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女权的正确打开方式——驳《女权主义如何面对社会底层的性别歧视》
“端”传媒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女權主義如何面對社會底層的性別歧視？》，作者是伦敦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孙金昱。文章振聋发聩地说：“只針對個體做嚴厲批判，將底層視為敵人和病症，女權的主張將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矛盾”。
其文凿凿，其声嘈嘈，让我这个多年活跃网上、自认为的女权主义者，不由重视起来。但读完全文，却觉得文章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在微博上转发兼简单批评了一下。作者后来诚意发来私信切磋，我觉得私信讨论不清楚，有必要撰文商榷。希望这样的讨论能为女权运动和广义社会运动的观察者、参与者，带来一些益处，而非流于“两个海外党的意气之争”。
开宗明义，我认为孙论证自己观点时，在分析概念运用、引用他人观点、事实举证、和逻辑推演方面，都存在问题。
孙文题为“女权主义如何面对社会底层的性别歧视”，顾名思义，她的讨论主体，是“女权主义”本身。但读完全文，我们发现她所探讨批评的对象，只是网上的某一种言论。全文并没有给出她所分析对象的一个定义或边界，把具体现象泛化。孙文八次用“女权”来形容她所批评的对象，没有一次用引号括住这个词，仅有一次在前面记上了“所谓的”。作者似乎不清楚“女权”是一个多么语义杂糅的词，在不同社会语境，差异颇大。作者似乎并不担心这种不加界定的泛化，会引起多重解读和严重误会。由于没有清楚的界定，孙文一会儿把仇视底层男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归为抽象的“女权”，一会儿又认为城市经济条件优渥、教育水平高的独生女的思想是“女权”，一会儿又用卖东西的营销号来佐证女权的“阶级原罪”（本文稍后有具体解释），树敌不少，却不免混乱。
实际上，孙文混淆了泛网络舆论、女性言论和女权言论。首先，社会分析中，我们要区分女权主义运动者和女性发言者的言论，二者可以有重叠，但有本质不同。一些女性拥有话语权，善于利用、挪用带有赋权、争取权利元素的女权话语，为自己争取现实利益，我以为这是“女性言论”的一种。这些女性可能是女权运动的边缘群体、追随者，但也可能是与女权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公平目标背道而驰的人。但这不阻碍她们在个人生活中，挪用对自己有利的话语要素，为自己争取利益。
孙文中指的“不少女权主义者”，其实只是言论中有女权元素的女性发言者。
需要澄清的是，笔者做这样的区分，并不是要“切割女权运动中所有问题的部分”，宣称“凡是不进步的思想就不是女权主义”，从而使“女权主义”完美化、净化，以利于不败之地。
女权主义从诞生起，就有自己的局限。但在一次次的运动中、讨论中，新的加入者不断突破原有女权话语的边界，拓展议题疆域，推进新的共识。女权主义曾经被批评为“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但是80年代以来，由于黑人女权运动兴起而产生的交叉性理论，已经在理论上，非常漂亮、强大地进行了女权理论的自我修复。在交叉性理论提出20年后的今年，其主导者Kimberle Crenshaw，Patricia Collins等人，还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继续讨论这个理论的政治战斗力和局限性，试图不断进步，让它成更有力地批判压迫性的结构问题。
交叉性理论在中国女权运动者中，也并不陌生。女权劳工社会学者、上海财经大学苏煜慧老师在《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上，就对交叉性理论有非常系统的梳理；而孙在文中引用的“学者李思磐”的文章《多少对穷人的羞辱，假性别平等之名而行》本身，就是受女权交叉性视角启发的产物。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李思磐是知名女权作者，但在孙文中，李的女权身份并没有被提及，李的观点则用来佐证孙所谓“女权忽视阶级”的观点。（笔者对李文另有分析，详见后文。）
