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周良书 柴玉振：​学习与反省：日记里的新四军整风——以《赖传珠将军日记》为观察中心

学习与反省：日记里的新四军整风

——以《赖传珠将军日记》为观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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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风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赖传珠日记表明，“学习”与“反省”是新四军高层整风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在改造学习方面，其主要途径是“阅读”和“听课”。在检讨反省方面，新四军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反省”和“自我批评”，而且还要求借助党内同志的“外力”，即通过“相互批评”和“反省报告”的方式，来剖析并纠正个人缺点及错误思想。赖传珠日记呈现出新四军整风的节奏、方法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不仅勾勒出新四军整风运动的场景概貌，而且也补充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这对于分析和研究新四军的整风运动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和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四军；整风运动；学习；反省；《赖传珠将军日记》

赖传珠是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他在中共军队的不同层级和岗位上久经历练，长期从事中共军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亲身经历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和战役。皖南事变后，赖传珠出任新四军参谋长。作为新四军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所留下的一部军旅日记是众多新四军将领共同的“革命记忆”，史料价值非常丰富。

延安整风作为中共革命史上的特殊事件，是加速中共革命进程的催化剂。与研究抗战时期其它部队和地区的整风相比，近年来对于新四军整风的专题研究非常少见，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学术性上也有很大提高空间，更鲜有从解读亲历者日记的角度去深入探讨此话题。本文则选择以新四军重要将领——赖传珠的日记为观察中心和基本素材，通过解读其在整风期间留下的私人记述，力图还原和再现新四军整风的历史场景，这对于深化中共党史、解放军史研究，考察革命者的阅读史和心灵史具有特殊意义。

一、从日记看新四军的整风学习

      从改造学习入手开始整顿三风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切入点。新四军也不例外。在赖传珠日记中，可以清晰看到新四军整风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落实中央对整风相关文件和文献的学习，而具体的学习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读”，即阅读整风文件，一个是“听”，即听专题报告、上整风课。

（一）整风阅读的篇目和方法

新四军作为贯彻党中央整风决定的部队之一，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中央关于相关整风文件和文献的阅读要求。此时身为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日记中关于整风阅读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四军的整风学习情况。

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是新四军开展整风学习的基本材料。对此，赖传珠日记留有较为完整的阅读记录。他在1942年7月6日记：“看毛泽东同志论整顿‘三风’报告三段。”第二天7月7日记：“上午继续看毛泽东同志整顿学风的报告。”7月9日又记道：“看完《改造我们的学习》及布尔什维克12个条件，这是中宣部4月3日决定的学习文件。”在7月10日记：“看《改造我们的学习》及中宣部决定和补充材料数篇。”这几处日记真实记录赖传珠在新四军整风初期所学习过的文件材料，而日记中所说的“学习文件”和“补充材料”也都是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党员干部必须阅读的整风文献，它们是分两次下发的，第一次是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列出的18种文件，随后又在4月16 日的通知中增加了第19至第22件。

中央高度重视这22个文件的贯彻学习，中宣部明确要求：“在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时期中，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人严格贯彻中央关于整风学习的要求，并多次强调：“不先看懂文件即检讨工作，等于无的放矢，就会走到以歪风打歪风，把整风愈整愈坏，故研究文件为先行阶段。”新四军军直属队为领导和推动学习工作，还专门成立“三风检查总委员会”，设立“三风文件研究总指导员”一职，要求其工作从深刻研究22个文件开始抓起。

部分新四军直属师部以及各区党委规定的学习篇目，在遵照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基础上，又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其它文件和材料。比如，当时在新四军第一师采风的文艺工作者钱德富（笔名阿英）就曾在1942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与钟主任同往彼寓所，取书，仅得《整顿三风》二册。此书系师政治部编印，收必须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分‘关于增强党性’、‘调查研究’、‘整顿三风’三方面文字二十二篇，又附录十篇，凡十数万言。”阿英所记新四军编印的整风材料有“附录”一说，在一份关于新四军整风的简报中也得到证实：“阅读文件除中央所指定的以外，另加华中局几个重要文件，作为附件合并研究，使整顿三风能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达到具体化的目的。”

