“涵养精神肉体之美善”而铸“整齐统一之国民”。归结希腊教育精神特点有：美善教育、国民教育。如文中言道："第一美善之教育。后世教育家者之言曰：“希腊之教育，实一审美之教育。”斯可谓能揭其重要之特质者矣。”由上可见“美善”与“教育”的结合。

其次，“美术”与“教育”的结合，如 1914 年《中国教育议》一文指出：““鼓之舞之莫或沮之，蕴之荄之，使自开之，此职教育者之第一义也。其消息至微，惟知术者为能中其节，或干涉焉，或放任焉，干涉而无扰，放任而不歧，大抵相其神明，践其完全，而使生于自具之力而已矣。是谓教育之美术，不有教育之美术，虽善法亦无由施也。”这里可以看见，“教育”在近代被视为一种“美术”，“美术”在作为一种美善的技术方法上与“教育”有所联系。而这样的思维框架，即托生出“美育”与“教育”的共现，如 1920 年《美术的起原》一文中指出“从柏拉图提出美育主义后，多少教育家都认美术是改进社会的工具。”由上可见，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发展的三个核心观念“美善、美术、美育”，其共通的连续性基础关键词，都是与“教育”有所关系，而“学校”一词也同时与“美善、美术、美育”观念共现，这呈现出近代中国“美”之观念的教化特征，亦即“ 以教为美”的特点。

2. 实用共相的连结关键词：社会 

第二个基础关键词是“社会”。不管是“美善、美术、美育”哪一个“美” 之观念，都与“社会”有关。如 1903 年《圣西门（一作西士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一文指出："上帝之意，常欲人乐，人莫不有欲望，既有欲望，则当使之满足焉，人类之欲望不能满足，必因其社会之制度，未尽美善故也。" 该文在谈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时，连带谈及佛礼儿（即傅立叶），因为佛礼儿比圣西门更早谈及社会主义。在谈及佛礼儿的学说中时指出，佛礼儿的世界观不正确，因为佛礼儿认为世界存在大概只有八万年，前面四万年为社会进步期，后四万年为社会衰弱期。而佛礼儿认为上帝欲使人常乐，故会满足人的欲望，因此人有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其问题出在“社会之制度，未尽美善故也”，由此可见，“美善”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的想象。

而“美术”与“社会”的共现，则如 1917 年《李平-致独秀》一文指出：“今后欲维持道德，改良社会，当普及美术思想，养成人类最高观念。”由这可见， “美术”乃是改良“社会”的最重要的途径。而“美育”与“社会”的共现，如1920 年《美术的起原》一文中指出“从柏拉图提出美育主义后，多少教育家都认美术是改进社会的工具。”这里也显示出“美育”同样是以改进“社会”为主。综上可见，“美善、美术、美育”三个观念都同样在“社会”观念部分有连续性，这表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是社会的，是在人群中发生的，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是实用的，而不是形上的，抽象的，虚无的，这呈现出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实用化趋势。

5.余论

从以上研究中可见，在传统中，西方在“美真统一”下可以肯定表达真实的单纯形式美，而中国在“美善统一”下若是失去了精神意涵之价值就不足以称“美”。这种状况到了中国近代有所变化，中国近代“美”之观念透过“美育”一词的出现，也再现出“以真为美”的意涵，但要注意的是，即使是“以真为美”，此处的“真”仍旧带有“诚”的意涵与“人道”的关怀，不全然是形式审美的真实之意。本文认为，基本上中国语境下的“美”之观念自传统到现代，一直都还主要是“以善为美”，只是在近代启蒙、救亡、革命等需求下，“善”的内涵有“新”、“利”、“真”等的变化，故“美”的内涵才随之改变。综上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美善互训的思维惯例下，当“善” 的观念产生变化，确实会连带引起人们对“美”的理解的转变，正是在此脉络下，中国近代“美”之观念就与科学启蒙、实用主义、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等思想观念有了密切互动，组构成了一套以“以美启蒙”、“以美论政”、“以美革命”为架构的“以美救国”之话语论述系统。

综合上述，可以尝试回答前言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中国近代在五四阶段有从西方文化中心论转向文化价值多元论的现象，在此转型脉络下，德性伦理中的“善”有从儒家的“共同之善”转向”个体间“多元之善”的发展，而在上述所称“善”有一由共同转向多元的近代之际，“美”之观念确实也伴随着“善” 的转型而有从“以共同为美”朝向“以多元为美”的变化。正如美术观念为晚清之际作为“美”观的主要内涵，因此更为重视对大我的与共同之善服务；时至民    初之际新文化运动时期，“美”观的主要内涵转为“美育”，就改为强调“美育”对于个人小我的修身与陶冶。由这可见，从“美术”到“美育”的发展，确实伴随“善”从“大我/共同之善”转向“个人/多元之善”而有所变化，有从大我之美术转向小我之美育的发展轨迹。

