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周良书、王淳天：从个体走向团体：青年革命者的组织之路——以《学生杂志》读者答问为中心的观察

从个体走向团体：青年革命者的组织之路

——以《学生杂志》读者答问为中心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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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学生杂志》“通讯栏”“答问栏”这两个栏目出发，通过分析青年学生与杂志之间的往来信件，可以观察青年学生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在组织问题上认识的变化。即从个人的迷茫与悲剧被“引导”至关注造成个人悲剧背后的社会诱因，意识到进入民间结合工农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然后经过组织生活的锻炼，这些青年学生逐步摆脱原有的个人主义的窠臼，最终成长为怀抱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

关键词：《学生杂志》；组织意识；青年学生

五四运动之后的青年革命者如何从个体走向团体，其组织意识是怎样养成的？对此，既有的研究更多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析青年学生被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具体过程，或者从自我书写的维度出发，从青年学生日记中探寻其自我觉醒的过程。本文则另辟蹊径，从进步杂志《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与答问栏出发，通过分析青年学生与杂志之间的往来信件，探究其在“编读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对组织问题的认识转变，揭示青年学生从个人的迷茫与悲剧被最终引导至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有组织的革命的变化过程。

《学生杂志》创刊于1914年，是商务印书馆较早出版、发行的综合类杂志，其服务的读者群体主要是正处于求学阶段的学生，包括中等学生和高小学生。早期的《学生杂志》主要为中等学生提供课外知识，并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五四”之后，《学生杂志》遭到罗家伦等人的激烈批评，不得不表示要顺应时势，大加改良，并请来杨贤江作为《学生杂志》的实际主编。这之后，《学生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即是开辟了“通讯”“答问”等专栏，与读者进行密切的联系与沟通。

考诸历史，通讯栏的开设可追溯至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时称“投函”，其目的在于“广征舆论，互换智识”，使读者群体的意见得以发表，真正反映公共舆论。这一形式其后为《甲寅》所沿袭，始改名为“通信”栏，此亦是《新青年》“通信”栏之肇始。“通信”栏这一形式使读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交流的可能，因此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基于此，《学生杂志》亦希望通过设立这一专栏，来挽回杂志逐渐不受学生欢迎、订阅量每况愈下的颓势。

自1921年《学生杂志》陆续设立问答与通讯栏起，“凡是《学生杂志》读者皆可发问，惟问题以有关青年生活及学术研究者为限”，无论是否订阅，均享有答问之权。而对于青年提出的各个领域的问题，杨贤江都会尽力作答。如遇到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会主动邀请生物学、物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来回答。这种愿意与学生平等交流的期刊在当时是相当难得的，根据《学生杂志》中学生在通讯栏中的叙述，他们屡屡将自己的疑问寄到那些所谓“启发知识”的学界刊物上，但那些刊物的编辑却态度傲慢，喜欢“摆面孔，搭架子”，不愿意放下身段和学生真正进行平等交流。《学生杂志》十分诚恳地对待读者，几至有问必答，终于扭转了其在学生中的口碑，学生亦逐渐将其视作良师益友，对其给出一致好评。

《学生杂志》的通讯与问答栏不仅有编者与学生的互动，更有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助。针对一些编者表示因各种原因未能回答的问题，也有学生踊跃应答，气氛非常活跃。正如读者所述“通信讨论……苟能公平的据理的去讨论和商榷，比任何正式文章要收效得多”，作为允许学生发言与讨论的公开园地，《学生杂志》的通讯与问答栏构成了一个各方思想碰撞的天然公共论坛。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杨贤江、恽代英等编者离开《学生杂志》，踊跃讨论社会革命的青年学生才逐渐淡出《学生杂志》，通讯与问答栏亦成了单纯的学业答问栏目。因此，通过考察1921-1927年间《学生杂志》中的通讯栏，我们更能了解那个时代青年思想的嬗变与编者对青年思想的引导，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探究青年究竟是如何脱离个人悲剧的叙事进而组织起来走向革命的。