华中抗日根据地各区党委也对整风学习计划作了少许增加。比如在《盐阜区整顿三风文件阅读计划》中，党委就将学习文件细分为四个类别，即“甲、整顿学风问题”、“乙、整顿党风问题”、“丙、整顿文风问题”、“丁、综合研究”。其中“综合研究”中就列入了“军委总政6·16关于军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和“有关开展整顿三风的文章”，这两个文件名目都不是中央22个文件中明确要求的。

在淮北苏皖边区也存在类似情况。不过，其党委是将不同层级的干部划分为甲、乙、丙三种不同的组别，然后根据组别来确定具体学习内容。其中甲组必读文件除中央规定的文件外还增加了《中央关于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和《任弼时在高干会演说》，乙组的必读文件全都来源于22个文件，而丙组则由于是基层营连级干部，文化水平有限，所以提出“由师政治部另印整风课本”，并要求“将党章精细研究”。由此可见，新四军各部在确定整风学习文件时，并不是完全机械地执行中央的要求，而是根据各地方实际增加或调整了一部分材料，这反映出地方在开展整风学习中存在一定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层次性，其目的是使新四军直属部队和各根据地区党委不同层级的干部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整风的任务和要求。

关于如何学习这些整风文件，这在赖传珠日记中也有记载。比如，他在1943年8月18日记：“看‘斯大林关于论领导与检查’一文并做笔记。”第二天又记：“上午看整风文件，并做笔记。”“做笔记”是精深阅读的一种方法。这也是中央对整风运动的要求，即对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华中局在中央“四三决定”下发以后，也明确规定军队和地方中党的干部，“须逐件精读中央宣传部所指定的廿二种文件，能做笔记的须逐件做笔记”。而赖传珠日记中的阅读记录则真实反映新四军和华中局对于中央要求的落实情况。当然，“做笔记”也有具体要求，并非把文件中的话抄录下来，而是应该“先记提纲，再记自己的心得感想和自己的反省”。所以在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也不能做“文抄公”，而是要把学习文件后的心得以及自我对照后的反省记录下来。为保障此项阅读要求的落实，华中局还作出规定，“华中局定期抽阅甲组的笔记，区党委定期调阅乙组的笔记”，以督促党员干部的阅读学习。

（二）“整风报告”和“整风课”

除个人阅读外，赖传珠日记还记录新四军整风中的另一种学习方式，这就是听整风专题报告和上整风课。这与中央的要求是一致的，中宣部从整风一开始就针对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提出过“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的落实建议。中央军委也认为对于每个文件的学习，“应在讨论之前，先在会议上作报告，传达文件内容，使文化较低、理解力较弱的干部能充分理解文义，懂得该文件的中心”。具体到华中局，其在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时也明确指出：“各级党的负责人必须亲自报告，然后动员到各工作部门与支部”。对此，赖传珠日记也有很多记载，这从侧面反映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落实这一学习方式的实际操作情况。

1942年4月23日赖传珠记录：“午饭后到党校开会，听‘三风’报告。”此后，赖传珠还记录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多次作报告或讲课的情况，报告的主题和内容也主要是解读整风文件及相关问题，如1943年6月15日记：“上午到政治部听军长[陈毅]‘关于改造学习问题’报告。”8月28日又记：“听饶[漱石]政委报告联共党史结束语及布尔什维克十二个条件。”赖传珠日记虽没有直接记录听报告时的感受，但其他亲历者则通过日记或回忆录的形式记下当时听报告的场景。比如对于新四军军长陈毅所作的整风报告，阿英就曾在1942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晨餐前，杨帆同志来，通知八时军长在停翅港新礼堂报告抗战后两党合作问题，军长约去参加。饭后遂匆勿去。因到会人数越出指定之外，且甚杂。军长报告遂临时改题为《整风问题》，分整风与干部关系、文件的意义及与工作联系三大段，出浅入深，依具体事实，详加诠释。因材料之具有笑料性者甚多，又用幽默语言表达，遂不断哄堂。报告内容，极为丰富。”