所以，当今中国女权主义的共识性成果，有没有局限？当然有。但这个局限，不是孙所谓的“污蔑穷人”、与阶级压迫沆瀣一气——这一点笔者上文已论证，这是一些受女权元素启发、以利益出发的“女性发言者”的问题。她们对社会正义并没有显性诉求，不具备成为进步政治参与者的必要条件。中国女权的局限，以笔者的观察，是在附和“交叉性”理论和“反暴力”以外，尚未能有突破性的、原创性的发明一种可以召唤社会变迁的女权的理论。因为无论是交叉性还是“反性暴力”，都源于体制已经稳定的西方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用来理解压迫是如何再生产、固化的。但我们当下最迫切需要的，难道不是一种女权理论，不但可以理解社会如何再生产压迫，而且可以启发我们，如何改造社会吗？
另外，孙文也混淆了泛网络舆论与女权言论。孙把对王思聪和对贾平凹男权行为、思想的宽容，也算在女权主义者的头上。可是，普遍社会舆论中产生的对权力的谄媚和对精英男权的遮蔽，是深深根治于整个社会的，甚至是超越国族的一种普遍现象，女权运动深陷这样的困局，但不等于是这个困局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事实层面，很多女权者都在声讨这些现象，作者只是选择性无视了。事实上，作者文中并没有任何实证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在这里，笔者要指出，情境化地去理解社会运动是十分必要的。社会运动是现实社会的产物，是一个个运动主体聚集起来，结成比个体的总和还大的团体力量的结果。但它不是来自理想的真空。人都是社会的产物，某种社会运动也是其所嵌入的社会的产物。在最抽象的理论层次，有些观点是女权主义的核心要素（比如反对父权制），有些是与女权背道而驰的（比如违背社会正义、公平）；但在运动的层次，运动主体夹杂在父权、资本、国家多种力量之间，她不可能同时消灭或击败这些力量，她在一时一地，总是有一个行动的方案和策略，总是要做临时的取舍、排序——这不等于她在长久的战略上，看不到多重压迫，不等于会僵化固化战斗策略。
正如在孙文原链接下，一位网友的评论：
“你不能要求女权为所有平权问题开出药方。”
如前所述，孙文借李思磐的文章为自己背书，直接引用李的题目「多少對窮人的羞辱，假性別平等之名而行」。 不提李思磐的女权身份，只称她为学者，也许是作者对李思磐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误差，尚可理解。但是如果我们细读李文，就发现李思磐的文章和孙的文章，有着非常关键的差异。李全文没有一次泛泛而谈“女权主义”存在阶级盲视。她只是精确、严谨地针对她所见到的个体言论，进行批评。唯一提到的“女权”的地方，李也做了清晰的概念界定: “互联网上的女权辩论常常有以“女力”作为基础”。 其实，李文章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从新闻报道和公共讨论的伦理问题入手的，她的重点是讲，舆论在探讨个案的时候，不能罔顾事实或者对当事人做主观臆断，要充分尊重新闻当事人的意愿。
李思磐对将贫穷本质化的社会症结的批判，也更多地是关切这个问题本身，直接批评那些羞辱穷人的言论，而非泛化到整体女权的层面。
当然，笔者这里也认为李文的表达，也可以更加准确、有力地针对阶级问题，尽量不要给反女权者借机报复的机会。这样的忧虑是基于一些对李文的评论。如下面这则，就明显是抓住个别问题，表达自己对女权本身的仇视——
“中国的女权主义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就是因为太不知足，一旦得到好处从来没有去感谢男人，反而更加的奚落和贬低男人，其实在中国，妇女利益在许多方面比很多发达国家都好。女权主义者有几个为那些平困的农民工人鸣不平呢？没有，因为他们是男人，而女权主义者只关注女性的利益，并不是普遍的人类的意义。”
这明显是一条泄私愤、罔顾事实的仇女评论。女权主义团体从90年代起，就一直在关注打工女性、农民，从老的“农家女”到新的“尖椒部落”，从农家女分田问题，到打工女性生殖健康，以及边缘的拉拉群体的亲密关系暴力问题……女权一直在和“底层”结合。应该被责问的是大众，有几个人关注这些既不香艳、也不猎奇、不符合眼球、颜值经济的议题呢？