一、个体与社会：悲剧叙事的社会内核

当时的青年学生生活在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代，传统与习俗的束缚、经济与生计的困窘、恋爱与婚姻的苦痛、升学与就业的困难、身体与心理的不健康等多种问题困扰着他们，使得其心怀郁郁，有志难伸，从而陷入心灵的困境。考诸《学生杂志》的通讯栏，青年的自我叙事是悲剧化的，锦绣文字编织出的居然是生活的贫困、家庭的压力、学业的挫折、出路的无望与梦想的幻灭。“我便是这苦海中的一分子，我终日所希望的便是上月亮，因为地球上的人心是没有像从前那样梦想的了”，是当时许多青年真实的精神写照。显然，如果只是从孤立的个体出发进行单纯的个人悲剧叙事无法洞悉这些悲剧的内核，最后导向的往往是虚无、沉沦与自我毁灭，青年学生无法通过这条道路来拯救自己。此时的《学生杂志》指出了脱离于个人悲剧叙事的新视角，即将个人的悲剧放置于社会之中，寻找无数个人悲剧案例中可供联系的共同点，并分析导致个人悲剧的根本原因，真正洞察这些悲剧背后隐藏的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导致一切生产的商品化与一切生产工具被少数人所占有的问题，将个人悲剧的叙事转化为社会整体的悲剧叙事，并呼吁青年行动起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不好的制度进行改造。只有如此，青年才能真正拯救自己。

（一）求学与升学的艰难

这些个人悲剧案例中的第一个可供联系的共同点是求学与升学的艰难。作为学生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学业自然是得到最多学生关注的话题。在“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读书升学一直是中国青年的优先选择项，但是彼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并非所有青年都有进入学校求学的机会。当时曾有人将科举时代的求学之途与现代学校制度进行对比，指出“教育费之增长，与昔日完全不可以同日而语……每一学生，由小学至中学毕业，至少非千元不可。若供给至大学毕业，则子女三四人，至少非万金不可。至于留学外国，则更无须乎讨论矣”，将青年学生求学之路上经济的困窘展现得淋漓尽致。许多青年学生“有志升入大学，因感著经济的困难，以致不得就他们的志愿，以至自杀的也有，悲观的也有。”

《学生杂志》在针对学生求学与升学问题的回信中态度坚决地表示，如若无法继续求学就自杀、悲观，都是不中用的办法。既然已经明白自己是因为没有钱财而无法继续学业，就应该更进一步意识到现在的学校已经成为了贵族制度的学校，将贫苦青年摈除于教育门槛之外，真有勇气的青年应该有决心改革这种不良的教育制度。而后，其又更进一步指出教育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是和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息息相关的，必须觉悟这是现代私产制度的作恶，觉悟到现代社会组织根本的缺点，觉悟到国内军阀国外列强无理的压迫，觉悟到奋斗的能力，于是青年就该组织起来对社会的私产制度进行改造，这是比升学更有价值更该力行的事。如此论证之后，无数的个人悲剧就叠加成了社会层面的悲剧，众多的“无产者”无书可读这一现象固然痛心，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制度去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岂不是更深一层的悲哀？求学无门的学生也顺理成章察觉到，只有改变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方能捍卫自己受教育的权利。

（二）就业的迷惘与错位

第二个可供联系的共同点是就业的迷惘与错位。当时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新式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所学的知识，与仍处传统阶段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与冲突。很多专门学校培养的学生找不到出路与就业渠道，只能从事与专业所学毫不相干的工作，或者进入教育圈“自产自销”。甚至于有人创制了“轮回教育”的名词，讽刺当时留学生教大学生，大学生教中学生，中学生教小学生的诡异循环情形，并提出“轮回教育能救国吗”的尖锐之问。这种所学无用武之地的不得志之感郁结在心，久不能去，甚至让已毕业的学生“吐了一次血，至今尚未健全……日夜盘算，时时焦心”，既哀人生之多艰，亦感身心之衰颓。

而《学生杂志》则在一封针对学生就业问题的回信中，以一位理科学生苦诉自己想要工业强国，但却完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个人悲剧作为引子，直接点明悲剧的原因：“理科学生找不到出路，是因为中国工业不发达，所以没有许多机关可以容纳这些学生”，而后进行更进一步的演绎，指出工业不发达一方面是因为政治腐败，不能发展和保护新产业，另一方面则是因外资侵略过甚，关税权又操在外人手里，所以无论如何都无法和外人竞争。由此推而广之，其他如师范、工艺类的学生无法就业，亦无非是政治腐败，使人不能尽其才之故。因此既为学生出路计，也为中国一般民生计，青年应该组织起来把中国政治改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如此论证之后，个人悲剧叙事被上升到社会悲剧叙事的层面，理科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悲剧折射出的是这个社会工业不发达的悲剧，而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无处就业的学生也自然意识到，如果不去改革社会，单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去控诉某个地方官僚的腐败导致自己无法就业是狭隘的，无法解决这一广泛存在的问题，只有改变整个社会政治，方能使自己真正“学有所用”。