无独有偶，时任新四军直属供给处主任甄子明也有回忆：“陈毅在整风学习中，联系思想实际，经常给直属机关干部作报告。有一次，他在讲解毛主席的重要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时，深入浅出，讲得有声有色，讲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听的津津有味，获益匪浅。”由此可见，陈毅当时在整风运动中所作的主题报告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这也同样说明听“整风报告”的确是开展整风学习的一个重要方式。

除听首长报告外，新四军党员干部还要定期上“整风课”，这在赖传珠日记中也有记载。比如，他在1943年6月28日记：“吃完早饭到政治部上整风课，题为《学风党风问题》。”一个多月后，8月18日又记：“上整风课，讲的题目是《反对唯心主义》。” 9月9日再记：“上午上整风课‘反对自由主义’。”赖传珠在日记中所记录的讲课题目，既反映新四军整风运动的方针和重点，也可以从中折射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步走向成熟的党内教育培训体系。、

采用这种学习方式，主要是为了照顾学习受众的不同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使整风的精神能够最大限度地影响更多人。在新四军内，不只是军部如此，华中局在指导各师各地方进行整风学习时，也要求做到“一面阅读，一面［以］报告或上课方式进行之”。亲历过新四军第三师师部整风的白春谷回忆：“二是集体上大课、听报告。既有教员对学习文件的辅导课，也有师首长的党史、时事、政策等报告。”这也验证了赖传珠日记中的记述，说明新四军在开展整风学习中不仅依靠个人阅读，而且还通过“整风报告”和“整风课”形式来整顿“三风”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后者，对于许多新四军党员干部来说，其作用和影响也许更大，因为一场精彩报告或课程会让人印象深刻，有时甚至终生难忘。

二、“自我批评”与“反省自传”

与整风第一阶段重点学习文件不同，第二阶段整风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批评”与“反省”就成为党员个体必须经历的环节，正所谓“不反省，便不能暴露思想，整风便成无的放矢”。因此，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就是要通过批评与反省来对个体进行思想改造。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9月底，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赖传珠日记中关于批评与反省的记录最为密集，其中“打通思想”作为一个高频词被多次提及，这也同样表明新四军整风的主题由文件学习进入到批评反省的新阶段。

（一）批判“个人主义”

注重思想建党，这是中共在整风运动中形成的一大创举，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一个工人阶级人数相对较少的国家里，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中共与生俱来的头号难题。对此，早在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就鲜明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因此，急需加强思想改造，批判“个人主义”，以增强党性、纯洁党的组织。这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

对此，赖传珠日记也有集中反映和明确记载。比如，1943年12月18日记：“上午写反省党性及反对自由主义的笔记。”几天后的12月23日又记：“下午汇报整风问题。晚看朱克靖的文章。他不经华中局同意，发表整个问题的言论，是不对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党性不强的表现。”对于这个“党性不强”的问题，赖传珠认为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不良倾向。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也在与妻子的通信中提到：“以整风为中心，写出自己的反省自传，痛痛快快地断绝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自私心，虚荣心，不切实的浮夸习气！”在彭雪枫看来，“个人主义”应在整风中得到重点检查并予以纠正。这实际反映出新四军第二阶段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个人主义”。

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也指出：“干部中之不正确倾向和不良倾向，除前述表现在执行策略路线者外，还有表现在思想意识方面的个人享乐主义，怕苦畏难，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官僚主义等四种。”当时不仅在苏中，在淮北和淮南也是如此。比如，淮北区党委就明确表示：“对党的危害最大对工作的影响最深的，还是党员中间特别是干部中间严重存在着与发展着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良倾向”，并把这种不良倾向做了详细列举。