其二，中国近代有一以进化为善，以革命为善，以新为善的思潮，认为进化、革命与新才是公理， 那么在中国传统美善同源的思考下，近代中国确实也有“以进化、革命、新为美”的主张。如文中提到“陶养/训练”关键词，反映的正是一种以改变为“美”的主张。其三，中国近代在道德观上有一从超越的德性善转向世俗的幸福快乐，亦即前人所谓世俗化趋势，而在五四阶段德性善被解构状态下，“美”之观念并未有从“德性善”中被解放的现象，也未有明显从“以德性为美”转为“以世俗为美”，重视现实的世俗化转型趋势，反而可以看见的是一种对于“新道德观”的强调，这样的新道德观内涵是人文化、理智化、意志化、唯情化，但这样的内涵并非就完全等同于世俗的幸福快乐，新道德观中仍然带有某个程度的超越的德性善内涵，故对于过去前人认为五四阶段有一从“德性”转    向“世俗”的主张需重新思考辩证。

透过本文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对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建构与再现研究，可以清楚看到数字人文对大数据进行运算后所提供的语言数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仅仅是一种线索，并非结果。因此在数据语言线索后，还须进行人工参与，研究者仍须阅读数据语言线索下的众多史料，才能藉以区辨确认真正具有意义与价值的线索并加以开展分析，如此方能避免数据黑箱可能导致的误读问题产生。且在分析语料中，有些语言线索并不具有高频数量，但却是具有意义的语言线索，若是单纯只从数据出发，则容易忽略这样的信息，唯有人机互动，方能避免数字视野下对微量细节的遮蔽，能发现少数但重要的语言线索并进行分析，这才能体现出数字人文研究兼具远读与精读的优点所在。最后，数字人文技术的优点是能大量的与整体的计算出所有的语言线索，这些线索对于某些研究者来说可能为有用线索，但对某些研究者来说则暂时未能看出其中的意涵，不管有无作用，数字人文技术都可一体全面的加以呈现，即使目前暂无作用者，亦可留存于文中，有待日后其他研究者进行讨论，这是数字人文研究成果可累加性的另一特长所在。希望透过本文的抛砖引玉，能让更多有志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友们加入，一同探索与开创这个新兴有趣的研究视野，即为本文的终极关怀所在。

注释

1、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指出，在“美”与“善”尚未相混下，“美”是专指味、声、色等感官快适而言，如《说文解释》中释“甘”云：“甘，美也，从口含一。”这里呈现出古代以味为美的主张。在两汉后的中国文艺理论批评著作中，如钟嵘和司空图等还常将“味”与艺术鉴赏相连结，由这可见在中国脉络中，“味”与人类早期审美意识发展有密切关系，并且影响至后代，实有其连续性。相关讨论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79-82 页；[日]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魏常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 页。

2、萧兵：《楚辞与美学》，文津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9-60 页；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0-81 页

3、正如法国汉学家胡若诗（Florence Hu-Sterk）曾言，“美”的观念在汉朝的儒家道德实用主义语境下成为    “善”，因此自汉代之后“美”即具有伦理道德意，美学也就成为一种伦理学，而在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与价值。参见 Florence Hu-Sterk, La beauté autrement : Introduction à l'esthétique chinoise, Éditions YouFeng, 2004, p. 24，转引自林盛彬：《“美”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第三届中国文哲之当代诠释学    术研讨会会前論文集》，国立台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 年，第 126 页。

4、李泽厚：《美学四讲》，载《美学三书》，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70 页。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16 页。

6、段炼：《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秀威资讯，2012 年，第 143、194-195页。

7、此种以进化、革命为“善”的思想，可见之于如严复《群学肄言·自序》中说：“真宰神功，日惟天演，物竞天择，所存者善。”或是邹容《革命者》言：“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则野蛮而进文明者也。”而透过“进化”、“革命”后获得的“新”，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善”的同义词，正如罗志田指出：“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相关讨论参见：严复撰，《译〈群学肄言〉自序》，载《严复集》（诗文卷上），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 册，第 124 页；邹容：《革命军》，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 1 卷）》，三联书店 1960 年版，下册，第 651 页；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载《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3页（原刊《学术思想评论》第 6 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8、前人指出五四时期，由于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交织，故当时知识人认为个人欲望与价值，可以依据世俗    功利观点获得最大满足，如傅斯年说：“‘善’是从‘个性’发展出来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了‘善’。…… 要是没有了‘个性’，‘善’也成了僵死的，不情的了。僵死的，不情的，永远不会是‘善’。所以摧残个性，直不啻把这‘善’一件东西，根本推翻。”如傅斯年所言，呈现出个体主体性的解放，个人能自主决定自己的价值与良善的生活方式，并成为道德的立法者，而所谓的世俗化就是指从“共同体道德”走向“个体道 德”的发展历程。关于中国近代世俗化思潮的相关讨论，参见：傅斯年：《万恶之原（一）》，载《傅斯年全集》（第 1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4-105 页；许纪霖：《世俗化与超越世界的解体》，载《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0 页；段炼：《“世俗时代”的公共伦理：文化认同    与国家忠诚——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公德观为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7 期，2012 年，第 101-145页。