（三）恋爱与婚姻的不自由

第三个可供联系的共同点是恋爱与婚姻的不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西风东渐，自由恋爱之风自外域吹入中国，不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视之为向封建旧礼教掷去的有力的投枪。许多学生与包办婚姻的配偶开始产生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隔阂，他们认为如若和不接受新思想的配偶结婚，则必不能有美满的生活。青年学生为争取恋爱与婚姻的自由，与家庭产生争论与分歧也在所难免，他们在道德与自由的狭缝中左右为难，“我的父亲把我和那不识面而无爱情的‘她’结了婚……自知我和‘她’结婚是没有道德的……加受了顽固的家庭压制著，我还敢对他们有什么表示吗？”因此剖析恋爱与婚姻不自由背后的根本原因，能激起广大青年学生的情感共鸣。

《学生杂志》在针对恋爱问题回信中首先指出“恋爱对于青年，固然是很重大的问题，但在现社会制度的环境中，它不但不能帮助恋爱发展，反而使你的恋爱破裂”，将社会这一维度抛掷出来，随后指出即使能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但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终究还是需要物质基础，贫乏的人连生存都成问题，自然被剥夺了婚姻的权利。而在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多数人又势必陷于贫乏，那美满的男女结合又从何谈起？因此恋爱与婚姻不自由看似是个体、家庭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得到改造之前，恋爱与婚姻问题是无法圆满解决的。只有改造现有的经济组织，才能修改旧礼教，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恋爱。如此论证之后，个人的悲剧意涵扩展到了整个社会层面，使沉溺于恋爱问题的青年认识到，如果花太多的心力专门谈恋爱的问题而不去改革社会，实际上是把自己对社会的义务抛诸脑后了，单纯为个体的自由恋爱而奋斗终究是镜花水月，只有改变阻碍自由恋爱的社会经济关系方为正途。

综上所述，《学生杂志》通过将青年学生的个体悲剧联系在一起，建构了由个体悲剧叙事向群体悲剧叙事乃至社会悲剧叙事的思维路向。既然悲剧已然被上升到社会层面，那么导致整个社会悲剧的原因自然是以旧政府为核心，以旧官僚、旧土豪劣绅为羽翼，以旧思想旧文化为理论内核的，代表着旧社会利益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压迫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每一个个人的悲剧仅仅只是社会大悲剧的缩影。因此，仅凭个人、家庭或是几个人的小团体是无法与之抗争的，个人维度的叙事自然无法解决社会维度的问题，个体唯有广泛组织起来，才能对抗整个旧社会，从而拯救自己，青年也逐渐开始脱离个体叙事的维度，转而寻求“组织起来”。

二、团体与组织：青年学生的组织尝试

对当时的青年来说，寻求“组织起来”的过程并非新事，青年学生很早以前就有自我组织的经验。虽然这种早期的学生自我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较重，在改造社会的层面上过于理想主义，但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尝试依然为之后更具严密性的组织构建提供了可能性。后期的《学生杂志》答问栏中，如何组织起来改造社会的内容开始增多，逐渐取代了早期个人化的叙事框架。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打破了学校的藩篱，与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到一起，从而建立了更为广泛的同盟阵线，为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革命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青年学生早期的自我组织

早在“五四”前后，青年学生就有自我组织的经验。如南昌二中的青年学生袁玉冰就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同化……但是你想改造她，恐怕她还要先同化你呢？于是我们要组织大团体，大家互助起来，将来或许可以不受社会的支配”，从而尝试组织社团。这种以“互帮互助，磨砺品德，研究学术”等类似口号为宗旨的读书会、自修会、互助会等学生团体在当时并不少见。但这些团体更多旨在互帮互助，互相监督，促进个人良好素养的养成。此类“个人改造”的方式上承传统思想中浙东学派“个人修身”之余绪，借用梁启超由“一身之自治”实现“一群之自治”的理论与青年会的“人格救国”论，试图通过重塑个人道德、国民道德来解决作为个体的自己的人生问题与作为群体的大众的社会问题。

