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变革及基本经验摘要：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些伟大变革的发生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总结与深入分析：党的理论知识水平与实践推动能力大幅度提高，生态文明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初步建立和改革创新，美丽中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成效。推动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结合与创新，充分发挥包括地方政府（干部）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关键词：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伟大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更是这种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因此，系统深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及其基本经验，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稳步实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认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北大青年中的发展轨迹摘要：1927年到1937年间，北京大学党组织经历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大革命失败后，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深受打击，党内又盛行反知识分子倾向，高校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版图中不复如前。直到一二九运动和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制定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北大党组织才转入良性的发展轨道。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大的发展历程，它实际上走过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的特殊性，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青年学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十分关注党员出身问题，知识分子受到排斥。高校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处和培养地，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版图中经历“从中心到边缘”[1]的剧变。尽管如此，若要检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沉浮，高校和知识分子仍然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以北京市为例，虽然中国共产党有意着重发挥工农在党内的作用，却仍然面临“同志大部分为学生”[]的状况。北京市委1928年2月的登记结果显示，“工人仅占百分之一弱，农民不过二十分之一，其余尽属学生同志”[2]。1931年10月，北平合计7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有35名学生[3]，可见青年学生仍是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重要力量分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学界却对这一时期高校党的活动和支部情况关注较少，对一二九运动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运动本身，至于学生运动对高校党建的影响则更无深入探讨。从革命传统、政治空间和支部规模来看，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独具代表地位，本文以北京大学为视角，分析1927年至1937年北大党的力量如何下落、转折又联合外界一致抗日，这对于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高校中的成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一、下落：分裂后的外患与内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重意蕴在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百花园中，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薪火相传，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华民族需要何种现代文明、怎样建设现代文明，是关乎中华文明发展走向、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重大问题”。他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些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强烈的问题导向，深刻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美好样态、重大意义和根本遵循。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美好样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独特的文明性质、特定的时空属性，既是相对世界文明、外国文明而言的，也是相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关重要论述，生动勾勒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美好样态、发展风貌。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今日之中国，乃是历史之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乃是中华文明的创新形态、现代形态。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并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紧密相连。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的伟大产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把先进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造。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正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既带来乡村变为城市等客观条件的改变，也锻造出人的新品质，“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不仅发掘出中华文明中那些跨越历史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传统，同时赋予中华文明以新的力量、新的观念，促进其现代转型、现代发展。西方文明的超越形态。19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现代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类社会既出现了工业文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普遍交往扩大，也出现了社会道德沦丧、贫困问题突出、西方对东方掠夺加剧。马克思深刻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资本逻辑宰制的现代化，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是片面发展、严重异化的现代化。今天，西方国家日渐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遏制资本贪婪的本性，无法解决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痼疾。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既充分吸收人类现代文明的积极因素，又克服资本主义文明的消极因素，同时增加协调性、生态性等崭新因素，造就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超越西方文明的文明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形态。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发展方向、一般特征作过科学预测和设想。他们强调，《共产党宣言》蕴含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必须着力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统一起来，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和词句，敢于打破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僵化、过时的做法，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赓续了科学社会主义基因血脉，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中国版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意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发展状况等因素紧密相关，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演化的特点。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物质富足的同时实现精神富有，让全体人民始终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精神支撑。实现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多方面的内涵，中华文化的复兴、现代文明的发展，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重归文化强国的地位，从而有能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勾画新中国的蓝图时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不断将蓝图变为现实，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先进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条件。礼敬人类文明的崭新创造。1918年，李大钊根据当时的局势指出，东方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西方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优秀基因、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内在结合，彰显了多种文明要素的综合创新；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彰显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体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要求，彰显了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以及中华文明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独特观念。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遵循坚定文化自信。自信是对自身力量的确证。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论述，昭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突出优势，彰显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底。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秉持开放包容。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秉持开放包容，就要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要着力破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交切实可行的新答案。秉持开放包容，就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按照时代的新进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秉持开放包容，就要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我们进一步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出了时代要求。应积极借鉴吸收其他先进文明成果，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说，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唯有如此，才能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唯有如此，才能彰显中华文明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作出贡献。作者简介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

卢卡奇则基于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指出，“当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的同时，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

教授（慕尼黑工业大学）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比较政治。文章来源

政治哲学视角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内容提要：作为政治哲学分支的环境政治哲学秉承了两个突出特征，即主要是关于广义的生态环境难题或挑战的深层成因与解决之道的哲学理论阐释，以及更多是一种规范性（应然性）而不仅仅是现实描述性（实然性）或回溯阐释性（因果性）分析。从其现实指向或理论聚焦来看，当代环境政治哲学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现代社会或文明的绿色转型（变革）理论，而形成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其中的新锐清流。这种概念话语性廓清为特定视角下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阐释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也就是由“理念·制度·战略”三重维度构成的环境政治哲学分析框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当代中国版本或风格的“环境政治哲学”和“绿色转型（变革）理论”，还是通过理念之维、制度之维、战略之维构筑起来的系统完整的自主知识体系。关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书法”问题摘要：书法问题关乎党史研究的主旨与要义。它要求研究者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做到“鉴空衡平，微言大义”，另一方面还要在书写方式上，讲究谋篇布局，使其富于起伏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书法不隐，即要求作者坚持真理，尊重史实，不为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虽遭挫折也不移易。二是虚实结合，其中心意思就是要作者心裁别识，独断治学，虚实相资，详略互见。三是有文有质，也就是说在党史研究中，虽强调史实，注重科学性，但也要讲究文辞，注重可读性。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高的追求，就是要予人启迪，益人心智。关键词：书法；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

曲建英学者新论郇庆治：“碳政治”话语的构建、传播与中国化：自主知识体系视角郇庆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维度郇庆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有何“绿色内核”？|

“碳政治”话语的构建、传播与中国化：自主知识体系视角内容提要：“双碳”话语（政策）纳入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并成为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目标和实践进路，使得“碳政治”成为继“可持续发展”之后国际绿色话语实现国内主流化的又一个实例。30多年来，国际“碳政治”话语（政策）体系的构建与传播经历了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初步形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及其发展议题挑战、《巴黎协定》与“国家自主（碎片）化”落实架构等三个主要阶段，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则表现为对这一不断演进发展中话语（政策）系统的、从“低碳”逐渐转向“双碳”目标指向的国内化适应与重构。中国“碳政治”话语（政策）是一个以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自主性立场与认知行动为根本特征的“自主知识体系”，但其进一步拓展完善也需要深入思考环境人文社科议题上国家（地方）自主性与全人类共同性之间关系、环境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与学者主体性之间关系等基础性议题。关

习近平新时代观探析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欢迎各界专家学者踊跃投稿网址：https://xdhu.cbpt.cnki.net电话：010-62750785

袁超乘：“寸铁”与中共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动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研究❖摘要：坚持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但党真正将之付诸实践，还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这场自我革命中心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此过程中，党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途径与方法，以保证自我革命的顺利进行。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二是总结“历史经验”；三是强调“以上率下”；四是注重“自我反省”；五是实行“民主集中”；六是主张“团结同志”；七是把握“辩证思维”。延安时期的自我革命不仅使党空前地团结和巩固起来，而且从根本上解决在工人数量相对较少国家里，如何建成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成功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关键词：延安时期；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须正确处理五个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重要讲话，不仅对过去五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及其实施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而且对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即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这五个重大关系。这一深刻阐述，既具有强烈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唯物辩证法意涵及其丰富发展。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在现实中，这二者之间明显呈现一种对立统一关系。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必然会带来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消耗需求及实际影响。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同时，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度耗费及不可逆破坏，也会严重影响到现代化目标的最终实现。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系统阐述的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和行动要求，就是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思维和准则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全面协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持续实施，这一关系处置的聚焦点将日渐集中到发展的“高质量”和保护的“高水平”二者的协调共进上。这突出表现在，“高质量”理应也包括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消耗上的质量提高，因而绿色高质量发展可以内在地解决或避免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高水平”同时涵盖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社会生活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严格有效保护的最直接受益者必定是人类自身。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方法论原则，就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尤其是通过推动绿色发展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优先重点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协同推进自然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治理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阶段性战略选择，在有限的财政和社会资源下，党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优先重点关注与解决那些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环境问题和管理制度与政策体系上的薄弱环节是必要的。可以说，直至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并推进的“污染防治攻坚战”，都是一种重点攻坚意义上的战略选择，旨在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民群众生活条件并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突出环境问题。为此，党中央2015年还专门设立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这样的高规格监管机制。但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系统整体性和人民群众对于优美生活环境需要和优良生态环境需要及其满足水平的日益提高，都要求全社会尽快做到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来实施一体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并逐渐建立起与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相匹配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在“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的同时，做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弘扬发挥人类活动主体能动性与遵循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无论是从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理论还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都是引领我们实践行动的根本指南。其核心理念是，社会关系变革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确立将会提供一个比现行主导性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优越得多的一般性条件，换言之，先进的社会关系将会对整个社会的自然关系的构型形塑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关系可以完全决定或替代社会的自然关系，而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的充分彰显也需要一些主客观条件，并且将会是一个长期性历史过程。依此而论，我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现代化，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后现代化”或“去现代化”。我们既不回避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存在，但也认为这些问题将会、也只能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渐趋平衡或理性化而得以逐步解决。另一方面，无论就一般哲学认知而言还是就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手段路径来说，自然恢复或基于自然力（生态系统韧性）的修复都是一个值得大力倡导的选项。这既是由于人类相对于大自然复杂性的依然有限的认知水平或能力，也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可以更容易凭借其内部固有或强大的深刻联系而恢复那些所遭到的暂时性干扰或断裂。在大自然或自然生态系统尺度上，人类活动及其存在更多是一种依存者而不是主宰者的角色。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在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同时，“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法律制度环境约束作用和社会主体认知行动自觉的辩证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法律制度环境既包括狭义上的宪法、部门法和国际法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条款规定，也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党委政府所作出的重要制度规定和重大战略安排，而这里的社会主体同时涵盖了各级领导干部、社会各界精英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一方面，无论是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贯彻落实还是作为一种个体（社群）行动的有效规约，系统完整而执行严格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都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一再证明，党中央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战略只有进一步转化成为明确的国家法律制度，转化成为党内规章准则，并通过常设性法治化的体制渠道加以严格执行落实，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统一规约全社会政治意志与实践行动的积极作用。否则，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都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或公共政策的目标实现。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不能逾越的红线，党政同责、终生追责。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意涵不断丰富、动态推进的历史性过程。其中，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参与或自主推动不可或缺。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终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选择。因而，各级领导干部的统筹谋划与示范带头作用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才会成就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和根本目标。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另一条方法论原则，就是在坚持依法治污、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同时，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伦理意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强调的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定不移信守履行“双碳”承诺和坚持采取自主行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2020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并被明确纳入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双碳”目标，即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既是中国政府对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所作出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也是党和政府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科学研判所作出的从减少碳排放增量到逐步去碳的重大战略选择。这是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体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全球责任与使命担当，即以中国特色的减碳方案推进国际气候变化治理合作，并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并最终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是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所达成的战略选择，理应得到坚定不移的信守与履行。另一方面，分别以2030年和2060年为时间节点的“双碳”目标，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实现的目标任务，其有赖于我国在未来四十年左右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扎实推进，为此，坚持我国的战略与行动自主地位至关重要。可以说，其中既包括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所需要的战略回旋余地的考量，也有对近年来急剧变化着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严重不确定性的考虑。因而，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个重大关系的系统性阐述，从辩证法和方法论视角展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意涵和实践规约引领意义，强调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意蕴。五个重大关系的概括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是内在一致、彼此相通的。这次讲话尤其是关于五个重大关系的论述，集中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唯物辩证法维度及其丰富发展。我们要准确领会、牢牢把握其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比较政治。文章来源

