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博新见】李亚男 王久高 ：国民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地位认识的历史考察

国民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地位认识的历史考察

摘要：国民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革命角色和领导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主要表现为由做工人阶级的“指导者”到做国民党的“合作者”、“监督者”、“同盟者”、“极左派在野党”、“重建者”；其间虽萌发了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思想，但既没有明确该如何落实，又对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经历挫折后才开启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实践。由于早期力量弱小、领导理论准备不足、受共产国际外部干预以及国民党内部分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共在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探索中始终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关系。虽然此时的中共在成为中国革命事业领导核心的历史自觉方面尚未成熟，但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和开展革命斗争的实践，不断唤醒中共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当，为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奠定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革命角色；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领导党和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共在总结近百年来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经验基础上对自身定位的明确概括。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阶段，中共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领导权、同盟军、武装斗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还处于探索之中。[ 高彬《为什么六大以前没有提出指导思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7月29日发布，2020年10月1日访问，http://indi.cssn.cn/ddzg/ddzg_zdll/201307/t20130729_810447.shtml。]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底国民革命时期结束近7年的时间里，受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影响，中共对自身在革命中领导地位的认识经历了初探、妥协、纠偏和走向成熟的一系列变化。本文将从中共对自身领导地位认知的几个分期入手，梳理和剖析当时党的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过程，以此充实和丰富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学说内涵。

一、从“指导者”到“合作者”“监督者”

从做工人运动的“指导者”到做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合作者”与“监督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对自身革命角色的历史判断。这样的历史判断首先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因为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形成对革命局势和国内各阶级状况的基本认识，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建党的模板。另外在革命理想主义的情感下，中国共产党最初以组织城市工人运动为政党活动的主要内容。经过一年左右的工人运动实践，经历了多次失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实力和革命局势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开始积极寻求与其他革命政党的合作。

（一）做纯粹的工人运动“指导者”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一大提出了四条纲领，主要内容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接着又说“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并且“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与一大纲领相比，一大决议在党际关系上的态度更加明确，要“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中共一大党纲和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根本目的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并且为了保证革命性和纯洁性在组织上要实行彻底的“关门主义”，体现出想要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以及与一切反动势力斗争到底、毫不妥协的革命斗志。

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有俄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官方采用的是俄译本。在俄译本中，中共一大没有使用“领导”一词，而是对工人阶级要“支援”，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承认”。同样，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正式文献中对党与革命的关系较多使用“指导”而很少用“领导”。比如1922年7月1日，陈独秀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答黄凌霜》的书信中说道：“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由此可见，此时中共还没能树立对一切革命要素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领导意识，侧重于强调党对工人运动的政治教育与技术指导功能，面对革命形势时更多以工人阶级的教导员面貌出现而缺少主人翁精神。这与建党之初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尤其对如何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不足密切相关。

实际上，当时有少部分早期共产主义者认识到了党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地位的重要意义。1920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说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其中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448页。]，毛泽东在其后的回信中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但是，一方面这种认识没有成为党内主要认识；另一方面，中共此时虽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党相比较工团、合作社、苏维埃政权而言处在领袖者的中枢地位，但对于党应该领导怎样的革命、在整个国民革命中应该处于什么角色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只是把领导的对象集中在组建工会和发动工人罢工上，对农民阶级的同盟关系和对士兵的组织领导还处于理论阶段。正如1926年初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回忆的，在一大到二大之间的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是非常复杂的，同志们容易发生误会，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只应做无产阶级事情，其实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蔡和森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3-804页。]。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也谈到：“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二）做革命联合战线中的“合作者”“监督者”

经过近一年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缺乏组织性的无产阶级只能是一盘散沙，“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另一方面，在工人运动经历的种种困境面前，中共认识到一大纲领的局限性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尚不具备独自领导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实力。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改变了之前关门主义的态度。1922年5月23日，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像共产党、无政府党底势力都还微弱；其他政党，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该本着党义，对于劳动运动，比他党加倍的努力”[《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要求自己的党员必须勇于为劳动群众的利益牺牲，“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另一方面，“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页。]。在这条联合战线上为了达到革命目的，中共必须“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陈独秀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此时中共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1页。]，国民党既同情劳动群众，又是中国唯一有能力领导国民革命的党派，所以与国民党合作，与其他政党结成联合战线，是指导劳动群众作有力战斗的最佳出路。在联合战线中，中共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合作与监督，监督其他党派不要背离和伤害劳动群众的利益。