这种将社会问题归因为个体问题从而推动自我改造的思路与前文所述的《学生杂志》将个体悲剧归因为社会问题并诉诸社会改造的思路恰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与《学生杂志》希望的建立不同阶层广泛联系的组织不同，此类团体是学生内部自发的封闭式组织，基于地缘和学缘，强调学生同一阶层的联合自治，而这种团体并不倾向于向外进行扩张。同时，这些团体也是松散的组织，往往没有严密的组织架构与分工，内部并不存在一个严格的章程和目标，也没有制度化的责权。学生们仅仅将情感层面的维系与道德层面的共识作为基础，并以此凝聚团体，但这种松散的道德维系往往不能将一群人持久地凝聚在一起完成某个长期目标，在组织内部的调适中，也常常发生龃龉。很多学生团体的成员不具有诚意与恒心，初成立的时候具有热情，加入的非常之多，但随着热情消退，“没一月之久，竟如小燕般的飞去了。我无法子想，只得一人维持到底”，其团体随后因为会务不能进行而名存实亡。在组织外部的压迫与内部的消耗之下，此类学生团体几乎都以解散告终。

总体来说，此时的学生并未意识到不能抽象地把个人视为一件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东西加以改良。这种内向型的修身理念过于注重自身道德层面上的完美，容易滑向完全脱离社会的极端。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亟需的应该是注重养成组织能力，为组织一个团体而服务的外向型修身。但是，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尝试依然是可贵的。虽然这些松散的组织尚显稚嫩，且最后往往以主要成员的分道扬镳而告终，但它却展现出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这种早期的学生自发团体构成了一个交流网络，这为他们的行为赋予了意义，帮助他们掌握了能用以解释环境和表达自身的概念，并将其运用于具体实践。尽管这种实践是小范围的，组织活动也往往基于地缘、学缘等传统因素，但正是这种尝试让青年学生对“组织”产生了最初的适应性，其中一部分学生更是借此建立了长期的联系，这为之后的青年学生建立更具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组织关系创造了可能性。

（二）青年学生“到乡间去”的实践

按照《学生杂志》的观点，个体想要拯救自己，唯有各阶层广泛组织起来这一条路可走，这要求学生进入到民间，与广大的工人、农民结合到一起。巧合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恰好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到乡间去”在当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需求。由于城市里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大量的中小学生毕业后在城市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而难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真正融入城市并在城市立足，成了城市里的“高等游民”。在这样的情景下，青年学生“到乡间去”似乎是势所当然的，一方面能解决学生游民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帮助乡村融入现代化进程，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纵使客观上学生似乎不得不“到乡间去”，但主观上学生却对此颇有抵触，许多受过新式教育、接触了新思想的学生虽然幼时曾生活在乡村，却完全不愿意再回到乡村。首先，当时青年学生的生活习惯与价值理念已经同化于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土壤相当疏离。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对乡土社会来说是“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在乡村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不为乡土社会所接受，当时的乡村还完全没有容纳新思想的土壤。因此其与乡民的交流也存在隔阂，即使回去了也会格格不入。其次，“士农工商”观念古已有之，即使学生们接受了新思想，潜意识中依然认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是高于农民的，不屑于去做自己眼中“低贱”的职业，更耻于与农民为伍。有学生来信认为“在群众的中间，我只觉得我的伟大”，生动地展现出当时部分学生想法之浅薄。再次，在很多传统农民的眼中，读了书却没有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反而回到农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有学生来信称，学生不愿意回到乡村的原因是多元的，其中有些青年固然受了享福主义的迷惑；而受家庭牵制的，也难有所进行。而这正是因为当时的旧家庭大多认为返乡务农是无益而无能的。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青年学生宁愿挤在人浮于事的城市，忍受失业与经济上的苦痛也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