学习与反省：日记里的新四军整风——以《赖传珠将军日记》为观察中心❖摘要：整风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赖传珠日记表明，“学习”与“反省”是新四军高层整风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改造学习方面，其主要途径是“阅读”和“听课”。在检讨反省方面，新四军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反省”和“自我批评”，而且还要求借助党内同志的“外力”，即通过“相互批评”和“反省报告”的方式，来剖析并纠正个人缺点及错误思想。赖传珠日记呈现出新四军整风的节奏、方法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不仅勾勒出新四军整风运动的场景概貌，而且也补充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这对于分析和研究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重要历史意义。关键词：新四军；整风运动；学习；反省；《赖传珠将军日记》赖传珠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他在中共军队的不同层级和岗位上久经历练，长期从事中共军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亲身经历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和战役。皖南事变后，赖传珠出任新四军参谋长。作为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所留下的一部军旅日记是众多新四军将领共同的“革命记忆”，史料价值非常丰富。延安整风作为中共革命史上的特殊事件，是加速中共革命进程的催化剂。与研究抗战时期其它部队和地区的整风相比，近年来对于新四军整风的专题研究非常少见，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学术性上也有很大提高空间，更鲜有从解读亲历者日记的角度去深入探讨此话题。本文则选择以新四军重要将领——赖传珠的日记为观察中心和基本素材，通过解读其在整风期间留下的私人记述，力图还原和再现新四军整风的历史场景，这对于深化中共党史、解放军史研究，考察革命者的阅读史和心灵史具有特殊意义。一、从日记看新四军的整风学习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维度❖内容提要：制度维度是阐释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体系及其践行的重要视角。自2012年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年间，它经历了一个理论意涵不断丰富深化、体系架构渐趋清晰的发展过程，先后形成了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两个最权威文献为蓝本、以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主要样态的框架构想或顶层设计，从而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之维”做出了既高瞻远瞩、又立足现实的整体筹谋与规划安排。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制度维度；八大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环境政治学之所以需要讨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维度”，一方面在于它自身担负功能的重要性和结构运行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在于它所扮演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即负责联通之前的“理念维度”和之后的“战略维度”。也就是说，正确先进的生态文明理念认知必须借助于或经由合理有效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制度体系来践行落实，才会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而这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管治架构本身，也会构成进一步的公共政策战略与举措的引领规约。因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之维的深入探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亟待拓展的重要层面。一、环境政治学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制度对现实生活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尤其是具象化制度进行学理性探究的角度可以有很多，因为它们往往有着颇为不同的质性或面相——比如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生态环境治理意义上的，但环境政治学视角显然更符合这一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和笔者所选择的“理念·制度·战略”政治哲学三维分析框架。换言之，本文把“生态文明制度”视为环境政治现象或构成元素，而所从事的理论分析相应地也就是环境政治学分析。1．环境政治制度一般而言，政治学所意指的“制度”是以某种政治组织机构为核心或主要存在形式的公共治理或规范力量，因而往往是以公共治理（服务）职能、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力、实体性组织机构等为表征或相联系的。与制度密切相关的两个术语是“制度化”和“体制”。“制度化”这种对于制度一词的动名词形式使用，大致可以从如下两个意义上来理解，既可以指某一项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尤其是它的机构实体化方向演进或公共资源掌握支配数量的增加，也可以指为了确保或促进某一政策议题领域包括制度建设目标的实现而采取的制度性措施。而“体制”主要是指某一项（种类）制度的更大范围内或时空尺度上的系统性或体系化组合，同时很可能还会包括更加复杂的组织机制连接和政策协同，因而可以大致对应于通常所指的“制度体系”或“体系机制”。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就可以对“环境政治制度”这一特定议题领域和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政治制度做出概念性阐释与澄清。一方面，环境政治制度是指现代社会中传统或主导性政治制度框架及其具体形式，对于生态环境这一新型政治议题的回应、吸纳和预占，即那些越来越关注新兴生态环境议题的传统政治制度形式或元素。比如，欧美民主制国家中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都发生了持续演进的绿化过程。甚至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这样的国际公共政策议题，也已在欧美国家中享有一种超越质疑的政治正确地位。另一方面，环境政治制度也可以指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制度体系（体制）的形成，即社会政治回应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而导致出现与形成的新型政治制度及其系统性组合，也即是通常所界指的环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其中，既包括国内层面上的环境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绿党与政府生态环境部门，也包括国际层面上的各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组织与多边合作机制。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国内环境政治和国际或全球环境政治，正是围绕或借由这些绿色政治制度而展开的。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环境政治的制度化”在上述双重意义上都是一个渐进形塑的过程。无论是环境政治的制度化呈现还是它的制度化推进，都只能是一个渐进趋近的动态过程，而且并不存在一种确定的或统一的进路。其二，“环境政治体制”有着更为显著的系统或整体性特征。因而，环境政治制度（体制）革新的首要追求或使命，就是促使当代社会逐渐学会用系统整体或生态容限思维来重新框定经济社会利益，并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提升成为公共政策优先事项而列入政治议事日程。2．生态文明制度所谓“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关于或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执政党及其领导政府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公共政策理念及其贯彻落实而出现形成的各种形式制度。而依据对生态文明作为涵盖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及其进步变革成果的总体性概念和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更加侧重其动态演进过程特征的二阶概念的不同侧重，笔者认为，可以将生态文明制度大致划分为两大类：较为成熟的生态文明制度形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举措，前者指的是合乎生态文明理念原则与目标追求的制度成果或制度化呈现，而后者指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政策推进措施的规范化、常态化。第一种制度的典型实例是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制度。借助于设立不同类型或保护管理等级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可以实现对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及其主要构成元素的更高水平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而它们之所以称得上是一种生态文明制度，在于不仅可以依此做到在公园和保护区辖区内自觉地处理好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多样性、原真性保护与人类生存发展合理需要满足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借此在公园和保护区辖区之外的更大空间区域内、以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思维来重构现代社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框架和公众个体的生存生活方式。第二种制度的典型实例是政府有关部门创建并组织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责任考核或绩效考核。随着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成为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一项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对各级党委、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及其成效的制度化考核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目的，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等部委、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近年来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陆续制定实施了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先行、试验）区、全国省市自治区政府和不同类型国土空间区划地区党政主要官员的目标责任考核或绩效考核制度。从有效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考核制度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就目的与工具之间的区分而言，这类制度大都属于笔者所指称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的范围。当然，必须看到，现实中的生态文明制度是十分丰富多彩和多样化的，包含着比其政治视野下的勾勒复杂得多的维度或层面，而某一种制度的身份形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制度类型之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随着党和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力度的持续加大，长期以来被视为“软法”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被视为政府机关中“弱势部门”的生态环境行政机构、被视为执政精英中“边缘群体”的生态环境部门官员，都在发生着从软到硬、从虚到实、从外围到中心的重要变化，而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管理体制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也早已从最初指向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林业），后来强调的大气、水域、土壤和噪音污染防治（环境工程），扩展到如今的涵盖从经济到文化、从国内到国际的方方面面的制度（政策）复合体。不仅如此，就像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本身一样，在此指称的生态文明制度还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这一整体背景与语境而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描述讨论这些不同的制度类型、形态及其演进时，需要清醒意识到并自觉将它们嵌入到所处的环境和语境之中，而不能做过于泛化或抽象的言说概括。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性阐释与研究的目的来说，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生态文明制度及其关联性概念是如何被界定与运用的，它们在其整个话语政策体系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又如何通过在这个话语政策体系中的理论与实践运用而实现了自身意涵的丰富与拓展。概言之，在笔者看来，制度整体构架呈现意义上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或“生态文明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及其建设的最主要的概念化表述，尽管它在政策文本中更多是一种相对狭义上的意涵界定与使用。关于体系化生态文明制度的表述，最早出现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之中。虽然它直接阐述的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即必须将其置于突出地位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但也完全可以推论为创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五位一体”制度体系，而这也迅即成为国内生态文明研究学界的共识性认知。也就是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中，生态文明制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概念，并且首先是指系统性的“五位一体”制度体系或整体。基于同样的思路或理据，习近平同志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即“5.18”《讲话》）中，首次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文明体系”的概念，即包括“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的系统整体或体系组合。可以看出，这里虽然确实狭义使用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概念——将其视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层面之下的三种制度类别之一，但如果从“五位一体”的宽泛意义上来说，它所强调的仍是生态文明制度在整个社会不同维度或层面上的立体性综合特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体系”就是“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另一种表述形式。依据上述理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作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之一的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论述，同时包含了前文所指的实存性生态文明制度成果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意义上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要求，或者说同时包含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制度建设与创新要求。比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生态文明制度，那些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评价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就属于典型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方面的重要举措，而那些致力于提高自然资源节约利用水平和环境保护质量的经济促进、行政监管与宣传教育制度化措施，则往往兼具上述两个方面的质性特征。当然，不难理解，现实政策文本中更多出现或意指的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一种相对狭义界定及其意涵，大致对应于宽泛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有关制度。比如，2015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就把“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基本原则、把“基本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主要目标，并把“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环境监管制度”“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经济政策”“市场化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政绩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主要内容；同样，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所做的论述，也是采取了一种较为狭义上的意涵界定，并将其概括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四个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密切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生态文明体制”及其改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明确提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总体目标，还具体列举了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的四项制度建设或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即“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这里虽然只是使用了“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这一说法，但却标志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被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话语语境和框架之下。结果，2015年9月出台的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围绕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一主线系统阐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制度建设的“八大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第九部分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篇章主题词，但却包含了远为丰富的生态文明制度理论与政策意涵，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下对于生态文明制度及其建设的新认知新要求。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部分的正文中出现了关于推进或适应绿色发展的经济体系、技术体系、能源体系和生活方式，构建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构成的环境治理体系，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等制度体制性内容或要求，但却并未对“生态文明体制”这一概念本身做更多的阐释，而且它在报告其他部分使用的还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概念表述。依此而论，“生态文明体制”既可以理解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另外一种形式表述，也可以理解为它同时还涵盖了那些关涉各种制度形式或类型之间的连接性机制渠道或政策协调手段，而这些都可以成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或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习近平同志在“5.18”《讲话》中虽然也高度肯定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及其提出的许多改革方案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效，但更详细阐述的则是作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六项原则之一的“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供给、配套、执行的重要性。如上所述，在笔者看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制度概念，虽然也会在单项或个体制度意义上加以理解和使用，但其核心意涵是指一个系统性立体化的制度体系或整体，而它的最高级综合形式则是“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或“生态文明体系”，即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的生态文明制度组合及其运行体制，尽管在现实政策文本和实践中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多意指大致对应于一个与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有关的制度复合体。二、“八大制度”框架体系基于上述概念性阐释，笔者认为，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构设，划分为以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主要节点的前后两个阶段，并因而形成了或蕴含着两个略有差异的生态文明制度框架体系构想或愿景。就前者而言，它主要体现为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再到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的以“八大制度”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过程。1．“十八大”报告如果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理解为一个关于为什么、是什么和如何建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它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都明确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因而，这里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其建设，既可以从“五位一体”的社会整体制度体系或体制的最广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面向或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有关制度组合或体制的相对狭义上来理解，当然，也可以在单一议题领域或制度类型的更具体意义上来理解。就十八大报告第八部分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节所列举的各种制度形式而言，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四个类型：生态环境行政监管制度、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制度、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评价制度、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制度）。很显然，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目标更直接相关的前两个类型制度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论述规定，而第三种类型制度也由于它所具有的公共政策管理性质逐渐演进成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当然，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里对各种制度类型所做的修饰性限定，展现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设的政治哲学理念基础或高度。基于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上述要点，习近平同志2013年5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对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做了进一步阐述。他在重申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入海污染总量控制制度等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这（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主要是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这些论述不仅包含了更为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的制度内容，也突出了相关领域制度建设的重点或着力点，成为党和政府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导向与引领。2．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第十四部分即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这一篇章首先强调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阐述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建设或体制改革要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就“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一概念而言，它无疑是比“生态文明制度”意涵外延更加宽泛丰厚的概括，彰显了生态文明制度及其建设的自身结构复合性和背景环境嵌入性特征。这意味着，一方面，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需要更自觉地考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程序末端、过程终端或结果之外的其他环节的有关制度和更广泛范围领域内的有关制度，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或改革需要更自觉地考虑制度体系或更大系统以及政策衔接协调机制意义上的问题，也就是体制性问题。就此而论，在笔者看来，就像这一篇章的导论部分不足以是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的完整罗列一样，正文的第四部分即《决定》第54条也不是对“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的主要构成元素的穷尽式罗列。换言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并不能等同于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的简单相加或集合。就“四大改革任务”来说，一方面，可以大致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归类为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范畴，把“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归类为生态环境行政监管体制的范畴。相应地，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包含着的四个生态文明制度类型已经简化或凝练为两个，而这从改革及其主要任务选择的公共管理性质来说（比如考虑其可操作性和效果评估）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从比较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显然是更为新颖的提法与概括。前者的核心内容是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与用途管制制度和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与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的行政监管体制，而后者的核心内容则是划定资源环境使用与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上不能逾越的一系列上限、底线或“红线”，尽管在此并没有对这些“红线”的具体所指做出明确规定，而是提出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取消因生态环境脆弱而限制开发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等更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及监管促动举措。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和考虑，习近平同志《在关于的说明》中，对“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这一条款做了特别的解释与说明。他强调指出，国家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和国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所表现出的一些重点问题，就是与上述两个方面的体制不够健全有关，因而，我们需要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他还进一步提出，这不仅是一项重大改革任务，也是“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在要求”。依此而论，作为四项改革任务之首的“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并不简单是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借用与创新问题，而是与第四项任务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即建立健全作为我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法治基础的统一行政监管（执法）体制，而且是明确基于一种更高层次或境界的环境政治哲学认知。对此，习近平同志阐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因而）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3．《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9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既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总体要求的细化构设，也包含着对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领导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践经验的进一步总结提升，而它的直接依据或准备，则是同年4月25日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意见》不仅明确把“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作为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的重要内容，而且在它的第六部分“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归纳为如下十个方面或要素：“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环境监管制度”“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经济政策”“市场化机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政绩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可见，这一《意见》既对相对狭义上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概念做出了更加明晰的界定，即“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而这显然更适合于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情境或语境，也初步提出了随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所概括的“八大制度”，并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制度称为“关键制度”。相比之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主旨是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而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说，一方面，《总体方案》明确围绕着“生态文明体制及其改革”这一核心理念来规划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而这就涉及到前文已指出的，它会更加关注与强调制度之间的系统性组合以及相应的衔接机制及其配套协同，另一方面，《总体方案》特别强调作为主要改革任务的“八项制度”建设的目标明确或内容清晰，也就是它们的可实操性。因而，《总体方案》在结构上也像《意见》一样，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总体要求、分项要求和实施保障。具体而言，在总论部分，《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构建起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基本制度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可以看出，这里对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做了一种与前文《意见》中又有所不同的概括，更加强调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系统整体性、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和不同政策手段运用等特点，但它显然更多是基于对上述八项制度及其特点所做的抽象化，而同样也未必是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核心意涵或构成性要素的描述性界定。在结尾部分，《总体方案》除了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法律法规、加强舆论引导与督促落实之外，还特别提出要“积极开展试点试验”，尤其是“将各部门自行开展的综合性生态文明试点统一为国家试点试验”。这里所表明的是，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先行区、试验区），并不能简单从“制度（体系）建设”的视角来理解，而是在某一地域（区域）范围内开展的综合性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努力。这当然不是说，这些试验区不可以或不需要进行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的试点创新，而是说，需要特别留意或谨慎这些议题领域性尝试所取得经验的局地或有限性质。无疑，《总体方案》最值得关注的是它所提出的由“八项制度”构成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或体制改革目标框架。应该承认，就这八项制度中的每一项制度（体系）的具体内容而言，它们都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带领进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最高认识与实践水平，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超前展望与筹谋余地。就此而言，完全可以说，这八项基本制度构成了一个针对和适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初始阶段实际的、内容丰富而结构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当然，也必须看到，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有认知水平和《总体方案》构设的发现与解决突出问题特点，使得这八项制度的概括表述以及更具体意义上的制度创新要点，并不等同于或者就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整体框架的完整构想本身。总之，在笔者看来，《总体方案》及其对“八项制度”的详尽阐述与规定——主要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视域下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公共政策领域的制度化举措及其系统组合，构成了党的十八大之后、十九大之前党和政府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最具权威性的顶层设计或“路线图”，因而是展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制度之维的最重要文献和现实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推进实践的规约指引。对此，习近平同志曾强调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框架体系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构设的另一个标志性节点，是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由此提出或彰显了一个与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略微不同的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框架，反映了党和政府领导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认知水平和驾驭能力的提升。1．十九大报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使用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文明体制”这两个基本概念。前者用来归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领域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并列举了“主体功能区制度”和“国家公园体制”这两个实例；后者则用于概括这一报告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阐述的主题，即“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论述结构，除了与十八大报告第八部分相对应的第九部分，还在另外三个地方做了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议题的阐述。一是在第一大部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中，“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被认为是“成效显著”的主要表现之一。其中，主体功能区明确使用的是“制度”，而国家公园使用的则是“体制”，体现了这两个概念在具体意指上的些微差异。二是在第三大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生态文明制度”除了意指“五位一体”意义上的覆盖整个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体系，还用以指称一系列相对狭义上的制度类型或领域：“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里，虽然只有生态环境保护明确使用了“制度”，但其他几个层面或领域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文明制度或制度化体现。三是在第四大部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仅作为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的统筹五大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关涉到适当生态文明制度框架的问题，而且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目标及其实现，也都有生态文明制度层面上的呈现或保障问题。至于十九大报告的第九部分，像十八大报告一样，也分为七个自然段和四个组成部分，其主旨则是如何围绕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一核心议题领域，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第一、第二自然段是该篇章的总论部分，旨在阐明新时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必须坚持的方针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像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和形成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着强烈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制度革新与创新意涵，而且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也从更深层次上意味着或指向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构架，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第三至第六自然段是该篇章的主体部分，着重阐述了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新四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可以说，这其中同时包括了对于从自然环境保护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行政监管体制到推进绿色发展方面的主要制度改革与创新规划和要求的阐述。第七自然段是该篇章的结语部分，强调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重要性。而无论从社会主义政治取向还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追求的视角来说，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都是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所在，否则也就谈不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因而总体来说，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制度建设的论述与十八大报告相比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连贯性、延续性、承继性，尽管在篇章布局和论证方式上确有一些明显的差别。甚至可以说，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生态文明体制及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及其建设的另一种论证或表述。如果再考虑到现实中的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领域中的制度（体系）或体制机制都只有较为短暂的历史，那么就更容易理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构或制度创新建设其实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2．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单就其生态文明制度篇章即第十大部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言，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做了一种言简意赅的阐述。概括地说，围绕着“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一基本概念，“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与《决定》标题的前半部分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的，强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从属和支撑作用，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是与《决定》标题的后半部分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对应的，强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相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从属和支撑作用，或者说，“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表述之间的相近相通之处。在简短阐述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理念原则和总体目标的导论之后，这一篇章概述了坚持和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个方面要点：“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很明显，这里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一种对标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相对狭义或简化意义上的理解与界定，即集中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资源高效（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或组合。而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整体架构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与其他议题领域制度阐述的比较中，来理解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及其建设的论述。比如，《决定》的第一部分在阐述其主题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时，明确把“生态文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一个层面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事等方面相并列，从而延续了十八大报告所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表述。再比如，《决定》第八部分和第九部分在分别阐述“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时，对“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都做了一种重要的修饰性限定，但相比之下，第十部分在阐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时却没有使用这样的修饰性限定，可部分理解为党中央对于这一层面制度性质特征把握上的慎重态度。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决定》提出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认知框架对于我们理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所给予的重要方法论启示。《决定》在阐述“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目标时，明确提出了支撑着这一体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表述。在笔者看来，既可以在严格的字面表述意义上，来理解《决定》关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论述，即哪些制度属于根本制度、哪些制度属于基本制度、哪些制度属于重要制度，但也有着充分理由做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理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其实是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有机组成的立体性复合构架，其中根本制度仅限于那些体现社会主义社会本质特征、关乎民族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性制度，基本制度则对应着那些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到军事外事等各个主要部类政策领域的基础性制度，而重要制度则是指那些隶属于根本制度或基本制度的数量众多的议题政策性或功能性制度。上述理解对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及其建设的启思价值在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应是一个包含着不同层面等级的立体化系统或组合，而不能简单等同于“八大制度”（《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或“四项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平面化系统或组合，尽管后者从现实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政策要求来说是必要的与合理的。也就是说，就像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已经阐明或蕴含着的，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是一个涵盖从经济政治到社会文化的“五位一体”制度体系，还是一个依据其宪法重要性或机构实体化程度而有所区别的立体化系统或组合。具体而言，一方面，所有的根本性制度尤其是党的全面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以及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到军事外事领域的基本制度和相关性重要制度，都会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实践发挥或大或小的影响，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内部也必然会呈现为由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所构成的多级层次化复合构型，其中，《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宪制性规定，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与改革创新实践的法治和政治基础，因而居于最高位阶的统摄性或引领地位。总之，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我们提供或彰显了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及其构建的、略微不同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所聚焦于的“八大制度”的政治愿景构想。当然，这一更加系统性或立体化的复合图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中就是本已存在或蕴含着的，但是，“八大制度”的平面化系统或组合的概括进一步凸显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一立体化系统或组合的理解的价值和必要性，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一立体化系统或组合的概括，也会使得我们对于“八大制度”的平面化系统或组合的理解更加全面与深刻。3．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2020年10月举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在《建议》的总论性篇章即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前者分别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尤其是“十三五”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依然面临着的艰巨挑战，以及面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后者着重阐述了“十四五”时期要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定不移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其主要任务包括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能源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污染排放减少、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安全屏障稳固等方面。可以看出，如果说2035年远景目标更多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做阐述的再确认，只是特别强调了碳达峰战略及其全面实施的重要意义，那么“十四五”规划目标则更加聚焦于此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切实进展，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因而，尽管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概念，但显然是包含着强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与创新意蕴或要求的。甚至完全可以说，“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其最大主题就是围绕着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展开的、中观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建议》的分论篇章即第十部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篇章的标题，包括一个简短的导论和随后对如下四个方面目标的较详尽阐述：“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导论中，《建议》明确提到了“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这一概括既可以理解为前文所述文献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及其构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同时包含了生态文明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系统的部分意涵，也可以理解为更加强调随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所凸显的各种制度之间的系统化与统筹协调要求，而这也是“生态文明体系”概念继习近平同志“5.18”《讲话》之后再次在权威文献中使用。如上所述，十九大报告的主要特点是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视角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多维意涵以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或制度创新的多重意蕴，相比之下，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着重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下的、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完整意涵，并由此提出或彰显了一个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所提出的“八大制度”组合更具系统性或立体化特征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体系架构，而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则着重论述了围绕着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制定实施的更为细致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或创新要求。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集中展现了党和政府对于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于这一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进程的领导驾驭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尤为突出的是，其一，党和政府更加注重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与进路来推动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因而也就更加自觉趋近于或契合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本质意涵；其二，党和政府更加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对于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规约、支撑与促进作用，从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强调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前提，再到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作为十条历史经验之首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都是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质或特征的不断申明与深化。结论“制度维度”对于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完整意涵及其科学性是至关重要的。自2012年以来的十年间，它经历了一个理论意涵不断丰富深化、体系架构渐趋清晰的发展过程，先后形成了以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两个最权威文献为蓝本、以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主要样态的体系构想或顶层设计，从而对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之维”做了既高瞻远瞩、又立足现实的总体筹谋与规划安排。需进一步指出的是，一方面，深刻理解与把握这些制度构设，对于科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现实中的制度体系及其构建实践非常重要。这在根本上是由于，这些制度构想设计往往直接来自或基于更高位阶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与方针原则，因而承载着更强烈的生态（环境）哲学伦理与政治正确自觉，从而有助于我们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整体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整体的视角来审视看待制度问题，换言之，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催生或守持我们制度建设或创新行动中的自我反思意识。但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制度建设及其创新的现实复杂性，总是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既有构想或主观愿望。这既是由于制度构设本身作为主观性认知过程所难免存在的局限性，也往往是由于来自既存社会现实对全面或深刻制度改革的有意无意抗拒。也就是说，包括生态文明制度在内的任何制度设计都很难是完美无缺的或周全的，都需要在制度化实践过程中依据现实需要或状况做出必要的修正调适。总之，制度相对于处在上位的“理论”和下位的“战略”来说，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承上启下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时常借助于“理论”和“战略”、而不能仅仅凭借它们自身的实体化程度与运行状况来判断其有效性或正确性。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比较政治。文章来源