淮南区党委负责人也列出了党内存在的四种主要不良倾向，强调“淮南党的整风应该从这里整起，应该从思想上来教育党的干部，展开对个人享乐主义的斗争”。正因为此，在实际的整风活动中，党也是把“个人主义”作为检查党性纯洁与否的重要内容。据曾经参加过新四军师级整风队学习的学员回忆，对于他们这些基层青年干部的检查，主要就是“革命意志、个人主义方面的问题。例如，地位观念，怕苦怕累，贪图享乐，违反纪律”。由此可见，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的确在新四军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也是各地区党委在整风中必须解决的具有共性的突出问题。

其实，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能够在党内存在与发展，也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淮北区党委甚至把“有些干部本身的阶级基础太差，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出身，而且还有不少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作为产生“个人主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兼淮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吴芝圃也认为，正是这种“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导致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共同的不容易拔除的劣根性，这些问题在其入党时或多或少地被带进党内。这些错误认识一遇机会很可能就会发作出来，表现为上述新四军及其各地区党委中存在的不良倾向。这充分表明非无产阶级群体的思想信仰和阶级觉悟还远不够坚定，他们和“共产主义者”的要求还存在着矛盾和距离，而党要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化”就首先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新四军整风运动中党把批判“个人主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的主要原因。

（二）“自我批评”

在整风运动中，中共还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省”方法，强调个体要通过自我批评对日常工作和思想信仰进行检讨反省，从而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这种方法在整风期间的大规模实践是中共党建史的一大特色，毛泽东甚至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工作作风，把“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视为中共与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从赖传珠的日记看，他的自我批评主要针对的是工作实际和党性修养两方面。首先在工作上，他在1943年8月21日记：“上午开军分委会，开展自我批评。”次日他又记：“上午继续开自我批评会，下午结束，结果很好，对今后工作一定能有很大帮助。”这里他虽未明确记录自我批评的具体内容，但也透露出会议是围绕工作实际来展开自我批评，而“结果很好”这样一句明确的评价，表明赖传珠对这项工作及其方法的肯定，认为其对转变工作作风和对今后开展工作都是有益的。这当然也是党中央对全体党员开展自我批评提出的基本要求：“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华中局在贯彻中央整风精神时也特别强调：“整风学习必须与自我反省和改造干部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联系。”赖传珠的记述说明：效果好的“自我批评”绝不能凭空而出，它一定是结合个人工作实际而进行“内省”和“反思”的结果。

除了围绕工作实际进行自我批评之外，作为党的一名干部和新四军重要负责人，赖传珠的“自我批评”还包括在党性修养上的自我剖析。比如，他在1944年9月22日记：“我讲了几分钟的话，作了几点说明：1.我对整风反省的态度；2.我以责备自己为主，主动批评；不以别人批评我，则有反批评；3.我有主见，不盲从，但有些清高，处理问题简单化。”这是赖传珠对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自我检视，同时也反映出党中央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要求。正如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指出：“深刻检查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要每个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以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反省自己。”刘少奇所列出的这些具体标准，实际上是要求经过整风运动，不仅要使党的干部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而且还强调通过查找自己在工作实际中的缺点和不足，并对照党对于高级干部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深度反思，不断增强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以达到完全与党同心同行的程度。

(三)“反省自传”

写反省自传是整风期间开展自我批评的依据和重要手段，它将个体党员的思想演变经过复盘后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党，因而被认为是“读完文件以后的自我总检查”。赖传珠日记较为完整地记录其撰写反省自传的过程。1944年2月23日记：“上午到田村开会，整风班开学，吃午饭后回来，开始写自传。”第二天记：“上午写自传。”2月25日记：“写自传第二部分。”26日记：“上午写完自传第三、四部分。”至28日记：“写完关于反省自传的初稿。”由此可见，赖传珠用五六天时间才完成反省自传的初稿。