鉴于此，呼吁学生“到乡间去”的呼声几乎贯穿了杨贤江负责《学生杂志》的整个时期，代表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声音。有学生问有志社会改革的青年，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杨贤江回答“应在乡村间实地考查……得出正确的结论和改造意见，并在可能范围以内的设法实行”，可见其对“到乡村去”的重视；另有学生来信认为“遗归故里”做农村运动是“退而保守”，是不“努力奋斗”，杨贤江亦给予了否定，并指出了反抗个人悲剧命运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合力，不能分辨这是“进取”，那是“退守”，无论动员何者，都应该是平等的；更何况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潜在的奋斗力和牺牲精神是较为丰烈的，但其文化程度又较低需要启蒙，因此更需要青年下乡去教化农民，使其觉醒并将其组织起来，这些都是只有受过一定教育，接受新思想的学生方才能做的事，也是学生应尽的责任。而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不“珍重以视”农民运动了。

在《学生杂志》的不断呼吁下，青年学生逐步意识到乡间去的重要性，并且开始走向乡间，进行了结合和教化农民的尝试。王学皋写信表示《学生杂志》教导他“到青年中间去”“到民间去”“乡村运动”“农民运动”，是青年的先导，民众的健将，并与《学生杂志》讨论了如何对待跋扈的保户及局长的问题；孙渊来信表示其读《学生杂志》三四年以来，受高尚议论之感动，引起了社会服务的心，于是在暑假组织了个团体，名叫“平民义务学校筹备会”，在乡下展开募捐，并筹集到几十圆作为本金。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青年学生们确实受《学生杂志》之感染，下乡进行了组织实践。

但是，即使学生在“劳工神圣”“到乡间去”的呼吁下愿意回到乡村又如何呢？由于愿意读书、愿意接受新思想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彼时的乡村社会越来越缺乏新式人才与建设资源，其基础不断受到腐蚀、冲洗，趋向全面贫困化，越来越与城市疏离，成为了土豪劣绅的“小王国”，恐惧和拒斥一切来自外部的变化和新的事物，这种“怕新怕动”的状态是农业社会的本色。从问答与通讯栏中回乡青年的诸多问题中可以看到，青年学生颇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许多问题确是青年学生单凭个体或是学生内部松散组织的力量无法解决的。从“现在乡里所有的一切事务，不论政界学界，都被垄断了，地方上劣绅侵吞公款，……荐县长，任用统税，他都不费一些气力……”的学生来信中可知，传统势力在乡村扎根，拥有新思想的学生们处处碰壁，令其感叹“虽有几个同志，也不能及”，松散的团体完全无法与之抗衡，甚至还有学生被其利诱，与其同流合污。因此，与乡村旧势力对抗的需求，使得学生们必须形成新的更为广泛和规范化的组织，一方面防止乡村旧势力对学生团体的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团结农民群体来对抗土豪劣绅这一共同的敌人。可以说“到乡间去”与“组织起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青年学生新的组织尝试

青年学生通过“到民间去”和“到乡间去”，与工农群众，尤其是与居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联系，可以说正是这种联系催生了新的组织。诚然，对学生来说，由于实践经验的欠缺与话语体系的隔阂，将农民组织起来做农村运动存在许多困难，使其不由得发出“惜口才毫无，终难令听者满意”之叹。学生袁水精来信称其组织“讲演团”和“新剧社”，意图努力唤醒农民，却遭到农民的嘲笑。也正因此，青年学生开始寻求改良自身组织，借以适应实际的工作。

首先是组织思想的重塑。在中国传统的农村，宿命论思想严重，很多农民总是将自己的苦难归结于“命”，认为自己受到压迫是命运不好，这种听天由命的人生观导致他们并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也并不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改变、可以改变，总不想用人力去挽回补救自己的苦，因此学生“自我修身”与道德改造的自限性理论在农村根本无法适用。在组织实践遇到困难后，学生开始逐渐放弃了以小团体修身扩展到全社会性质的道德改造为宗旨的组织思想，并开始试图通过一些先进的“主义”与理论重塑组织思想。后期的《学生杂志》答问与通讯栏开始频繁出现询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等相关概念的通信，有学生表示“社会主义今后应极力研究……不能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就去运动”、“马克思讲社会主义，文字讲得好”等，将“主义”引入到组织之中，尝试构建一个更具有主动性、动员性的组织。