9、关于数字人文研究中“远读”视野的优点，以及与过去“精读”视野的关系讨论，可参见戴安德、姜文涛：《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方法：西方研究现状及展望》，赵薇译，《山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1 期，第 26-33页。

10、谈及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必先理解其概念内涵，过去已有诸多学者尝试对其概念进行定义，然说法甚多，概念外延也甚广，故学者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与思索后，认为可将其视为一种伞状概念（umbrella    concept），即如伞一般的数字人文之下实覆盖了不同学科的不同理念与方法。若对数字人文学进行一个较为简明的概念定义工作，可理解为一种以数字技术方法，进行过去人力所不能及之人文研究的方式。关于数字人文学的起源及其定义与发展，可参见项洁、涂丰恩：《导论——什么是数位人文》，载《从保存到创造：开启数位人文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1 年版，第 9-28 页；金观涛：《数位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载《数位人文研究的新视野：基础与想像》，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年，第 45-84 页；Matthew Kirschenbaum,“What is Digital Humanities and What's It Doing in English Departments?”, in Matthew K. Gold, e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pp. 3-10；陈静：《历史与争论——英美数字人文发展综述》，《文化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206-221 页，余例不详举。

11、这六类文献详细篇目可见“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文献目录（1820-1930）”，载《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61-477 页。

12、参见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 1904 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载《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武嘉文：《“美术”的翻译与文化政治：以晚清为中心（1897-1910's）》，东海大学美术所硕士论文，2008 年，余例不详举。

13、所谓数据驱动是指以数据在先、模式在后或是无模式思考的方式去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工作，有别于过去理论驱动下，人们先定义关系模式，而后才将数据依照关系模式强制转换后放入数据库，藉以完成数据挖掘与分析工作的方式。参见朝乐门、邢春晓、张勇：《数据科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计算机科学》2018年第 1 期，第 6 页。

14、本文以 20 字作为一段语料的视窗单元部分，在过去研究经验中也曾针对不同视窗单元（或称文本颗粒度）进行过考察，曾使用过以 20 字、50 字、100 字乃至于全篇文本作为视窗单元来进行比对，最后归结出：基本上视窗单元大小，应针对研究文本的文体去决定，如奏折文书的文字精要，所以视窗单元使用 20 字更为贴近作者描述某观念时的语意脉络；而在报刊白话文体中，则以 100 字较能呈显出作者描述某观念时的语意脉络。然而基本上，当视窗单元越小时，则共现概念词与核心概念词在语义上会更为密切，因此本文以前后 20 字作为视窗单元，借以观察与“美”之观念最为密切的共现概念。不过，基本上人文学者可以依照不同文体与不同研究议题，使用不同视窗单元去进行研究，视窗单元的设定具有开放性。

15、此处不用 jieba 分词是因为近代可能有些词是词库没有的，为了避免因词库没有而忽略特殊关键词的可能    问题，本文使用 n-gram 分词后进行人机互动的过滤工作，以确定最为完整的“美”之词族。

16、查询“翰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后显示，“美满”、“美妙”二词，在十三经与二十四史中皆未见，而多出自《大正藏》中，因此可见这两个观念倾向于佛教观念。关于美满与美妙观念，目前未见有专门研究者，有待将来进行词汇史与观念史研究，进一步观察其作为佛教观念的根本意涵。

17、在前人运用数字人文技术进行研究时早已指出，不能直接完全相信数据结果，因为其中可能会产生问题，如著名的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解决的方法就是透过人工干预去清理与解决错误的数据信息，借以保证数据结果的可靠性。故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先对表 1 中的词条进行人机互动，可以发现其中“美德”一词很大部分是噪音词，如“英美德法”这类词占了不小部分，当然也有作为“美好德性”意思的用例，但这种关键词因为带有噪音词，故在运用数字人文方法进行考察时，需先透过数字方法或人工干预方式去清理数据，把噪音词语料清除，才不会因为数据问题而造成判断产生错误，而像是此种杂有噪音词的关键词宜另作处理，本文暂不讨论。而除了“美德”外，还有“美谈”一词，在语料中有六笔是“中美谈判”或“法美谈判”、“美学”一词语料中有大批是“留美学者、欧美学术、留美学生、欧美学说、英美学    者”、“美感”一词有“英美感动”等噪音词，类似这些关键词也不宜在未作进一步数据清理前，即用数字人文技术进行考察，因此美谈、美学、美感等词本文暂不讨论，留作日后再另文处理。由上可见，数字人文研究唯有透过人机互动不断调整，才能保障宏观考察的正确性。由上述人工干预后可以发现除美德外，美谈、美学、美感等概念不宜立即使用数字人文方法进行研究，需再经过人工清理，或利用传统人工分析方式进行研究，因此此处将上述概念先行悬置。以上讨论可参见：Anna Marazuela Kim, "Re-enchantment and Iconoclasm in an Age of Images", The Hedgehog Review, Fall, 2015, p.53；但汉松：《朝向“数字人文”的文学批评实践：进路与反思》，零壹 Lab 微信公众号，“今日的未来遗产”专辑论文之二，2018 年。

