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杨柳新、张夏蕊：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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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新理论、新视野、新领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作为共同体责任主体和核心要素的“人”，是理解二者理论契合的切入点。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从共同体本位来理解“人”，这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伦理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天下主义等对人类社会的构想都蕴含着共同体思想，在这些经典描述中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雏形。最后，人类关系的三重维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应关切的重要问题，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赋予了阐释空间。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互利、人与自身内外和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通之处。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契合的重要体现，也为解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融合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阐释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创新；德性文明；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世界”的时代课题，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当前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下，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立足现实问题和现代病症，依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凝练而成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在谈及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和理念创新时曾指出，“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我们应该“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1]，这一论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优秀文化融合的重要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方面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可以说，它是融合二者理论精华基础上开拓的新理论、新视野、新领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通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飞跃。

一、共同体本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伦理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理论资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看似相距甚远，主要是时空的距离：一个是西方近代思想，一个是中国古代智慧。但实际上，二者的思想内容具有高度融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对有关“人”的问题十分关切，这是它们能够跨越时空距离展开对话的基础。它们都洞察到了人类本质中的社会性和共同体性，肯定了人的创造性，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个性发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从共同体出发去阐释各自的思想，也就是说，二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共同体本位的，这决定了二者在社会伦理上的立场是共同体本位而非个人本位。进一步讲，二者对于“人”的认识也是共同体本位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视域中的“人”指的都是共同体中的“人”，而非狭隘的、单个的、孤立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人”。这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物教价值观具有根本性区别。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问题都有深刻的思考和深入的探讨，共通的思想源于一种“以天下观天下”[2]118的深远视野和广大胸怀，他们谋划的是全天下、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非局限于某一群人、某一类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在打破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全世界的人类都纳入解释范围，形成一个能够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发展成果的人类整体。因此，“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责任主体和核心要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的认识上高度一致，这为二者互相融合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伦理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从共同体出发定义“人”，首先体现在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强调。马克思指出，人并非孤立的个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01。人类无法完全脱离社会而存在，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结成各种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有效互动中，人的对象化活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人生存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187。脱离了社会的孤立的、单个的人，无法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到自然界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也是在社会中定义的。“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4]226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遵守人伦纲常，人伦关系的约束是定位个人的坐标。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而后孟子祖述先王之道，完整地提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孟子·滕文公上》《白虎通义·三纲六纪》更进一步细化，提出君臣、父子、夫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九种关系。从人伦关系的不断完善和细化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和强调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深刻地体认到，人需要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当关系网中的社会关系确定了，人的特殊性就确定了。人只有从社会关系出发，认同伦理纲常的合理性，才能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人的价值。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人”，指的不是孤立的“单子化”的人类个体，而是由社会关系定义下的“人”，也就是共同体中的“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是中华传统始终关注的重点，且维护共同体的秩序是协调二者关系的关键。中华传统提出了以“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为主干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从而彰显了人伦关系所内蕴的丰富道德意义，极大增强了人伦关系的合道德性，强化了个人对共同体价值观的认同，为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人的共同体本质，主张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老子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94这表明了“道”是世间万物的本原，是最根本之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并非“单子化”的“人”，而是处于共同体中的“人”，而这些不尽相同的“人”又都源于“道”，他们共同统一于“道”，就像是太阳与光线的关系，每一根光线都源于太阳，这些光线共同构成太阳这一整体，但是每一根光线都是独特的、不同的[6]148。马克思认为，人具有类本质，“类”是基于物种共性的分类。人与人是共通的，具有相同的共性，同属于一类。换句话说就是：人的本质中有共通的性质(也就是共同体本质)，人类天然地需要团结在一起组成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 [7]394真正的共同体不仅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条件，也为人实现自身价值提供条件，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571。异化劳动使人与这种共同体脱离，不断丧失人的本质，以及个人自由，所以马克思呼吁消除异化，使人复归共同体，而这种复归“总包含着恢弘的灵魂”[7]394，是向人的本真的回归。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能够让人满足需要、实现价值、展现本质，“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7]395。个人与真正的共同体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个人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共同体，而共同体也为展现人的本质力量提供一切可能的手段。在马克思的表述中，“真正的共同体”既指“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又往往用作“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同义语。因此，马克思将阶级社会的“国家等等”称为“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或“虚幻的共同体”[3]571。一般说来，人是内在于共同体而展现其固有本质的，而共同体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在为人类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将历史的印记传递给人类，塑造着人类个体的特性，使个人与共同体统一于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

