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孙振春：忆杨卫星博士
忆杨卫星博士
忆杨卫星博士
前注：杨卫星，男，一九五七年生，山东聊城朱老庄全营人，中共党员，系贵州省引进的第一个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博士。先后任聊城大学、贵州师大、湛江学院二级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发展心理学领域颇有建树，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多项。系中国卫生心理协会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山东省心理协会副理事长。值杨卫星博士病故八周年之际，刊发此文，旨在学习他勇于探索，知难而进的治学精神，以励后人。
卫星已故去八年了。对于他的离去，我好长时间没有从阴影里走出来，总感到他还在湛江没有回来，他的音容笑貌早已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而永远无法改变。
因为卫星早在二零零三年就一直发出邀请，让我去他执教的贵州和以后执教的湛江看看，别总在聊城闷着。我非常爽快地应允了他，谁知因身边琐碎事不断，他在外七年，我们始终没有去他待过的地方看看。后来又一次商量，去湛江、南京、青岛、张店几个在外地工作的同学那儿走一圈。谁知还没有成行，卫星就一病不起，而后就走了，这让我们实在不能接受。这几年，我们很少见面，二零零五年十月，我和晓林去南京，在克明那里见到了卫星，他是去那里查病的。从表面上看，什麽也看不出来，只是一累一闻到烟味，他就会强烈的咳嗽。二零零六年春节，他回到聊城，我们在一块待了几天，也没有看出有什麽很特殊的症状，和此前情况差不多。从那以后两年的时间里，卫星就没回过聊城，逢年过节，我们就通个电话，问问情况，他说身体还是那样，我们听着他说话底气还挺足，也就没怎麽过问，认为医生的诊断也有失误的时候，说不准这个误就失到卫星身上，如果是那样就太好了。卫星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均在上游，聊城大学中年教师组的至少二项体育比赛纪录就是他创造的。可是到了2008年春节刚过，就听说卫星的病情不妙，发展得非常厉害，咳嗽加重，气喘不止，已经不时地用上了氧气。我非常耽心他的病情，通了几次电话，感觉卫星的声音里确实缺少了底气，后来知道他连课也不能上了，只能保守治疗，用激素和中草药控制病情发展。后来他的家人感觉他的病在湛江休养不如回聊城休养，一是湛江天气潮热，不利于肺气的宣发，而聊城地处北方，空气干燥，适合肺病的调理。二是湛江没有人陪他啦呱，精神苦闷，而聊城是老家，同学朋友一大堆，可利于精神调养。开始卫星不想回来，他还对自己的病抱有幻想，那就是一旦好转，马上去给学生上课。卫星是广东湛江学院引进的第一个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中国心理学科的研究工作，并早就担任着山东心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少年儿童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山东公安专科学校、河南郑州公安系统、山东省人民政府所属厅局等等多个地方都准备吸纳他进行心理学科的研究，并给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卫星考虑还是在大学做教师比较理想，就推辞了以上的聘请。后来他又担任聊城大学教育工程系副主任，贵州师大教科院院长。卫星风风雨雨衣衫褴褛地一路走来，到了湛江，他的学识思路和能力已近颠峰状态，十几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心理学学术科研资料，并且还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出版心理学专著。湛江学院领导根据对他的考察，已准备将学术科研一大课题交付于他，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准备在湛江学院的良好氛围里大干一场，以无愧湛江学院对他的接受。可是，疾病不饶人，卫星的病情直转急下，不能自理，就听从了家人意见，于二零零八年四月回到聊城养病。