从个体走向团体：青年革命者的组织之路——以《学生杂志》读者答问为中心的观察❖摘要：从《学生杂志》“通讯栏”“答问栏”这两个栏目出发，通过分析青年学生与杂志之间的往来信件，可以观察青年学生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在组织问题上认识的变化。即从个人的迷茫与悲剧被“引导”至关注造成个人悲剧背后的社会诱因，意识到进入民间结合工农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然后经过组织生活的锻炼，这些青年学生逐步摆脱原有的个人主义的窠臼，最终成长为怀抱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关键词：《学生杂志》；组织意识；青年学生五四运动之后的青年革命者如何从个体走向团体，其组织意识是怎样养成的？对此，既有的研究更多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析青年学生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具体过程，或者从自我书写的维度出发，从青年学生日记中探寻其自我觉醒的过程。本文则另辟蹊径，从进步杂志《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与答问栏出发，通过分析青年学生与杂志之间的往来信件，探究其在“编读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对组织问题的认识转变，揭示青年学生从个人的迷茫与悲剧被最终引导至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有组织的革命的变化过程。《学生杂志》创刊于1914年，是商务印书馆较早出版、发行的综合类杂志，其服务的读者群体主要是正处于求学阶段的学生，包括中等学生和高小学生。早期的《学生杂志》主要为中等学生提供课外知识，并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五四”之后，《学生杂志》遭到罗家伦等人的激烈批评，不得不表示要顺应时势，大加改良，并请来杨贤江作为《学生杂志》的实际主编。这之后，《学生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即是开辟了“通讯”“答问”等专栏，与读者进行密切的联系与沟通。考诸历史，通讯栏的开设可追溯至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时称“投函”，其目的在于“广征舆论，互换智识”，使读者群体的意见得以发表，真正反映公共舆论。这一形式其后为《甲寅》所沿袭，始改名为“通信”栏，此亦是《新青年》“通信”栏之肇始。“通信”栏这一形式使读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交流的可能，因此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基于此，《学生杂志》亦希望通过设立这一专栏，来挽回杂志逐渐不受学生欢迎、订阅量每况愈下的颓势。自1921年《学生杂志》陆续设立问答与通讯栏起，“凡是《学生杂志》读者皆可发问，惟问题以有关青年生活及学术研究者为限”，无论是否订阅，均享有答问之权。而对于青年提出的各个领域的问题，杨贤江都会尽力作答。如遇到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会主动邀请生物学、物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回答。这种愿意与学生平等交流的期刊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根据《学生杂志》中学生在通讯栏中的叙述，他们屡屡将自己的疑问寄到那些所谓“启发知识”的学界刊物上，但那些刊物的编辑却态度傲慢，喜欢“摆面孔，搭架子”，不愿意放下身段和学生真正进行平等交流。《学生杂志》十分诚恳地对待读者，几至有问必答，终于扭转了其在学生中的口碑，学生亦逐渐将其视作良师益友，对其给出一致好评。《学生杂志》的通讯与问答栏不仅有编者与学生的互动，更有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助。针对一些编者表示因各种原因未能回答的问题，也有学生踊跃应答，气氛非常活跃。正如读者所述“通信讨论……苟能公平的据理的去讨论和商榷，比任何正式文章要收效得多”，作为允许学生发言与讨论的公开园地，《学生杂志》的通讯与问答栏构成了一个各方思想碰撞的天然公共论坛。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杨贤江、恽代英等编者离开《学生杂志》，踊跃讨论社会革命的青年学生才逐渐淡出《学生杂志》，通讯与问答栏亦成了单纯的学业答问栏目。因此，通过考察1921-1927年间《学生杂志》中的通讯栏，我们更能了解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嬗变与编者对青年思想的引导，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究青年究竟是如何脱离个人悲剧的叙事进而组织起来走向革命的。一、个体与社会：悲剧叙事的社会内核当时的青年学生生活在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代，传统与习俗的束缚、经济与生计的困窘、恋爱与婚姻的苦痛、升学与就业的困难、身体与心理的不健康等多种问题困扰着他们，使得其心怀郁郁，有志难伸，从而陷入心灵的困境。考诸《学生杂志》的通讯栏，青年的自我叙事是悲剧化的，锦绣文字编织出的居然是生活的贫困、家庭的压力、学业的挫折、出路的无望与梦想的幻灭。“我便是这苦海中的一分子，我终日所希望的便是上月亮，因为地球上的人心是没有像从前那样梦想的了”，是当时许多青年真实的精神写照。显然，如果只是从孤立的个体出发进行单纯的个人悲剧叙事无法洞悉这些悲剧的内核，最后导向的往往是虚无、沉沦与自我毁灭，青年学生无法通过这条道路来拯救自己。此时的《学生杂志》指出了脱离于个人悲剧叙事的新视角，即将个人的悲剧放置于社会之中，寻找无数个人悲剧案例中可供联系的共同点，并分析导致个人悲剧的根本原因，真正洞察这些悲剧背后隐藏的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导致一切生产的商品化与一切生产工具被少数人所占有的问题，将个人悲剧的叙事转化为社会整体的悲剧叙事，并呼吁青年行动起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不好的制度进行改造。只有如此，青年才能真正拯救自己。（一）求学与升学的艰难这些个人悲剧案例中的第一个可供联系的共同点是求学与升学的艰难。作为学生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学业自然是得到最多学生关注的话题。在“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读书升学一直是中国青年的优先选择项，但是彼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并非所有青年都有进入学校求学的机会。当时曾有人将科举时代的求学之途与现代学校制度进行对比，指出“教育费之增长，与昔日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每一学生，由小学至中学毕业，至少非千元不可。若供给至大学毕业，则子女三四人，至少非万金不可。至于留学外国，则更无须乎讨论矣”，将青年学生求学之路上经济的困窘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青年学生“有志升入大学，因感著经济的困难，以致不得就他们的志愿，以至自杀的也有，悲观的也有。”《学生杂志》在针对学生求学与升学问题的回信中态度坚决地表示，如若无法继续求学就自杀、悲观，都是不中用的办法。既然已经明白自己是因为没有钱财而无法继续学业，就应该更进一步意识到现在的学校已经成为了贵族制度的学校，将贫苦青年摈除于教育门槛之外，真有勇气的青年应该有决心改革这种不良的教育制度。而后，其又更进一步指出教育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和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息息相关的，必须觉悟这是现代私产制度的作恶，觉悟到现代社会组织根本的缺点，觉悟到国内军阀国外列强无理的压迫，觉悟到奋斗的能力，于是青年就该组织起来对社会的私产制度进行改造，这是比升学更有价值更该力行的事。如此论证之后，无数的个人悲剧就叠加成了社会层面的悲剧，众多的“无产者”无书可读这一现象固然痛心，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制度去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岂不是更深一层的悲哀？求学无门的学生也顺理成章察觉到，只有改变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方能捍卫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二）就业的迷惘与错位第二个可供联系的共同点是就业的迷惘与错位。当时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学的知识，与仍处传统阶段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与冲突。很多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找不到出路与就业渠道，只能从事与专业所学毫不相干的工作，或者进入教育圈“自产自销”。甚至于有人创制了“轮回教育”的名词，讽刺当时留学生教大学生，大学生教中学生，中学生教小学生的诡异循环情形，并提出“轮回教育能救国吗”的尖锐之问。这种所学无用武之地的不得志之感郁结在心，久不能去，甚至让已毕业的学生“吐了一次血，至今尚未健全……日夜盘算，时时焦心”，既哀人生之多艰，亦感身心之衰颓。而《学生杂志》则在一封针对学生就业问题的回信中，以一位理科学生苦诉自己想要工业强国，但却完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个人悲剧作为引子，直接点明悲剧的原因：“理科学生找不到出路，是因为中国工业不发达，所以没有许多机关可以容纳这些学生”，而后进行更进一步的演绎，指出工业不发达一方面是因为政治腐败，不能发展和保护新产业，另一方面则是因外资侵略过甚，关税权又操在外人手里，所以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外人竞争。由此推而广之，其他如师范、工艺类的学生无法就业，亦无非是政治腐败，使人不能尽其才之故。因此既为学生出路计，也为中国一般民生计，青年应该组织起来把中国政治改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如此论证之后，个人悲剧叙事被上升到社会悲剧叙事的层面，理科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悲剧折射出的是这个社会工业不发达的悲剧，而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无处就业的学生也自然意识到，如果不去改革社会，单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去控诉某个地方官僚的腐败导致自己无法就业是狭隘的，无法解决这一广泛存在的问题，只有改变整个社会政治，方能使自己真正“学有所用”。（三）恋爱与婚姻的不自由第三个可供联系的共同点是恋爱与婚姻的不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西风东渐，自由恋爱之风自外域吹入中国，不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视之为向封建旧礼教掷去的有力的投枪。许多学生与包办婚姻的配偶开始产生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隔阂，他们认为如若和不接受新思想的配偶结婚，则必不能有美满的生活。青年学生为争取恋爱与婚姻的自由，与家庭产生争论与分歧也在所难免，他们在道德与自由的狭缝中左右为难，“我的父亲把我和那不识面而无爱情的‘她’结了婚……自知我和‘她’结婚是没有道德的……加受了顽固的家庭压制著，我还敢对他们有什么表示吗？”因此剖析恋爱与婚姻不自由背后的根本原因，能激起广大青年学生的情感共鸣。《学生杂志》在针对恋爱问题回信中首先指出“恋爱对于青年，固然是很重大的问题，但在现社会制度的环境中，它不但不能帮助恋爱发展，反而使你的恋爱破裂”，将社会这一维度抛掷出来，随后指出即使能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但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终究还是需要物质基础，贫乏的人连生存都成问题，自然被剥夺了婚姻的权利。而在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多数人又势必陷于贫乏，那美满的男女结合又从何谈起？因此恋爱与婚姻不自由看似是个体、家庭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得到改造之前，恋爱与婚姻问题是无法圆满解决的。只有改造现有的经济组织，才能修改旧礼教，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恋爱。如此论证之后，个人的悲剧意涵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层面，使沉溺于恋爱问题的青年认识到，如果花太多的心力专门谈恋爱的问题而不去改革社会，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社会的义务抛诸脑后了，单纯为个体的自由恋爱而奋斗终究是镜花水月，只有改变阻碍自由恋爱的社会经济关系方为正途。综上所述，《学生杂志》通过将青年学生的个体悲剧联系在一起，建构了由个体悲剧叙事向群体悲剧叙事乃至社会悲剧叙事的思维路向。既然悲剧已然被上升到社会层面，那么导致整个社会悲剧的原因自然是以旧政府为核心，以旧官僚、旧土豪劣绅为羽翼，以旧思想旧文化为理论内核的，代表着旧社会利益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压迫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每一个个人的悲剧仅仅只是社会大悲剧的缩影。因此，仅凭个人、家庭或是几个人的小团体是无法与之抗争的，个人维度的叙事自然无法解决社会维度的问题，个体唯有广泛组织起来，才能对抗整个旧社会，从而拯救自己，青年也逐渐开始脱离个体叙事的维度，转而寻求“组织起来”。二、团体与组织：青年学生的组织尝试对当时的青年来说，寻求“组织起来”的过程并非新事，青年学生很早以前就有自我组织的经验。虽然这种早期的学生自我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较重，在改造社会的层面上过于理想主义，但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尝试依然为之后更具严密性的组织构建提供了可能性。后期的《学生杂志》答问栏中，如何组织起来改造社会的内容开始增多，逐渐取代了早期个人化的叙事框架。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打破了学校的藩篱，与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到一起，从而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同盟阵线，为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一）青年学生早期的自我组织早在“五四”前后，青年学生就有自我组织的经验。如南昌二中的青年学生袁玉冰就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同化……但是你想改造她，恐怕她还要先同化你呢？于是我们要组织大团体，大家互助起来，将来或许可以不受社会的支配”，从而尝试组织社团。这种以“互帮互助，磨砺品德，研究学术”等类似口号为宗旨的读书会、自修会、互助会等学生团体在当时并不少见。但这些团体更多旨在互帮互助，互相监督，促进个人良好素养的养成。此类“个人改造”的方式上承传统思想中浙东学派“个人修身”之余绪，借用梁启超由“一身之自治”实现“一群之自治”的理论与青年会的“人格救国”论，试图通过重塑个人道德、国民道德来解决作为个体的自己的人生问题与作为群体的大众的社会问题。这种将社会问题归因为个体问题从而推动自我改造的思路与前文所述的《学生杂志》将个体悲剧归因为社会问题并诉诸社会改造的思路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与《学生杂志》希望的建立不同阶层广泛联系的组织不同，此类团体是学生内部自发的封闭式组织，基于地缘和学缘，强调学生同一阶层的联合自治，而这种团体并不倾向于向外进行扩张。同时，这些团体也是松散的组织，往往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与分工，内部并不存在一个严格的章程和目标，也没有制度化的责权。学生们仅仅将情感层面的维系与道德层面的共识作为基础，并以此凝聚团体，但这种松散的道德维系往往不能将一群人持久地凝聚在一起完成某个长期目标，在组织内部的调适中，也常常发生龃龉。很多学生团体的成员不具有诚意与恒心，初成立的时候具有热情，加入的非常之多，但随着热情消退，“没一月之久，竟如小燕般的飞去了。我无法子想，只得一人维持到底”，其团体随后因为会务不能进行而名存实亡。在组织外部的压迫与内部的消耗之下，此类学生团体几乎都以解散告终。总体来说，此时的学生并未意识到不能抽象地把个人视为一件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东西加以改良。这种内向型的修身理念过于注重自身道德层面上的完美，容易滑向完全脱离社会的极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亟需的应该是注重养成组织能力，为组织一个团体而服务的外向型修身。但是，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尝试依然是可贵的。虽然这些松散的组织尚显稚嫩，且最后往往以主要成员的分道扬镳而告终，但它却展现出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这种早期的学生自发团体构成了一个交流网络，这为他们的行为赋予了意义，帮助他们掌握了能用以解释环境和表达自身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具体实践。尽管这种实践是小范围的，组织活动也往往基于地缘、学缘等传统因素，但正是这种尝试让青年学生对“组织”产生了最初的适应性，其中一部分学生更是借此建立了长期的联系，这为之后的青年学生建立更具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组织关系创造了可能性。（二）青年学生“到乡间去”的实践按照《学生杂志》的观点，个体想要拯救自己，唯有各阶层广泛组织起来这一条路可走，这要求学生进入到民间，与广大的工人、农民结合到一起。巧合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恰好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到乡间去”在当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需求。由于城市里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量的中小学生毕业后在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而难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真正融入城市并在城市立足，成了城市里的“高等游民”。在这样的情景下，青年学生“到乡间去”似乎是势所当然的，一方面能解决学生游民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帮助乡村融入现代化进程，可谓一举两得。然而，纵使客观上学生似乎不得不“到乡间去”，但主观上学生却对此颇有抵触，许多受过新式教育、接触了新思想的学生虽然幼时曾生活在乡村，却完全不愿意再回到乡村。首先，当时青年学生的生活习惯与价值理念已经同化于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土壤相当疏离。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对乡土社会来说是“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在乡村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不为乡土社会所接受，当时的乡村还完全没有容纳新思想的土壤。因此其与乡民的交流也存在隔阂，即使回去了也会格格不入。其次，“士农工商”观念古已有之，即使学生们接受了新思想，潜意识中依然认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是高于农民的，不屑于去做自己眼中“低贱”的职业，更耻于与农民为伍。有学生来信认为“在群众的中间，我只觉得我的伟大”，生动地展现出当时部分学生想法之浅薄。再次，在很多传统农民的眼中，读了书却没有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反而回到农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学生来信称，学生不愿意回到乡村的原因是多元的，其中有些青年固然受了享福主义的迷惑；而受家庭牵制的，也难有所进行。而这正是因为当时的旧家庭大多认为返乡务农是无益而无能的。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青年学生宁愿挤在人浮于事的城市，忍受失业与经济上的苦痛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鉴于此，呼吁学生“到乡间去”的呼声几乎贯穿了杨贤江负责《学生杂志》的整个时期，代表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声音。有学生问有志社会改革的青年，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杨贤江回答“应在乡村间实地考查……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改造意见，并在可能范围以内的设法实行”，可见其对“到乡村去”的重视；另有学生来信认为“遗归故里”做农村运动是“退而保守”，是不“努力奋斗”，杨贤江亦给予了否定，并指出了反抗个人悲剧命运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合力，不能分辨这是“进取”，那是“退守”，无论动员何者，都应该是平等的；更何况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潜在的奋斗力和牺牲精神是较为丰烈的，但其文化程度又较低需要启蒙，因此更需要青年下乡去教化农民，使其觉醒并将其组织起来，这些都是只有受过一定教育，接受新思想的学生方才能做的事，也是学生应尽的责任。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不“珍重以视”农民运动了。在《学生杂志》的不断呼吁下，青年学生逐步意识到乡间去的重要性，并且开始走向乡间，进行了结合和教化农民的尝试。王学皋写信表示《学生杂志》教导他“到青年中间去”“到民间去”“乡村运动”“农民运动”，是青年的先导，民众的健将，并与《学生杂志》讨论了如何对待跋扈的保户及局长的问题；孙渊来信表示其读《学生杂志》三四年以来，受高尚议论之感动，引起了社会服务的心，于是在暑假组织了个团体，名叫“平民义务学校筹备会”，在乡下展开募捐，并筹集到几十圆作为本金。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青年学生们确实受《学生杂志》之感染，下乡进行了组织实践。但是，即使学生在“劳工神圣”“到乡间去”的呼吁下愿意回到乡村又如何呢？由于愿意读书、愿意接受新思想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彼时的乡村社会越来越缺乏新式人才与建设资源，其基础不断受到腐蚀、冲洗，趋向全面贫困化，越来越与城市疏离，成为了土豪劣绅的“小王国”，恐惧和拒斥一切来自外部的变化和新的事物，这种“怕新怕动”的状态是农业社会的本色。从问答与通讯栏中回乡青年的诸多问题中可以看到，青年学生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许多问题确是青年学生单凭个体或是学生内部松散组织的力量无法解决的。从“现在乡里所有的一切事务，不论政界学界，都被垄断了，地方上劣绅侵吞公款，……荐县长，任用统税，他都不费一些气力……”的学生来信中可知，传统势力在乡村扎根，拥有新思想的学生们处处碰壁，令其感叹“虽有几个同志，也不能及”，松散的团体完全无法与之抗衡，甚至还有学生被其利诱，与其同流合污。因此，与乡村旧势力对抗的需求，使得学生们必须形成新的更为广泛和规范化的组织，一方面防止乡村旧势力对学生团体的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团结农民群体来对抗土豪劣绅这一共同的敌人。可以说“到乡间去”与“组织起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三）青年学生新的组织尝试青年学生通过“到民间去”和“到乡间去”，与工农群众，尤其是与居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联系，可以说正是这种联系催生了新的组织。诚然，对学生来说，由于实践经验的欠缺与话语体系的隔阂，将农民组织起来做农村运动存在许多困难，使其不由得发出“惜口才毫无，终难令听者满意”之叹。学生袁水精来信称其组织“讲演团”和“新剧社”，意图努力唤醒农民，却遭到农民的嘲笑。也正因此，青年学生开始寻求改良自身组织，借以适应实际的工作。首先是组织思想的重塑。在中国传统的农村，宿命论思想严重，很多农民总是将自己的苦难归结于“命”，认为自己受到压迫是命运不好，这种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导致他们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也并不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改变、可以改变，总不想用人力去挽回补救自己的苦，因此学生“自我修身”与道德改造的自限性理论在农村根本无法适用。在组织实践遇到困难后，学生开始逐渐放弃了以小团体修身扩展到全社会性质的道德改造为宗旨的组织思想，并开始试图通过一些先进的“主义”与理论重塑组织思想。后期的《学生杂志》答问与通讯栏开始频繁出现询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相关概念的通信，有学生表示“社会主义今后应极力研究……不能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就去运动”、“马克思讲社会主义，文字讲得好”等，将“主义”引入到组织之中，尝试构建一个更具有主动性、动员性的组织。其次是组织架构的规范化。相比个人，规范化的组织一大优势即为可以更为有效地保留经验教训，有更高的借鉴价值。此时青年学生构建的组织虽然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严格的科层制组织，但是也开始逐步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一定的分工，并以此提高效率，形成规范化的可供借鉴的经验。诸如有学生借用海丰县农会组织章程中提出的应做事项来规范组织自身，并制定了明确的组织目标；有学生根据《学生杂志》的意见前往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并以此制定了下乡开展运动的组织章程。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部分学生正在努力使自己所在的团体成为一个更为规范的组织。再次是组织话语的改良。在组织、教化农民的实践中，青年学生逐渐发现自己原有的话语体系并不适应乡土社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曾叙述“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无法受到农民的欢迎。因此，青年学生不得不调整其组织话语体系，从而适应农民的需要。《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中有一个案例，即学生发现若是与农民说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客的腐败和剥削，他是半懂不懂的；但是如若和农民讨论乡里物价又增高了几分，本地地主的租子又多了多少，他便愿意对话了。因此有学生总结概括了经验，即学习农民用语，同时竭力将自己的言行农民化，只要所引的例证是极具体、极切实，最好就是属于眼前和当地的，与农民息息相关的，而且又善为说法，以情动人，终能收到一定的效果。可见当时学生正在逐步调整组织的话语体系，使之在乡村更为适用。总体来说，在《学生杂志》的建议下，青年们意识到只有各阶级的青年们联合起来，组织严密的团体，做积极的活动才能真正改造社会。于是学生为了建立最广泛的同盟阵线，开始到民间去，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并参加到农会、工会、商会的组织构建之中，进行了崭新的、不同于之前松散团体的组织尝试。三、组织与政党：青年学生的革命路向经过“到乡村去”实践后的学生组织已经日益规范化，但是和政党之间的差别依然不啻霄壤，部分学生虽然赞同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做最紧密的联系，但对加入政党依然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过程亦非一蹴而就，而是时局变换、政党宣传，以及以《学生杂志》为代表的媒介传播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一）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源起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需求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组织实践中生发的一种可能性。在组织实践的过程中，青年学生逐渐发现，组织内部如果出现辨别力薄弱、易受外界诱惑的成员，可以用理智解说使之信服；如果出现不负责任的成员，可以进行督促使其完成分内任务；如果出现争权夺利的成员，亦可以直接将其排除在组织之外。但是，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主义”与信仰不一的问题始终难以克服。团体发展初期，规模较小时，尚有周旋的余地。但任何具有发展性的组织终究需要扩张，需要吸收不同阶层的新成员赖以存续，更何况在当时的中国，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团体必然是体量极大的组织。而一个范围广大、成员复杂的团体如若没有严格的纲领，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信仰甚至主义，从而导致意见与行动的不协调，这是无可避免的。因此为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在团体中“寻找同心圆”，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和基础理论，并在这个最基本的共识之下开展一定的工作。对此，《学生杂志》给出的建议是要找出共同适用的、能尽量满足所有人利益的口号来号召，必须由居领袖地位者考察团体分子的属性。也正因此，组织必须有一个领袖和核心，这个领袖和核心必须具有强大执行力和组织能力，必须能调和各方矛盾，能团结人。在这样的领袖和核心的带领下，组织要能够统一在一个信仰，一个主义之下。但在青年学生的实际操作中，部分成员往往自命不凡、固执己见，因信仰的不一或是主义见解的不同对同志产生不信任态度，甚至存在为了争夺领袖地位结党相争的情况，最终导致组织一拍两散。鉴于此，部分青年学生开始放弃自己创建组织的做法，转而寻求既成的、更为完善的、具有统一信仰与主义的组织。而《学生杂志》则认为最接近这一组织形式的团体是作为新式政党的革命党，并支持青年学生加入政党完成社会革命与改造的事业，因此政党似乎最终成为了欲改造社会的青年学生的最佳去处。（二）作为焦点的青年学生入党问题学生是否应该加入政党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焦点问题，《学生杂志》亦对此展开了大量讨论，以华少峰、萧若兰、张六师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和以杨贤江、恽代英、刘敦为代表的编者群体在通讯栏进行了长期的“交锋”。学生群体认为不应该加入政党的理由众多，第一，如果学生们已经有了一致的主张，要干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向敌人扑去”，何必服从不可预期的党纲与党魁，从而多增一重纠纷？第二，一旦加入政党，党魁与党员之间就不是平等的，党员受党魁的利用而不是学生与工农之间神圣的互助，利用是卑劣的、盲目的被人推移，是被动的行为，这岂不是对独立自由精神的灭杀？如果不谈独立自由，岂不是受他人压制？第三，政党与学生的组织不同，是具有政治色彩的，学生的活动如若沾染政治色彩，以当时许多“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来看，又如何保证学生加入的这个政党将来不会和军阀一样同流合污或是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呢？第四，如若以加入一个拥有“好的党魁和党纲”的政党为前提，那岂不是陷入了“期待真命天子出世”的被动主义？若是没有，难道一直等待下去不去主动改造社会？激进者如华少峰甚至认为宁可效仿安重根那样个人主义的刺杀行为也不愿意加入政党。从以上论调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生依然没有完全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注重“自我”而非集体，对政党是否能真正代表党员利益持怀疑与观望态度，同时否认团体组织中核心（即党魁）存在的必要性。另外有一部分学生则比较看重一个组织或团体“是否是政治相关的”，狭隘地认为政治本身是丑恶的。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改造社会的愿望更多来源于自身穷苦经历与他者的共鸣，因此他们天然地将“劳苦大众”的身份与“政客”对立起来，并且认为加入政党就自然成为了“政客”，似乎就脱离甚至背叛了劳苦大众。他们冀图以一个“超然的民众”而非“普通的政客”的身份改造社会，因此自然不愿意“屈尊”加入政党。为此，编者群体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劝导与说服。首先，学生入党要听从党纲或党魁并不是一种束缚，也不会消解独立自由的精神。因为入党本身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正因党纲所开列，党魁所指示，合于他自身政治运动的目的，或者至少大半合于他自身政治运动的目的，乃肯入党，这实际上与学生之间的组织没有太大区别，是个体自由意志与集体自由意志合二为一的体现，服从同一主张的党纲与党魁，便只是服从自己，岂会灭杀独立自由精神？何至于入党以后，发生莫知所从的弊病？自然有时党纲与党魁的主张，与一般党员大同小异，但对于这种小异的地方，亦有捐除成见服从团体的必要。这是团体运动不可少的品性。如若人人要保全他的小异，以自矜为独立自由，中国将只好永远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了。其次，如果以为受人指挥的被动，便不能救国，即能救国，亦非学生应做的事，则是没有跳出道德主义的窠臼，追求一种过程的完美，但如若从结果论上考虑，果然能救国了，便被动亦有何可反对之处？更何况学生因主张相当加入政党，自甘与之联合作战，本非为衣食受人收买而被动的服从之比，而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再次，如果认为学生已经自行组织了群体就可以不用入党，这是忽略了目前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盘根错节，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改造绝非学生一个阶层可以进行，也绝非学生和工农之间的小型组织可以进行，需要各阶层、各地域的群众形成一个广泛的组织阵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于认为互助神圣、受利用卑劣而不愿意加入政党受人利用则更是因噎废食之举，如果对一切具有党派色彩的团体都不愿意加入甚至不愿意了解，这样反倒正中敌人分化瓦解群众的下怀，为敌人所利用了。而关于独立自由的问题，恽代英更是认为在如今的中国，革命一日不成功便一日无独立自由，学生又如何脱离社会谈独立自由？而最后的被动等待问题，恽代英则指出，或许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党派，但如若加入政党并促进其建设，终有使其完全满意之可能。客观来说，无论赞成或反对，关于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的大讨论激起了青年学生对政党政治的注意，《学生杂志》中编者的循循善诱亦为青年学生提供了一条改造社会的可能路径，而之后的时局变化，更坚定了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决心。在“五卅”运动之后，全国又掀起群众运动的高潮，军阀政府也不断向学校施压，竭力阻止青年学生与工人“合流”。如浙江教育厅令青年学生“一心向学，勿预外事”，“其侵淫与共产赤化等邪说者，固应严禁，即其他政党、团体，无论何种名义，一律不得加入”，学校管理者与地方政府官员严格执行此训令，不仅阻断了许多本有意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道路，还致使许多学生组织的非政党团体遭到强行解散。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年学生更能意识到一个坚固组织的重要性，更将加入新式政党视为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并进行革命的必要条件。军阀政府的“严禁”，不仅没有起到阻遏青年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加入政党的作用，反而使原本踌躇观望的青年学生发现教育无法独立于政治之外，只有“加入有积极具体的主张的党，受合当的指导”，才能“图根本之改造”，从而激发了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热情。（三）中国共产党：青年学生的最终选择即使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热情被激发，但“加入哪个政党”依然是一个贯穿青年学生入党整个过程的话题。由于青年学生最初对政党的误解就源于民国初期的旧式政党，因此这些依附于军阀统治的旧政党自然被青年学生排除在选择之外。而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则受到包括《学生杂志》在内的进步书刊认可，成为了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首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吸纳新成员的场域中处于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由于当时的国共两党以新三民主义为共识开展了合作，因此两党在吸纳新成员的过程中也往往合作宣传，杨贤江、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均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字支持想要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学生，杨贤江甚至还明确指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救国的主义”，而社会主义在国民革命未成功前无法实现，似有暗示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之嫌。但是，在1921-1927年间可考的其后加入政党的来信学生中，却仅有张六师等少数学生选择加入国民党，其余如华少峰、杨邦理、许金元等绝大多数学生最终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之前多次在《学生杂志》通讯栏与恽代英、杨贤江等人论战的华少峰而后更成为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主编，完成了从个人体悟到组织学生团体再到加入政党的蜕变。这种学生内部的选择分化，或许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释。其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由于在吸纳新成员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都倾向于以青年党员以各种方式动员青年学生，因此具有更为严密的组织架构的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活动中效率更高，久而久之，党团的宣传活动几乎完全由共产党人掌控，青年学生所接受的宣传往往出自共产党人之手，因此自然与共产党人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如华少峰、杨邦理等人均是因为与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直接接触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其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更受青年学生的青睐。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均占据“革命党”的生态位，因此愿意加入革命党的青年学生往往更为激进，更注重政党本身的先锋性。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并承认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国民革命，但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最高革命理想。在两相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感召力自然压过了国民党，成了青年学生的首选。在《学生杂志》上甚至有青年学生来信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好团体，仅将国民党视作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桥梁”，还有青年学生虽名为国民党党员，但却更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基于此，国民党方面逐渐发现他们无法确认青年党员真正的政党认同，因此其与青年党员之间也产生了微妙的隔阂，更导致青年学生倾向于选择中国共产党，而这也为之后国民党的“清党”与迅速腐化埋下了伏笔。结语青年学生从个体走向政党的思想转变与实践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一方面，《学生杂志》揭示了青年个人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将青年的个人悲剧叙事转化为集体悲剧与社会悲剧叙事，使部分青年学生的目光投向了与之有相似经历的其他人，从而使其觉醒并产生了“组织起来”的愿望；另一方面，部分青年学生曾经组织互助团体的经历使其具备了“组织起来”的可能性。由个体出发到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学生团体是最初的组织尝试，但随着“到乡间去”的实践需求，学生不得不逐步构筑具有严密构架和层级、具有共同信仰和目标、具有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领导核心的规范组织。从组织关系的演变来看，原本的学生自治组织成员结构单一，较为扁平化；而不同阶层的联合组织则必然形成从上而下的层次结构，也就带来了组织架构与领导权等问题。这是一种兴趣——友谊型群体向项目——功能型群体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基于相互吸引，为满足成员个人心理需求所建构的群体转化为完成某项任务、完成社会性目标而存在的功能性群体。而这为将来学生加入更为严密的组织——革命政党做好了适应性基础。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对纪律性与集体性的要求更高，因此青年从个体走向革命的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唯有适应如此严格的组织生活者方才能更坚定自己的信仰，摆脱原有的个人主义的窠臼，变成一个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王淳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6月9日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教务长王博致辞并主题发言，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一级教授韩庆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研究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主任胡长栓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博雅讲席教授丰子义，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郭建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孙代尧教授参加研讨会并发言。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学校主题教育指导组等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仰海峰主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现场王博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对中华文明“精准画像”。这五个突出特性贯通着历史和现代，是对中国文化特性、中华文明精神的全面把握，也是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对创造新文化的深刻思考与恢弘擘画，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贯通旧邦与新命、传统与现代，既是文化复兴的必然途径，也是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路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王博作主旨发言韩庆祥指出，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中国化”“化中国”“理论成果”三个维度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两个结合”重要论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体现了对“两个结合”及二者关系的深刻理解。要让马克思主义讲“中国话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以便中国人理解、把握、接受马克思主义。韩庆祥发言郝立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阶段，需要在“两个结合”中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需要进一步实现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两个结合”中形成新的文化有机体，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多更重要的思想智慧。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刻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历史及特点，推进“两个结合”，铸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指明了方向。郝立新发言冯颜利指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苦难辉煌历史、新中国七十多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成就都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之所以能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因为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打开了思想创新空间、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彰显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性和主体性。冯颜利发言胡长栓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要求，这需要我们深刻把握现代文明发展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百年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不断结合的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这一逻辑的实际表达，既是我们接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不断实现飞跃的理性结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及其实践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具体化的理论逻辑为基础的。继续引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必然要坚持具体化的理论逻辑，在“两个结合”当中把握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科学方法。胡长栓发言丰子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很多新命题、新判断，为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生发出的现代文明，这就必然要求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丰富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加强对中国具体经验的逻辑概括，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不断深化对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在开放互鉴中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新的、更加重要的贡献。丰子义发言王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必须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王东发言郭建宁指出，深刻理解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关键是“两个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关键还是“两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有利于帮助我们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面向未来的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路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郭建宁发言孙代尧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要深入把握和全面阐释“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自信，以及在这两种思想文化形态的交融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自觉。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孙代尧发言仰海峰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为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各位专家学者对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极富学理性和哲理性的解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中华文明的当代华章。仰海峰发言✦✦

