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程美东：从五四时代到新时代——现代中国的发展主题

从五四时代到新时代

——现代中国的发展主题

摘要：从五四时代到新时代，现代中国的发展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运动从现代国家意识、人民意识和指导思想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发展。五四最大的政治遗产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五四也始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五四精神始终激励、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内容。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奋斗在中华民族复兴梦想的征途上，已经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正在往强起来的伟大目标迈进。

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五四与现代中国发展转向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有市民、工商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1. 五四运动致力民族救亡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完全答应这个条件，虽经历了艰难的谈判，但因无抵抗之力，在日本最后以派兵相要挟的情况下，1915年5月25日，软弱的北洋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中日民四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18年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了胜利。按照惯例，中国作为战胜国，有权收回过去被侵占的权益。但日本不甘心丧失一战中在中国所攫取的利益，以1915年中日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对日本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欣然同意”的草率表态为由，要求国际会议不再讨论中国山东问题。当时意大利中途退出国联，日本转而态度强硬，也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为避免和会最终破裂，美国总统威尔逊改变了他过去一贯主张的中国应当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诉求，并表示同意日本得到山东权益。

当时正在欧洲的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给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委员会发了一份电报，告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这个电报30日到达了北京，当时北京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汪大燮和林长民得知后，非常悲愤。林长民在30日晚给《晨报》写了一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大声呼喊：“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1〕在民众中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

5月4日上午大约10时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学生大约3000多人开始游行，首先到达天安门广场，随后转往东郊民巷大使馆，在遭到军警阻拦后，愤怒的学生如潮水般涌向赵家楼，并火烧了赵家楼，五四运动爆发。5月7日，北洋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抓捕的32名学生，5月9日，蔡元培辞职。蔡元培的辞职不仅没有使运动停止，声势反而更加扩大，一直持续到6月底。6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驻巴黎和会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2. 五四运动的现代政治意识

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巨大，可以堪称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分水岭，主要是其具有现代政治意识，突出表现其具有的反帝的自觉意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政治参与意识上，这些政治意识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自身内容也得到了不断升华。

首先，五四运动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自发的政治活动一般指规模有限、理性认识水平有限的思想意识指导下的社会运动。中国近代曾爆发义和团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两大运动参与人数均有限，而且思想认识高度不足。但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为主体，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广泛动员起来，表明中国人民在面对民族危难时迸发出了空前的团结意志和理性认识。

其次，五四运动的主将们已经具备现代国家意识和现代世界意识。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从总体看，思想占位高、视野开阔，超越了过去中国爱国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化情绪。义和团运动的主体是农民，整个运动具有一些盲目排外的局限性。五四运动是以大学生为先导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的爱国运动，虽然反对帝国主义，但并非排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不盲目反对日本人民；虽然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没能坚持正义而不满，但并没有把矛头对准整个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中广大学生已经初步具有现代的国家意识和外交意识。

再次，五四运动激发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五四运动的主力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广大知识分子。在国难关头，他们走出书斋，勇敢站出来，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力军。可以说，五四运动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近现代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国家，无论英国、德国、俄国，还是日本，它们之所以能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与文艺复兴之后现代知识分子集体的形成，以及集体关心国家事务都有重大关系。

3. 五四运动的政治遗产

五四运动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2〕。五四运动正处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力量还相当深厚，但世界开放的大门已然敞开，部分中国先进人士看世界的眼光已经有相当的开拓精神和危机意识。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更加开放，他们更主张向西方学习，向世界所有先进国家学习。但另一方面，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又逐步意识到西方也有弊端，这使得中国人民又增加了更深层次的理性认识，觉得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还要超越西方。

事实上，为追求民族复兴，近代中国不断在向西方学习。先有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军事和科技；后有康、梁的君主立宪，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有辛亥革命，学习欧美的共和思想。尽管推翻了晚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仍没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反而陷入军阀混战之中。这使得中国人民深深地困惑，困惑于我们苦苦地向西方学习，为什么西方诸多思想理论不能使中国摆脱困境、走向富强。带着这种困惑，当时的中国人民转而开始寻找新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适时登场。可以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如果人们没有普遍意识到靠威尔逊总统这样所谓的“好人”来救中国行不通，重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也不行，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被中国人民广泛关注。