二、经典的对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与阐释

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始终关注和探讨的重要命题。人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发展形势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仍然占据主导。这导致全球处于分裂态势，战争持续不断，贫富差距加大，生态危机加重，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难题。面对如此形势，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思想，但是不难发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表达过对于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推崇和向往，蕴含着共同体思想。二者虽然各成体系，各有自己的话语范式和表达，但是其核心思想是共通的。正是基于对“人”的理解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用跨越时空的对话，诉说着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继承二者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发展和创新，承贯古今，连接中西。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研究。在他的构想中，理想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他思想的落脚点，无论是对宗教的批判，还是对旧哲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最终目的都是解放全人类，构建一个消灭剥削和压迫，人类本质力量得以确证，人类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虚假的共同体”，并阐述了他所认可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共同体”被“虚假的共同体”所取代。在他看来，“真正的共同体”在现实性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资本家为私利而结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就是人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的人之为人的全部类本质和发展本质[7]394。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共同体，因为只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诸如国家等冒充的共同体中，只有统治阶级才有个人自由，而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3]57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提出“真正的共同体”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并指出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进入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保证人的本质得以复归。在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社会的蓝图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3]537。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随着社会发展，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分隔将不复存在，人类将以自由人的身份联合成统一整体，携手并进。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解放的重视，对于社会进步发展的追求，对于共同体生活的设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参考依据和理论基础。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扬，是创造性发展和当代重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大同思想蕴含着中国古代先贤对于人类美好社会的憧憬和希冀。在大同世界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尽显其中。《礼记》曾对大同世界进行过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75在“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讲求信义，追求和谐，人们驱除了私利与隔阂，视一切人为自己的亲人，互亲互爱。共同体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人们没有顾虑和忧患，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归宿，整个社会井井有条，一派和谐，这正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表现形态。大同世界是以“和”为主旋律的世界，这股“大同”“和谐”的力量凝聚全人类，使之形成紧密联系的整体，团结协作、共生共存。这种对理想社会的描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遥相呼应，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建构雏形。

儒家文化视世间万物为一个整体，以天地人三才之道一以贯之。中华先哲曰“道”，曰“一”，曰“太一”，正体现了这种整体宇宙论。与西方全球主义的模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尊崇的是天下主义。大同世界是“天下”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形态。“天下”作为生命共同体，包含天地万物。形而下的天地万物源于形而上的“道”，也就是一种整体上的和谐统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8]4，“天下”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主旋律是“和谐”，其最高境界是儒家所尊崇的“太和”。

大同世界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认同的理想社会，“大同之‘天下’不是虚构和幻想之物，它是人类曾经体验过的历史。人们在潜意识中还保有大同天下，天下一家的记忆”[6]93。历史的演变并非单调上升式的发展，而是曲折性与反复性并存。人类在历史之初是以共同体方式生存的，最终也会归于共同体生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一种延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唤醒了我们身上“天下主义”的文化基因，以及每一个个体对于人类共同体的理性自觉。在国家纷争、大道既隐、私心膨胀的当今时代，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大同世界等治理经验，为世界的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种方案以共同体为出发点，又以共同体为落脚点，与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西方模式截然不同，蕴含着引领全人类走出工具理性化“现代性”困境的重要启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理论生长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打破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全世界的人类，无论国籍、种族、性别，都纳入解释范围，构建一个能够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发展成果的人类整体，以寻求一条世界协同发展之路，谋得全人类共同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同体作为人的本质，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人类世界，寻求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共同认同的利益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推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其中，“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责任主体和核心要素，与这个整体世界的种种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所在。人类关系的三重维度——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问题，因而是关涉人类生存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应关切的重要问题。这三层关系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赋予了阐释空间，正如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思路和方法创新时指出的那样：“应当对两者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解读方式和逻辑架构，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比较研究。”[9]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最基础的关系，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面对的基本矛盾。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构成有机整体：自然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基础，人类则可以通过实践开发，改造和利用自然。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过度索取会致使资源枯竭，肆意污染会破坏生态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特别指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紧密关系，呼吁全世界珍爱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世界人类共同行动，敬畏自然，珍爱地球，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努力，这不仅仅惠及当代人，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延续人类血脉和文明的必要之举。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恩格斯曾在关于弗腊斯《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的札记中根据西方历史经验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10]，人类在享受文明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受生态危机的困扰。生态兴则国家兴，生态强则国家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告诫人类不可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因为这种征服必然招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11]。历史证明，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能载舟亦能覆舟，能提供人类生存的条件，也能将人类文明毁于一旦，如果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尊重自然运行的客观规律，自然就会反噬人类，丧钟将为人类而鸣。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彼此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有其运行规律，人类要依据自然规律办事，《周易》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乎。”[8]15人类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顺应天地之德，顺应日月之明，顺应四季之序，这是自然法则，人类不能违背。荀子认为：“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12]这充分说明了自然依循规律运行的客观性，其不因人类的主观意愿而变化，人类应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依照规律办事才能由凶转吉，由乱转治。生态问题是影响人类命运兴衰的重大课题，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是人类不断追求和探索的历史使命，这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需要整个人类携手共建，团结一致，共同面对。