中国的全球生态安全观：形塑、意涵与革新❖摘要：全球生态安全概念及其话语政策体系的形成，既受制于美欧发达国家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也在相当程度上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际秩序特定构型所铸塑。当代中国的全球生态安全观也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与语境下逐步形成的，并不断丰富拓展其主要理论与政策意涵，即主张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的、借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加以推动的全球生态安全共同体建设。经历过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风浪考验的新时代中国，对于全球生态安全问题及其应对有着更加理性成熟的境况认知与政治政策，并将会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关键词：中国全球生态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后疫情时代“全球生态安全问题”通常是指全球尺度上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气候异常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荒漠化、近海污染等的政治议题化乃至安全议题化，因而被世界各国广泛视为危及人类社会发展甚或文明本身生存延续的重大威胁与挑战，尽管它们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自然生态、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成因。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当代中国作为日益具有世界重要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在积极参与包括生态安全议题在内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国际治理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系统完整而内容丰富的全球生态安全观及其政策主张，而这一政治与政策立场也理应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比如2020年初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所表征的国际时局剧变而不断做出新的调适，从而在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同时为全球生态安全更多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主持人：文明并非先天存在、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推动下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状态中。从文明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代表了人类社会怎样的发展趋势？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析论❖摘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导向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及纾困对策❖提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有助于深化市场经济程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动力支持；也有助于促进劳动就业，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社会基础。基于此，为了加速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还需通过完善政策制度、加强民主管理、优化监督措施、重视农民培育工作，从而在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关键词：