我们早就等着卫星回来的消息，听说后就急切切去看他。那时，他已经不愿再见到老同学，怕见面后引起互相的伤感，所以就没有告诉其他同学。那天，我和晓林、宪国去看他，确实吓了一跳。两年没见，长得非常年轻、不显年岁、活蹦乱跳、在聊城大学教师组常得跳远冠军的卫星，因疾病折磨、常吃激素、又没有焗头发，顿显老态龙钟，憔悴异常。他佝偻着身子，拔出氧气管，气喘吁吁地说：我不行了，让振春老兄给我写点东西。此时，晓林这个一米八的山东大汉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情绪，泪水哗地流出。我和献国也强忍悲痛，劝了几句，可也怕失控哭泣会影响他的病情，就匆匆告别了他。卫星上了半辈子学，教了半辈子书，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校，是我班名符其实的学子形象大使，也是同学们公认的热心人。没有想到，好生生的一个热情似火的心理学专家，突然就被疾病折磨成这个样子，让我倍感人生的无常。在无限的感伤里，回忆起与卫星有关的许多往事。
年少闯东北 回乡苦求学
一九七三年，那是一个夏天，我们聊城四中高一（1）班从黑龙江转来一位男同学。他个子不高，黑黑的、瘦瘦的，显得很精干的样子。后来得知，他叫杨彦杰（后改杨卫星），老家在聊城市朱老庄全营，因父亲工作调动，从肇东县转来聊城。卫星生性活泛，性格天真，没几天就和同学混熟了。他对英语十分偏爱，不时弄出几个英语单词和同学对对话，惹出一片笑声。他爱好体育，经常去操场打球。他喜好文艺，经常代表四中参加会演。他唱得一口好京戏，模仿一口好口技。他对相声演员马季崇拜得五体投地，还专门去北京找过马老师，可惜没见到。当时社会上正在流传马季的相声《友谊颂》，卫星那是爱不释手，百听不厌，一味模仿，还上台演出，引起较大反响。如果你只听卫星的录音，还以为是马季的声音，足能以假乱真。他演唱的样板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颇有京剧大家浩亮先生的韵味，很受师生欢迎。他还擅长模仿，学某个老师讲话，学计划生育主任讲话和领袖人物讲话，真是惟妙惟肖，把人们逗得大笑不止，前仰后合。卫星那时最高的理想不是去实现共产主义，而是要成为马季的弟子，成为中国相声大家。不料日后阴差阳错成了心理学博士，对于这个结局他是无可奈何的。那时的学校是不务正业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文化课，而是学习工农兵，经常去乡里、去工厂干活，一去就是几个月，教室空空如也，鼠蚁乱窜。记得那时在聊城手表厂学工安营扎寨，和工人师傅同庆1975年元旦，王富仁老师用他的隶书写了很大的一幅墨迹叫《聊城过新年》，卫星也表演了京剧节目，他在三十个同学搭地铺睡觉的宿舍里演练的很认真，以至于有次忘记了吃晚饭。再就是我们当时还有一项去大街拾粪的任务，以保证学校实验田做肥料之用。我们拾得都很认真，远见一辆毛驴车来了就紧紧盯上去，当毛驴刚把粪拉下来，同学们就蜂涌而上，把冒着热气的驴粪蛋检起，如获至宝地送到老师那儿，劳动委员则很认真地清点，然后在光荣榜上公布数据，就算完成一项科研任务。接着是以小组为单位，去挖几米深几百米长的防空洞。据说也不让特别得深挖，怕挖透了挖到美国那边去。那时全国都在挖洞，如果美帝苏修的原子弹哪一天一旦扔到聊城，大家好钻洞避险。那时的国人比现在听话，基本都属于神经病状态，整天疯疯颠颠，不干正事。假如说主席一声令下，发表最新指示，叫去月亮上割麦子，那都会二话不说，敲着锣打着鼓，拿起梯子带上干粮就敢向天上爬。至于爬上去爬不上去，那是不管的。眼看着学业一天天荒废，大家并不感到难受，因为那时不兴考大学，做梦也做不了上大学的梦，所以就一天天胡乱过着，还感觉很有趣。我那时被选拔到地区射击队训练，一参加省比赛和集训就是几个月，到学期终结时，数理化课本都是新的，没学了几页，就这样胡混着高中生涯。
胸有大志者 必成破釜事
毕业后，卫星去国棉厂干了一段临时工，后来分到中通客车厂当工人。我则干了一段泥瓦匠和跟着酱菜厂的驴磨了几天甜酱后，便上山下乡，去了聊城西王公社杨胡大队（即现在的姜堤乐园）成了下乡知青。在干临时工的日子里，我们百无聊赖，就和克明、晓林、炳辉、鲁军常去卫星家的小西屋里结社唱歌，到底为了什麽，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为了有一种寄托，而且很认真。当时爱唱的曲目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等。说实在的，当时，王克明的声乐水平已达到省级歌舞团水平，是公认的抒情男高音。卫星的曲艺水准也在市级以上。后来还请了克明的五叔来给做指导，克明的五叔当时是山东歌舞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在全国都很有名，经他指点，我们都有了收获。