值得注意的是，整风期间“反省自传”的撰写也有特殊要求：“自传应着眼于重要关节时的自我思想斗争与历史发展上的思想演变”，以便个人自传中把握自身发展进步的规律。因此，“反省自传”不能写成个人成长的一般性叙述，而是要突出“暴露思想”“打通思想”的主题。盐阜地委党校的整风总结指出：“在学风反省中，有的同志写了一大本反省自传，从他童年开始有记忆时就写起，直写到现在，其中所包含的事情是丰富的，但极其拉杂、无中心、与学风反省毫无关系，仅成了一般历史的叙述。须知学风反省不是别种反省，它是思想方法的反省，是认识客观事物，与理解客观事物的反省。”也就是说，“反省自传”要服务于“整思想”的主题，要体现出很强的思想性和问题意识，这是对个体党员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步骤。

此外，自传也不是写完上交就算完成任务交差了，传主还须送给党内其他同志征求意见，然后进行修改，这一点在赖传珠的日记中清晰可见。赖传珠在1944年3月3日记：“上午将自传取回后送七〇七[张云逸]、谭知耕、叶超、岳夏等看，要他们提出意见，我再修改。”这种征求意见也是相互的，他不仅把自传交给其他同志阅读，而且也阅读他人自传，比如，赖传珠在1944年6月11日记：“上午看叶[超]科长自传。”事实上，从自我视角书写反省自传主观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些问题传主本人也很难深刻认识到，这种交换互看反省自传的方法可以在检视自我中叠加“他者”的视角，从而为传主写出切合实际的反省自传提供重要参考。比如，参与领导新四军整风的黄克诚就要求：“每人都须认真写反省笔记，写成一本思想自传。愿给别人看的给别人看，不愿给人看的给整风委员看，甚至可以专给几个负责同志看。”从赖传珠日记看，在整风期间，新四军党员干部是严格按照要求撰写和修改“反省自传”的，这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中，十分重视通过“个人自传”来检查个体党员的思想变化及动态。这种方法经过整风运动的大规模使用之后逐渐被模式化、固定化，并对此后的党组织发展和党员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建设的特有环节。

三、“相互批评”与“反省报告”

在整风运动中，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反省”和“自我批评”，而且还要求借助党内同志的“外力”，即通过“相互批评”和“反省报告”的方式，来剖析并纠正个人缺点及错误思想，正所谓“自己反省了不算，还要请求党和同志们帮助反省”。赖传珠日记不仅记录他自我批评的心路历程，也呈现出新四军高层相互批评的活动场景，这为探寻和复原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提供了基本素材。

（一）“相互批评”

新四军在开展整风运动中，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是交互运用的，这两方面的结合可以更加彻底暴露个体党员的错误思想和缺点，大大加深党内同志间的沟通与团结。在赖传珠日记中有很多新四军高级干部在这期间为“打通思想”而“你来我往”的文字记录，他们互相所提的批评和意见是具体实在的，这也为我们观察整风时期新四军高层的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独特窗口。

其实在1943年整风伊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中央在给新四军负责人的电报中也特别要求，“在诚恳、坦白、正面的态度下，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检查各人的思想意识和党性，以便改善党的领导，增进领导干部的团结，并在思想上相互打通。”自此之后，新四军内“相互批评”渐成风气，赖传珠日记中关于这方面的记录也多了起来。这些批评意见大都通过整风联席会或者漫谈会的形式提出，对于当事人深刻认识自身的问题和缺点大为有利。比如1943年8月14日赖传珠在日记中写道：“晚结论时说我对问题考虑思索不够，处理大面上欠妥当，方式不好，引起大家有些误会与不满等。”这种“辣味”批评想必给赖传珠留下深刻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新四军在整风期间推动相互批评的活动概貌。

不仅如此，赖传珠日记还表明，这种“相互批评”的范围甚至包括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陈毅等中共重要人物。其中不乏有对新四军整风历史上重要事件——“黄花塘事件”的相关记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情况。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为独揽新四军大权借整风之机排挤打击陈毅，积极推动新四军广大干部批评、批判陈毅。赖传珠就曾在1943年10月16日记道：“上午开各整风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下午开军分委漫谈会议，先由五〇一[陈毅]自我批评，然后潘[汉年]等5人发表意见，晚7时散会。会议上我亦提出一些意见，对陈有所批评。此次会议是问题解决的开始。我是绝对拥护真理的。”这个细节记录了赖传珠与陈毅的互动，虽然没有记下对陈毅具体批评了什么，但也可大致反映出此次新四军整风专题会议的中心主题和主要内容。

