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木
在长沙市芙蓉区的定王台街道社区，有一条极不起眼的街道，那就是东庆街。东庆街是昔日老长沙城里的一条南北纵向小街，其宽度不过四米，其长度也就四百来米，它北接落星田街，南接吉庆街，与马王街、都正街、高正街等直通城南路，共同构成一条贯穿南北闹市区的纵向小街。
但你可别小看了这条不起眼的街道，它的故事可多着呢。东庆街北接落星田，是以藩后街东口与肇嘉坪西口的十字街口为起点。五六十年代这个十字路口是很热闹的，有点像长沙北门正街的头卡子，特别是早晚，过往行人摩肩接踵，通行困难。
右边是藩后街，左边为肇嘉坪，前面就是东庆街 供图/四木
因为这个街口的西南角就是国营的肉食、菜场，东北角是豆腐店、南食店，沿途还有不少的个体摊档，时常把这个路口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这样的小街都是麻石铺路，常年湿漉漉的，感觉就是既没有干过，也没有干净过。东庆街这个路口东边一条小街是肇嘉坪巷，长约三百米，直通昔日的东站路（后来叫建湘路）。这地段原是赵姓家族居住，故名赵家坪。
因长沙北门外原第十中学南边也有一处赵家坪，为了有所区别，人们给城东的赵家坪取了一个雅致的地名：肇嘉坪。肇嘉意为良好的开端，引自屈原《离骚》“肇锡余以嘉名”诗句。
1912年，湖南政法学堂恢复办学，更名为“湖南公立第一政法学校”，因在又一村的校舍被军队占用，政法学校便迁来肇嘉坪，是湖南最早培养政治、法律、经济方面人才的政法专门学校。1926年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撤销，参与合并组建湖南大学，就是今天湖大法学院的前身。东庆街这个路口西边的小街是藩后街，这条两百多米长的小街可是“三湘第一官巷”，因为藩后街的南边在清代曾是湖南布政使的办公地，解放后此街的南北两边又成了长沙市委和市政府的办公地，你说它是三湘第一官巷名不虚传吧！
2017年，政府对这三湘第一官巷进行了提质改造，再现古长沙悠久的历史文化。依旧是麻石铺路，青砖贴墙，同时设立了一面“二十四孝”故事的廉孝墙以及“生旦净末丑”大型戏剧脸谱和儿童嬉戏的铜雕小品等。
西头街口新建的古牌楼，全用整条上等麻石镶嵌而成，正面与背面设计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正面两侧有一对雄狮把守，牌楼上方正反两面镌刻着“藩后街”金色草书字样，它将给长沙留下永久的记忆。
东庆街往南走约五六十米的距离，左边有一条街巷，就是著名的浏正街。浏正街三百多米长，直通当年古长沙城的浏阳门。古长沙有九个城门，浏阳门便是其中之一，因此浏正街又叫浏阳门正街，是长沙往东出城的咽喉要道。既是正街，那它的繁华和热闹和北门正街、南门正街是可以比肩的。不过到现在，由于受地域和街巷狭小的局限，浏正街早已辉煌不再，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浏正街似乎被人遗忘了，就像一位历史老人，成为长沙为数不多的古街之一，以“不变”和“慢变”的淡定，迎接它周围的现代化。跨过浏正街口，继续南行一百来米，在西边曾经有一条街便是藩正街，与北边的藩后街相对应。藩的本义是篱笆，引申为屏障保护之义，封建时代称属国属地或分封的土地，借指边防重镇、藩属、藩国、藩镇、藩邦等。
藩正街与藩后街一样，长不过两百来米，但笔直宽敞，在长沙众多弯弯曲曲的街巷中是不多见的。它曾是湖南布政司的衙门驻地，布政使即藩司，隶属于巡抚，掌一省财赋与人事。省城长沙藩司署内建有布政使库房，即藩库，储存钱币，现今蔡锷路与解放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东北角，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金币、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在此，是有它的历史沿革的。1997年因建浏城桥立交桥，拉通解放东路，现在藩正街已荡然无存了，此地成了市公安局门前的道路和地域。东庆街往南稍微斜对着昔日藩正街路口，有一条仅容两人通行的里巷叫槽坊巷，这是一条曲里拐弯如迷宫般的里巷，走进这里向东穿过水月林，便是五六十年代的定王台小学，西汉定王所筑的望母台便在这小学的操场边。