可限于当时没有这方面的出路，后来越唱越没劲，加上老大不小了都有自己的事，得给家里和社会出点力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而后，卫星在家里又拿起他扔下的木工活，不是打沙发就是打饭橱，为家中增添了一些大件，高兴了他还亲手裁剪，给自己做条裤子，他的确是一个灵性十足多才多艺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一九七七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了。当时在中通客车厂正在上七二一大学的卫星坐不住了。他对我说，好事来了，要考大学。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他，看到他不高兴，手里还拿着一张小纸条，我问他怎麽了，他苦笑着把纸条递给我。我一看，得知他全月的工资被扣了，因为复习，他没上班，一个月就挣了一张小纸条，这更激惹了他考学的信心。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卫星当年就考上了聊城师范英语班。对于这个结果，他很不满意，以为能考上起码专科以上的大学。过了好几年，他才打听到，当时给他把分算错了，少了十几分，正好够上本科分数线。可事过多年，无可纠正，自然就吃了哑巴亏。毕业后，他被分到道口铺公社的联校教英语，整天骑着一辆没闸的小破自行车往返几十里去上课。那里的条件很差，呲风漏气的教室就设在猪圈旁边，有时一大群猪不知什麽原因猛一乱哄或饿了就大叫不止，弄得本来就对英语一无所知的学生根本听不清楚卫星的英语单词是怎样的发音，他喊哑了嗓子也压不住老母猪叫唤的声音。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让他哭笑不得，并且很苦恼。因为头一天晚上辛苦的备课就这样整瞎了，这样下去什麽时候是个头啊。于是他又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工资不挣了，再考大学，不信考不上。就这样，他又从头开始，于一九八三年考上了聊城大学英语系专科班，开始了二年的苦读生活。毕业后，卫星被分配到聊城一中作英语老师，后来因教学成绩优异，还分到一处平房。这时的他，对一中的教学环境很是满意，校方对他非常重视，往往欲以英语教学领头人的身份对待他。可是，卫星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人，尤其是在知识领域里，他从小就受一位东北班主任赵老师的影响，准备有机会就去攀登科学的高峰，去领略那里的无限风光。就这样，老大不小的杨卫星又异想天开，舍家抛业，从零开始，以三十而立的年龄，凭着过人的勇气和才气，隔着本科学历，于一九八七年一举考取了西北师大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这在当时的聊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在小城的学子圈里一下子成了名人，就连架子很大的教育局长见了他也是非常客气，吁寒问暖，热情异常。当然，我们这些同学更是从心里高兴，记得在卫星家里为他送行，大伙举杯痛饮，无拘无束，不善饮酒的卫星也被逼着喝了一小杯庆祝酒。那天他情绪高涨，一连为同学调了两盆子白菜粉条，都给吃了个一干二净。
卫星去了兰州，又第五回当了学生，在那里开始了苦行僧似的学习生涯。当时，卫星家里经济比较困难。父亲工资不高，母亲常年有病，六个妹妹有两个还在上学。他的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上班，只有几十元工资，他的女儿还在上幼儿园，需要不少费用。可以说，每天都有很多事需要卫星拿主意甚至去处理担当。卫星是个操心的命，走到哪里也不会肃静，不会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心里装着学业，可也装着三千里之外不得不亲自处理的家里的很多事情。于是，三年中，他三十三次在兰州和聊城之间疲于奔波，耗费了大量心血。为了节省部分车费，他凭着多年出门在外的经验，和列车员混的很熟，减少了很多旅途麻烦。为了省住宿费，他在邯郸倒车时就住五元一夜的澡堂亏待自己。据我所知，他为了赚点钱补贴家用，三年期间卖过药品，香烟，骑着三轮车卖过鸡蛋，让同学转卖过粮票折兑成钱，受尽了别人认为的精神上的折磨。可卫星对这些不是感到很失面子，而是感觉挺有意思，值得体验。他说在十四岁的时候，他就带上十斤花椒，领着妹妹从黑龙江来聊城变卖。在火车上没有座位，就钻到座底下，头在里，脚朝外。在肇东的时候，他每天五点起床，背上篮子去捡粪卖钱，去晚了就捞不着，所以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一九九零年，卫星拿下了硕士学位，从兰州分到济南，在山东轻工学院负责外事工作。他很高兴，终于有了展示事业的平台。