实际上，自新四军整风开始，饶漱石就经常找华中局和军部的负责干部了解陈毅的问题。这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赖传珠日记中的即时记录就可以寻见端倪。他在1942年12月16日记：“曾[山]与张[云逸]来此谈甚久，并相互交换意见。从这些人谈话中，可以证明有些人，而且不少的人对饶[漱石]不甚满意。”几天后的12月21日又记：“早起来后到军长室谈事情，有些人对饶[漱石]有意见，曾情绪不好等。”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新四军将领的回忆中也有描述。黄克诚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表示：“饶漱石不顾全大局，硬是把陈毅从华中排挤走。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大谈陈毅如何如何。我曾对这种做法提出不同意见。”

陈毅在抵达延安后，曾要求中共中央开一次会议，谈一谈自己与饶漱石的问题，但毛泽东没有同意。随后，毛泽东在与陈毅的约谈中表示，希望他能首先作自我批评。陈毅接受这个建议，并向华中局发了一份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电报。而毛泽东这时也向饶漱石并转华中局、新四军军分委各同志致电，明确指出“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这两封重要的电报在赖传珠日记中有所记录。他在1944年3月18日记：“吃饭时，饶[漱石]政委将毛主席电给我看，我们商量了意见，晚将复电又送给我看。”第二天则记：“陈[毅]来电。决定明日召开华中局及军委会，讨论复电。”3月20日又记：“上午开会讨论复陈[毅]电。”这几则日记说明，饶漱石的复电赖传珠参与了讨论，他是见证者之一。由于这封回电的基调仍然是对陈毅过于指责，陈毅在收到饶的回电后便怒火中烧，当即写信给毛泽东倾诉委屈。毛泽东则从全局考虑，通过书信和面谈的方式开导他“顾全大局”，“凡事多想自己缺点”，“练习忍耐”，陈毅的思想疙瘩遂逐渐解开。由此来看，“黄花塘事件”的最终解决离不开毛泽东在其中的斡旋和调解，这也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善于知人，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领导艺术。

进入1944年，赖传珠记录新四军军部互相“打通思想”更为频繁和集中。“相互打通思想，改善关系，加强团结，改造作风”，这成为当时新四军开展好第二阶段整风的重要方法。在这一时期，赖传珠与邓子恢、胡立教、谭震林、粟裕等互提互换批评意见，以供反省之参考。这在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为我们考察整风期间新四军党内政治生活和高层领导干部活动轨迹提供重要史料。比如，1944年6月16日记：“上午到谭震林同志那里去打通思想，他对我提出（一）五十二团的账目问题；（二）宋[裕和]部长常向二师供给部要大批东西，以为是我与宋二人同意。我解释不晓得，并同意他提出的意见。另我对他的意见较多，主要内容，在组织上不严正，乱说，调王征明自以为是，宗派观念等。双方都甚满意。”隔天又记：“到粟师长那里打通思想，完全没有超出我预料的几件事，主要是盐城会上的发言、调干部问题、电报问题、反清乡及年终报告问题。”6月25日记：“晚与谭知耕说，岳[夏]对我还有些意见，有少数人讲我容易冲动，对下面严，太苛刻，批评政治干部等，这些意见不管对否应当引起我的注意。”

上述日记是对新四军领导干部之间开展“相互批评”的详细记述，它们不仅勾勒出整风期间中共深入开展“相互批评”的具体场景，还体现出赖传珠作为一名被批评者内心中丰富的心理活动。日记中的记录说明，这些批评意见都是针对具体的工作实际而来，是非常具象并且一针见血的，并非泛泛而谈以求一团和气，这为我们了解“相互批评”的内容和程度提供了典型样本。同时，日记中的评论也反映出赖传珠对于同事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在态度上是高度重视并虚心接受的，行动上也是积极且效果正向的，这与他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和认识密不可分。