18、CUSUM 为一简单统计方法，全称为 Cumulative sum control chart，但本文所使用之 CUSUM 全称为Cumulative proportion chart over period，主要是用在进行观念词频成长比例的历时性变化观察之上。CUSUM研究中的横轴为时间，故称为 Cumulative proportion chart over period。CUSUM 图呈现的是累积相对频次，其作法是将一般频次，按时间累加其频率的比例而成。CUSUM 图线条只上不下，此做法可减少频次图的线条交错，使图表在呈现时比一般频次图简洁，便利于人文研究者进行读图分析。CUSUM 图是已被大量利用的图表形式与计算方法，此处不详述，有兴趣者可参见 Douglas G, Altman, Practical Statistics for Medical Research, Taylor & Francis, 1991, pp.29-31。关于 CUSUM 分析技术的实际运用，已有研究成果并已证明此方法之有效性，如郑文惠、邱伟云：《从“概念”到“概念群”：〈新民丛报〉中“国家”与“教育”观念的互动与形塑》，《东亚观念史集刊》第 10 期，2016 年 6 月，第 37-102 页

19、贾向桐：《大数据背景下“第四范式”的双重逻辑及其问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 年第 6 期，第17 页。

20、曾子明、杨倩雯：《面向第四范式的城市公共安全数据监管体系研究》，《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 年第 2 期，第 82-87 页。

21、关于数据科学的定义，可参见 William S. Cleveland, "Data Science: An Action Plan for Expanding the  Technical Areas of the Field of Statistics", ISI Review, Vol.69, 2001, pp.21-26; T. H. Davenport and D. J. Patil,    "Data Scientist: The Sexiest Job of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 90, No. 10, 2012, pp.70–76;    C.A. Mattmann, "Computing: a vision for data science", Nature, Vol. 493, No. 7433, 2013, pp.473–475.

22、关于后来中国近代“美”之观念转向工艺的发展，以及当时新工艺运动之相关研究，可参见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3-76 页。

23、日本古城贞吉译，《英领事论俄产业》，《时务报》第 22 册，1897 年 4 月 2 日。

24、京师大学堂摺，《官书局议覆开办》，《时务报》第 20 册，1897 年 3 月 13 日。

25、孙家鼐：《孙燮臣尚书奏复筹办大学堂折》，载《翼教丛编》卷二，中研院文哲所，2005 年，第 81 页。

26、孙家鼐：《孙燮臣尚书奏复筹办大学堂折》，载《翼教丛编》卷二，中研院文哲所，2005 年，第 81 页。

27、军机大臣三法司，《会议办理监犯例章疏》（1898 年），载《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 57，刑政类律例，文海出版社，1969 年影印自光绪壬寅年（190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

28、孔子称舜之《韶乐》乃“尽善尽美”，这是就舜之德来说。而舜之德则展现在政治上，如“为政篇”中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因此“尽善尽美”在中国传统儒家语境中，是与礼乐教化与政治相关的。相关讨论参见夏长朴：《尧舜其犹病诸：论孔孟的圣人论》，《台大中文学报》1994 年第 6 期，第 59-78 页。

29、所谓的“新文化有机体”，是指中国近代知识人在面对中西文化会通上，基本立场是采取一种超越中、西本位的新文化有机体，来进行中西观念的调和会通之主张，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晚清知识人皆有此类倾向，如黄克武指出严复对西方自由观念的误读，形成了异于西方模型的中国式自由主义，而此种中国式自由主义，即是一种超越中西的新的文化有机体。关于中国近代新文化有机体的相关讨论，可参见黄克武：《严复的终极追寻：自由主义与文化交融》，《二十一世纪》总第 67 期，2001 年 10 月，第 71-76 页；邱伟云：《中国近代平等观念的形成（1895-1915）》，台湾新文丰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25-464 页。

30、中国近代士人对西方的学习，如王尔敏指出，是自中法战争战败后，才使中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改变，从外交策略到富强政策，转入到政治制度观念的吸收，如当时论西学的西方教育制度引进、论议会政治、受治外法权的刺激与游历西方习知西方法律后，对于中国法律反省的言论，都可看出，都可看出先知已经    开始接受西洋学术及制度。参见王尔敏：《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对中西关系之理解及衍生之新观念》，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29 页。

31、梁启超：《医学善会叙》（1897），载《饮冰室文集之二》 ，台北中华书局 1978 年版。

32、 李佳白：《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论》（1897），载《万国公报文选》，香港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81 页。 

33、 阙铸补斋辑：《中国亟宜创兴红十字会说》（1902），载《皇朝新政文编》卷 25，教会，台北国风出版社，1963 年影印自道光七年（1827）刊本。

34、 当时也有知识人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认为不应纯以西为善，应当以调和中西后的文化为善，当时康有为等人以“新学”来命名调和中西后的新学术思想，而自此则有“以新为善”与“以西为善”的不同。关于“西学”与“新学”的差异，可参见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301-308 页。 