卫星干得很卖力，院里有关外事工作他都是竭尽力气去做，虽然在工作中出现了一点失误，但是瑕不掩玉，都属于正常工作中的事情。很快一年过去了，当时他的母亲身体很不好，经常犯气管炎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家里人希望卫星回聊城，因为家中就他是男的，又是老大，下有六个妹妹，好对老人有个照应。他很犯难，也想了很长时间，上了这麽些年学，三十好几才有了一个好差使，老是挪窝，对发展也不力。可是，家属按规定调不来省城，只能两地分居，没有办法分给住房。没有住房，就没办法接父母来济南居住，这让他为难了很长时间。那段时间，他又开始了济南至聊城之间的奔波。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从聊城去济南可不像现在这样，15分钟一班车拔腿就走。那时的济南，要过黄河坐船，需要多半天的时间，都拿济南当大城市。一说谁出发去济南，比现在去北京都隆重。所以，卫星对回聊城的想法，是否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他就这样无助地奔波，在旅途中继续吃着苦头。有一次是周末，他处理完事情已经接近黄昏，跑到汽车站一问，聊城的车票已卖完，可他还是决意要回聊城。随即来到经七纬二路西首，看到有一辆鲁p字样聊城拉煤的货车，他非常高兴，跑过去说明情况，并且拿出钱，要让司机捎他回聊。可好话说了一大堆，那个司机就是不捎他，并且说话很难听。这时卫星的犟脾气上来了，认为这个家伙没有老乡味，着实少根筋，越不让上越要上。他趁司机刚启步那会儿，呼地窜上了两个车斗的接合部，抓着车厢板上的揽绳跟煤车走了。那是深秋的晚上，凉风夹裹着煤灰顺着卫星的全身铺天盖地而来，他像铁道游击队里扒火车的队员那样，一气坚持了200里地。当那天晚上十点多我在手表厂北边遇到他时，竟然没认出他来。除了笑着的牙齿是白的，其余都是黑的。他说，爬上车害怕时就晚了，根本跳不下来了，就像演了一部美国大片，差点吓死，尔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聊城大学的名气在周边地区大了起来，卫星和聊大的老师不断交流着信息，意在打听关系到自己的一些情况。他知道聊大有了教育系，也缺老师，他也愿回到讲台上给学生传授知识，不愿意再干琐碎而又容易得罪人的行政工作，加之家里也盼他快回聊城，就这样一来二去，他又回到老家，调聊大教育系当了老师。卫星折腾了这麽多年，终于回到了聊城，又拿起了粉笔，夹起了课本，走上了讲台，教起了学生。他多次参加了各个层次的教育心理学研讨会，总结课堂实践经验，撰写了理论文章，他的授课很受学生的欢迎，也得到校方肯定。
欲成美梦想 更上一层楼
卫星有一个特点，不侍权贵，不随大流。尤其是性格率直得有时不分场合，让对方下不了台，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克明经常批评他，社会不是你的家，不能任性，委屈一点不要紧，要温良恭俭让，不能那样暴烈，否则会毁大事，吃大亏，后来证明克明说得是对的。可仔细想想，卫星也没有错。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如果都把自己改了，世界上都成一个人了，那还有什麽意思？所以，卫星就我行我素，无法改正他的弱点，撞到南墙也不回头，克明也无可奈何，摇头一笑随便之。但是，卫星对老人，对教育培养他多年的老师那是孝敬有加，念念不忘。从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开始，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几个同学一大早就集合起来，骑上自行车，围着聊城一家一户地给一些要好的同学的父母和老师拜年，已经形成了传统。因为我们秉受父母之气血，承老师之栽培，没有理由不想着他们。几十个春节下来，同学的父亲或母亲已经走了不少，健在的老人也已白发苍苍，皱纹斑斑，我们更加感到人生的无奈和无常。也正如曹操说的那样：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次大年初一，我们去给张南珍老师拜年，已近耄耋之年的张老师看到我们很是高兴，一一喊着我们的名字，又是沏茶，又是倒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出谁胖了，谁又瘦了，特别嘱咐在外地工作的卫星，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当我在寒风中看着像母亲一样慈祥的张老师挥着手相送，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再就是，还有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老师很受当时学生的欢迎和爱戴，这就是王富仁老师。