五四运动中那些有感于民族危亡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才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给中国带来的意外收获，也是划时代的收获。

二、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是贯穿五四时代与新时代的一根思想之脉，五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此后的一百年肩负起了五四的使命和责任，指导着中国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征程。

1. 五四始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五四运动所具有的急迫、强烈的爱国取向决定了其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促使着中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理论、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进入到中国人民的视野。所以，马克思主义从引入中国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改造旧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直接使命，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选择主要不是出于其唯理性的学习，而在于“用”其新社会革命的方法论和自然世界的认识论来实现其重构中国、复兴中国的理想。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被选择性地运用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化的要求。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注意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3〕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4〕李大钊认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跟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但他当时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从五四运动爆发，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化这个口号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非常流行，是一个很普惠的词语。如当时针对西医，大家提出要中国化，还提出了基督教要中国化，西方科技也需要中国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家意识到任何外来文化输入到本土之后，必须跟本土的实践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在当时成为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曾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左倾错误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指导中国革命。城市中心论、以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两大显著特点。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薄弱，无法武装攻占大城市；而且中国共产党的主力是农民，没有多少马克思所定义的19世纪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如果严格按照苏联的理论，当时中国没办法搞革命；但如果放下共产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就缺乏思想武器、缺乏灵魂。两难之下，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仍按苏联模式指挥中国革命，结果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除此之外，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多少工人，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出现了刻意让工人在党组织里发挥作用的现象。对于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的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排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党员极少。到1938年之后，我们面临着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任务，这个时候如果严格遵照马克思关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定性，那么组织力量基本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就无法发展起来。抗战时期，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奔赴解放区或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如果将他们拒之门外，那就等于丧失了主力军。所以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实践证明毛泽东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从党员发展条件来说，在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凡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很难入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就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家庭条件好意味着多数是剥削劳动人民所得。因为知识分子大多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很难入党。先进知识分子不能入党，对党而言是一个巨大损失。因此，1939年毛泽东起草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报告。这个报告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吸收了大批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极大地壮大了抗战力量。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有4万多党员，到了1945年，发展到120万党员〔5〕，增加了30倍。可以看出，五四运动锻炼了先进知识分子的爱国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无数青年学生和广大知识分子秉承五四精神、奔赴抗战前沿，这直接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在中共七大时被写进党章，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也写进了党章。

2. 毛泽东思想——五四精神民族性的集中体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受晚清列强侵略中国的刺激，自幼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同时也通过新闻媒体和新式学校教育甚至留学教育知晓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使得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很早就深深地刻上了忧国忧民的烙印。五四运动是这一代人忧国忧民思想的集中爆发，五四精神所追求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这种忧国忧民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五四精神的根本价值取向就是民族性——爱国是爱中华民族之国，进步是中华民族的进步，民主是要中华民族告别专制，科学是要中华民族告别愚昧落后。成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更为直接的是五四精神民族性、进步性的体现。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要解决五四所直接追求的民族独立问题；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就是要解决五四所向往的民族富强问题；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坚持和发展，就是对五四精神进步性内容的坚持和实践。毛泽东思想集中秉持了五四精神的爱国、进步原则，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实现这样的飞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政权的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即为夺取政权。共产党必须要获得政权，没有政权就无法改造旧世界。毛泽东比王明等人高明在哪里？就是他认定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共产党首先要获得政权。而在毛泽东之前，我们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都过于理想化了，他们除了想获得政权，而且还想复制苏联的手段，以工人阶级作为主体，以攻打城市为中心，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手段，获得的政权才既有可能又光明正大，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毛泽东透过列宁的著作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就是共产党人必须要掌握政权、掌握国家机器，然后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来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政权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标准。因为坚持了这个标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才赢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第一次飞跃。