这一态度转变在中共二大上得到确认。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进一步说明了此时中共对其他党派由排斥到联合的转变原因。《议决案》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下，民主革命虽然指向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同时《决议案》也强调，这么做并不代表无产阶级政党投降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甚至沦为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后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所以共产党在这民主联合战线中“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也从坚决“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变为通过参与议会揭发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中共二大《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指出：“革命的议会行动，成为激起或辅助无产阶级一类革命风潮的重要方法之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即使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军阀混战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的议会只在形式上成立，但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应当跑入这类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目的是为了“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从而“酝成民主革命到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党应该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这里所说的“封建的武人势力”指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各地封建军阀势力，此时中共不仅加入由各革命党组成的革命联合战线，还尝试通过“合法”途径向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开火。与单纯依靠发动工人罢工相比，中共的斗争途径更加多样化。

二、在国共合作中对革命领导权认识的转变
 

经过民主联合战线的初步实践，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所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劝导和孙中山的意见下，最终国共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了联合。然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化以及国民党左派的不成熟导致很多维护工农利益的政策并未得到落实。面对这种情形，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一）做国民党领导下的“同盟者”

中共三大继续了二大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页。]。此前中共试图通过民主联合战线和国民党建立党外合作，都没有成功，孙中山只接受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一种途径。曾经同孙中山会谈过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应当正视现实，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在1922年8月的西湖会议上，虽然大多数中共党员不同意党内合作，但马林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使建议被通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而且“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于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决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而且“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中共三大宣言更是直接表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但国民党有两个弊端，一是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援助，二是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为了弥补国民党的不足，中共明确了自己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责任与使命，即宣传引导工人和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并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进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1924年8月，国民党改组半年后陈独秀再次肯定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陈独秀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可以看出，此时中共党内主流思想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中共是在这个“领袖”领导下的“同盟者”。

针对陈独秀的观点，党内很多同志表达了不同意见。瞿秋白、邓中夏、彭述之写了一系列文章，通过对中国各阶级物质基础、思想觉悟的分析，结合对世界革命潮流的判断，在理论上坚持认为只有最具革命彻底性的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例如，1924年11月，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中指出“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因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强而革命性不足，所以只有无产阶级“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然而，此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是陈独秀，其他同志的看法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不同意见为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夺取革命领导权思想的萌发

随着国共合作中矛盾的不断显现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化，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在中央文献中提出无产阶级对革命领导权的问题。由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兼具推翻帝国主义侵略的世界性与推翻本国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性，所以中国的民族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做领导者才能胜利。因此，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目前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地位和目的的变化，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已经入一个新时期”，必须调整工作方针，认清“国民党是中国民族运动中一个重要工具……而不是中国民族运动之全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页。]。《议决案》的第三节直接用“中国各社会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无产阶级之领导地位”[《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页。]做标题统领全篇。中共必须学会在国民党中保存和发展自身实力，以斗争求团结。同时不能再把国民党视为一个整体，而是要在思想上、组织上不断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势力，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从中共三大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到四大提出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领导权绝不是偶然。一方面，彭述之等人极力将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回国，提出“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新青年(季刊)》第四期，1924年12月24日出版，第9页。]，这一思想对中共四大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可以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考察报告中得到答案。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刊登了维经斯基考察广东政局和国民党发展情况的报告。维经斯基认为，国民党在广东执政一年半以来，“丝毫政治工作没有做，——使在国民党之下能建立一个城市贫民的基础，对于农民亦是如此。恰正相反，广东工人及农民往往看着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束缚他们的国家机关”[《新青年(季刊)》第四期，1924年12月24日出版，第25页。]。对国民党右派来说，他们“已经不满意国民党政策的模糊，竭力想他右倾，使他去代表富有阶级的利益，终至于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新青年(季刊)》第四期，1924年12月24日出版，第26页。]；对国民党左派来说，他们虽然知道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但他们只是机械地增加工人党员的数量却没什么实质性作为，企图单纯依赖于通过发展军事力量来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以为“一切实际工作及经济组织都可以暂缓——‘让他们晚些再组织工会罢’”[《新青年(季刊)》第四期，1924年12月24日出版，第28页。]。维经斯基批评说，国民党不懂“军事行动只是革命政治的一部分，这种行动非以劳动平民的利益为根据不可，——国民党不明白这一点确是一个根本错误”[《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人民出版社（影印）2008年版，第25页。]。面对这种情形，作为国民党内部“共产派”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有所作为，夺取革命领导权，防止国民党右派彻底占上风、革命路线偏离正轨的危险。