王老师现在是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当年在聊城四中教我们语文，我们经常和王老师联系，只要听说他回聊城，就提前把所有的事都放下，单等王老师的到来，听老师天南地北地讲学论道。王老师也非常愿意和我们在一起，他也感觉着年轻。至于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名流听说王老师来到聊城要宴请他，他基本上一一婉言谢绝。王富仁老师当年教我们时才二十九岁，还是个大小伙子。我们当时都十四、五岁，还是小孩，所以交流起来非常默契，无拘无束。他听说卫星拿到了博士学位，叮嘱他很多学术上的事情，但是更多的时间是听王老师说话，那真是如浴春风，无比享受。王老师是讲鲁迅文章的高手，好多同学是受了他的影响，对鲁迅的《祥林嫂》等文章非常入迷。记得王富仁老师当年上课，到最后几分钟就让同学们自己复习，他则走到教室门口，掏出九分钱一盒的劣质香烟如饥似渴地抽了起来，引出同学们一片偷笑。王老师还给我一个印象，无论在他的家门前小桌上吃饭还是开校会，总是抱着一本书在看。有一次还从八里外的聊城大学用地排车拉了一车书回四中，累得满头大汗，脸色发黄。那几年，我们和王老师经常接触，写信联系，至今还保留着他给我们的回信，在求知的道路上，让我们受益非浅。有一次，王富仁老师从韩国飞北京取道聊城来看老母亲，第二天是仲秋节，我和卫星一大早去火车站送他，当检查员例行安检时，王老师的塑料袋里只有两块月饼，两本书籍。我记得其中一本叫《存在与超越》，王富仁老师在那时已是我们的学子偶像，只要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读书时间》看到对他的采访，我们也感到骄傲和自豪。卫星还有一个特点，对同学有事求他，他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比如孩子转学，假期复习英语，哪一个孩子适合向哪方面发展，哪里的学校更有利于哪种类型的孩子的成长，他在这些方面，确实给很多同学的孩子尽心尽力，使同学们更加接近他，相信他。九十年代初期的那三年里，卫星在聊大教育系兢兢业业地教课，同时也在和西北师大的同学不断联系，他听说已有好几个同学考上了博士，并且都劝他不要墨守成规，趁着没过考博年龄，赶紧复习，拼他一拼，否则后悔晚矣。这些信息对他刺激不小，他在教学过程中，也感到还缺少一些什麽，需要更上一层楼，看到更美的风景。当时我是反对他考博的人之一。理由是，这些年一直在外奔波，去的地方不少，一别几千里，还不就是在外省市的那一平方米的桌子前苦苦坐着，一熬就是几年，还换了好几个省市在那里熬，家也顾不上，饭也吃不好，一直在穷哝，只落了个好听，却透支着身体，就是考上博士又有什麽了不起呢？像范进那样，七十岁中举喜疯，不如就在聊大混上个教授就行了，不要再瞎折腾了，都快四十岁了。可是卫星是水命人，水往远处流，且又是一个极具叛逆性格的人，不劝他还好，一劝他，他的邪劲倒上来了，非考不可。他一头钻进书堆里，疯狂地复习起来。卫星是公认的聪明，思路很准确，记忆力过人，属于比赛型选手。不过卫星那时私下也承认，毕竟三十七、八了，不如以前了。他考硕士时，越复习越有精力，越复习越兴奋，感觉就像喝着东北老烧吃小菜，咸辣成瘾。竟有一次复习到兴头上，他跑出一中家属院，冒着大雪一口气跑到铁塔寺我居住的地方，我问他出了什麽事，他说复习考研精力过剩，到铁塔寺玩玩。可这次考博，他也感觉到复习有些吃力，就是凭着信心和毅力坚持不懈地复习。一九九五年，他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录取为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喜讯传来，我早放弃了对他的劝阻，从心眼一气高兴到嗓子眼，又加入到祝贺他成为同学中第一个考上博士的喜庆行列中去，为他的不屈不挠的成功喝了不少高度酒。
卫星又去北京，为他的博士理想去受苦受难了。刚开始，他的学习非常紧张，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位同学各有特点专长，通过交流，他感觉眼界开阔，也感觉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抓紧把学业定好位选好题进而提升一步，博士毕业论文是很难通过的。他几次和同学根据导师的要求，带着科研课题反复到全国几个省去搞各个层面的心理学实验和实践，并在顶尖水平线上从纵向到横向，从微观到宏观研究人的心理感知、印象、反应和痕迹遗留及即时走向，从中提取出个性和共性的东西。那几年里，我们也没少交流哲学方面的体会，从中国的老庄，到外国的亚里士多德。从孔孟之道到尼采、佛洛伊德。