35、陈炽：《分塥采煤说》（1896），《续富国策》卷 2，矿书，载《陳熾集》，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185 页。

36、 湘乡曾广铨译，《重庆商务（4509）》，《时务报》第 67 册，1898 年 7 月 19 日。37、 译美国一千九百四年八月而利费报，《论美人经商东亚》，《外交报》第 95 期，1904 年 11 月 11 日。

38、 日本古城贞吉译，《中国及俄法英关系（续第三十九册）》，《时务报》第 40 册，1897 年 9 月 26 日。

39、 春水：《国家伦理论》，《新民丛报》第 5 年第 5 号（原第 53 号），1904 年 9 月 24 日。

40、关于 1901 年后中国产生中西公私领域二元二分现象，如金观涛与刘青峰指出 1900 年庚子事变后，清廷于内维持纲常名教，于外学习西方政经制度新政，儒生只能将儒家道德与社会制度宇宙论划开，社会主流思想只能是二元论儒学，虽然破坏儒学天人合一结构与道德价值一元论，但却能保存儒家道德于私领域。而时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民初政治失望，引发他们反对和否定代表绅士利益的中西二分的二元论意识形态，否定中西二分的二元论，回到了一元论框架，因此才出现新文化运动把伦理的觉悟称为最后的觉悟，西方的个人独立观念不像晚清只局限于公领域政治世界中，而在一元论框架下深入了家庭私领域，回到中西公私一元框架后，孝道和父权制家族组织被视为专制的根源，儒家伦理被称为奴隶的道德。关于晚清二元与民初一元思维框架的说法，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6-350 页。

41、李伟铭：《引进西方写实绘画的初衷——以国粹学派为中心》，《二十一世纪》总第 59 期，2000 年 6 月，第 76 页。 

42、 其中“求美”与“讲求”、“光明”等三个关键词在“美善”与“美术”共现语料中并未见可分析之意涵，故在此暂不加以分析。

43、 译自太晤士报〈美人演说〉，《西报译编》，载《清议报》第 3 册，1899 年 1 月 12 日。

44、任公：《中国史叙论（未完）》，《清议报》第 90 册，1901 年 9 月 3 日。

45、任公：《中国史叙论（未完）》，《清议报》第 90 册，1901 年 9 月 3 日。 

46、译英国斯忒梯司报，《论德国扩充海军》，《外交报》第 134 期，1906 年 2 月 27 日。 

47、刘师培：《中国美术学变迁论》，《国粹学报》第 30 期（第 3 年第 5 号），1907 年 6 月 30 日。 

48、但刘师培此举并非全然复古，实际上是以古开新，正如郑工指出，刘师培此文是中国从传统“画学/书学”  概念转向“美术学”的最早例证，刘氏的美术学观念，并非是完全传统的复古，而是对古学兼有继承与转化的古学复兴运动。正如李伟铭指出，刘师培从上古文化系统中，中国传统“美/善”互训角度出发，论证美术自古在仪文制度中的实用性，借此回返中国因民智发达、山水时尚、宋后古画少而无法临摹实体改为空摹写意，即自宋徽宗以来古画转向“空摹”的发展，而这也是国粹主义与近现代写实主义绘画连结的展现，归结国粹学派正是以重写实（格物致知）之北宗画去谈复兴古学（画学复兴），对抗晚清南宋四王写意，以及以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审美训示，作为检验作品是否具有价值最重要的标准的画风主流，故国粹派的古学复兴是连结西方工具理性精神的复兴，可连结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以近代西学治学方法去整理国故，这样的连结，使“画学复兴”可包含西画与摄影，从其中都可找到接近中国古典画学的精神，故黄宾虹揭示    西画与“北宗诸画，尤相印合”。以上讨论参见李伟铭：《引进西方写实绘画的初衷——以国粹学派为中心》，《二十一世纪》总第 59 期，2000 年 6 月，第 74-80 页；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3 页。关于 1907 年刘师培以美术实用主义论对宋元以来中国绘画传统的批判论述，可参见吕新雨：《1937 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开放时代》2017 年第 5 期，第 107-132 页。

49、张勇：《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美术”观念探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 3 期，第 116-127页。

50、关于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研究，可详参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59-94 页；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蒋劲松译，《中国学术》2000 年第 2 辑，第 1-43 页；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第 105-157 页；张帆：《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歧变（1896-19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18 年版，余例不详举。

51、穆勒：《穆勒名学》（1905），严复译，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52、康有为在 1905 年发表《物质救国论》，同时在绘画方面也主张的画学改良论，有从“写意”转回“写实”，重视绘画与工商百器之间关系的现象，因为与工商连结不能写意只能写实，所以实用与写实观念连结起来，当时甚至还有把绘画与商战连带论述的现象，此一物质救国论潮流，成为中国近代画报的涌现语境，而这样的思潮，则为从日本而来明治维新后以“劝业”为理念的“美术”观。而明治美术观则要到新文化运动中才转向西方类型化美术观，如鲁迅去医（美术的功能主义）从文（美术的人文主义）的变化，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觉醒与想走出中国的道路的展现。参见李伟铭：《引进西方写实绘画的初衷——以国粹学派为中心》，《二十一世纪》总第 59 期，2000 年 6 月，第 74-80 页。关于美术与商战的关系，另可参见古伟瀛：《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1986 年第 3 期，第 1-18 页；吕新雨：《1937 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开放时代》2017 年第 5 期，第 107-132 页。