当然，在这个相互批评“打通思想”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因误会而产生一些意见。对此，赖传珠认为需要及时做出解释。比如，他在1944年2月18日记：“午后1时到饶[漱石]政委室开6人会议，先由宋[裕和]部长谈，他对我误会甚大。然后我发表意见，饶最后讲话，指出宋的脾气不好的缺点等。”再如1944年7月1日记：“吃晚饭后到岳[夏]秘书那里打通思想，我解释对陈主持开会时的经过情形，小厨房炒菜问题。听到谭[知耕]科长对我也有些意见，为何一点未提出来呢？似乎以别人的意见来谈呢？准备与他谈一次。”8月25日又记：“上午邓逸凡到此谈打通思想及过去的一些问题，我很坦白地向他提出一些意见，并解释一些误会。”这几处日记说明整风期间的相互批评也不全是准确的，同志间还可能由其他原因而导致误会，这些“误会”会随着整风的深入而暴露出来，对此被批评的当事人可能并不接受。但赖传珠日记也同样表明，对于这些“误会”都要用“解释”或“长谈”来化解，并以此打通思想上的关节和同志间的隔阂，以求增进团结，这反映当时新四军党员干部对于来自党内同志的批评意见，已有理性判断并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

（二）“反省报告”

除用上述方式来“打通思想”外，赖传珠在日记中还记录新四军党员干部的另一种反省方法，就是在整风会议上每个人都要当众作详细的反省报告，并交由与会同志展开讨论。从赖传珠的日记来看，这种集体行为在1944年进入高潮阶段，赖传珠在这段时间里听了很多同事的反省报告并发表意见，从而保留了新四军一些重要整风会议的具体议程，以及许多高级将领参加会议情况的大量珍贵史料。

比如，1944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区盱眙县黄花塘召开整党整风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有新四军师以上领导干部，包括饶漱石、刘炎、谭震林、黄克诚、张云逸、彭雪枫、邓子恢、曾山、刘长胜、罗炳辉、赖传珠、曾希圣、张爱萍等人，历时一个多月。在日记中，赖传珠不仅说明这次会议的由来、准备以及当时的开会场景，而且还详细记录上述干部将领作反省报告的时间、顺序和要求，较为全面地反映这次新四军整风会议的历史细节。据赖传珠记，这次整风会议主要是为落实中央的具体要求。他在4月8日记：“中央指示，此次会后，最好各师首长来华中局检讨工作，开展批评，打通思想。这是非常必要的。”日记中的“指示”是中央书记处4月3日对华中局的回复：“望召集各师主要负责同志，用整风精神，就个人的思想和工作加以批评与检讨，以便增进主要干部的团结和领导方法的改善。”

赖传珠还直接参与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讨论关于各师首长来打通思想的方式及程序”。从开会期间的日记记录看，这里的“方式”指的就是“反省报告”。会议6月19日开始，赖传珠当日记：“上午7时半开打通思想会议，确定每日开会时间为上午7时半至11时半，下午2时半至4时半共6个小时。发言次序是：今日由饶[漱石]政委自我反省，然后按刘[炎]、谭[震林]、黄[克诚]、张[爱萍]、彭[雪枫]、邓[子恢]、粟[裕]、曾[希圣]、罗[炳辉]、赖[传珠]、张[云逸]的顺序进行反省。”此后的几天里，赖传珠每日都会记录反省报告的内容，有时还对反省报告作出评价。比如，6月20日记：“今日上午由刘炎作反省报告，下午由谭震林同志作反省报告。我认为谭较彻底，而刘毫未提及自己的思想，只反省自己有自由主义而已。”6月21日又记：“上午听黄克诚同志的反省报告，下午听张爱萍的反省报告，我为会场主席。......中午整理自己的反省报告。”6月22日再记：“邓子恢同志作反省报告，一天也没有讲完。”此后邓子恢、彭雪枫、粟裕、曾希圣、赖传珠陆续报告，从7月1日至3日休息三天，4日“终日听张[云逸]副军长报告，至晚6时散会。”