几个月后，无产阶级成功领导五卅运动的表现及由此引发的省港大罢工给了中共极大鼓舞，更加坚信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周家彬《阶级与党:中共革命领导权双主体的形成与整合(1925～1935)》，《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4期，第53页。]然而中共并未搞清楚无产阶级究竟该如何夺取领导权，在什么意义上才算夺得了领导权。1928年4月，瞿秋白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分析了当时党内对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三种看法：其一，在国共合作中“只要国民党能听从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便可以说实际上的领导权在共产党之手”；其二，要争领导权，“无产阶级的工人便不应加入国民党；不要用国民党来集合革命势力”[《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其三，认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争得领导权，“一直到排除资产阶级的右派至于净尽”，要发展到“变国民党为纯左派的政党”。三种思想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第一种和第三种思想都认可党内合作的形式，但第一种认为只要国民党在思想上认同共产党的革命主张，那么共产党就已经在实质上掌握了革命领导权；第三种思想认为必须在组织上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纯粹的左派政党。第二种思想则主张国共由党内合作转向党外合作，认为共产党不必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这点上又和第一种思想有相似之处，即共产党要争夺的是革命领导权而非国民党的领导权。瞿秋白认为，这三种意见“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史上，是极端混淆交错的”，中央主要持第一种意见，参杂着第二种思想，第三种意见流行于广东。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旨意下，当时的中共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左派，从而做“‘极左派在野党’，美其名曰国民党外的‘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而将当前之国民革命领导权让给‘纯国民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三、幻想依靠国民党左派掌握革命领导权

孙中山的逝世导致国民党内部左右分化进一步加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同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此时的中共将武汉国民政府作为继续国民革命的主战场，帮助国民党左派壮大实力。汪精卫等虽曾以左派的面貌出现，但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投机性。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左右派实现宁汉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员。然而此时中共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做国民党“极左派在野党”

孙中山逝世后，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分裂进一步扩大，出现了以戴季陶、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戴季陶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这些理论完全背离了孙中山主导的国民党一大确立的纲领和政策。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监视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人。1926年5月15日，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借此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还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在这种形势下，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指出：“组织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而集合之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更加以无产阶级及农民的群众革命力量影响国民党——这样去和左派国民党结合强大的斗争联盟，以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如此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1926年12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成立。面对国民党内部日益激烈的派系之争，在12月中旬的汉口特别会议上，中共进一步调整了行动策略，通过了《国民党左派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共要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对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国民党给予厚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不是独占），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6页。]。之后，这种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断在党内蔓延。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中共五大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革命现阶段需要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这个政权只有“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当前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为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和工资而奋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仍然坚持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必须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因为国民党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如果共产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地位，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这意味着中共党员绝不能退出国民党，否则便失去领导革命的舞台。共产国际还认为，在目前阶段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如果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然被认为“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基于以上判断，共产国际为中共指明两个任务：一方面要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极力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另一方面，要积极参加国民党左派领导的武汉政府。

1927年5月21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中共中央认为必须与国民党左派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并喊出“保卫革命的国民政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页。]口号，以支持壮大武汉政府的力量。这一系列举措相当于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左派身上，幻想做国民党“极左派在野党”。实际上，中共由于没有正确判断出哪些是国民党的真正左派，出现将革命领导权寄托在汪精卫等“假左派”身上的重大失误。

（二）做国民党左派的“重建者”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武汉政府撕下伪善的面具，与南京政府商量宁汉合流的计划。随后，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发布了告全体党员书，指出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武汉政府已经和蒋介石政府无异，摧残工农运动，残害革命将领。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认为，国共合作破裂只是国民革命的中断而非结束，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瞿秋白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此时，中共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不是资产阶级而只能是农民。为了建立党对农民暴动系统的、有计划的革命领导，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为中共六大草拟的《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确定了党领导农民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这是建党以来中共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党纲。