定王，史书记载为西汉景帝刘启的皇六子刘发。刘发的母亲唐儿本是程姬的侍女，汉景帝有一天召幸程姬，因其月事不能侍寝，于是将侍女唐儿收拾打扮为汉景帝侍寝，后生下刘发。刘发或许因生母身份卑微，十分孝顺生母，每年都差人将长沙的优质稻米运回长安孝敬母亲，然后再从长安运回泥土，在长沙筑台。如此年复一年，运回的泥土堆成一座高台，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刘发就登台遥望北方，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刘发死后，谥号定王，他筑的高台被称为“定王台”，后台废址存，遂称定王冈。后人于冈前建庙，又称定王庙，宋朝时为长沙学宫即文庙。乾隆年间，长沙士绅购置了学宫旧基，宽四丈，长五丈。民国前期，定王台一直作为省立图书馆馆舍。1938年10月19日，日军飞机空袭长沙，定王台馆舍被直接命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原定王台遗址设立定王台小学。我姨姐1956年至1962年在此校就读，据她回忆，在校读书期间，定王台还在，纯粹一土堆夯实的高台，坐落在进大门后的操场的东边，占地二十平米左右，分三级堆垒，每级约三米高，成梯形状，有简易台阶而上，高台顶端四五平米，从上至下不足十米而已。1985年，长沙市图书馆在定王台修建馆舍，并投入使用，早两年，图书馆迁往北辰三角洲的两馆一厅，此地现在成了“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在东庆街上的浏正街口到现在“华盛蓝色地标”以东的地方，晚清年间叫“芋园”。当年的芋园主人是李星沅，先后任云贵总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等，官居一品，被曾国藩称作“八州作督”。这里本有一个“水月林”废寺，他发迹前，曾在寺里苦读，做了二十多年官后准备“一笑还山”，于1847年花巨款于废寺基础上建筑芋园。当年的芋园，景色怡人，亭台花榭假山，几近半圆池塘，园内四周或有丛丛小竹林，玲珑雅致，景致间有卵石小径，木制回廊蜿蜒相接，园内遍置名贵花木，令人赏心悦目。著名花鼓戏剧表演艺术家李小嘉是芋园的第五代，虽然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生，在此之前“文夕大火”已把芋园烧成了一片废墟，可从长辈和兄长们的叙述，以及他儿时对芋园残存的记忆中，还是能大致了解芋园当年的景致。李小嘉回忆说，当年芋园很大，东接定王台，北邻浏正街，西去仅半里即为藩正街的藩台衙门，现在的水月林小区、东庆街、浏正街、都正街、柑子园还有市公安局都在芋园内，民间有“头顶凤仪园，脚踏柑子园，中间就是李星沅‘芋园’”的说法。其实，柑子园不过是芋园主人当年栽的一片桔园，解放初，李小嘉就在芋园残存的水迹、浏正街小学的池塘边玩耍过。芋园地盘之大，房舍之多，风景之美，人们从李小嘉的回忆中可略知一二，更重要的是它与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及他的师长们都有过交集，因此芋园这地方的历史价值便自然地显现出来了。
芋园建成后，主人李星沅却于一年后在与太平天国的作战中病亡。他有一个五世孙叫李青崖，上世纪初从比利时留学回国，任职于长沙高等商业学校，并在一师兼课，与杨昌济、徐特立同事，杨等知道芋园空房较多，遂请李青崖向李家长辈商借，于是，芋园怀庐的一个院落就成了一师教师的宿舍。李青崖与李小嘉同辈，是毛泽东的法文老师，“驱张”时，李青崖帮过毛泽东等的大忙。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是芋园的常客，因为这里是一师老师的宿舍。一天的课堂受教后，毛泽东匆匆往李氏芋园赶路，到芋园是为求教，说的直白一点，有时是为了补课。住在芋园的这几位老师，无论品德还是知识，都给了毛泽东重要影响，青年毛泽东与老师的亲密关系，芋园可以作证。