53、 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载《严复集（诗文卷下）》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86 页。

54、关于中西二元论主张，参见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    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载《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5 页；金观涛、刘青峰：《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6 期，2004 年 12 月，第 105-157 页。

55、 近代中国知识人以科学观念重塑了一套世界观，不仅用科学去解构书画论而成为美术学，也用科学解构了传统儒学而形成一套晚清的新文化有机体。如康有为〈湿热篇〉中首言“天地之理，阴阳而已”并将阴、阳观念进行西方科学知识的再脉络，康有为认为阳为湿热；阴为干冷。再从阳的湿热特性中，细分湿为仁爱；热为智勇。而湿热可养脑、心，发之为仁爱智勇则成宫室饮食衣服，与礼乐政教伦理，此为湿热之善；而湿热之恶为贪佞、柔懦，因此圣人以干冷之道如温良恭俭，与干冷之智如持戒绝欲来平其气而伏其心。但康有为认为虽然如此，湿热仍为天地之正气，人皆有之，不可绝也，而干冷虽非人道，但在济湿热之病上却适得其宜，因此康有为结论指出：“圣人知其然也，故常任湿热之自然，而时以干冷为之节，此圣人之道也。”从上可见，康有为在启蒙目的下，以其对于西方“气候决定论”的科学认识，对儒学内涵进行再脉络化，试图以此让中国传统儒学能转化出新的，且能与西方对话的近代化儒学。康有为：《康子内外篇.湿热篇》，载《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5 页。

56、关于“美术”一词的词汇学与观念史研究，可参见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美术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60-71 页；常宁生、刑莉：《美术概念的形成——论西方“艺术”概念的发展和演变》，载《后现代思考：艺术的本质与未来》，学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1-119 页；林晓照：《晚清“美术”概念的早期输入》，《学术研究》2009 年第 12 期，第 93-101 页；彭卿：《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1895-1924 年的“美术”观念》，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6 年。其中彭卿以“美术”观念为研究对象，运用数据库关键词研究法，对“美术”观念的形成与转型为“艺术”观念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研究，是为目前对“美术”一词进行观念史研究较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57、日本古城贞吉译：《论社会》，《时务报》第 17 册，1897 年 1 月 13 日。 

58、杨超：《欧美教育之进步及其趋向》，《甲寅》第 1 卷第 4 号，1914 年 11 月 10 日。

59、以上对于文艺观念变化的相关讨论，可参见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载《王国维遗书》（第 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22 页；陈硕文：《“文艺”如何“复兴”? ——“文艺”的一种现代化历程》，《东亚观念史集刊》第 10 期，2016 年 6 月，第 103-149 页。 

60、如 1906 年刘光汉指出：“目录家多附于艺文之末，不知金石之用，非惟有益于学术也，考其工作，稽其度制，可以觇古代之工艺，盖刻缕之学，固美术学之一端也。”这里把金石学视为“工艺”，为“美术学”中的一环，其站在金石学为“实征之学”立场上，将“工艺”与“美术”连结。而“工艺”与“美术”的连结，在晚清之际反映是其皆为“实学”的现象。以上参见刘光汉：《编辑乡土记序例（续二十二期）》，《国粹学报》第 23 期（第 2 年第 11 号），1906 年 12 月 5 日；查晓英：《“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重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3 期，第 83-96 页。另外，郑工曾经研究过中国近代的新工艺运动，也与“工艺”和“美术”观念的连结有关，郑工指出从 1902 年开始，近代知识人有从西学转向东学（陈师曾、何香凝等赴日留学），开启了新工艺运动（1898-1910 年），此运动是在实业救国政治主张下由洋务运动推动，改革派大力提倡者。新工艺运动伴随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以“机器化大生产”解构“旧手工艺    的个体操作”，解构了传统手工艺，如从过去手工“文人画”走向商业化、通俗化、批量化、程序化的“西式版画、书籍插图、通俗化报”等，带有新都市文明与新文化意识，在新工艺运动中也形成中国现代美术中的二元文化结构（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在新工艺运动中有从单纯技术知识的工艺转向技艺合一的绘画、雕塑、建筑等大美术领域的发展，并且开始直接挑战中国文人书画传统，其定义 1902 年为新美术运动的起点。美术学科开始两种行动：一是介绍翻译西方美术、美学理论；二是整理著述中国传统画论。在 1902-1917年间进行第一轮中西文化比较。以上参见郑工：《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9-83 页。 