我在聊大借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看就是三年，虽然没有产生所谓的顿悟，但也没产生迟钝，总感觉里面有东西，但也说不清楚究竟有什麽东西，就和种麦子一样，播到地里看不见了，心里却盼着春天的到来，好看到属于自己的绿色的东西。我俩谈论更多的是《易经》方面的心得。早在一九八四年我在山东体院上学时，受同学的启发和影响，开始接触周易方面的书籍，并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经深入，就像着了魔一样，晚上一看易书就是七、八个小时而异常兴奋，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奇异的怪圈。一到集市，就去搜寻此类书籍，无非就是油印的那种看不清的残缺页码的面相手相书，可也感觉是如获至宝，回去后又誊又抄，没少瞎忙乎，去济南开此类会议，也是去旧书市场购买有关资料。卫星知道我在研究易经后，就上了心，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就从兰州给我买易经书籍，包括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每到寒暑假，我们几人就凑到一块，结合各自情况，交流研易方面的心得，并不时地用于实践。把易学大家尚秉和、高亨、徐志锐、刘大均、邵伟华的著作深入探讨，把严新、赵金香、庞鹤鸣、柯云路的气功书籍作对比研究，还记了不少周易气功学习心得，确实卖了很大的力气。卫星他本人并不研易，他说一看那玩艺就头疼，但是他很喜欢我的周易研究，就像我很厌恶英语，但就是爱听英语对话，虽然听不懂，就是感觉好听，是一种享受。卫星有一次从北京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他没有回家，先跑到我家里把我喊出来，就易经的话题扯了多半夜。他说在北京已经掀起了此类热潮，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甚至说有些心理学解释不了的，让周易一论证，反而很快就解释清楚了，老祖宗留下的这一手还真厉害。他认为我把易经的某个卦象融入小口径射击运动训练是明智之举，给人占卜算卦也是对预测的发扬和补充。为了证明易经能和当代心理学相结合，有几次他把我领到某个街头或生人面前进行预测，然后对证，更坚定了他对心理学和易经接合进行实验的信心。并让我去聊城大学，给中文系讲歌词创作，给政治系和其他系讲周易研究，开阔学生视野。卫星除了关注《易经》《气功》之外，对我的诗歌创作也很感兴趣。一九九三年开始，我在《词刊》《歌曲》、中央台、省台连续获了几个大奖，发了一些歌词，他很注意，并提了自己的看法，和王富仁老师给我回信中说的一样，认为我的词比我的诗要写得好一些，也指出要避免悲观情绪，但更要避免口号。每当《鲁西诗人》出版，我都会给王富仁老师和卫星各邮上一份，他们对这本刊物评价颇高，认为是当代诗人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卫星还参加过诗人协会的几次活动，王富仁老师来聊城时，还抽出时间给部分诗协会员讲过课，大家受益非浅。一九九八年，卫星经过三年磨砺，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到聊城大学工作，在教育心理系任副主任。二零零二年，应聘去贵州师大工作，是贵州引进的第一个心理学博士并担任教科院长。二零零六年去广东湛江学院工作，为硕士生导师。
家事又公事 大化沧海飞
卫星是好样的，一鼓作气拿下博士，获得很多个第一。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非常孝敬父母。每到冬天，他怕母亲犯病，就把父母接到他那里去住。他尽心尽力，为六个妹妹做了不少事情。我最佩服卫星办事干练，从不拖泥带水，说出发拔腿就走。有一次，在黑龙江上学的他的六妹彦波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他听说了，二话没说就直奔车站。那时乘车很不方便，买的是站票，他从上了去哈尔滨的车就呆在座位下面，一个来回只用了五天四夜，一般人是吃不了这个苦的。卫星就是这样，风风火火，吃苦耐劳，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他刚去大学时，就穿着一身价格很低的休闲夹克服，有的学生还以为他是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仔细想来，卫星又是苦命的，奔波了半生刚想安定，就一病不起。卫星的父母都是非常善良的山东人，在东北吃尽了苦，把七个挨肩的孩子拉扯大，加上孩子和女婿，他家一共出了八位大学教师，其中不乏硕士，博士，留学博士，这是杨家的骄傲，也是聊城的骄傲。