在事实层面，孙文总体上缺乏任何具体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对问题的实证剖析，仅仅是摘录对观点有利的只言片语，罗织“罪行”。这是观察、评论社会运动——这种动态、复杂、且参与者有很强的自我意识的现象——之大忌。因为这样做，轻则导致误会，增加讨论成本，重则不尊重参与者，给运动带来不必要的罅隙。例如，文中引用一篇名为《《做垃圾女人還是極品女人，你想好了嗎？》的文章，来论证她所谓的“女权主义”的阶级谄媚，则难免让人怀疑，作者是不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完全不顾事实。
这篇发表在公众号 “野兽派老板娘”公众号的文章，和笔者所参与观察五年之久的国内女权主义社群，没有任何关系，连同笔者在内的许多女权主义者，都经常批评这些消费主义营销号。点入“野兽派老板娘”公众号，大部分文章都是在讲如何美容、美发、减肥，顺便植入大量广告。
不否认，女权主义者也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里的一个，在这个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世界，除非不参与社会生活，否则人不可能与消费切割，所以我们也常见到女权主义者在社交媒体讨论购物、化妆、健身等议题，我以为只要不是对自己的欲望毫无反思，把消费行为极端化到“买买买、秀秀秀”主义，都是非常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像作者那样，把“野兽派老板娘”这样毫无社会批判视角、登不上台面的营销号，也归为“女权”，用来佐证女权主义者的“阶级原罪”，则着实让人无法理解。
笔者不否认，孙文的立意是善意积极的，无奈在概念和事实层面，都有许多硬伤。另外，孙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用来批评她所认识的“女权”问题的逻辑路径，其实恰恰可以用来否定她自己的论证。
孙说：
“性別不平等，不單單是個體惡意選擇的結果，更是與社會結構深深連接的系統性不平等，是與其它社會公正問題密切關聯議題下的子議題。單單聚焦於某個社會群體，對他們所處的整體環境和結構毫無體察、反思，甚至寄希望於徹底排斥或者無視某一社會群體，減少和他們的交集來解決問題，恰恰走向了女權的反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視和壓迫。”
如果我们把“性别”换成“阶级”，带入到孙的原文中，稍加改写，会发现这就成了对孙文章的有力批评——
“阶级不平等，不單單是個體惡意選擇的結果，更是與社會結構深深連接的系統性不平等，是與其它社會公正問題密切關聯議題下的子議題。單單聚焦於某個‘女权’群体对‘阶级’的言说，對她们所處的整體環境和結構毫無體察、反思，甚至寄希望於把她们徹底推到女权的对立面，減少和她们的交集來解決問題，恰恰走向了反阶级特权的反面，是在建立新的歧視和壓迫”。
当孙批评那些“女权”言论的时候，是否有分析过她们所处的整体环境和结构呢？至少在本文中，我觉得做的还很不够。
社会运动浩浩汤汤，泥沙俱下，而我们从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则是从实践中反反复复筛选过的、高度浓缩、内在逻辑一致的、体系化的知识。二者之间，总是存在张力。如果非要用教科书式的理论来比照实践，那么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社会运动家、革命家，是完美的、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社会运动是社会中的人，秉持各种信仰，甚至由于各自利益驱动，加入运动的。理论中可以不对权利排序，但行动不能。因为只要行动，就要面临一系列是或否的选择，没有中间状态。处于中间状态，只能什么都不做。
说这些，并不是为偏激的、歧视性的语言开导，而是想说，在一个“女权主义”还被广泛污名、误解的社会，在男权正在和阶级压迫合力复辟的时代，谈论“女权”和谈论“种族”、“民族”一样，是要对自己所发言的场域、对象，特别敏感的。用一个“女权主义”框住所有有问题的现象，写一些无懈可击的教科书式论断，虽然也是出于对社会的善意，值得尊重，但这于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那些正在现实中挣扎，为运动付出实在的、甚至高昂的代价的行动者们（无论在网上还是线下），是否过于粗糙、轻佻了呢？
作者 董一格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社会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