然而，国共合作的破裂并不代表中共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左派的幻想，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此时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都相当幼稚，难以独当一面，而且共产国际也认为中共应该“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里说道：“‘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哄，并没别的什么。”[《陈独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陈独秀认为从八一南昌起义到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汕头，中共没有以独立的面貌领导群众暴动，而是仍借助国民党的影响力行事。从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可知，虽然中共中央认识到“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决定胜负的动力”[《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477页。]，但因为国民党仍是各阶级重要的政治联盟，而且在共产党下级党部的宣传下国民党在基层群众中已深入人心，为了吸引小资产阶级加入革命联盟，中共不应该放弃国民党这块招牌，而且要大力恢复国民党左派。此时中共扮演了国民党左派重建者的角色，幻想通过重新塑造国民党左派来获取对国民党的主导权，从而进一步领导国民革命。

四、从放弃幻想到独立领导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惨重的损失，但这并没有停止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明白了深刻的道理，首先要彻底放弃对国民党左派的幻想，走上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道路；其次要在总结工农暴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从而担负起工农武装割据与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党”角色。

（一）彻底放弃对国民党左派的幻想

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工农武装暴动经历多次失败，中共在实践中逐渐认清国民党左派也是不可靠的。1927年9月19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定放弃对国民党左派的幻想，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取代国民党作为领导工农群众的旗帜。然而，此时中共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上尚未完全摆脱对国民党左派的依赖。其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省委早在8月20日就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210页。]，但中央的复信否认了这一观点。10月8日，彭公达在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中再次提醒中央国民党已经退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2页。]。10月6日，趁奉晋军阀混战之机，北方局制定了农民暴动计划，一方面要喊响“杀国民党新旧右派及一切反革命的叛徒”的口号，一方面“大旗用两面，一是大红旗上写着‘土地革命’四大字，旁书‘工农兵联合起来’，一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35页。]。口号与旗帜的不同，体现出北方局要给外界造成一种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内讧的错觉，这么做一是要借助国民党的影响力充分发动群众，二是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保存中共已转入秘密工作的实力。20天后，彻底转变思路的中央给北方局回信，指出“暴动的旗帜应该是工农自己的红旗，国民党的名义应即取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页。]。11月5日，根据中央指示北方局将决议案改为“前此所谓仍然要国民党招牌的政策，现在已决绝的抛弃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3页。]。比如之前的“民选革命政府”改为“农工兵平民政府”，“革命委员会”改为“工农革命委员会”，“工农军总”改为“工农革命军”。这么做是为了从政权的名称上彻底破除“继承国民党正统”的心理和“类似国民党式的大元帅府或国民政府的空名义”，使暴动的权力机关完全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机关”[《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页。]。

类似于北方局的现象并不是个案，很多地方党部并未领会中央决议，仍在国民党中保留同志并借此名义发展工农斗争。对此，中央于12月31日发表对国民党工作的通告，命令一切同志必须退出国民党并进行反国民党的工作，“撕毁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31页。]，如有迟疑立即开除党籍。就此，直到1927年底，中共才彻底完成了从局部到整体、从理论到实践上彻底放弃以国民党左派名义组织暴动的转变，走上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道路。

（二）做工农武装割据与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党”

虽然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茨“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处于革命低潮的工农运动遭受了严重打击，但中共在总结工农暴动的经验教训后得出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革命理论，如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时提出了转向农村的革命新道路；在三湾村改编军队，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中国革命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伟大实践的初步胜利。1927年11月，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成立。12月，无产阶级第一个城市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尽管这些苏维埃政权存在时间并不长，但都为中共积累了领导政权的宝贵经验。

从起义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的那一刻起，作为领导党的中共便要面临三个最大的困难：第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第二，在第一个困难的基础上，苏区会面临外部经济封锁、商品严重不足、资本家关闭工厂、工人大量失业等问题；第三，土地革命后，由于僧多粥少的缘故农民很可能得不到原先期望的土地面积，引发恐慌与对政权的不满。此外，还有交通不便、移风易俗、基层党组织不稳固等问题，都是中共领导苏维埃政权之初不得不面对的困难，涉及到政治建设、经济恢复、军事发展、社会革命、文化进步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管理经验。这些困难能否解决，决定着中共的革命事业能否成功，决定着中共未来是否有能力做一个民族的领导党、一个国家的执政党。    