由此可见，在这次整风会议上，新四军师级领导干部反省报告的时间也有不同，有的是一天，有的则是半天，还有的如邓子恢甚至一天6个小时也讲不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次会议上的反省和检查是相当深入的。这种集体反省的目的就在于，借助整风来对过去作一次清算和总结，从而卸下心理包袱，增强团结。这不仅是新四军实际工作的需要，也是中央对这次整风会议提出的明确要求：“以便增进主要干部的团结和领导方法的改善。”参加这次会议的彭雪枫在给其爱人的信中也谈到：“此次会议是华中各师负责同志并华中局同志的打通思想会议，主要目的在于互相打通思想，求得团结，释去所背的包袱。”

从赖传珠的日记记述看，作反省报告的各新四军领导同志大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虽然赖传珠也认为个别同志的反省还不够彻底，但整体来看，大家在报告中讲得都很充分，并没有草草了事。而彭雪枫的评价和自己参会的感受也佐证了赖传珠的记述：“此次会议，对大家极有意义。这些老干部参加革命一二十年之中，有不少错误、成绩、委屈、误会、偏见之类，经此会议作一总清算，将经验加以总结，是最好的整风，对于我的帮助尤大，我心里异常愉快。”总之，通过赖传珠日记和彭雪枫的记述，发现新四军整风中反省报告会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这对于增强新四军领导干部的团结发挥至关重要作用，是新四军高层整风运动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打通思想、改造思想的利器，在整风运动中被持续强调和应用。1944年7月，时任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期间，联系自己在淮北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写了《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信中对如何发现和推广群众创造的经验，如何改进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为了谁、对谁负责等问题谈了深刻认识。这封信经毛泽东批转后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刊发，并印成单行本予以发行供全党整风学习使用。作为新四军领导干部，刘子久和赖传珠都经过整风的锻炼，在思想上对党的工作主动进行反思和揭示，充分展现出新四军整风的实际效果，这也成为新四军整风史上的重要片段。

结语在党的历史上，延安整风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一个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如何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重大课题。在这场运动中，中共抓住“学习”和“反省”两个重要环节，将一切不和谐的因素溶化到团结、高效的组织中去。于是经过整风运动，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被建造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大关节。对此，学界过去的研究一般偏向“宏观”，多“经脉”而少“血肉”，因而难以清晰呈现这场运动的历史细节，深刻说明中共发展变化的深层动因。然而赖传珠日记中关于新四军领导干部开展整风的即时记录，为我们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条特殊通道。日记中的文字呈现出新四军整风的节奏、方法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极大丰富新四军高层整风的历史细节，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阅读体验，看了以后确有身临其境之感。这主要是因为日记属于“私人记载”，具有即时性和私密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的温度。此外，日记中的自我解剖之语，反映作者内心丰富的心理活动，它往往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其对某人某事的看法和感受，这是在历史的宏大背景下的一种个性化表达，可以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个体心灵史提供重要素材。总之，日记史料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具有独特价值。不止如此，赖传珠关于新四军整风的即时记录，还可为分析和研究这个历史事件提供特殊视角。事实上，选择从赖传珠个人角度观察新四军整风，进而观察整个延安整风运动，也的确呈现出研究历史事件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进路。当然，利用日记史料来解读历史也有其局限性。日记中的文字记录有限，致使很多历史细节付之厥如，永久散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且日记往往更具主观性，作者有时甚至会刻意增减其内容，让史料失去它的“原生态”。因此还需将之与其他史料对照比较，才能探得更多历史真相。这是在使用日记史料时必须留心和注意的。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

      柴玉振，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 《安徽史学》2023年第1期

排版 | 蒋燕冰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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