61、 如 1902 年〈军国民之教育〉一文中指出："所谓新社会之耳目者何也？曰凡新闻、演剧、文学、美术等，皆足以左右国民之性情，激昂而感化之者也，无形之精神，必俟有形之感化而始入之深。昔斯巴达败于麦塞纳，求援于雅典，雅典以一善笛者名特耳豆司者，应军情为之鼓舞，卒以破敌。呜呼！吾知其动人之感情深矣。"又如 1907 年之际，译自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日本法政新志的《论国家宜重教育》一文指出："教育者，国家之泉源也，泉源枯竭，而下流能泛滥洋溢，无是理也。国家者，非能独焉以存，必需乎文学，必需乎美术，必需乎实业，凡百庶政，相提相携而具进，乃可臻郅治上理之庥。"这里把“文学”、“美术” 和“实业”摆在一起，指出这三者为建立国家的重要内容。综上可见，“文学”与“美术”的结合，在近代之际，确实是以“实学”而合，而实学的意义即是能为军国服务。以上参见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第 22 号，1902 年 12 月 14 日；译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日本法政新志，《论国家宜重教育》，《外交报》第 167 期，1907 年 1 月 18 日。

62、如 1903 年《新社会之理论》一文指出：“娴音乐者，精美术者，各各恪共天职，牺牲其身，以供新社会    之组织。”这里可见“音乐”与“美术”在晚清之际并非玄虚之学，而是能够对社会有实际作用的实用之学。又如 1905 年《音乐教育论》一文指出：“以乐助风教，尧舜以来之治道也。孔子听乐，三月不知肉味，西人亦以音乐为慰心之一大物。音乐者，诚美术中最具完备之性质者也。”此文中特别强调“音乐”是“美术” 中最具完备性质也，什么是完备性质？文中言为：“无论于外交、于军政、于义赈之关系，于政治，于父子，于兄弟，于夫妇之关系，于家政有是而活动，而欢乐，而安慰，而情爱。于一国维持一国之风教，于一家增进一家之幸福，于一身调和一身之思志，功用之大，如是如是。”由此可见，所谓完备性质即指“音乐/    美术”于政治社会文化控制上的实用性，而把“音乐”此等“美术”连结上民族主义的关键，则是来自于从日本所接引的军国主义思想。以上参见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 8 期，1903 年 10 月 10 日；志忞：《音乐教育论》，《新民丛报》第 3 年第 14 号（原第 62 号），1905 年 2 月 4 日。关于音乐与国族主义    之间的密切关系，可参见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慶──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 年，余例不详举。

63、但“文学”并非一直都同属于“美术”，如 1920 年蔡元培发表的《美术的起原》一文中，就自觉区分出广义与狭义的美术，并且把文学、诗歌排除出“美术”，此一行动动机，来自于蔡元培有学科的自觉，在此文后，人们对于“美术”有一较为明确界定，自此之后“美术”观念则成为一完全中性的学科概念。以上参见陈旭光：《20 世纪初的“美术革命”论争与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美育学刊》2013 年第 3 期，第 52-57 页；邢莉：《中西“美术”概念及术语比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 年第 4期，第 72-79 页。

64、 “哲学”作为共现关键词，反映出的正是“美术”在精神向度上的特征。如 1917 年陈独秀与俞颂华曾就中国人是否需要宗教问题进行讨论，陈独秀在回信中，站在废除宗教乃是弊多益少的角度，指出了宗教之弊与宗教之益，而在好处部分其指出：“至于宗教之有益部分，窃谓美术哲学可以代之。”由此可见，在陈独秀心中认为美术、哲学与宗教皆为同具精神力量的同性质之物，其共通的内涵即皆可为人精神上之信仰。以上参见俞颂华、陈独秀：《俞颂华-致独秀，附陈独秀复信》，《新青年》第 3 卷第 3 期，1917 年 5 月1 日。

65、关于中国近代“利”之观念研究，可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2 期，1999 年 12 月，第 213-260 页；李青：《论“功利主义”概念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迁——兼论 utilitarianism 汉语译词的变化及厘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第 92-107 页。 

66、吕新雨：《1937 年：“文献展”中的中国与世界——兼论中国“美术”观念的历史嬗变》，《开放时代》2017年第 5 期，第 122 页。 

67、 日本古城贞吉译自东邦学会录，《俄国外政策史》，《时务报》第 33 册，1897 年 7 月 20 日。 

68、“美术品”此一词汇的出现，除了具有商业与市场化的意义外，还有国族主义上的意涵，如 1907 年《爱    国随笔》中指出：“巴黎路布尔地方之博物院中，于八年前，曾添设远东美术部，特派该国美术省次官，前来东方，搜集东方美术品，以便携归，供该院陈列之用。……在欧洲他国博物馆中，极少东洋美术品，今独法国获得多种，诚足以夸耀他国云。”又如 1908 年《国学保存会报告第十八号》指出：“神州开化最早，以优美之民族，夙工美术，专门名家，代有传人，其妙品精工，久腾耀海宇，故欧美考古名家，莫不以搜罗东方美术品，庋藏宝贵，视同瑰宝，着书纪载，称诵不衰。”由此可见，“美术品”一词在近代中国知识人使用中，还带有国族主义的意涵在。参见邓实记：《爱国随笔》，《国粹学报》第 33 期（第 3 年第 8 号）， 1907 年 9 月 27 日；＊：《国学保存会报告第十八号》，《国粹学报》第 38 期（第 4 年第 1 号），1908 年 2 月21 日。