李大钊和他的“第三新文明”近代以来，现代性从西方兴起并冲击了一切古老文明，在应对挑战中谋求新生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主题。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蕴含巨大的发展潜力。建设现代中国、实现古老文明的新生，这是从大历史的视角、从中国作为文明体的立场认识到的主题，其方向是创造“现代文明”。李大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当下和未来，在思想上超越了时代的局限。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为黑暗时代的中国点亮了一盏明灯，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文明走向新生的光明前景。“第三新文明之崛起”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再造中国”需要反抗列强求得独立解放，同时需要探寻走向现代文明的新方案。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指引下，李大钊以开放的视野和宽容的心态对待一切，从社会历史变迁的根本趋势中揭示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这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思想基因的基本内核。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李大钊探讨和传播了“民主”“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价值。他抨击专制政治依靠暴力进行统治的旧制度，看到了基于民主之上的现代政治发展的大势：“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基于人类政治发展的这一大势，以自由、民主等理念改造传统中国，这成为思想先驱们的共同选择。同时，李大钊以客观立场和辩证方法看待现代性的二重性。现代性在创造了工业文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严重问题，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缓解了冲突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最终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大战不只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更是现代性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李大钊观察到了这种局限，因而对西方文明持有理性的批判态度。他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局限并提出了发展民主的新思想，他认为，欧美的民主将女性排除在外，这不是真正的民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他还提出，民主精神不仅是政治上投票选举，还体现为人们有均等的机会去学习知识发展自己。对西方现代文明，有人从自我中心出发全面抗拒，有人不加辨别地主张全盘接纳。李大钊则既保持开放立场又不盲目崇外，而是以批判态度认识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正是由于立场的开放性与方法的辩证性，他在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时能够形成独特的认识。在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李大钊提出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他客观分析比较了这两种文明不同的特质，认为二者体现出静与动、保守与进步等特征。东西方两种文明基于不同的世界观之上，各有优缺点，而二者的调和融会则是创造新文明的动力。从现实看，东西文明各陷入其内在的危机中不能自拔，“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便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这种新文明的崛起需要东西方文明从世界观层面进行反省和改进。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启发了人们，展示了超越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另一条道路，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展现出来。李大钊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历史的新方向，以唯物史观认识世界历史及中国命运，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现代性方案。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李大钊反对生搬硬套而主张以客观和批判的立场把握其本质精神。新文化运动引入科学与民主作为核心价值，自由主义者将自由奉为最高价值。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样建立在科学、民主、自由这些价值之上，不能将它们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不是自由民主的敌人，相反，它们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实现更高水平的民主和自由为宗旨。在分析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时，李大钊认为主张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主张秩序的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孤立看待。“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在探索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李大钊始终保持客观、独立、开放的立场，揭示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李大钊从中华文明和西方现代文明的碰撞中找寻历史的方向，着眼于新文明的创造而做出了超越时代局限的判断，甚至不局限于某一种理论或制度而是从实践出发去裁判和创造理论，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1918年，李大钊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第三新文明”的现代性方案本身包含了对历史主体的再认识。构建中国的现代性意味着将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立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际探索文明发展的新道路。正如李大钊所主张的，“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这揭示了中国新文明创造的主体担当，也构成中国现代文明思想基因的关键支撑。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中国现代文明的创造则是古老文明的自我发展与演绎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演化与变迁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和强大适应性的系统结构。作为一个“生命体”，它在挑战面前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创造性，由此形成吸纳其他文明养分、在革新中实现自我发展的机制，积淀下刚健有为、革故鼎新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支持中国人创造了古代文明，孕育了在异域文明冲击下奋力走向新生的动力，也是支撑人们创造现代新文明的精神文化根基。简言之，中华文明是一种流动的、充满灵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在人的生命创造实践中展现出来，亿万民众的创造实践正是文明发展的深厚动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追求新生的历史便是直接写照，表现出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将西方现代性、社会主义的探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是彰显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在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启蒙背景下，批判传统、学习西方成为主导方向。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之间，李大钊不像陈独秀、胡适激进反传统，也不像文化保守主义者固守教条，他是一位温和的革命者，既坚定追随现代文明的方向，又宽容地接纳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他提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对待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等，李大钊主张的方法论是将之与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等相结合，在切实的社会运动中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在这里，主体性表现为“我”不是被动臣服于外在强力的支配，而是作为主体站在历史的高处面对挑战。这不仅是肯定和拯救“传统文化”，更是在比较中认识自我的价值，进而以主体的姿态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生活。由此，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贫弱愚昧的中国”形象被打翻，中国作为一种文明体不再是被改造的客体，而变成了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主体，由此再次确认了中华文明的主体地位。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肯定是否会走向民族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李大钊以对人类的博爱看待他者，主张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他提出，建设“少年中国”应是世界的，不应受狭隘爱国心的束缚，而是在世界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文明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下手改造，以尽文明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李大钊以博大心胸和宽厚人格看待自我和世界，在融入世界中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既是传统中国“天下责任”的传承，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立场，展现出中华文明雍容大度的胸怀和满满的文明自信，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基因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撇开“现代化理论”潜在的西方中心论来看，向现代社会转型是历史的客观趋势。思想旨在认识历史的趋势，一旦认识到它，这种思想便可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艰难地探索现代文明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觉醒和认识的突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思想先驱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等多重维度的冲突中激发出新思维，孕育了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这种思想基因不只是思想家个体的认识，更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它不断生长壮大并最终形成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基本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总结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历史事实看，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展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即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道路，最终走出文明复兴的中国道路。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从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到晏阳初进行乡村建设，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并最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根本方向便是立足中国实际探索现代文明，最终走出一条多元现代性的中国道路。这些都体现了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思想基因所昭示的方向。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明的思想基因及其演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推论，21世纪中国的复兴将是这一思想基因的再度展开，而且它将引发中华文明爆炸式的成长，这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演化的直接延续，还意味着在众多深层次问题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中华文明在苦其心志中走向新生。当然，这种文明的演化需要通过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来实现。面对现实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重重阻力，推动古老文明的复兴需要继续进行深度的变革。抱着真理必胜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李大钊以其壮烈的牺牲鸣奏了中国探索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绝响，其深刻思想和精神人格化成一座丰碑伫立在神州大地。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传承这种思想和精神人格，克服私利与偏见的障碍，在自我变革中创造中华新文明。作者简介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

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把握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摘要：人对世界的认识永远“在途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适时推动认识革命和理论创新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基本规律。从历史事实看,以鲜明的问题意识把握时代矛盾、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认识革命和理论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内涵。新发展阶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认识上的突破性变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自我革命首先要求进行认识革命,勇于突破陈腐观念的牢笼。为此,就要以革命精神推动思想解放,在实践与认识的互动中实现理论创新。关键词：

作者：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0期[摘

以更高理论自觉推进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内容提要：像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样，贯穿二十大报告的主线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前者的重点在于阐明这一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而后者的重点则在于强调这一思想确立之后的全面贯彻落实和实践指导引领。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大政治与政策议题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不仅构成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意涵的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概括阐发，也是对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规约意义。关