对于这些，卫星看得很淡，从不炫耀，只是给她们加油鼓劲，关健的时候给她们提个醒。聚会吃饭，卫星做得一手好菜，从不喝酒，会抽上一支烟，拿出攒下的贵州茅台招待同学。他从来不印名片，认为那是一个符号，没太大的意义。从二零零九年，他吃尽了和病魔搏斗的苦头。去世前几天，他在重症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同学看了心如刀绞。他的头脑非常清醒，不愿意再看见同学。他只愿意叫女儿和几位亲人陪伴，以减清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知道，卫星最疼他的女儿佳佳，他感到已经不能再为女儿做些什麽，心里充满了痛苦和遗憾。他经常在我面前夸佳佳好学上进，悟性颇高。在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就告诉我，凭佳佳的智商上大学本科没有问题。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佳佳不仅上了本科，而且还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一所大学当了老师。对于佳佳的婚事，卫星感到最最遗憾的就是因病无法参加女儿的婚礼和婚宴。我曾听到他无数次叹息，也曾看到他眼睛盯着天花板好长时间不说话，我知道，卫星是因为女儿的事情不能前往，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有次我陪继华学兄去看他，他坐在马扎上，听病友唱歌。一看到我，他就让我给大伙唱首歌，在这种场合，我心里难受也不敢唱歌。可卫星叫唱，我必唱不可。我唱了一段《父亲》，又朗诵了我作词的《源远流长母亲的爱》，当我朗诵到“亲娘的白发像那柳絮飞扬，飘在儿的眼睛里疼在儿心上”的时候，我看到卫星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一步跑了出去，再也没有勇气向他告别，在下楼梯时我泪如泉涌地忽然喊了一声：卫星，你快些好了吧。可是，不几天，卫星的病情突然加重，尔后，就走了。
痛定思痛，我为卫星作了三联一诗，以寄思念：
年少闯东北 少年归故乡 首赴兰州硕士 再攻北京博士 桃李纷纷满天下；
青年走齐鲁 盛年觅黔粤 笑饮黄果瀑布 纵横湛江学海 硕果累累赠人间。
横批：天地同怀
陇中燕京 呕心求学 梅花寒泣 冬去春来雁欲叫；
粤海黔川 沥血执教 情洒异方 时至仲秋月不圆 。
横批：憾留人间
玄奘西游 鉴真东渡 达摩面壁 苇叶凄凄 少室砺影何所去；
屈子汨罗 王勃孤鹜 子昂悲怆 天地悠悠 长风秋水共自由。
横批：走向远方
又赋诗曰：
人生颠狂亦如幻，
天恩地赐三万天。
日升月落何所走，
韶华一去不复还。
白发倒数想青丝，
苦酿春雨强悲欢。
更有浊酒照孤影，
万里悲怆览云烟。
卫星走了，带着很多荣耀，更带着许多遗憾。卫星，你究竟去了什麽地方？是去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黑龙江肇东，看看那久违的少年梦中的小河是否开冻融化，还是去了老家朱老庄，去观赏运河岸边的童年老屋？是去了黄河上游的兰州饱览碧水东流，还是去了齐鲁泉城，笑望千佛护佑？是去了首都北京看长城婉延，还是去了贵州高原，手捧黄果瀑布看玄奘西游？是去了湛江纵览琼州海峡，还是在南国校园里笑闻百花芬芳？
纵观卫星的人生历程，从小河到运河，从运河到黄河，从黄河到高原，又从高原到湛江的大海，一路走来，越走心路越宽广。卫星啊，你去贵州之前，曾向我征求意见，我说黔苗之事，不可成行。多少人都反对你去那个举目无亲水土不服的地方。主席在那里拨了乱，反了正，转了折，幸了运。可你不是主席，你是博士。你不是红军，你是杨家将。古有训曰：孙家出谋略，杨家上战场。你就是不听我的话，于是你去了后，像关公走麦城一样，在那里缺氧，在那里孤独，在那里喘息，在那里落病。你真像《人在旅途》表述的那样：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
卫星走了，在仲秋的前夜，向月亮上飞去。当他接近圆圆的月亮时，他看到美丽的嫦娥在独舞，勤劳的吴刚在伐树，可爱的玉兔在嘻戏。他不忍心惊动他们，就默默无语的在月亮的不远处，化成了一颗永恒的卫星……杨卫星。
2009年9月定稿
2013年9月修正
2016.8.31日再修
【作者简介】孙振春，山东聊城人，聊城市音协副主席，市诗协副会长，国家一级射击教练，歌词作家，电视连续剧铁血将军主题歌作词。1984年研易。现为市周易研究会和运河易经学院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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