其次是组织架构的规范化。相比个人，规范化的组织一大优势即为可以更为有效地保留经验教训，有更高的借鉴价值。此时青年学生构建的组织虽然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个严格的科层制组织，但是也开始逐步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一定的分工，并以此提高效率，形成规范化的可供借鉴的经验。诸如有学生借用海丰县农会组织章程中提出的应做事项来规范组织自身，并制定了明确的组织目标；有学生根据《学生杂志》的意见前往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讲，并以此制定了下乡开展运动的组织章程。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部分学生正在努力使自己所在的团体成为一个更为规范的组织。

再次是组织话语的改良。在组织、教化农民的实践中，青年学生逐渐发现自己原有的话语体系并不适应乡土社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曾叙述“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无法受到农民的欢迎。因此，青年学生不得不调整其组织话语体系，从而适应农民的需要。《学生杂志》的通讯栏中有一个案例，即学生发现若是与农民说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客的腐败和剥削，他是半懂不懂的；但是如若和农民讨论乡里物价又增高了几分，本地地主的租子又多了多少，他便愿意对话了。因此有学生总结概括了经验，即学习农民用语，同时竭力将自己的言行农民化，只要所引的例证是极具体、极切实，最好就是属于眼前和当地的，与农民息息相关的，而且又善为说法，以情动人，终能收到一定的效果。可见当时学生正在逐步调整组织的话语体系，使之在乡村更为适用。

总体来说，在《学生杂志》的建议下，青年们意识到只有各阶级的青年们联合起来，组织严密的团体，做积极的活动才能真正改造社会。于是学生为了建立最广泛的同盟阵线，开始到民间去，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并参加到农会、工会、商会的组织构建之中，进行了崭新的、不同于之前松散团体的组织尝试。

三、组织与政党：青年学生的革命路向

经过“到乡村去”实践后的学生组织已经日益规范化，但是和政党之间的差别依然不啻霄壤，部分学生虽然赞同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做最紧密的联系，但对加入政党依然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因此，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过程亦非一蹴而就，而是时局变换、政党宣传，以及以《学生杂志》为代表的媒介传播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一）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源起

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需求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组织实践中生发的一种可能性。在组织实践的过程中，青年学生逐渐发现，组织内部如果出现辨别力薄弱、易受外界诱惑的成员，可以用理智解说使之信服；如果出现不负责任的成员，可以进行督促使其完成分内任务；如果出现争权夺利的成员，亦可以直接将其排除在组织之外。但是，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主义”与信仰不一的问题始终难以克服。团体发展初期，规模较小时，尚有周旋的余地。但任何具有发展性的组织终究需要扩张，需要吸收不同阶层的新成员赖以存续，更何况在当时的中国，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团体必然是体量极大的组织。而一个范围广大、成员复杂的团体如若没有严格的纲领，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信仰甚至主义，从而导致意见与行动的不协调，这是无可避免的。因此为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在团体中“寻找同心圆”，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和基础理论，并在这个最基本的共识之下开展一定的工作。

对此，《学生杂志》给出的建议是要找出共同适用的、能尽量满足所有人利益的口号来号召，必须由居领袖地位者考察团体分子的属性。也正因此，组织必须有一个领袖和核心，这个领袖和核心必须具有强大执行力和组织能力，必须能调和各方矛盾，能团结人。在这样的领袖和核心的带领下，组织要能够统一在一个信仰，一个主义之下。但在青年学生的实际操作中，部分成员往往自命不凡、固执己见，因信仰的不一或是主义见解的不同对同志产生不信任态度，甚至存在为了争夺领袖地位结党相争的情况，最终导致组织一拍两散。鉴于此，部分青年学生开始放弃自己创建组织的做法，转而寻求既成的、更为完善的、具有统一信仰与主义的组织。而《学生杂志》则认为最接近这一组织形式的团体是作为新式政党的革命党，并支持青年学生加入政党完成社会革命与改造的事业，因此政党似乎最终成为了欲改造社会的青年学生的最佳去处。

（二）作为焦点的青年学生入党问题

学生是否应该加入政党的问题在当时是一个焦点问题，《学生杂志》亦对此展开了大量讨论，以华少峰、萧若兰、张六师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和以杨贤江、恽代英、刘敦为代表的编者群体在通讯栏进行了长期的“交锋”。