从历史角度看新时代的新思想❖内容提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在这篇大文章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基础性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为它确定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精彩的篇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题目下，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实践发展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理论创新的思路也是一脉相承的。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我们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对此，学术界有很多思考，理论界也有很多讨论。这些思考和讨论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先看一看习近平自己怎么讲，他是怎样看待新时代党的理论发展的。2012年11月17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的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又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表达方式，说明中共党史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着一种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它也为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的新思想提供了一个思路，这就是要把它放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去看待。一、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习近平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对此，学界已有深入研究。现在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哪些贡献？其实，那一代共产党人留下许多财富，做出很大贡献，若单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说，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第一点，就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做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成文后叫《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讲这个问题是有其特殊背景的。因为在做这个讲话的1956年，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很特别。对中国特别，是因为当时中国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世界特别，则是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场报告，历史书上把它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缺点列举了一箩筐，批判斯大林。要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现在将他打翻在地，把他批判一通，别国的共产党怎么想？斯大林不仅是苏共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所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片哗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发生了一件事，历史上把它叫作“波匈事件”。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的工人发动罢工。要知道，波兰、匈牙利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但是工人却要罢工，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讽刺意味。当然，“波匈事件”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但影响是很深远的。一个是苏共二十大，一个是波匈事件，都迫使毛泽东思考中国的问题。过去学苏联，现在怎么办。毛泽东讲话的主题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第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第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第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第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第九，是非关系；第十，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中国的经验，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治国理政上，毛泽东这个思路的影响是深远的。改革开放以后，江泽民也做了一场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这些重大关系主要包括：第一，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二，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四，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第五，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第六，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第七，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第九，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第十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第十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讲十大关系，江泽民讲十二大关系，由十到十二，数量是增加了，但是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没有变，是继承毛泽东的。后来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但其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是“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这“五个统筹”基础上又增加了“五个统筹”，即统筹中央和地方，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统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其核心还是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个思路，而且还将它进一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条重要方法论，即“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说：“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第一点，第一个财富。第二点，就是转过年来，毛泽东于1957年2月又做了一场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分析，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过去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不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什么？1939年，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上提出，苏联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已经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成为苏联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有两种类型。第一类矛盾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经验，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第二类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两类矛盾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毛泽东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反复，后来把两个矛盾搞错位置了。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走了一段非常曲折的路。这个可以另当别论。现在讨论的是，毛泽东的认识思路对新时代的影响。其实早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有人也许会说，这个与毛泽东的认识不一样，改变了毛泽东的看法。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习近平沿用或者说继承了毛泽东思考问题的方式——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当中要抓住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矛盾错综复杂，共产党的思路、毛泽东的思路是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党的工作重心，决定党的根本任务。习近平也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不过他认为这个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抓主要矛盾、分析主要矛盾这个思路，今天中国共产党还在延续着、继承着。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要求“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各项工作，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给我们的启发意义很大。社会发展如此，人生命运亦然。我们应该思考，人生的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矛盾，要完成不同任务，这其中一定有主要的矛盾，一定有主要的任务。所以，要向中国共产党学，分析它，抓住它。二、寻找继承和发展的根据中国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经过20年的实践探索，虽然走过一段弯路，但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突破陈规，开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对此，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候，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思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在继承基础上看发展的，是在继承基础上谈发展的。前文提及1956年的中国很复杂，其实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不简单。毛泽东逝世以后，当时中国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叫“两个凡是”。它源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具体表述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声音叫“非毛化”，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非毛化”的提法本是西方学者的主观臆测，他们认定中国将走向“非毛化”或正在进行“非毛化”。这一观点提出以后，很快被一些国内学者借题发挥。1979年春，国内理论界遂涌现出打着清算“毛泽东主义”旗号、极力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股错误思潮。其实质是通过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党的历史，抹去现实中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根据。针对这些问题，邓小平予以明确回答。这只要看看1980年8月他与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就清楚了。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这段话很精彩，讲清楚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关系。这个认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的进程是由必然性支配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但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决定起草决议，用一个决议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的中心意思有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三条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邓小平十分重视《决议》。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他多次谈过对《决议》起草和修改的意见，单是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中就有9次谈话。但即便如此，起草工作进展也并不顺利。只要看看这一时期邓小平与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记录就很清楚了。比如，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就明确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困难所在。“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决议》起草小组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即先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强调“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然后再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然而“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决议》起草小组却很难打开思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毛泽东逝世，一共27年。前七年好说，毛泽东的功劳太大了。中间十年也很好，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等。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最麻烦的还是最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是对毛泽东领导下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现在说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决议》怎么写？胡乔木的思路一时打不开。后来陈云提出一个看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他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决议》起草小组照办了，一下子解决了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决议》中的第一段文字，叫“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是一种从整个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个片段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主义方法。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决议》，这可以说是“结束过去”。转过年来，即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可以说是“开辟未来”。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是邓小平作的。这个开幕词很短，但意义却很深远。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由来。因此，也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体，而它所标示的则是一条继往开来的新道路。三、探索中国特色的新道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32年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中共党史书上，这叫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可以轻装前进了，这才有了党的十二大的召开。如前所述，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习近平说在“这篇大文章”中邓小平为它确立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所要表达的意思。离开这个开幕词，我们就讲不好新时代的故事。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更是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习近平还明确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变，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不走中国在未实施改革开放之前所走的道路。这个“老路”，不是指时间含义的“旧”，而是指样式含义的“封闭僵化”。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一部分人主张走回头路，偏激而固执地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倘若照此下去，势必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左”的东西在新的形势下滋生和蔓延，给改革开放造成严重的障碍和束缚。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水平滑坡等。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态度发生转变，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都片面地归咎于改革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失去自信，因此也提出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针对这一主张，邓小平坚定指出：“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他甚至认为：“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所谓“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并不是说要否定其他道路，而主要针对的是动摇本国道路的“改旗易帜”。就中国而言，它指的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主要有两种具体表现：一是走资本主义自由化道路；二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针对这一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当然，现在讲这段历史也不能大而化之，需要抓住它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当时中国发展的困境和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的个人特点。前者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谈一谈邓小平个人的特点。要知道1978年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已是74岁的老人了。这个年岁对他、对中国都有特别的意味，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话说，就是再也耽误不起了。因此，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邓小平的批示中，总是很频繁地出现“不可拖延”“不能拖延”“不宜拖延”“拖不是办法”这类词句，这反映出他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一种急切心情。他经常讲：“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于是，在决策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他不惜使用一句战争术语：“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表述很悲壮，体现出一个革命家、一个军人的本色，饱含了很重的历史分量。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毕竟是一个曲折、复杂和非常困难的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得到全体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有这么容易的话，那中国共产党早就成功了。对此，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他还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这表明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它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完全不同。中国的这个方式、这个思路，有利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就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这当然也会体现总设计师的个性色彩。因此，只有理解邓小平，才能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理解后面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攻坚战，要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他说的就是这个事。再看看十九大报告，提出四个“伟大”。习近平讲：要实现“伟大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建设“伟大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要推进“伟大事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他在这三个“伟大”的前面还加了一个“伟大”，这就是“伟大斗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也是把“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列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知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若不理解邓小平，就很难理解习近平在斗争前面加上这个“伟大”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深层次的矛盾突显出来了，对许多问题退无可退，必须直接面对。总之，邓小平的个性特点会很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这里讲的不是要宣传个人英雄主义，何况马克思也有过高度评价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话。除此之外，邓小平的领导方式对于共产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邓小平说他的方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抓头头”，就是抓领导者、负责人，把这个抓住，事就好办了，上行下效。“抓方针”，就是抓路线和政策，抓大原则和大方向。这个领导智慧也被中国共产党继承下来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议通过中央“八项规定”。“八项规定”的全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个规定是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遵守，下面就好办了。在实际工作中，习近平不仅要求抓住“关键少数”，而且还特别强调抓好“顶层设计”。所以，从邓小平的领导方法到习近平的领导方法，这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前者叫“抓头头、抓方针”，后者叫抓“关键少数”、抓“顶层设计”，它们都是从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发展演化而来。四、跨世纪和新时代的发展在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个时期的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常说的话“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到了这个时期就要把它倒过来说，“只有中国可以救社会主义”。因为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中国会不会也发生和平演变？这时需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来力挽狂澜，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它成功推向21世纪。这是江泽民要做的第一件事。江泽民遇到的第二件事，就是党的干部队伍出现整体性的新老交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人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21世纪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能不能捍卫政权、防止和平演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鉴于此，2000年在视察广州高州的时候，江泽民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提出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很显然，如果一个党始终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始终能代表先进文化，又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党就不可能丧失执政的地位。所以，江泽民说“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国内外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锦涛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此以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由“三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发展成为“四位一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需要党在讲究效益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以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但是，也许有人要问，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客观地讲，这也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贫富差距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后面邓小平还有一句话，这就是“先富要带动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他还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那么，什么时候来集中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也有自己的计划。他说：“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设想，他提出的这个“中心课题”，从时间点看应该是交给胡锦涛来完成的。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提出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在这一时期，胡锦涛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21世纪新阶段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所以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据此认为现在提科学发展观，就表示在此之前的发展就是不科学的。这种“后见之明”的认识方式不可取。事实上，历史只能提出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同样，历史也只能解决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至于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能说那个时代的人不关心这个问题。但凡事有个轻重缓急，不能要求前人为我们解决一切问题。过去要解决吃饭的问题，现在有饭吃了，就要解决怎样吃得更好一点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统揽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和考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理论，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及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及怎样实现发展等基本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在更高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二，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对于一个百年大党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路越走越长，经验会越来越多，负担会越来越重，这就更需要党具备一种“自我革命”的精神。正如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第三，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党的二十大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虽然前进道路上还会有艰难险阻，但中国共产党对此充满信心。这是因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而且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所以，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全新事业。当年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现在习近平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其中当然也含有一种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它与从历史角度看新时代的新思想要说明的是一样的道理。作者简介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文章来源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干部培养工作的历史经验❖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干部培养工作，在接续奋斗的过程中效果显著。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的思想原则、方式方法已基本成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经验。首先，要保持党与青年的血肉联系，加强对青年的组织吸纳，扩大青年干部培养工作的政治基础；同时，要增强党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筑牢青年干部培养的思想支撑；此外，要在实践中锻炼青年干部，鼓励青年走向群众，这是培养青年干部的现实路径；最后，要尊重青年干部的成长规律，完善党内干部成长机制，形成青年干部培养的制度保障。关键词：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干部；历史经验回望中国共产党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冲锋在前，引领潮流的往往是青年人。可以说，青年干部群体是中共干部队伍中最具活力、创造力的一股力量。同时，他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发展趋向，担负着“接班人”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在接续奋斗的过程中凝成了比较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关于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这一论题，既往已有部分学者予以关注。这些研究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相对宏观的组织史、青年运动史著作，多在干部教育、干部任用、党团关系等方面对青年干部培养略作介绍，常常并不详实；另一类著述则多属对策型研究，更多关注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青年干部工作，对民主革命时期业已成型的青年干部培养工作着墨相对不足。是故，本文希望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青年干部的历史经验从四个方面做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总结，以期对我们今天的青年干部工作稍有借鉴作用。一、组织吸纳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对青年群体组织吸纳的有效与否，常常是一个政党兴衰起落的政治基础。列宁曾掷地有声地提出：“我们是未来的党，而未来是属于青年的。我们是革新的党，而青年总是更乐于跟着革新者走的。我们是跟旧的腐朽事物进行忘我斗争的党，而青年总是首先投身到忘我斗争中去的”。诚如斯言，共产党人的先锋队属性和他们的政治纲领本身即对青年群体具有强烈感召力，但这并不是说靠美好愿景就能吸引广大青年，而需要扎扎实实地动员、吸纳。中共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青年运动。1921年11月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到1922年5月时，共青团员数量已超过5000人。于是，中国共产党将先前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加以整合、充实，建立了全国性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此后，青年团组织在党的带领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吸纳青年群体中优秀分子的主要组织载体。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着清晰的目标：“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其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不少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走进学校、乡村、工厂、矿山，推动了党、团组织的发展，吸引凝聚了更多革命青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爱国民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罢工等。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工人和进步学生群体中选拔、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其中不少人加入党、团组织，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骨干力量。国民革命期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利局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得到长足发展，更多的先进青年被吸收到中共党内。譬如，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各种渠道，动员、安排先进青年（包括部分党、团员）入黄埔军校受训，也深入参与了黄埔军校的训练、教育工作。在校期间，即有不少学员加入共产党、共青团，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优秀的军事将领和领导干部。同时，广州国民政府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农运骨干为目标。农讲所的主持人和大部分教员均是共产党员，而学员也大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选派来的进步青年（包括部分党、团员）。农讲所共举办六届，有正式毕业生721人，4025名旁听生，均是18岁到28岁的青年人。他们中很多人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各地从事农运工作，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有的人甚至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为烈士，奉献出宝贵的生命。自国民革命起，动员乡村教员群体投身革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的一个着力点。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乡村教师多系青年，穷苦被压迫不能升学的师范中学学生，他们在乡村中，过很苦的生活，受恶劣的风俗习惯所束缚、压制，所以应当很容易同情于我们的主张”。而这个“青教”群体“可在乡村青年学生中宣传我们的思想，使不受封建社会旧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用种种方法输入革命思想于青年农民中间，此等青年每易输入军队，所以亦便是我们军队运动之途径”。同时，利用乡村教员的影响力直接促进青年农民进步，让更广大的农村青年也积极投身到革命中来。民主革命时期，很多优秀的青年干部即是在他们影响下加入革命队伍，或者本身即来自于这个群体。因此，这一代乡村教员被视为中国革命在乡村落地的“普罗米修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而是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苏维埃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深知争取青年群众、扩大党在青年中的组织基础对于中国革命成败利钝的意义。1928年10月20日《党团两中央联席会议对于C.Y.工作决议》指出：中国劳动青年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作用的伟大，由中国过去剧烈的革命斗争中，劳动青年参加的热烈与勇敢业已证明；就是由敌人提出青年特别发抖，青年牺牲于白色恐怖之下最多最勇敢，资本进攻下青年工人首当其冲的种种事实，青年问题的严重，已被充分证明了。现在夺取广大劳动青年群众，是执行党六次大会夺取群众工作路线的主要部分之一，也就是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实现群众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主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红军的壮大、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土地革命的深入，更多的青年人投身革命。在苏区，共青团组织得到迅速发展。1931年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成立，加强了对根据地青年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不久，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创办了机关报《青年实话》。这份报纸“成为团在青年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的有力工具，成为青年群众的组织者”。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干部培养工作的正规化上取得更多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红军基层军官、士兵群体中大力发展青年党员并加强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第二，在土地革命、支前征粮的群众运动中将更多积极分子吸纳到党组织中来，并对其中优秀者加以培养；第三，在根据地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中，通过举办党、团培训班，吸纳更多青年骨干，并培养一批青年干部；第四，加强党对共青团组织的领导，扩大团组织，以团组织的建设来带动青年干部培养工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作特别是发展党员、培养干部问题上格外强调阶级成分。这与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有关，也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突出阶级成分问题，有利于组织严密性、内聚力的提升，也选拔、培养了一批信仰坚定、敢于斗争的工人、贫雇农出身的青年干部，一部分人后来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但也必须承认，由于受到党内错误思想的干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加强组织吸纳、培养青年干部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失误，这集中体现为组织工作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导致在发展党、团员时排除了不少所谓出身不好的进步青年，而在党内这样的党员干部也常常遭遇冷落甚至“洗刷”“整肃”。这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带来严重损失，更制约着党的政治基础的扩大和巩固。经历了反“围剿”挫败、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外急剧变化的新形势，在落脚陕北后开始实施大幅度的政策调整。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之相应，中共中央在扩大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上终于突破了此前的束缚。会议决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这是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以政治表现而非阶级成分作为吸收和考察党员的主要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对组织吸纳和干部培养工作都构成重要的影响。七七事变爆发时，全国范围内中共党员仅剩4万余人，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足5万人。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凌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大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路线得到广泛拥护，在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得到广大青年群众的积极响应。中共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组织大发展，青年干部培养工作的群众基础也得到极大的扩充。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上大量的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在后方无党组织的地区，当地应有计划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青年是最富朝气和热情的社会群体。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广大青年表现出强烈的抗日救亡热情。中国共产党无疑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以百倍努力引领广大青年投身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去。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各种进步组织、社会团体的发展，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譬如民先队、抗战后援会、青年救国团、青年抗战同盟等，与原来的共青团组织形成协同效应。以这些组织、社团为中介性力量，中国共产党吸纳了大量爱国青年，自身在青年中的群众基础得到极大的发展。脱生于一二•九运动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七七事变前已得到迅速发展，鄂、豫、苏、皖、湘、赣、川、粤、桂等省及海外地区均设立分部，到1938年6月时队员已超过5万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共青团改组为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强调打破过去团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广泛吸收爱国青年。改组后的根据地“青救会”会员很快由2万余人发展到超过16万人，至1941年已突破一百万人。“青救会”中的积极分子成为根据地基层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共依托自己创建的各种干部学校、专科学校，培养大批青年干部。抗战爆发前后，一大批爱国青年奔向心中的圣地延安和中共根据地。为了教育、选拔这些青年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根据地内兴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大学等院校。其中，抗日军政大学从1937年8月到1942年5月，共计培训2.6万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学生。抗日军政大学还在敌后根据地创办了十余个分校，培养数以万计的青年。陕北公学（包括分校）共培训1.3万余青年。这些受训的青年人后来多数加入党、团组织，成为党内著名的“三八”干部的中坚力量。此外，中共在抗日根据地里还组织了大量民兵、自卫队组织，吸收大量青年农民。这些年轻的民兵、自卫队成员在战斗中得到锻炼、成长，其中的优秀分子很多都参军、入党。到1940年上半年，各根据地有几十万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革命军队里的基干力量。抗战胜利后，为了适应新的革命形势，也为了进一步将广大青年组织起来，中共中央决定重建统一的共青团组织，成为党的后备军。当时在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任弼时认为：“组织起来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我们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要在战后的各项建设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带动广大青年”。团组织的重建更好地促进了青年工作的开展，同时也促进了党对青年干部的培养。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是贯穿其间的大事。作为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土地改革对中共扩大基层青年组织、培养青年干部意义重大。1947年夏秋，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刘少奇指出：“青年团问题，由中央决定后就着手去办。头一步要选择和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在土改中把青年团下层组织形成起来，选择积极分子加以训练。中央局、区党委要选择一批有群众工作作风的、虚心的、能接近群众而没有官僚主义毛病的青年干部去做青年团工作”。习仲勋在对关中新解放区的指示中提出：“组织农会，建党、建团。各县自上而下地组织农会筹备会，发动各地成立农会。乡村农会要先有重点地组织，逐步发展，然后按发展情况及农民群众觉悟程度召开乡、区、县各级农民代表会，并在农会中注意培养贫雇农领导骨干，以加强领导。青年妇女群众都要组织在农会里边”。正是在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中，一大批青年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基层团组织中来，一批在土改中表现出色的青年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各解放区逐步建立起青年团组织，为党中央正式建团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这一系列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组织了大量的青年积极分子，培养了大批的青年干部，为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奠定重要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依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团体，如民主青年协会、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民主青年联盟等，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从中教育、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组织和干部准备，其中不少优秀分子后来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二、思想引领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列宁曾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近代中国风云莫测，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在培养青年干部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斗争。当时，中国国内思想舆论界存在着林林总总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譬如曾颇有影响的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中国共产党利用报刊、杂志等各种媒介、舆论平台对这些错误思想予以坚决的批判。这一系列思想领域的论争，启迪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塑造了他们的革命理念，一代青年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感召下走上革命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充分发挥了党报党刊的思想引领和思想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共产党和青年团中成立专门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其职责“在于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此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等部门。其中编辑部一方面负责《新青年》《向导》《前锋》《中国青年》《青年工人》等刊物的创办工作，另一方面负责编撰面向工农青年群体的通俗小册子。编辑部专设一名干部，负责青年刊物材料的分配工作。可以说，这些刊物的编撰、出版、发行，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内外左翼革命理论，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为青年干部的培养打下了早期的思想基础。《中国青年》作为一份直接定位于教育青年、引领青年的刊物，是当时《新青年》之后又一份影响广泛深远的刊物。中共中央要求：“《中国青年》的各地方版及各地的青年刊物，应该以教育为主要内容，适合各地环境与各种青年（特别是一般下级干部、小学教员和高校程度的青年）的要求而有计划的灌输他们以各方面的知识”。《中国青年》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宣扬反帝、反封建思想；同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上特别注意生动活泼，在意识形态领域同“醒狮”“孤军”等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而且，《中国青年》还关注青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给他们提出各种指导和鼓励。是故，《中国青年》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中国青年》的印数从3000份增加到3万份，尽管反动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查禁《中国青年》，逮捕迫害阅读《中国青年》的读者，但它还是不胫而走。《中国青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影响了几代进步青年，其中一部分青年后来成长为中国革命的杰出人物。而这些刊物的编撰团队本来也是由一批年轻的革命者组成。《中国青年》的编撰、发行过程本身也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他们成为那一代青年人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譬如邓中夏、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林育南等。他们以高尚的人格、革命的激情、战斗的文字，团结教育了年轻的党、团员及大量进步青年，对青年干部的生发、成长具有深远影响。尽管反动势力严厉查禁《中国青年》，迫害、抓捕《中国青年》的编辑、作者甚至读者，导致《中国青年》暂停出版；但她依然得到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人、青年干部思想引领力的体现。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在延安重新复刊，成为“青年干部在理论、策略、工作和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学习刊物”。在思想引领、思想教育方面，除了书刊编撰、发行等，中国共产党一直利用各种形式大力开展针对青年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中共在党组织和青年团中设置的教育宣传委员会里专门成立了函授部，面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开设“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社会学及唯物史观、社会思想及运动史、社会问题、国际政治及帝国主义”等理论课程，派理论功底好的干部作为专任教师，并印发讲义、大纲等资料，这直接推动了青年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各级组织还利用各种渠道在各地创建带有读书会、读书小组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加强对党团员的思想教育。随后，中共中央组织人员开展对经典理论的编译出版工作。比如，《共产主义ABC》一出版便有洛阳纸贵的气象。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恽代英和林育南在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都经销过《共产主义ABC》。阮啸仙、冯菊坡等人在广州创办的爱群通讯社不仅销售还自己翻印了一部分小册子。除了这些由共产党员们办的社团，各地学校图书馆、书店也大量订购了《共产主义ABC》。这本书在青年中覆盖面可以说非常广泛。党内的理论家们在向青年党员干部、进步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常常将《共产主义ABC》作为主要参考书和理论依托。譬如，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曾将《共产主义ABC》的部分内容编入基础教材里。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周恩来也将《共产主义ABC》的主要章节编到军校的政治讲义中。任职于上海共青团中央的任弼时“定期去曹家渡纯善里的平民学校讲《共产主义ABC》”。邓小平、彭真等投身革命的青年均认为《共产主义ABC》对自己把握革命理论的要义有较多启发，而当时还是湘军中一名青年军官的彭德怀后来追忆道：“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特别是《共产主义ABC》，阅读后印象较深”。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干部的思想教育开始更加组织化、系统化。在激烈的军事斗争间隙，中国共产党时刻不忘对军队干部、基层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各种专门培训，努力在青年人中打造“革命后备军”。当时，“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针对军队官兵的级别及文化程度的差异，党团组织开展的政治训练分为普通、特别和干部三班，“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士兵得到初步政治常识”，“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干部班之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为培养教育青年干部，各根据地普遍开办了党团干部训练班，训练了大批党团干部和青年骨干。中央苏区在瑞金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校、列宁团校，为青年干部系统讲授包括共产党党史、共青团团史、共产主义运动等理论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到学校为年轻的学员们作过报告。此外，苏区还创办过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干部学校，对广大青年干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周边兴办了不少干部训练班以及多所干部学校、专科学校，通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团结教育了一大批青年干部。例如，按课时量大小抗大的课程依次为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陕北公学要求课程安排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鲁迅艺术学院的政治课比重也占了一半；即便是自然科学院，政治课比重也要占到20%。大体而言，当时的政治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时事政策和形势任务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止步于教育灌输，同时还特别强调青年干部的自我教育。而这种自我教育最重要的办法即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利器被充分利用，青年干部群体普遍经历了大火淬炼，其人生观、世界观得到了整体改造，其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一步树立，全党面貌为之一变。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上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种党内的思想斗争，清理、涤荡了曾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严重损失的错误思想、路线，培养造就了大批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把握青年运动理论、充分了解中国社会现实、讲原则有方法的优秀青年干部。三、实践锤炼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对于年纪尚轻、阅历尚浅的青年人，要想让他们尽快成长、成熟起来，成为一名政治过硬、能力出色的中共干部，终究要靠革命实践的历练。除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干部，基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这个时代绝非是坐而论道的清谈时代，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开端，然后促动更多青年劳动者特别是工人群体参与其中，终实现全国范围工学商各个社会群体的广泛动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即是与长辛店铁路工人、上海码头工人、安源煤矿工人们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爱国民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罢工工人和广大爱国群众共同奋斗，结成了牢固的战斗同盟。这批先进青年，在斗争实践中探索革命真理，在运动中进一步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在黄埔军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下，投身军旅，在东征、北伐的过程中舍生忘死、冲锋在前，在国民革命军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是在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培养、锻造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为未来的苏维埃革命打下干部基础。毛泽东热情地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应脱去长衫，（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到农民中去，拜农民为师，同农民做朋友，“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进一步强调党内干部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在农运、工运、兵运的一线去锻炼自己，去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推动新的革命。正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一批原来的读书人、学生哥出身的青年干部迅速成长为坚毅果断的职业革命家；同时，一批身处社会底层的工农出身的青年人，也被逐渐吸收到党组织里，他们在实践中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成为了更加自觉的革命干部；也正是他们，一步步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这段时间，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干预下，王明、博古等在党内资历较浅的青年人，因留苏背景被先后提拔到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重要领导岗位。这批青年干部大多理论修养较好，部分人后来也成长为党内优秀的领导人，但严重缺乏实际革命工作经验的他们，往往将苏俄经验照搬照抄到中国革命中来，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经历反围剿的挫败和长征初期的困境，遵义会议终令毛泽东重回中央领导层，全党范围内曾普遍存在的“左”倾错误得到初步纠正。在抗战初兴办诸多干部训练班、干部学校培养青年干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在实践中锻炼干部。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实践绝非先锋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行动，而是要真正走向群众、依靠群众。只有沿着群众路线的实践方向才能让青年干部真正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战士。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演讲中，同样强调了青年干部参加革命实践的重要性：“要改变这种情形，除开要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前人的实践）而外，还必须亲自参加到当时的革命的实践中去，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同各种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后，大批青年干部从这些学校里走出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向了抗日前线、工作一线。在抗日御侮的苦斗中，这些青年干部真正在根据地、在群众中、在部队里落地生根，也真正理解了所学理论知识的实践意义。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曾明确指出：“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这正像我们读书一样，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像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就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这一时期，整风运动逐渐在全党范围内推开，中国共产党针对全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错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总结，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中国共产党也愈发重视在实践中培养造就青年干部。正因为如此，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斗争、土地改革、支前动员等工作中，广大青年干部以更加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同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的大进军中成绩显著。四、制度保障自建党起，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自身的制度探索，在培养青年干部方面也不例外。就制度安排而言，共青团组织的设立和发展对培养青年干部有重大意义。可以说，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五大上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明确指出：“党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建立一种亲密的联合，必须积极的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一条运河，党须经过这条运河，而影响到广大的劳苦青年群众”。无论从组织吸纳、思想训教到选拔任用，共青团组织都是青年干部成长的重要通道。因既往研究者对党团关系问题已有较多讨论，此处不再赘述，而主要谈谈其它方面之制度与机制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青年干部教育制度和学习制度。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即意识到培养青年干部党性修养的必要性，进而逐步建立起党的专门教育机构——党校。1923年冬，党组织在安源煤矿开办了党校；1925年9月，北京的地方党组织又筹办了北京党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课程。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党校学员基本都是青年人。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校—团校”的干部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除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为党校），1932年12月，中共中央局又在江西瑞金县洋溪村创办列宁团校。在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及根据地内兴办了各类干部学校，逐步构建了系统的分层分类的青年干部教育体系。同时，干部常态化学习的问题，也得到党组织的重视。中共中央于1940年1月3日发出的

近期，由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期刊协会承办的第六届“期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结果在京揭晓，共有91篇（组）文章入选。我院闫志民教授、顾海良教授、孙代尧教授、孙来斌教授撰写的的5篇文章入选。