有回忆录如此记载：1915年上学期，毛泽东在结束教室的课程后，匆匆往李氏芋园赶路，经南门口到天心阁脚下，再往北走，来到浏阳门正街，直进门顶上悬有“李氏芋园”牌匾的门院。毛泽东在杨昌济老师家与师长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将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在王立庵老师家里补习数学；在黎锦熙老师家里协助办报刊，并与黎锦熙成了人生路上的亦师亦友；在方维夏老师家里学会组织社会活动。总之，芋园让毛泽东在一师的求学期间收获了很多很多。百年过去，沧海桑田，李氏芋园已不复存在，只留得柑子园、水月林公寓这两处地名，让后人能追根寻源找到当年芋园的影子和伟人的足迹。然而，我这个五零后却是幸运的，因为我在六十年前曾与芋园结下过一段不解之缘，同时让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呵护和无私的母爱。记得那是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我六岁但还未上学，因家里弟妹都小，特别是小弟出生不久，体弱多病，外婆一人在家忙不过来，母亲便天天带着我去上班。母亲上班的工作单位就在芋园，那单位叫“东风棉织厂”，于1958年创办，属于当时的天心阁人民公社的一家区街企业。依稀记得第一天跟着母亲去上班，一大早从经武路家里出发，过小吴门走东站路，在快到老火车站的地方向右拐，那条路叫落星田，然后穿过五一路，再走落星田（老长沙的落星田路被五一路切成两段），便到了东庆街，走过浏正街不远处左边的一个青砖白壁大门楼的房子便是母亲工作的车间，其具体位置大约是现在“华盛蓝色地标”大厦那个大药房附近。这个药房就是当年母亲工作的东风棉织厂所在的位置 供图/四木母亲是一名十二岁就做学徒、技术娴熟的纺织工人，“文夕大火”后和父亲一起来长沙谋生定居。母亲会织布，算一门技术特长，五十年代初曾由长沙失业工会和劳动局推荐介绍到裕湘纱厂工作，因母亲不识字，未予录取。1956年再次由劳动局介绍到了长沙湘雅路靠近原北二马路附近的长沙蜜饯加工厂工作。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种企业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不同行业需要不同的技术工人来操作，于是政府号召“技术归队”。东风棉织厂创办之初，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工人，厂长凌淑华便号召厂内职工分头去联系熟悉的有纺织技术的同事和朋友来厂工作，母亲一名同乡也在该厂工作，便找到母亲，劝我母亲技术归队，干老本行，并说该厂是拿计件工资，收入高。据母亲回忆，在长沙蜜饯加工厂，工作也还不错，虽是做普工，但是长白班，工作劳动强度不大，还是正规国营企业。母亲当时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且上有老，下有四个子女，正是生活压力山大的时候，冲着技术归队和收入计件这两条，母亲一咬牙，便毅然辞去了蜜饯厂的铁饭碗，去捧区街企业的泥巴饭碗了。我第一天到母亲的工厂，看到什么都新鲜，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呆在母亲身边看她织布。母亲工作的这个车间大概有两百来平米，还有一个天井，可能是百年前芋园的某个院落。左边一字排开有七八张那种很原始的木制织机，右边只放了四张机，因为机子很大，有普通织机两张那么大，都是男人在操作。我虽年小，但从小耳濡目染男耕女织，今日看到有男人在织布，大惑不解，便问母亲，母亲告诉我，那是纹机，织床单或棚幅宽的棉织品，因机子大，棚子宽，女工织不动，所以都是由男工操作，而且那样的纹机没有座位，只能站着织，须手脚并用，工作一天，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而母亲操作的织机就是那种普通的原始织机，有四个踩脚，人坐在织机上也是手脚并用，左手拿棚子，右手扯动织梭，让织梭带着纬纱在经纱中穿行，再用棚子将穿进经纱中的纬纱压紧，四个踩脚则依次控制经纱上下，让纬纱在经纱中形成十字交叉的纺织，布就是这样纺成的。