3. 邓小平理论——五四精神的社会主义要求

五四精神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理想目标，需要在具体的新社会制度中得到落实。毛泽东思想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但由于各种原因，它没有充分地加以实现。五四精神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现代世界视野下、长时段和动态的维护国家利益、实现社会发展，而不是闭关锁国、静态的和以中国的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是以实现一种人类更高水平的社会制度为目标。这种现实制度就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充分体现出这种制度对于民族独立的意义，但还未完全解决人民富裕的问题。而邓小平理论着力要解决的正是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为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理论所提出的若干思想，如第一生产力原则、民主化法制化的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国策，使得中国很快迈上富裕的康庄大道，更加接近了五四精神进步、民主、科学的价值目标。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以五四精神为驱动，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是因为该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重要标准，即生产力标准，就是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要把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贫穷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苏联、东欧国家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遇到了挫折，甚至倾覆倒台，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忽视了政权的物质基础，忽视了社会主义政权是以社会主义要有比资本主义先进得多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邓小平充分借鉴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他没有拘泥于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是大胆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跟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据，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都无法实施。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如果雇佣七个人，或七人以下，是小业主，可以不叫剥削，但雇佣超过七个人，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剥削。〔7〕如果我们教条地按照这个执行，那么鼓励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发展必然无法进行。事实上当时也存在这种争论，所以邓小平强调“不争论”，因为“一争论”就会以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作为标准来争论，争论的内容也始终绕不开改革开放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也就必然导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8〕。

他之所以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于他严格执行了生产力标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其核心就是生产力，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必须达成两个基本标准，一个是政权标准，一个是生产力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代表性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带领中国达到了这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遵循，也是对五四精神宗旨的继承。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升华

自2010年以来，中国持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中国从未有过的富裕状态，比较之前我们更加接近了五四先辈所向往的理想目标。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是如何使整个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方面都强起来，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伟大复兴——这些才是五四先辈的梦想，才是五四精神的实践旨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它是对以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这两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肩负的五四历史使命和五四精神的继续奋斗、弘扬和升华。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所采取的战略、举措等方面情况的分析来加以认识。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力为标准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虽然国内也有个别人和个别流派，对以生产力标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和内容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上是势不可挡的。从2010年到2019年，我们已经连续十年GDP总量世界排名第二。2018年中国人均GDP约为9900美元〔10〕，中国很快就可以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这也意味着当前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当中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更高追求和目标是什么，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需要坚定两个认识。第一，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不能简单地走欧美道路。政治上，欧美实行的是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离、司法独立和军队国家化。对欧美国家来说，这些源于他们独特的文化基础，但对于中国而言，在相当长时期里是不可实施的。一旦实施，我们之前所获得的成绩，可能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俄罗斯就是一个教训，更何况中国比俄罗斯的问题更复杂。

第二，中国也不能复制拉美的模式，拉美的模式是世界现代化国家里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教训。过高的社会福利、实行多党竞争性民主、太高的民众期望值，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又不相适应，最后导致社会混乱、政府更迭频繁、百姓怨声载道，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这是国内外熟悉的拉美发展模式，或者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走这条道路，中国就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和更好。所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更高程度的发展和飞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实行不了。

所以新时代既要超越欧美的发展模式，又要避免拉美以及其他落后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教训，那么中国就必须寻找并实践一种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否则中国的升级和活力就可能停滞。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持和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升华。

从具体的实践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了很多创造性的内容，这种创造性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

从战略理念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履新之初就提出了中国梦。中国梦既是对五四精神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坚持，它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所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超越，尤其超越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左”“右”的理解和认识。超越不是背弃，是把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相结合。

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时代在继续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又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战略。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仅仅以一纸法律来治国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种动态的、可改进的执政方式，为我们及时汲取世界所有国家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能并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坚持民主原则，但它又不完全是西方的票决民主，它的形式和理念特别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对外开放，过去我们特别强调面向发达国家开放，但现在一带一路战略不仅针对发达国家，更针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对中国未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构建都有战略性意义。同时提出经济新常态理念，不再单一强调GDP，这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

大力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不在于提出了现有的24个字，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有更加健康、更加先进的价值理念这一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军事等多方面都提出了一套跟过去不一样的系列举措和战略设计。新时代的目标是使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能够在世界上成为一种公认的新的文明形式。其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就是“中国梦”，而民族复兴“中国梦”不就是五四精神的奋斗目标吗？新时代的诸多做法，如提出“四个自信”、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现代化、“一带一路”世界合作倡议和发展协商民主等等，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效的具体举措。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五四先贤们民族复兴梦想的继续追求，是对中国未来至少二三十年发展的一个战略设计。