辩证逻辑与原子论在哲学史中的首度结合——马克思《博士论文》创立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的路径解析❖摘要：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只有自在的质料原则，伊壁鸠鲁的偏斜学说确立了原子的自为形式原则，但是这种自为形式却脱离质料，不从质料中生成、不受质料约束，没有塑造质料、克服矛盾、扬弃必然性的能力，还是抽象的自为形式。马克思创造性地把辩证逻辑引入原子论，从质料的否定性运动中引申出自为形式，既克服了原子论的机械性，又使自为形式进而使辩证逻辑摆脱了对神、绝对理念等唯心主义绝对形式的依赖。马克思还对伊壁鸠鲁哲学中直线与偏斜、本原与元素、空间与时间、天体与自我意识等命题进行了辩证的解释，确定了质料与形式的统一、质料的形式化、形式的自为性、质料和形式互为中介的发展、自由王国以自然王国为中介的实现等原理，创立了以质料和形式的对立统一为核心原则的唯物主义辩证逻辑，为后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哲学奠定了基础。本文从逻辑上驳斥了梅林、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科尔纽等认为马克思《博士论文》属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关键词：马克思《博士论文》；辩证逻辑；原子论；首度结合；唯物主义辩证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一种分析框架❖内容提要：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完整结构做出系统的学理性归纳与阐释，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著述颇丰的议题领域，但这些讨论也存在着明显不足并弱化或影响到了这种体系性揭示和阐释的科学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意涵，分别指它作为一个理论认知系统本身的科学真理性和学界所做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的科学合理性，对应或强调的是理论对于实践的客观正确反映及其引导规范作用发挥和理论自身话语构建与呈现过程以及作为其结果的科学质性表征。改进和提高其理论话语建构与表达意义上的科学性，在研究旨向上要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哲学视域下深入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释的理论体系及其科学性问题，在研究方法上要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一般性原则要求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性概括与阐释中的规约作用。关

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及其内在统一❖内容提要：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作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内在禀赋，历经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验和洗礼，内涵更加丰富、特征更加鲜明、内在统一关系也更加紧密和牢固。党的理论自觉的内涵，主要是指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的根本理论、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及自觉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经验、结论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自觉的特征，从理论维度看表现为既充分肯认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和价值，也充分肯认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从实践维度看表现为具有鲜明的实践标准和实践导向。党的历史自觉的内涵，主要是指始终自觉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主动顺应时代大势，以及始终自觉牢记和承担历史使命，并为完成这一使命而不懈奋斗。党的历史自觉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了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一体贯通，以及致力于把党对历史的感悟升华为指引党的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为特征。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具有鲜明的内在统一关系。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历史自觉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是系统梳理、准确把握党的百年历史与成功经验的一把“锁钥”。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作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内在禀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考验和洗礼，内涵更加丰富、特征更加鲜明，两者间的内在统一关系也更加紧密和牢固。深入探讨党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及其内在统一，是从本体视域深入理解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党的理论创新与创造的历史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方法，也是从历史过程与历史路标相统一的角度考察阐释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引领社会变革的基本遵循。一、党的理论自觉的内涵与特征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理论自觉，是指“理论主体对自身‘是什么’的认识，即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质的规定性，把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由此可知，理论自觉实际上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主体所信奉的理论异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和思想理论；二是该理论主体坚定地选择和坚持这一理论，并且主动与其他理论、流派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作出明确的“切割”。就党的理论自觉而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党所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另一方面，面对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成功实现了进行理论创新与推动实践发展的统一。可以说，党的理论自觉，既包含理论自觉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共性内容，同时又因其所面对的特殊环境和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而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一）党的理论自觉的基本内涵对党的理论自觉内涵的揭示，可以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程着手。首先，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的根本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就已经不约而同地认识到，“马客士（Marx）的功业”推动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应当按照“马克斯的方法”“俄国式的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也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应该“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依据“共产主义原则”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旗帜鲜明地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并指出要以此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8个月后，中共一大颁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包括推翻资本家阶级政权以及消灭阶级、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在内的“本党纲领”，并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的口号，表达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深切服膺和自觉信仰。面对党成立初期党员思想理论水平相对不高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措施，提升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1922年6月，时任总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出，中国共产党将“组织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始终秉持自觉接纳、主动学习的积极态度，而这也明确无疑地表征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自觉意识。其次，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作为立志于拯救民族危亡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时中国的实际。在中共二大召开前一个月，我们党颁布了党的历史上首个“对于时局的主张”。在该“主张”中，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付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随后，中共二大将该“主张”所阐述的内容进一步丰富发展为包括“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最高纲领和包括“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等内容在内的最低纲领。有学者指出，中共二大除了把党的奋斗目标作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区分外，“尤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群众运动以及思想斗争几方面极具实用性的独特的创造和经验”，这样一种“极具实用性的独特的创造和经验”，从根本上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时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一系列论断用于中国实际的理论呈现和结果反映。可以说，以中共二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已经自觉地树立起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化的最新成果——列宁主义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基本思路，而这也构成党的理论自觉基本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中国共产党自觉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经验、结论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恩格斯的论断鲜明地揭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面对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以及主题之下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化中国”目标的同时，也在自觉地把实践当中正确的经验和结论加以理论性的总结提炼，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着“化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由实践决定的。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以自觉的态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使我们党能够“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党的理论自觉也被赋予了鲜明的实践意义。（二）党的理论自觉的主要特征特征，即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征象、标志和特点。党的理论自觉的特征既源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源于用以指导这一系列实践的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因此，对于党的理论自觉的主要特征，我们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进行理解和把握。从理论维度看，党的理论自觉的特征表现在，既充分肯认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和价值，也充分肯认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说，凡是理论，均具有严密性、深刻性、逻辑性、系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理论之所以能够对外在事物作出解释和说明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自然也具备这些特点。不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存在显著的不同，这种显著的不同在于它能够帮助真正信仰它的先进分子“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独具的优势，这一优势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形成理论自觉的根本前提，而理论自觉的真正形成则有赖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把科学理论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不断地通过实践的检验来强化和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作用和价值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自觉的。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深刻地揭示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肯认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的卓越品格和崇高地位，由此，中国共产党也就自觉地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使命结合起来，形成了党的理论自觉的鲜明特征。在清醒地、自觉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和价值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自觉地认识到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自觉地认识到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意味着自觉地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从毛泽东1930年郑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孕育形成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相继出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理论自觉的实际行动昭示着对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实际的尊重和对教条主义的否定，而这也铸就了理论维度上党的理论自觉的又一鲜明特征。从实践维度看，党的理论自觉具有鲜明的实践标准和实践导向。有学者指出：“反映客观存在，在实践中观念地再现事物的本来面貌、相互关系和历史过程，这是理论的首要本质。”理论的“首要本质”规定了理论自觉的基本依循，因此实践性也是党的理论自觉的鲜明特征。党的理论自觉的实践性特征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以实践为标准和以实践为导向两个方面。所谓以实践为标准，是指党的理论自觉始终有一个评判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实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就十分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很早就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推动了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当然，毋庸讳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因为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致使党和国家事业遭受挫折的情况。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以受到挫折，并不是因为我们党没有形成理论自觉，而是因为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情况下，党的理论自觉受到了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从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由此可见，理论自觉的树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为其“保驾护航”，这个标准只能是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地位，而确立实践之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身便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理论自觉的一次明确宣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理论自觉有着以实践为准绳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也内在地保证并促进了党的理论自觉的落实。所谓以实践为导向，是指党的理论自觉最终应落脚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上来。实践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理论自觉的导向和落脚点，乃是由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改造世界的理论品质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决定的。不论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评判标准还是习近平所强调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都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基于理论自觉这一前提来推动实现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断提升获得感。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没有政治上的坚定和成熟就没有行动上的执着和勇毅，没有行动上的执着和勇毅自然也就不会有事业的持续推进和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以实践为导向，自觉地把党的初心使命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期盼统一起来，凝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意识，这是党的理论自觉的又一特征，也是党的理论自觉的优势所在。二、党的历史自觉的内涵与特征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而且有着强烈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是指运用历史思维、把握历史规律、顺应历史潮流、担当历史使命、创造历史伟业的主动意识、理性认知和正确态度。党的历史自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过程等进行客观的审视、分析和研究，达到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涵育历史思维、增益历史智慧等目的，为党所领导和开展的事业提供历史参鉴。二是把自己摆进历史进程当中，以自己所领导和开展的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使命任务的阶段性达成实现对历史的创造，从而掌握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的自觉态度是我们考察分析党的历史自觉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的重要前提和根本遵循。（一）党的历史自觉的基本内涵党的历史自觉的基本内涵非常丰富，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主动顺应时代大势。历史的价值在于它客观地揭示了古往今来的治乱兴衰规律，为后人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提供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因此，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所应具有的基本态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以严谨的态度分析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以自觉的姿态把经过科学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落实到实际当中。习近平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明确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走在了时代前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历程中始终自觉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主动顺应时代大势，由此，我们党才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其二，中国共产党始终自觉牢记和承担历史使命，并为完成这一使命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并且在这些斗争中务必取得胜利。因此，党的历史自觉不仅体现在始终自觉牢记和承担历史使命，而且体现在充分认识到所进行的伟大斗争具有艰苦性、复杂性、长期性等特点后，依然能够自觉地扛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百折不挠、接续奋斗，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自觉一方面立基于把历史作为审视、分析和研究的对象，探察、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则是自觉地置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以自身在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时期的具体实践，实质性地影响和改变历史的走向或者加速历史的进程，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新开拓和新书写。正如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实践，使得“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这一“由被动转为主动”和“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的历程，正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觉和积极主动的作为影响和改变历史的走向、加速历史的进程以及开拓和书写新历史的精准概括。（二）党的历史自觉的主要特征关于党的历史自觉的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第一，党的历史自觉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重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党的历史自觉的合规律性特征体现在我们党始终自觉地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谓自觉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是指我们党始终牢牢抓住人心向背这一根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信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所谓自觉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指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抓手，并不断以实践的发展来推动认识的深化和理论的创新；所谓自觉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认真分析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精准研判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并以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打破对西方模式的“迷之信仰”，丰富了人类通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党的历史自觉的合目的性以合规律性为基础和前提，具体体现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视历史为“最好的教科书”和“最好的老师”，表明我们党既要树立并维护历史的尊严和地位，又要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掌握推动党的事业的发展，从而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历史自觉与党的初心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其历史自觉而生发出初心，中国共产党对初心的执守则进一步印证和昭示了其历史自觉。第二，党的历史自觉实现了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一体贯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立志创造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其对历史之作用的认知早已超越了历史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意涵而呈现出明显的“外溢”特征。历史之作用的“外溢”是相对于历史是“记录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活动”这一共识性定义而言的，是在共识性定义基础上的丰富和扩展。党的历史自觉当然也包括对过去事件和活动所进行的学习和理解，不过，在学习理解过去事件和活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因此，贯通过去、当下和未来，就成为党的历史自觉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把过去、当下和未来一体贯通起来，乃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从历史当中才能“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第三，党的历史自觉致力于把党对历史的感悟升华为指引党的事业发展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党的历史自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鲜明的目标指向，这个目标便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历史自觉既是思想意识层面的对于历史嬗变及其未来发展的自觉认知，同时也是知行结合层面对于历史所赋予使命和责任的自觉感悟。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嬗变的自觉认知和对于历史使命的自觉感悟，既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指引党带领人民不断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正是因为党的历史自觉所具有的这种精神伟力，我们在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才能始终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斗志，才能不断增强奋进勇气和磅礴力量，也才能真正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三、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的内在统一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既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内在禀赋，也是我们用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和价值，又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不论是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还是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的功能和作用，两者都是内在统一的。从本体论层面来说，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统一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独特政党属性。独特的政党属性自然会铸成独特的政党素质，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就是中国共产党独特政党素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形成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的政党素质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烙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印记，从而与生俱来地掌握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先进理论与落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弥合因这种张力而产生的不适应性，因而在自觉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重任的同时，主动去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思想武器运用于中国并使其不断发挥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就成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积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重任的历史自觉以及思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就应然而生。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政党属性是确定的、一贯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是确定的、一贯的，因而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也是确定的、一贯的，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政党素质的直接体现，都源起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党属性。从认识论层面来说，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的概念本身即内含着不论是理论还是历史都可以被认知的逻辑前提，在这一逻辑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对理论和历史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这就构成了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基础。面对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必须要不断形成对于客观实际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了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推动事业的发展，而这一过程就有赖于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在认识论层面发挥作用。就理论自觉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当中形成的感性的、片段的正确认识需要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自觉加工，进而实现从感性到理性、从片段到系统的认识的转变和升华。这一转变和升华的过程就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其结果则体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不同的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话语也会有所不同，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基于理论自觉而对不同的客观实际作出具体分析得出针对性认识的结果。就历史自觉来说，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研判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考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程中需要时刻关注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作出客观、正确的认识和解答，有赖于中国共产党自觉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主动顺应时代大势，而这恰好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秉持的历史主义态度和科学历史思维。因此，正确认识变动不居的世情和国情，正确认识与时偕行的时代和社会，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党的历史自觉在认识论层面所面对的重要任务和课题。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党的理论自觉还是历史自觉，都鲜明地体现出从得出正确认识的角度服务于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征，因而在认识论层面，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也是统一的。从方法论层面来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法探索。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与激荡，中国共产党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必须答好的必考题。在“既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向因素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通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发展”的过程当中，牢固树立自觉意识，把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运用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是中国共产党此前和当下一直在做、今后也依然要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不仅是一种意识和态度，更是一种方法和路径。当然，作为方法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所要解决的并不是某个领域的具体问题，而是要在一般意义上实现对重大问题的解答。比如，理论自觉作为方法，包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自觉地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自觉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等等。历史自觉作为方法，要求做到自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自觉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顺应时代大势，自觉扛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等等。不论是理论自觉还是历史自觉，其方法论意义都鲜明地指向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基于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不断进行方法论探索和创新的根本动力。因此，党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不仅具有鲜明的方法论意义，而且二者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法论探索和创新中形成了目标上的统一。作者简介裴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

者AUTHOR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

科学把握“两个结合”的三个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重大意义、内在基础、实现路径作出了新阐释。一、“两个结合”何以必要只有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指导中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蕴含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必须着力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严重脱离实际，使中国革命“吃了大亏”。在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同志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经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开始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这深刻而精要地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道理。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历来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波格丹诺夫等人完全摒弃俄罗斯传统文化、试图在“实验室”条件下创造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空想主张，列宁予以深刻批判，强调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俄国传统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血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生长之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文化血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文化滋养之源。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种血脉的结合、融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二、“两个结合”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作为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总结世界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列宁说：“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19世纪后半期形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总括性、普遍性的特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具普遍的、根本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具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普遍特性，具有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一般特点。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反复强调俄国工人运动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有了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具体而言，其一，宇宙观方面。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而“与天地精神往来”。荀子既以“天行有常”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也以“制天命而用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宇宙观，与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截然不同，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和解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天下观方面。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重要思想。《尚书・尧典》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少知识分子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相联系、相比附。1926年，郭沫若在《马克思进文庙》一文中虚构的马克思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也做了一种相近性言说。其三，社会观方面。“和”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深刻影响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观念。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社会观，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阐发以及关于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的未来设想，有诸多契合点。其四，道德观方面。中国人与人为善、义利相兼等伦理观、道德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并重等倡导，有相近相融之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主动性。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也是牢牢立足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先进政党，具有积极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主动性。从历史角度看，如前所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又根据实际需要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更好地把握历史主动。三、“两个结合”如何推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准基本国情，明确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所要结合的实际，常常是变动不居、发展变化的。在准确分析当前形势基础上明确自己的任务，增强全党行动的自觉性和统一性，是我们党的优势和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以此为指导，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彰显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切入点、基础、中介，实际中的问题有待理论上的回答，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在实际中解决。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为此，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良性互动。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引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相结合，是学术理论界积极探讨的重要议题。在这方面，基本的前提是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当前的重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把那些跨越历史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概念、理念发掘出来，作出新的时代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论述在面对现代性问题和国际化交流时具有优势，但也存在逻辑性、时代性方面的短板，其中的不少经典表达亟待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关于“天人合一”这个重要命题，存在“天人感应”“天人相通”“人天同构”“人天同象”等多种解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将“天人合一”解读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容易让人接受。总之，对待传统文化，“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加以深度挖掘和现代转换，使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和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风俗、风骨、风貌。在这方面，我们尤其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包括天下为公、立德修身、家国一体、维新变革、追求中和、崇尚整体等，使之有机融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同时，还要重视概念、用语层面的融入，诸如“实事求是”“小康”“守正创新”等，已经被赋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今后还有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用语丰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两个结合”不是自动实现的。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传统文化研究者和实践者乃至全体中国人民的主体自觉、历史担当，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深厚的中华文化情怀、强烈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作者简介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章来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丰富与拓展不久前中英文同时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既是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阐述的一部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来加深理解与学习其中所体现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丰富新拓展。

中共党史文章的写法❖摘要：党史文章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各部分写法也各有不同。具体来说，导言应当精致，有悬念。写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冒头法”，二是“破题法”。正文应当丰满，有内容。这里要把握三个环节：一是“均衡布局”，二是“有序排列”，三是“合理熔裁”。结论应当果敢，有力量。对此，党史研究者可用“首尾呼应”、“画龙点睛”、“提纲挈领”、“补述题蕴”、“发人深省”等各种方法。这是就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等一般党史文章写作而言的。除此之外，还有会议文章、纪念文章和党史札记三类体裁在党史研究中也比较常见。它们与一般党史文章，虽有相同之处，但在题材性质和表达方式上却大不一样。这也是写党史文章时需要关注的问题。关键词：写法；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一篇文章或著作，一般由导言、正文和结论构成，各个部分又有各自的分工。导言一般是引入话题，并简要提示本文的创新点。正文可以再细分成若干板块，从几个方面论证文章的观点。结论是对论据和论点的总结，最好在理论或意义上有个提升，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古人有句形象的话，叫“凤头、猪肚、豹尾”，很有道理。“凤头”是说导言要精致，有悬念；“猪肚”是说正文要丰满，有内容；“豹尾”说结论要果敢，有力量。“书有体裁，文有法度。”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遵守这样的“法度”。一、难在开局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与提升研究❖内容提要：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及香港回归大陆以来，大陆强大的经济支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都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巩固和提升奠定基础。本文回顾了香港回归以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及演变，详细分析和研究了香港金融中心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就如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关键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但上述“现代化”的定义多从外延功能而非从本质特征出发，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果单纯将“现代化”解释为一个过程或包含若干内容的事物，则无法与“封建化”等其他概念区分开来，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生态学基础。它不仅从思想论域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反生态）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还从思想谱系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有关论述。★作者：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作为一个系统完整且丰富深刻的话语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生态学基础。这里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并不限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生态（环境）思想（观）”“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或“生态文明理论”，而是有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理论意涵。具体来说，它不仅从思想论域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反生态）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还从思想谱系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有关论述。