(二)人与人和谐互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打通了人与人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隔阂，在这个理念的解释范围内，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互利共赢。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各国需要加强联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充分发掘合作潜力，共同应对全球性难题，推进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因为携手共同应对国家冲突、民族矛盾、贫富差距、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而变得更加和谐、紧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塑造了一个人，那么关系和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和”，主张人与人之间“以和为贵”“和气致祥”“和气生财”，这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和价值理念，而且，“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13]。这种思想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处事理念，我们的外交政策崇尚“和衷共济”，家庭关系遵奉“家和万事兴”，人际交往讲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种“和”的理念影响下，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注入文明力量。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14]“和而不同”的处事之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价值准则所在。人与人的平等、和谐，扩展到国与国的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扩展到不同样式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进而在更大范围内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一种“和气”的、平和的处世之道，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将全世界人类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赋予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面对全球性问题，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所以每个人都是问题解决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同命运凝聚着全人类，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共同承担生存与发展的责任。可以说，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的团结协作，是全人类团结协作的条件。在这种以“和”为道的人类关系模式下，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竞争将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互利。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每个人都与人类共同命运紧紧相连，每个人的努力将推动共同体发展，而共同体的发展又将带动个人发展，从而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的协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与一切人的自由的高度统一。

(三)人与自身内外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强调人类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而且重视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和谐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涉的三层关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说都是人的“外在”关系，侧重人的外部世界；而人与自身的关系则是人的“内在”关系，侧重人的内部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与自身的关系应当是内外和谐的，也就是人与其自身的思想、精神、心理和能力相协调，思想状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自身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协调统一，心理状态健康、稳定，个人能力得到相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与自身关系和谐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和谐的基础，因为只有人与自身和谐，感受到个人之于世界的价值、作用、意义，体会到人生的满足感和获得感，才能充分认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更好地成为共同体的一分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努力。

身体和内心是个体生命的阴阳两面，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和谐内在于人之道，人通过身体力行践履道德，彰显人的内在本质力量，“与天地合其德”[8]15。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3]571，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才能“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571。人是共同体成员，不是绝对孤立的个体，个人的发展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即在共同体生活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交往中才能实现。天地万物生命共同体之下最大的共同体就是人类。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将为个人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所以，全人类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人们摆脱“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5]状态，在片面的“物”的繁荣中寻回迷失的自我，培养文化品质和精神内涵，成为能动的、完善的，敢于追求、思考和批判的“真正的人”。这种从“经济人”“理性人”“工具人”成长为社会人、文化人、精神人的过程，使得个体的生命价值不断充实、不断丰满。

在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美好生活的建构一方面是物质生活的满足，但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习近平曾对“人”进行过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人”究其本质是文化的人，具有能动性和全面性；而非“物化”的人，僵化且“单向度”。人类不仅追求物质层面的满足，幸福感、精神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精神生活的充实、生命的意义，这些精神层面的满足对于一个人来说同等重要[16]。这充分显现了党和国家对于人的社会性、能动性的体认。在这样的关怀下，人们可以更好地追求精神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共同体本位为伦理基础，跨越时空的距离，展开人文主义对话，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理论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新理论、新视野、新领域，既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文化，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科学的发展定位，在解决当前重大问题和引领世界长期发展上具有极为深远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吸收、融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类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展现了一贯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气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凝聚全人类的共同愿景，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必由之路。这种政治智慧将驱动全世界摒弃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转而奉行平等、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世界将打破血缘、地缘、种族、国籍的界限，在多样与差异中寻求共性，彼此尊重，互相借鉴，团结协作，携手并进，这个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欣欣向荣。

作者简介：杨柳新，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夏蕊，天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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