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熙台岭的红色传奇
长沙城南有两大胜景，一个是城市地标古天心阁；另一个是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才饮长沙水”的古白沙井。两景之间的熙台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红色传奇。
1937年地图中的熙台岭
熙台岭巷，街宽约四米，以前都为麻石铺就。北头与城南西路垂直，与蔡锷南路对接，南向与白沙街，天心游路三街汇合，最后归于白沙路上的白沙古井处。全长约二百八十米，但却是最能体现长沙城南的历史文化脉络的地域，这里随处一个地名都有它的历史典故，如里仁坡，四端里，燕子岭、马厂巷等，稍加考证便是历史，便有故事。
现在熙台岭北端路口（四木供图）
民国时期的地图表明，熙台岭北向入口处的东边即为“蔡公坟”墓地，现在要找到这处墓地的遗迹，需在里仁坡巷对面的天心街。这条幽深狭窄的小巷上坡处南面有一堵麻石古墙，在这堵古墙中，还能找到“蔡忠烈公墓石”的碑刻。这块碑刻镶嵌在这堵古墙中，它在陈述着一段历史。
蔡道宪墓石碑刻（四木供图）
蔡忠烈公，是明末长沙推官蔡道宪。蔡道宪，号江门，福建晋江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率大军攻入长沙，29岁的蔡道宪宁死不降，被张献忠凌迟处死。后历届湖南巡抚将他作为“忠诚烈士”，他的墓被多次修缮，这条长十多米，高三米左右的麻石古墙就是他的墓基，现在保存完好的墓基仅为其中一段，但是墓冢已经不在了。
保存完好的墓基古墙（四木供图）
沿着这个墓基继续往上走，穿过一条小巷，在一块石阶上看到“孤忠千古”的字样。这个也是蔡道宪墓的一部分。这里后来遭到破坏，零散的麻石有的砌了墙，有的铺了路。
城南的戏窝子是有来历的（四木供图）
熙台岭也是有典故有来历的，熙台岭原名戏台岭，相传民国初年一些唱湘剧的戏班子在蔡公祠、自在庵等处搭建戏台唱戏，而得名戏台岭，之后雅化为熙台岭。最具名气的湘剧三元班就曾在这里搭台唱戏。当时的名角大花脸欧元霞、老生罗元德为戏班的台柱，他们的戏一开场，看戏的人就围得水泄不通，非常热闹。所以历史上南门外也有“戏窝子”之称，指的就是熙台岭。
熙台岭由北向南约一百二十米处，正是熙台岭的坡岭之处。这处坡岭较为陡峭，虽只有二十来米长，却最能体现当年长沙城南的山岭地貌。在这坡岭中间的西边有一巷道，名四端里，它的北边则是当年熙台岭四十一号的一栋小洋楼的位置，这里曾是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的一个情报联络机构。
拐角处围墙里的位置即为当年熙台岭41号位置，现为四端里1号（四木供图）
刘道衡，男，1892年出生，湖南衡阳西乡牌楼冲顺石湾人。刘道衡和他的哥哥均参加过辛亥革命，都是同盟会会员。但在湖南光复之后，湖南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谭延闿发动兵变杀害，他哥哥也牺牲了。从此，他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感到彻底幻灭。他不做官，对当时的军阀、官僚、政客、遗老，恨之入骨。
自从袁世凯暴死后，北洋军阀争权夺利，各省军阀抢夺地盘，互相混战。当时有一批拥护过帝制，做过满清和袁世凯大官的文人名士，如杨度之流，这批人本来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又有很高的学识和名望，以杨度为首形成了一个“造乱派”，刘道衡于是在“五四”前后参加了这个“造乱派”。
他们这些人以其名望、才学、历史地位，分别到曹锟、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的门下，当了顾问、总参、高参。他们能够得到机密情报，互通消息，“诡计”多端，是一批特种情报人员和“大阴谋家”。