这样的工作，母亲从十二岁起就开始了，二三十年的纺织生涯就是这样过来的，真是辛苦呀！不仅如此，母亲还要不时把眼睛盯着我，喊我不要离开太远，更不要走出车间乱跑。我一个六岁的细伢子哪里那么听话？总是趁母亲聚精会神工作时就跑出车间，到东庆街上去了，不过那年代很少有车辆，不要说汽车就是自行车都少。跑到东庆街上我总是往南跑，因为我是从北头来的，原路没有新鲜感，不过最远我也就只到东茅街口，再远就不敢了，怕走失找不到母亲的车间。有时候在母亲的织机旁呆久了也感到十分乏味。有一次，便趁母亲离开织机喝水休息之际，也跑到织机上学着母亲的样子去织了一把，结果把布面织的一团糟，母亲回来后，虽然气得要命，但也只是轻轻地说我两句，然后拿起锥子，把我织得一团糟的乱纱一根根挑出来，恢复到原来的布面，母亲才能继续织下去，需要耗费很作时间和精力。我看在眼里，以后再也不去图这样的新鲜好奇了。记忆中，母亲在这个平房车间里工作时间不长，便搬到离这个车间不远处靠北一点的一处两层楼的车间里，那一处车间从东庆街进去要经过一处巷子，大概二三十米，从左边一个旧时公馆样的大门进去，母亲的织机就在二楼西边的角落弯里，位置很阴暗，常年吊一盏白炽灯在织机上。这里楼上楼下都是织机，大大小小几十张，织梭声滴滴哒哒不绝于耳，据母亲说，这里也叫芋园。母亲在芋园二楼织布的时候，正是东风棉织厂不断扩张规模的时候，这时母亲带着我上班也不方便了，因为要做晚班，所以东庆街的芋园也就不能去了。最后一次去芋园是1960年春节前夕，那时候已经开始过苦日子了，粮食紧张，我们经常是靠吃米糠、豆渣和挖野菜充饥，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大人都得了浮肿病，父母亲也不例外。但母亲听到厂里春节前要进行职工会餐的消息时，便回来对外婆说，要带我们去好好吃一顿，让我们好生期待。会餐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那天，我和我姐早早地到了母亲上班的地方，潜伏在母亲的那张织机后面。因厂里有规定，不能带小孩去食堂会餐，因为这是犒劳职工的福利，母亲便用餐盒将会餐的食物打回来，让我们躲在织机后面吃。我看到母亲只是象征性的尝了几口，剩下的都让我们吃了。那次母亲端回来的食物印象最深的是黄豆、红萝卜，那可是那个年代的营养品，还有两个乒乓球大的肉丸，那简直就是奢侈品了。我们两姊妹好好地包餐了一顿，而母亲则坐在织机旁抽着烟，静静地看着我们，满脸的慈祥和欣慰，几十年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情景的时候，总有些泪目。母亲伟大，母爱神圣，总是体现在对子女无私和博大的呵护、怜爱上，无怪乎古人有筑台望母寄托情思的举动，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叹。1960年下半年，母亲因劳累和风湿性关节炎大病一场，最严重时卧床不起，全身瘫痪，在家病休了半年。适逢国家两千万职工下放，母亲属老、弱、病、残，首当其冲，拿了四十元下放费后，便永远地离开了东风棉织厂，离开了东庆街上的芋园，在芋园织布是我母亲纺织生涯的最后绝唱。东庆街继续往南，横过解放路，眼前突兀立起的是省人民医院的大楼，雄伟的大楼，让东庆街过来的人，要穿过大楼的架空层或从大楼东面绕过才能到达东茅街口。东庆街在这里被省人民医院大楼和解放路截了 供图/四木
其实，东庆街到东茅街口也就到头了，是解放路和省人民医院的大楼切去了一段历史老街，让老长沙人的心目中有了些许的失落，但这似乎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东庆街也应该像浏正街一样，以“不变”或“慢变”的淡定来迎接都市现代化的到来，而城市记忆则应该将它的历史旧貌全方位的保留下来。*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四木，编辑 | 牧野，排版 | 莉莉安，未注明出处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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