5.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五四精神创新与发展的新境界

由五四运动所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有百年历史，这一百年间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学习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何异同、实现了哪些超越？

第一，对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改变。通俗地说，大家理解的共产主义就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和人人平等，这个离我们今天似乎还相距较远。今天中国社会虽然没有了剥削和压迫，但至少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各行业收入差距等社会不公平现象还存在。但我们经过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乡差距、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距等总体上呈递降趋势，这跟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设计总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过去的中国人都相信因果报应，都相信存在鬼神、老天爷这样的超自然力量，但今天的中国人大都相信唯物主义、相信法治的力量，都推崇公平和正义，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强调运动、变化和发展，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中国，大多数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都认同这一点。可以说中国人民比世界上多数国家国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同度要高，这说明中国已普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第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是追求正义的社会。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追求公平正义就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仅公开提倡公平正义，而且从各方面踏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1〕司法必须追求公平正义，各级领导干部的施政过程也必须注意公平正义。在2014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12〕

第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是追求自由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实际上是人类要摆脱来自自然界和社会本身对人的束缚。对于这点，中国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虽然在现实阶段，因条件限制，不一定能完全实现，但对此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不变。

第五，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效，跟马克思主义当年的预想也是一致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提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实行十大政策。如未来社会要实行高额的累进税；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实行公有制、社会所有制；消灭三大差别等等〔13〕，这些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没有达到马克思讲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程度，但已经有很大进步了。中国9年制义务教育已经实行很多年，在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还要实现12年制义务教育，已经远远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当年设想的免费教育。现在中国的城乡差距还挺大，农村人口大约占5亿左右，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8亿农民，这期间能看出进步是巨大的。在税收制度方面，中国现在累进税制度的税额很高，高额增值税正是马克思的主张。因此，从现实发展来说，中国正一点点、一米一米地朝着马克思主义当年设想的目标前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列主义也实现了超越。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在当时条件下确有实施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在当今时代，我们一般不把这作为普遍标准。其次，基于现实变化，对于马克思的一些个别口号和个别论断，我们也已不再僵化地坚持。如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在特殊时代的提法，现在情况已经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恩格斯曾在《共产主义原理》第19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4〕而晚年的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5〕。列宁更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6〕列宁在1916年的著作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垄断的和寄生的。他当时所讲的帝国主义是指英、美、法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今天我们从不简单地仅以此观点来看待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思想，我们也从不简单僵化的理解。

苏联社会主义原则特别强调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这曾被视为绝对不可动摇的原则。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就对这个认识加以超越，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概括出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进入新时代，我们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生产力为主要特征的。

列宁时代曾强调无产阶级是命运共同体，这是基于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的提法。在当时看来，世界还有资本家和剥削阶级，全人类怎么可能构建命运共同体。但2012年11月，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19〕。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是基于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根据21世纪世界新的发展特点，从全人类共同利益角度提出来的。当前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时代，这种提法符合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判断，也符合马克思从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趋势来考虑人类命运的方法论原则。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把马克思理论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而不是看作孤立的个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坚持其基本的原理和方法，而不是把马恩在特殊历史时代所说的一些个别结论教条化、僵化。

三、五四与中华民族复兴

从五四时代到今天的新时代，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其直接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其现实的领导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的呢？

1.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选择它来继续完成五四爱国的使命

五四运动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伟大转折点。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不断被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长达百年的历史。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传播，并被中国化？正是因为它承载着继续完成五四爱国使命的重任，所以它在中国才能被灵活的理解，才能被中国化；正是因为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撑，它才始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

从1919年的五四到当下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原教主义式样被中国人选择和理解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是在实现中国文化更新这样一个动机下的选择和认识，这种选择具有很大的会通性色彩和认识趋向。所谓会通性是指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不仅看作是一种价值理想，也将之视为一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国人是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工具来重新塑造和建立中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