张静如对中共党史学批评的探索与贡献❖摘要：张静如对中共历史学批评有重要贡献。他倡导史学批评，开创党史学史研究；运用史学批评，检视党史学人论著；勇于自我批评，树立党史大家风范。他主张“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正是在反思中共历史学实践基础上，从学科建设高度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要求将党史批评之共识——“求真”、“务实”、“创新”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去。这对于发展中共历史学科，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张静如；中共历史；史学批评

三、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的生态产品转化路径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迄今为止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萌生孕育阶段（1982~2007）、形成确立阶段（2007~2018）和丰富发展阶段（2018~至今），分别对应于习近平地方主政时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到“5.18”《讲话》、“5.18”《讲话》以来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阐述。在长达25年的地方主政实践中，习近平本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经历了萌发、成型与成熟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两（座）山”理念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绿色发展理论。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战略思考从更多是地方地域层面上升到国家全局层面，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就进入了它的形成确立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阐述而实现的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拓展包括三种情况：阐释强调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5.18”《讲话》的精神实质，结合全国各地实际做出更具针对性和更加细致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与任务要求，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新经验新情况新议题所做出的新概括新判断新阐释。关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生态安全治理与合作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治理与合作，从中国立场来看，应基于如下三个基本观点。

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透析摘要：19世纪末，面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现实性提出了质疑，这首先表现在对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唯物史观的修正上。伯恩施坦基于对所谓“经济决定论”的驳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庸俗化，将其歪曲为历史宿命论。他诉诸新康德主义，将非经济因素夸大为决定因素，用二元论、多因素论代替唯物史观的一元论与辩证法，最终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折衷主义历史观。伯恩施坦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图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革命斗争，从而走上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不仅为其修正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其他机会主义派别提供了理论依据。认清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实质，必须还原被其遮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面貌，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关键词：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其发展的进程又是曲折蜿蜒的。伯恩施坦作为修正主义的鼻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诸多批评。折衷主义历史观是其修正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只有在学理层面厘清伯恩施坦的理论逻辑，并结合历史和现实正面回应其理论观点，才能从根本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避免修正主义的错误倾向。时至今日，还有人为伯恩施坦主义逞辩。因此，有必要从哲学历史观层面对伯恩施坦的理论错误做一些理论分析。一、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成因分析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对此，伯恩施坦曾说：“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一）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特殊反映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体来说确实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克服了盲目竞争的现象，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资产阶级调整统治策略，一方面有限度地扩大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资产阶级改良政策，另一方面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队伍革命意识淡化，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得到缓和。”伯恩施坦在英国居住长达十几年时间，他深刻感受到第二次科技革命给英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伯恩施坦提出要正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无疑是合理的。但他在分析这些新变化时却从根本上否弃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趋势，主张全盘推翻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他断言，在现代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意识形态特别是伦理因素对于经济的依赖程度和以往的任何时期相比要小很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其他社会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变得愈来愈间接了，从而前者的自然必然性对于后者的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就愈来愈小了。”这就是说，首先，伯恩施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弱化了经济因素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对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决定作用提出了质疑。其次强调经济力量对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也在不断减小，非经济因素由此获得了更为独立的发展空间，并对社会形态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同时他指出非经济因素对于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历史的铁的必然性”就越受到限制。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是伯恩施坦萌生折衷主义的现实依据。（二）新康德主义的深刻影响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后半叶在西欧产生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它的盛行对伯恩施坦的思想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其折衷主义历史观的直接来源。新康德主义提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的论调，主要意图在于复兴康德哲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承认不可知论，“既反对把康德‘自在之物’融化于绝对精神之中，把康德哲学改造为客观唯心主义；更反对对康德‘自在之物’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由此建立某种新的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还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热衷于折衷主义。恩格斯早已批判过新康德主义的错误观点，他把新康德主义看成是不可知论的变种，认为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所谓“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也是康德哲学中最应该摒弃的那一部分。而列宁认为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自始至终并未有力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伯恩施坦认为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远远胜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在伯恩施坦的文章中，他一再引用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并表示“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伯恩施坦直言不讳地承认“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认为康德其实“是一个比许多信仰所谓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还要严格得多的实在论者”，并试图用康德的思想对“传统的教义”，即唯物主义进行严格的批判。他指出，唯物主义轻视精神因素，并把物质抬高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这其实是自我欺骗。伯恩施坦极力主张用新康德主义对抗与取代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用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观点来论证观念因素的重要作用，以此来证明唯物主义是有条件的。（三）对所谓“经济决定论”的驳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归结为经济唯一决定论。巴尔特将马克思的思想称为“技术经济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归结为工艺工程和技术的作用”。“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引发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的一些理论关注，助推了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在巴尔特等人的影响下，伯恩施坦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指出“决不想对巴尔特所用的‘经济史观’这一名称感到愤怒，而是不管怎样要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最恰当的名称”。伯恩施坦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必然是“有限制的”，应该对“现时正在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修改与改良，也就是说，马克思过于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经济因素的决定力量，忽视了“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二、伯恩施坦折衷主义历史观的错误实质折衷主义历史观意在“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并且“用二元论、调和论代替、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首先，伯恩施坦意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修正，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历史“宿命论”，机械地认为“历史的铁的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非此即彼。其次，伯恩施坦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他在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调和历史过程中的诸多因素，拔高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因素的作用，并将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并列为在不同程度上相互作用的决定因素。（一）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历史“宿命论”伯恩施坦认为：“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如果说他不相信任何神定的宿命，那么他毕竟相信而且必须相信，不管从随便什么时刻起，此后的一切现象都是由已存在的物质的总和和它的各部分的力量关系预先决定的。”根据这一基本的认知，伯恩施坦又进一步将马克思在1859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解读为“独断的措辞”。他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把“存在”和“意识”对立了起来，并指出从这段表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并认为人们总是违反自己的意志而被动执行历史力量的任务。因此，“整个说来，人的意识和意愿表现为非常从属于物质运动的因素”。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的认知是片面的，他将这种历史必然性歪曲为宿命论，未能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思想、意志等精神因素的重视，甚至指出应该抛弃“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概念，因为使用这个概念就预先注定使人们陷入同唯物主义的概念相联系的误解中去。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并且充分意识到人的能动性和精神性因素的反作用，而宿命论在承认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同时取消了人的能动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就开始重视精神因素对历史过程的反作用，在其理论的前后期也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了客观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普遍存在之后，还必须回答社会意识的决定因素这一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指出：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也就是说，革命的科学是由历史运动产生的。但是一经产生，革命的科学也会参与到历史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马克思认为观念的因素在历史进程中不发挥作用或者仅仅只发挥“小得多”的协助作用，那么马克思就不会提出实践上与传统所有制并列的传统观念决裂的要求，也同样不会强调革命的科学的重要参与作用。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的作用。如果他们不重视精神因素对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作用，又怎么可能用大量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和创作呢？因此，伯恩施坦所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修正”前期的独断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中的诸多行为。此外，伯恩施坦僵化地理解了“历史的铁的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漠视马克思强调人的实践在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绝不是脱离于人的活动的自发过程。“‘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人们既是历史的“剧中人物”，也是“剧作者”。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人要不断通过对现象的研究发现普遍性的规律，进而应用规律，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列宁也明确指出，决定论承认了人的活动的规律性与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否定了意志自由的观点。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也就是说，历史规律并不等同于对人的能动性的完全制约，人的能动性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对历史规律的超越。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并不是二律背反的关系。与此相反，伯恩施坦仅仅抓住马克思的部分论述，歪曲马克思的本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历史规律性的同时，否定了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这种辩证思维的缺失导致伯恩施坦机械地、形而上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最终走向折衷的二元论的道路。（二）将“非经济因素”夸大为决定因素首先，伯恩施坦指出摆在唯物主义者面前的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性是以哪种方式实现的以及哪些力量、因素在其中起决定作用？各种不同的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自然、经济、法律制度、思想”这些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起什么作用？对此，他明确表示，人们应该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形态”而不是“最初形态”应用它。所谓的“成熟形态”在他看来就是要补充恩格斯的晚年书信的内容。也就是说，伯恩施坦强调，除了要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要对法权、道德、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人的精神素质等非经济因素加以充分的考虑，“通过插入其他力量”而扩大唯物史观。伯恩施坦断言，在当时的社会，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同社会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再紧密。这是由于人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指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日益增强，“同物理的自然力一样，经济的自然力的本质被认识到多大程度，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从人的主人变成仆人”。也就是说，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得不再紧要。其次，伯恩施坦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为依据，来论证非经济因素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合理性。他表示，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会变动和政治变革的最后原因”，这个“最后原因”还包含其他类型的起协助作用的原因，“即第二级和第三级等等的原因，显然这类原因的系列越大，最后原因的决定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所受的限制就越大。它们起作用的事实依旧存在，但是事物的最后形态并不是仅仅取决于它们”。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认为这“是一个界限问题”。并且，伯恩施坦引用海涅的意见即“争论的中心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的量的关系”来补充其论点。实际上，伯恩施坦将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等量齐观，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与非经济因素的反作用的质的差异取消，而只承认量的不同，意图在于将非经济因素片面夸大为决定因素。最后，在伯恩施坦看来，他之所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将之应用于现实。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前提和任务》中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今天只有扩大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才是有效的，“一切应用，如果没有考虑或者没有足够地考虑由这一扩大所指出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的相互作用，那么不管它是出自理论的创始人自己还是出自别人，都应当据此相应地加以纠正”。而伯恩施坦的“应用”最终演化为折衷主义，从而使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底色。并且，伯恩施坦坚持自己“清醒的理智”而否认对他的折衷主义的批评，他把折衷看成是对独断的教条主义的反拨，认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一元论的解释是一种极大的退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强调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是并未将非经济因素单独作为决定性的作用。伯恩施坦也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对精神因素的重视。因此，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新的经济事实之间不可否认的联系”的承认“是否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体系配合得上”。对精神因素的重视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体系是可以配合得上的。因为，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必须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过程才能够对历史过程发生作用。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丝毫不排斥对非经济因素的重视的。因为，任何历史的合力都必须通过生产力才能够参与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西欧的“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这种形式到底受到生产力的多大程度的制约，这从查理大帝等企图建立以古罗马遗迹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中已经得到证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恰恰已经证明了非经济因素在历史决定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最初形式来源于以往的军事组织。但是，这种军事组织一旦转化为生产形式，将不得不与受征服对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否则将同样寸步难行。这至少说明马克思在1846年就已经明确认识到了非经济因素对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必须经过生产力的制约作用。因此，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合力，必须由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作为“最后原因”。恩格斯也并未在其晚年的五封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承认过非经济因素单独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强调了“第二性的作用”，在1890年10月27日的信中强调了由生产运动支配的“新的独立的力量”的“反作用”。并且，“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而在1890年给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可见，恩格斯仅仅认为非经济因素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决定斗争形式，而非内容。而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属于影响性，而非“决定性”。恩格斯为了回应一部分僵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指出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作为“最后原因”的作用。但是伯恩施坦却认为其他力量将对最后原因的决定作用加以限制，这种限制包括质量上和数量上的限制。由此，伯恩施坦认为，恩格斯将原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态进行了修订。但是，如上所说，恩格斯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他只是在应用这一理论解释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认为必须考虑其他因素。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现实的抽象，如果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既然理论是对现实的一种抽象，那么将理论应用到现实中的时候，作为实践者的人，必须将理论中剔除的因素重新考虑。这是在把握了历史规律之后对历史的更高层次的认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将非经济因素作为独立的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来论述。但是，他们的确承认历史过程是由诸多因素参与影响的。并且，历史合力的作用过程也必须经过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这一“最后原因”。三、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性伯恩施坦对历史唯物主义歪曲理解并非偶然，这主要来源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诸多理论特性的一知半解或误读。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一）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严格的决定论，但是，这种严格的决定论也同样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因此，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是统一的。伯恩施坦错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决定论特征，也明确地指出了关于历史必然性及其根源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性问题的核心。但他认为，“人类凭借对于他们的生存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组织，已经达到能够支配自然和指导经济进化的程度，‘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概念就相应地受到了限制”。并且，伯恩施坦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也持不确定的态度。他在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所使用的“趋势”一词是具有伸缩性的概念，而“规律”一词是较“死板的”“带有宿命论音调的”。这种将“规律”和“趋势”放在同一层面来理解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决定论的思想。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使用已经发现的社会历史发展预测未来的趋势。规律和趋势不是互相否定的两个概念。恩格斯曾在1890年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再次阐明了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1895年，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伯恩施坦却认为：“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他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语言中隐蔽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自然科学中决定论的不同，即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是严格决定论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则是非严格的决定论的，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历史必然性的支配作用的变化也就愈多”。由此看出，伯恩施坦并未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的决定论特征。（二）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唯物论伯恩施坦认为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和无条件物质崇拜的观念连在一起的”。他在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时将其解释为独断的、宿命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片面夸大了经济因素的作用。其次指出，个人和民族可以摆脱“无需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当原动力是“观念力量”，即利益、认识、道德意识和法权观念。就这样，伯恩施坦彻底地栽倒在唯心主义的陷阱之中。因此，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要求人们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时应该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按照它本身呈现出来的面貌、从它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这种唯心主义怪想既包括黑格尔对世界本体的认知，当然也包括黑格尔之前的神学本体论。恩格斯还指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强调的是按照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某种幻想、概念来认识它。其次，这种唯物论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强调“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观念的东西不过是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可见，马克思明确将物质的运动作为理解世界变化的基础或主体。最后，精神因素的作用最终还是要归结到物质运动的主线中。恩格斯在1894年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伯恩施坦也明确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非经济因素的重视，但是他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立。这实际上是对恩格斯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种误解。恩格斯在如上的信中已经明确说明了非经济因素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主线的关系。历史是人创造的，而历史的规律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三）坚持历史发展问题上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括深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包括揭示物质和精神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唯物论是与其辩证法有机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决定论、唯物论的同时，还强调了其辩证法的一面，反对把各种“因素”孤立出来，对历史作折衷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批判马尔萨斯时指出：“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生产关系的水平是与一定的生产力的水平相适应的。而生产力的水平则受到以往社会形式或历史过程的制约。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过程绝非机械地归结为生产力的问题。因为生产力本身还受到以往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受到同时代社会形式的影响。恩格斯晚年在书信中也强调了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他指出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错误观点，即认为“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恩格斯还以普鲁士为例，阐明了政治、思想等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庸俗的经济自动论者”不懂辩证法，造成了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可见，作为历史结果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同样可以在后一段历史过程中作为原因对经济因素等发挥反作用。这丝毫不影响经济因素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也只有从这种“相互作用”的辩证的角度上才能正确解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和唯物论的重要内容。综上，伯恩施坦折衷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他无法正确而深刻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因此，伯恩施坦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带有决定论思想的部分理解为宿命论，对唯物论的理解僵化为经济决定论，把物质生产与思想意识的作用对立起来。他试图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认为恩格斯晚年在五封书信中提到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因素“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与“社会制度”可以独立化为具有自在运动的“社会权力”并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观点，与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且表明应当用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论述来补充历史唯物主义最初的定义，才能使其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事实上，恩格斯表达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决定论和唯物论是统一的，并非像伯恩施坦所说的是一种修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论述上也是前后一致的。正如恩格斯强调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只有将以上所论及的决定论、唯物论和辩证法综合起来去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才能够正确看待人类历史纷繁复杂的诸多现象，也才能够走出伯恩施坦的折衷主义泥潭，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者简介：薛梦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排版

2022年春季学期北大思政课优秀论文名单经过各班主管教师和助教推荐、会议评审、论文查重等环节，2022年春季学期“北大思政课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结果新鲜出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五门课各评选出优秀论文。现公布名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姓名学院论文题目李民哲哲学系从“妇女回家”反观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辩证法彭泽光法学院从宣誓风波和反修例风波讲起——香港如何在新时代“一国两制”下“乘风破浪”保生禹社会学系毛泽东与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东西回应杨宇熙中国语言文学系从“人的文学”到人民主体性的建构——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唐浴歌经济学院“政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译介与流变浦娜外国语学院从秘密社会看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重构聂畅来哲学系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基于共同富裕愿景的差异补偿陈家琪政府管理学院责任政治视域下的邓小平反官僚主义思想研究——兼论从运动式问责到制度化问责的历史转型王昰光华管理学院央地关系、事权财权与统一大市场——分税制改革的进退维谷胡虞婧艺术学院人民中心与个体群像：党的百年文艺思想与中国主题性人物画中的“人民”探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姓名院系论文题目张浩宇公共卫生学院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从各省议会出发一窥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之根源韩子川基础医学院别了，燕京大学

土地、城乡关系及中国式工业化内容摘要：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维度，本文以土地为视角，从城乡关系分析中国式工业化。不同于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中国式工业化通过土地调整城乡关系，满足了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需求。土地改革的完成，为将农村经济剩余转移到国家工业化建设做了准备。土地集体化结合城乡剪刀差，提取了农村经济剩余服务了国家工业化建设。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促进了乡镇企业崛起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以土地为核心的信用创造解决了大规模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融资约束难题，促进了城市工业化发展。新时代，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村再工业化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是中国式工业化面临的重要方面。中国式工业化避免了工业化起步资本积累的暴力色彩和失地农民及无业工人的产生，实现了城乡人口有序流动，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避免了资本家阶级的产生，以土地为融资工具开辟了信用制度缺失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新道路。关键词：土地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环境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文章来源

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政治哲学视角❖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可以大致界定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新兴公共政策议题领域的政治学理解与阐释，因而是一个新的比较政治学或议题政治学分支，但也具有明显的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个体与社会、国内与国际等关系层面上的政治哲学意蕴。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既可以从既有的环境政治学学科发展及其理论成果中获得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基础性支持，但也在研究论域、学术话语和主体视角等方面实现了重大拓展或转换，因而能够更鲜明地反映我国新时代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质性特点。在环境政治学话语体系下，也有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红绿”的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的探讨，从而表明同样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政治理解与公共政策应对思路，但在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视域下，社会主义质性特征或政治哲学的论辩和追问，成为一个尤其突出、也更加关系着全局和未来方向的问题。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政治哲学、社会主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