学生群体认为不应该加入政党的理由众多，第一，如果学生们已经有了一致的主张，要干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自己组织起来向敌人扑去”，何必服从不可预期的党纲与党魁，从而多增一重纠纷？第二，一旦加入政党，党魁与党员之间就不是平等的，党员受党魁的利用而不是学生与工农之间神圣的互助，利用是卑劣的、盲目的被人推移，是被动的行为，这岂不是对独立自由精神的灭杀？如果不谈独立自由，岂不是受他人压制？第三，政党与学生的组织不同，是具有政治色彩的，学生的活动如若沾染政治色彩，以当时许多“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来看，又如何保证学生加入的这个政党将来不会和军阀一样同流合污或是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呢？第四，如若以加入一个拥有“好的党魁和党纲”的政党为前提，那岂不是陷入了“期待真命天子出世”的被动主义？若是没有，难道一直等待下去不去主动改造社会？激进者如华少峰甚至认为宁可效仿安重根那样个人主义的刺杀行为也不愿意加入政党。

从以上论调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生依然没有完全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注重“自我”而非集体，对政党是否能真正代表党员利益持怀疑与观望态度，同时否认团体组织中核心（即党魁）存在的必要性。另外有一部分学生则比较看重一个组织或团体“是否是政治相关的”，狭隘地认为政治本身是丑恶的。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改造社会的愿望更多来源于自身穷苦经历与他者的共鸣，因此他们天然地将“劳苦大众”的身份与“政客”对立起来，并且认为加入政党就自然成为了“政客”，似乎就脱离甚至背叛了劳苦大众。他们冀图以一个“超然的民众”而非“普通的政客”的身份改造社会，因此自然不愿意“屈尊”加入政党。

为此，编者群体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劝导与说服。首先，学生入党要听从党纲或党魁并不是一种束缚，也不会消解独立自由的精神。因为入党本身是一个自愿选择的过程，正因党纲所开列，党魁所指示，合于他自身政治运动的目的，或者至少大半合于他自身政治运动的目的，乃肯入党，这实际上与学生之间的组织没有太大区别，是个体自由意志与集体自由意志合二为一的体现，服从同一主张的党纲与党魁，便只是服从自己，岂会灭杀独立自由精神？何至于入党以后，发生莫知所从的弊病？自然有时党纲与党魁的主张，与一般党员大同小异，但对于这种小异的地方，亦有捐除成见服从团体的必要。这是团体运动不可少的品性。如若人人要保全他的小异，以自矜为独立自由，中国将只好永远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了。

其次，如果以为受人指挥的被动，便不能救国，即能救国，亦非学生应做的事，则是没有跳出道德主义的窠臼，追求一种过程的完美，但如若从结果论上考虑，果然能救国了，便被动亦有何可反对之处？更何况学生因主张相当加入政党，自甘与之联合作战，本非为衣食受人收买而被动的服从之比，而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再次，如果认为学生已经自行组织了群体就可以不用入党，这是忽略了目前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盘根错节，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改造绝非学生一个阶层可以进行，也绝非学生和工农之间的小型组织可以进行，需要各阶层、各地域的群众形成一个广泛的组织阵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于认为互助神圣、受利用卑劣而不愿意加入政党受人利用则更是因噎废食之举，如果对一切具有党派色彩的团体都不愿意加入甚至不愿意了解，这样反倒正中敌人分化瓦解群众的下怀，为敌人所利用了。而关于独立自由的问题，恽代英更是认为在如今的中国，革命一日不成功便一日无独立自由，学生又如何脱离社会谈独立自由？而最后的被动等待问题，恽代英则指出，或许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党派，但如若加入政党并促进其建设，终有使其完全满意之可能。