经过斗地主、分田地、毁契约、消债务、组织赤卫队、编练工农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一系列步骤，民众在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头彻尾为工农奋斗的政党，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才能解除一切锁链。对中共自身来说，经过成功领导工农兵群众建成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党认识到了自身领导革命实践的力量和斗争智慧，坚定了领导土地革命的信心，建立了与群众深厚的感情。在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方面，中共明确了领导党与政权之间权力边界，认为苏维埃政权是“直接之民众政权”，“必须经过群众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绝对禁止由党部指派式之组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党只是在其中取党团作用，不得由党员完全包办苏维埃的工作”[《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页。]。这些认识和做法都为后来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在中央苏区的执政实践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成为了正式领导政权的预演。

五、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国共合作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革命角色和领导地位的认识，随着革命形势和实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主要表现为：从纯粹做工人阶级“指导者”到做革命联合战线的“合作者”、“监督者”；从国共合作的“同盟者”到国民政府的“极左在野党”；从幻想重建国民党左派到走向独立自主领导土地革命。促成这一系列转变的原因，既有中共对自身实力、基本国情、革命形势由浅入深的认识，又有共产国际的外部干预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由于对此时中国革命特殊性和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斗争经验还很匮乏，中共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探索中始终穿插着两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关系：第一，出现了理论上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领导权而实际上无产阶级政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位。具体表现为：虽然中共四大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对中国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但并不清楚这个领导权究竟怎么落实，也没有提出具体方案。于是在实操过程中，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却只能借助于国民党分享的政治资源，屈居于国民党之下。[ 周家彬《阶级与党:中共革命领导权双主体的形成与整合 (1925～1935) 》，《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4期，第62页。]第二，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共在逐渐放弃对国民党左派幻想的过程中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具体表现为：八七会议之后虽然中共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不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是广大农民群众，但在实践上没有立刻完全抛弃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直到1927年底有的党部依旧以国民党左派名义组织工农暴动，结果多数起义和暴动的失败使革命力量进一步受损。在残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下，中共不得不走向农村，开始独立领导工农运动成立苏维埃政权。

虽然这一时期中共逐渐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独立领导革命的重要性，但还没形成成熟的领导理论，对工人、农民、军队、青年的领导方法也还在摸索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党与工会的关系方面，虽然1921年8月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门领导工人运动，但中共五大认为“党与工会，在过去仍未能有正确的关系，不是使工会成了党的附属的机关，即是工会完全脱离了党的指导”[《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而且党还存在对工人阶级命令主义的错误观念，和强迫罢工、强迫武装斗争的工作作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这说明在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先锋队，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确立对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在党与农民的关系方面，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总结道，中共前五次代表大会都没有制定关于农民问题的党纲，而且“对于农民问题差不多没有注意”，理论上都知道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但“关于土地问题，谁也不曾说起”，农民已经自发动员起来了，“农民政权与土地的问题成了事实的问题，中央才一步步‘落后的’追着农民群众走”[《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在党与军队的关系方面，国民革命时期中共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依靠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也是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利用起义部队打响了第一枪。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做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3页。]的著名论断促使中共开始重视军事建设。在党与青年团的关系方面，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党与青年团差不多完全不发生关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0页。]。12月《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关于党团关系通告第十九号》指出各地党团关系恶劣，党对团的工作缺少指导与帮助，甚至团的会议党不派人参加，“以致团员看不起党，骂党是机会主义组织而单独领导群众斗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53页。]。

总之，在国民革命前后，由于自身实力较弱而且没有形成成熟的领导理论，中共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也没有在劳动群众中取得完全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共作为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在之后的探索中，中共从一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的幼小政党成长为找准了革命道路、看清了前进方向、认识了自身力量、明确了斗争策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党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纵然历经重重曲折，但中共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并勇于改正错误，最终走上独立自主领导革命并取得伟大胜利的道路。

作者简介：李亚男（1993—），女，山西大同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王久高（1972－），男，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48(02)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

硕博新见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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