2. 中国共产党长期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次来理解、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在今天中国人民的语境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本基础上的诠释，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就世界观而言，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世界观。方法论实质是唯物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如世界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推动历史，杰出人物对于历史具有重要作用等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教徒对待圣经的态度，除了中国革命早期的教条主义错误之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共产党人都不是逐字逐句教条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把马恩每个字句都看作不可变更的教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或者说中国人在选择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命运的升华，这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撑。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系统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毛泽东在加入共产党之前，他只看过三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20〕邓小平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1〕。其他领导人也大致如此。包括陈独秀那样的大学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他实际上也没有读过多少或者说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但不能据此说当初中国共产党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的，也不能说这些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自己曾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2〕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熟悉的，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运用阶级斗争改造社会这样一个重要途径，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对于暴力斗争的形式，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了解的，而且把它们视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加以坚守。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那里更多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世界观和工作方法。

3. 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目的就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它跟“振兴中华”“中华崛起”“中华文明发展”，实际处于同一语境。1874年，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就提出过“振兴中国”〔23〕，义和团运动时，也有人呼喊“振兴中国”的口号，后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建立兴中会，郑重宣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24〕。国民党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也曾出现。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进行过“中华民族复兴运动”〔25〕。国民党原来有个特务组织就叫“复兴社”。1932年，当时的政治学者张君劢曾提出要致力于“民族复兴运动”〔26〕。总体来看，无论“振兴中华”“振兴中国”“中国崛起”，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近代中国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面对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国家而产生的奋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理想。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以民族团结作为号召；二是以赶上世界现代化国家作为理想目标；三是以恢复或者超越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鼎盛时期作为历史参照。所以从发展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振兴中华也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好，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战略部署、战略规划和战略希望。

作为战略部署和战略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完成以下几大任务：第一，实现民族独立。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到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已是国将不国。关税没有自主权；国土没有自主守卫权，外国军队军舰可以在我国领土领海上任意航行；司法主权遭到破坏，外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当时的中国，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独立。晚清政府也想民族独立，但它是私家王权，不敢号召民众。五四运动实现了工农商学兵的一起觉醒，实现了一个巨大飞跃。中华民族大部分民众成为五四的基础，成为了动力。从此以后，虽然中国内部矛盾仍然存在，但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高度一致。抗日战争历时14年，日本虽然强大，但中国仍然赢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从五四开始我们所形成的爱国主义力量和意识，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使民族国家实现富强。要强大，就必须建立现代国家政府。五四以后，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有国内其他政治派别，大家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要让中国告别专制，走向民主。各党派在走向民主问题上没有争议，只不过是在实行民主的方式上有争议。国民党没有依靠民众，最后失败。共产党依靠了工农大众，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必须要走民主的道路，无论中国遇到多大困难，都不能把民主丢掉，丢掉了民主也就丢掉了五四的魂。要富裕，还必须在建立现代国家政府之后，坚持人民民主的正确道路。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有稳定的政府和科学的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7〕现代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我们目前正处在强起来的发展阶段。站起来是实现国家独立；富起来是指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强大；第三步强起来，应指中国实现全面的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都应更为发达，中国人民要更加幸福，要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还要幸福，这与五四运动爱国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

如何实现强起来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有清晰的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道：“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8〕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初步实现现代化，到2021年，中国将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到第二个100年，即建国100年时，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按目前标准，按照当前不变价格计算，2049年中国人均GDP应该在3万到4万美元之间，属于高度发达的国家。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不仅仅是理论口号，也是一个现实可以实现的战略目标。[1]

[1] 感谢谭春玲副教授为本文的文字加工、文献核对等所做了细致认真的工作。

参考文献：

〔1〕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晨报》1919年5月2日。

〔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4〕《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七大代表忆七

大》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1页。

〔6〕〔8〕〔9〕〔17〕〔18〕〔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74、373、373、373、382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7页。

〔10〕张旺：《世界经济增长，中国贡献近三成》，《环球时报》2018年12月24日，第11版。

〔11〕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019年第4期。

〔12〕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四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1版。

〔13〕〔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687页。

〔15〕〔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5、88页。

〔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20〕〔美〕斯诺（Snow，E.）：《西行漫记》（英汉对照），董乐山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22〕〔24〕黄忏华：《政治学荟要》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34、440页。

〔23〕忻平：《王韬最早提出“振兴中国”这一口号》，《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4期。

〔25〕何卓恩、李周：《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

〔26〕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27〕〔28〕《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3期

排版 | 陈艺文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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