客观来说，无论赞成或反对，关于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的大讨论激起了青年学生对政党政治的注意，《学生杂志》中编者的循循善诱亦为青年学生提供了一条改造社会的可能路径，而之后的时局变化，更坚定了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决心。在“五卅”运动之后，全国又掀起群众运动的高潮，军阀政府也不断向学校施压，竭力阻止青年学生与工人“合流”。如浙江教育厅令青年学生“一心向学，勿预外事”，“其侵淫与共产赤化等邪说者，固应严禁，即其他政党、团体，无论何种名义，一律不得加入”，学校管理者与地方政府官员严格执行此训令，不仅阻断了许多本有意进行社会政治活动的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道路，还致使许多学生组织的非政党团体遭到强行解散。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年学生更能意识到一个坚固组织的重要性，更将加入新式政党视为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并进行革命的必要条件。军阀政府的“严禁”，不仅没有起到阻遏青年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加入政党的作用，反而使原本踌躇观望的青年学生发现教育无法独立于政治之外，只有“加入有积极具体的主张的党，受合当的指导”，才能“图根本之改造”，从而激发了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热情。

（三）中国共产党：青年学生的最终选择

即使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热情被激发，但“加入哪个政党”依然是一个贯穿青年学生入党整个过程的话题。由于青年学生最初对政党的误解就源于民国初期的旧式政党，因此这些依附于军阀统治的旧政党自然被青年学生排除在选择之外。而中国共产党以及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则受到包括《学生杂志》在内的进步书刊认可，成为了青年学生加入政党的首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吸纳新成员的场域中处于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由于当时的国共两党以新三民主义为共识开展了合作，因此两党在吸纳新成员的过程中也往往合作宣传，杨贤江、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均在《学生杂志》上发表文字支持想要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学生，杨贤江甚至还明确指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救国的主义”，而社会主义在国民革命未成功前无法实现，似有暗示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之嫌。但是，在1921-1927年间可考的其后加入政党的来信学生中，却仅有张六师等少数学生选择加入国民党，其余如华少峰、杨邦理、许金元等绝大多数学生最终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之前多次在《学生杂志》通讯栏与恽代英、杨贤江等人论战的华少峰而后更成为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的主编，完成了从个人体悟到组织学生团体再到加入政党的蜕变。这种学生内部的选择分化，或许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解释。

其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由于在吸纳新成员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都倾向于以青年党员以各种方式动员青年学生，因此具有更为严密的组织架构的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活动中效率更高，久而久之，党团的宣传活动几乎完全由共产党人掌控，青年学生所接受的宣传往往出自共产党人之手，因此自然与共产党人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如华少峰、杨邦理等人均是因为与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直接接触而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的。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更受青年学生的青睐。由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均占据“革命党”的生态位，因此愿意加入革命党的青年学生往往更为激进，更注重政党本身的先锋性。彼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并承认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国民革命，但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最高革命理想。在两相对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感召力自然压过了国民党，成了青年学生的首选。在《学生杂志》上甚至有青年学生来信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好团体，仅将国民党视作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桥梁”，还有青年学生虽名为国民党党员，但却更为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基于此，国民党方面逐渐发现他们无法确认青年党员真正的政党认同，因此其与青年党员之间也产生了微妙的隔阂，更导致青年学生倾向于选择中国共产党，而这也为之后国民党的“清党”与迅速腐化埋下了伏笔。

结语

青年学生从个体走向政党的思想转变与实践过程是极为漫长的。一方面，《学生杂志》揭示了青年个人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将青年的个人悲剧叙事转化为集体悲剧与社会悲剧叙事，使部分青年学生的目光投向了与之有相似经历的其他人，从而使其觉醒并产生了“组织起来”的愿望；另一方面，部分青年学生曾经组织互助团体的经历使其具备了“组织起来”的可能性。由个体出发到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学生团体是最初的组织尝试，但随着“到乡间去”的实践需求，学生不得不逐步构筑具有严密构架和层级、具有共同信仰和目标、具有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领导核心的规范组织。

从组织关系的演变来看，原本的学生自治组织成员结构单一，较为扁平化；而不同阶层的联合组织则必然形成从上而下的层次结构，也就带来了组织架构与领导权等问题。这是一种兴趣——友谊型群体向项目——功能型群体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基于相互吸引，为满足成员个人心理需求所建构的群体转化为完成某项任务、完成社会性目标而存在的功能性群体。而这为将来学生加入更为严密的组织——革命政党做好了适应性基础。

相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对纪律性与集体性的要求更高，因此青年从个体走向革命的过程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唯有适应如此严格的组织生活者方才能更坚定自己的信仰，摆脱原有的个人主义的窠臼，变成一个个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战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

作者简介

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

王淳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排版 | 蒋燕冰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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