69、 译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五月太阳报，《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外交报》第 252 期，1909 年 8 月 30 日。 

70、＊：《法令》，《大中华》第 1 卷第 12 期，1915 年 12 月 20 日。

71、另在此处，本文要先说明所言之“新陈代谢”的意思，并非指“美术”一词不再使用，而转为全部使用“美育”一词，因为从图 3 与表 2 明显可见，“美术”一词在数据库中使用 2025 次，“美育”观念才 55 次，而且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美术”使用词频仍然远远大于“美育”一词，因此本文此处所谓的新陈代谢，是指一个新的“美” 之观念词汇的突然涌现，当“美术”一词的使用比例逐渐平滑稳定同时，“美育”一词的使用比例陡增，虽然次数不多，但必为时代所需故而涌现，而这涌现必然联系着中国近代“美”之观念的变化。因此本文并非站在词汇生成与消失角度，而是从关键词汇的涌现角度去谈新陈代谢，这是需先说明之处。

72、“提倡”、“主张”、“纯粹”此三个共现关键词并未发现明显意义，故在此暂不讨论。 

73、宗之櫆：《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5 期，1919 年 11 月 1 日。 

74、 蔡孑民（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新青年》第 3 卷第 6 期，1917 年 8 月 1日。

75、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第 5 卷第 4 期，1918 年 10 月 15 日。 

76、邓萃英：《动的新教授论：一名“动的传习论”》，《新青年》第 5 卷第 1 期，1918 年 7 月 15 日。 

77、蔡孑民（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新青年》第 3 卷第 6 期，1917 年 8 月 1日。 

78、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 7 卷第 5 期，1920 年 4 月 1 日。 

79、 《新潮》第 2 卷第 4 号，1920 年 5 月 1 日。

80、 “美育”一词是何时出现于中国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按照蔡元培的说法，美育的名词是其于民国元年从德文 ästhetische Erziehung 翻译而来，“为从前所未有”。汤杰英认为“美育”这一概念在 1903 或 1904 年已由王国维从西语中译出，并引入中国。莫小红认为，早在 1901 年蔡元培在《哲学总论》中便明确使用了“美育”一词。甚至祁海文认为“美育”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汉末魏初“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中论·艺纪》篇中提出：“美育人材，其犹人之于艺乎？”这可能是“美育”一词的最早出处。关于上述讨论，参见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0 页；莫小红：《论蔡元培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汤杰英：《美 育概念考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祁海文：《徐干：“美育”概念的最早提出者》，《长白学刊》2002 年第 6 期。 

81、汤杰英：《美育概念考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 期。

82、李颖、范美俊：《中国美术论辩》（上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1 页。

83、 “诚爱”是噪音词故不讨论。“陶冶”一词并未发现明显意义，故在此暂不讨论。

84、凌霜：《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新青年》第 3 卷第 4 期，1917 年 6 月 1 日。

85、 中国古代亦有“真”之观念，但与西方“求真”不同，中国语境中的“真”是与“诚”连结，关于中国古代“真”的观念研究，可参见计锋：《“诚”、“真”互涵与会通的观念史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 10期，2016 年 6 月，第 181-234 页。

86、参见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1 页。 

87、陈宝锷：《教育方针》，《现代评论》第 5 卷第 111 期，1927 年 1 月 22 日。

88、徐曼：《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7-148 页。 

89、关于五四时期的新道德观内涵，可详见段炼：《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五四启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观研究》，秀威资讯，2012 年。 

90、 其中“中国”为基础关键词可以理解，无太多深义，故不详细分析。而“主义”、“今日”、“我们”、“研究”、“教授”、“现在”等词与美善、美术、美育等观念无集中的意义，故这些词汇共现的语言线索暂不讨论。

91、蜕庵：《泰西教育学沿革小史》，《新民丛报》第 32 号，1903 年 5 月 25 日。

92、卫西琴（Dr. Aefoed Westharp）：《中国教育议》，严几道译，《庸言》第 2 卷第 3 号，1914 年 3 月 5 日。蔡元培：《美术的起原》，《新潮》第 2 卷第 4 号，1920 年 5 月 1 日。 

93、关于“社会”观念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可参见韩承桦：《当“社会”变为一门“知识”：近代中国社会学    的形成及发展（1890-1949）》，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17 年。

94、君武：《圣西门（一作西士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之学说附）》，《新民丛报》第 31 号，1903 年 5 月 10 日。

95、李平：《李平-致独秀》，《新青年》第 2 卷第 5 期，1917 年 1 月 1 日。

主编 / 陈静 徐力恒

责编 / 雨萌

美编 / 雨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