北伐兴军之际，“造乱派”人物满怀希望，纷纷到了上海，不料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凶残暴虐，超过一切军阀和袁世凯。这样，他们思想上就迅速起了质的变化，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1930年，刘道衡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结识了“社联”成员王学文。王学文的另一个身份是神秘的中央特科成员。1932年，王学文发展刘道衡参加革命，同年在中央特科(一说中央军委特科)入党，并由中央特科李克农从上海派遣回长沙。
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建立的一个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设置总务、情报、保卫和无线电通讯四个科，负责人周恩来。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刘道衡曾在留学日本时与曹伯闻结为至友。1932年夏，他奉命回湖南开展特科工作时，曹伯闻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刘道衡花大量时间苦心钻研佛学，通过与曹研谈佛学、拉近关系，为在长沙站住脚找到庇护。曹伯闻以名流身份将刘道衡带进湖南上层人物圈，又通过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何键的关系，让刘道衡担任湖南省政府参事。
刘道衡将住址选在熙台岭41号一幢小洋楼里，与水上警察局处长阎某同住在一栋房子，特务、帮会不敢窥视干扰。刘道衡还通过曹伯闻的关系，在熙台岭购置房产，开办了湖南产科医院。这里实际上是湖南情报联络站所在地。
熙台岭41号，现四端里1号（四木供图）
曹伯闻的亲信熊子烈成为刘道衡情报工作取得突破的关键人物。熊是刘道衡的发小，中共党员。1933年，刘道衡恢复了熊子烈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的党组织关系。
熊子烈的经济实力很强，他曾是岳阳的厘金局长（税务局长），后从岳阳调到民政厅当庶务，替曹伯闻管理民政厅的经费、总务，并为曹伯闻料理私产和家务。熊子烈还在长沙南阳街开了一家雪松纸庄，在衡阳南正街开了一家南禄绸布店和一家与其联通的旅社，这些都是为党提供财政经费和掩护的地方。
有一次党的财政发生了危机，很多同志吃饭都成了问题，是刘道衡与熊子烈迅速筹款，化解危机，仅熊子烈一人便为党捐献了三千元大洋。
图片中左为刘道衡，右为熊子烈（网络图）
刘道衡在长沙站稳了脚跟，随即在熙台岭41号成立了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一说湖南工作站）。
1933年的冬天，从湖北来了一个奇特的剧团。班主刘艺舟（湖北人）是近代史上一个奇人。他是辛亥革命元勋之一，当过清末京师大学堂的教授，加入同盟会后，在北方各省策动反清起义。辛亥革命时做过烟台都督，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他愤而弃官不做，却组织了一个剧团专门演戏。
他能演汉剧、京剧和话剧，他用《波兰亡国恨》《印度亡国恨》《黑奴吁天录》《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一类的外国历史和小说改编的中国戏剧，从袁世凯骂到蒋介石。常在台上演到悲愤之处，摘下髯口，停止锣鼓，向观众慷概激昂的演说起来，陈诉人民的疾苦，痛骂军阀的罪恶，声泪俱下，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近代湖北戏曲活动家刘艺舟（网络图）
其时，刘艺舟编了一本大戏《孔子出世》，适逢何键在湖南倡导复古读经，崇尚孔子，何键便礼聘他到长沙、衡阳专演此戏。刘艺舟的戏班子舞台便搭在了熙台岭，自己就寄住在熙台岭41号刘道衡的家。
当时的第一师范的学生，进步青年刘乐扬了解刘艺舟的历史和风格之后，又打听到他住在长沙南门外熙台岭41号一个朋友家里，便通过黄鹤同学介绍认识前去拜见，向他致敬并求指教。这位刘老先生即向他介绍当时被称为“湖南鲁迅”的刘道衡与他认识，就这样，刘乐扬认识了湖南地下党的刘道衡。
刘道衡初识刘乐扬，见他虽长得清瘦，但脸上有一种阳刚正气，谈吐不俗，人也机灵，便认定这将是党的可用之才。
刘道衡对刘乐扬非常重视，从1933年下半年起，每逢周日，都与刘乐扬畅谈一整天。在刘道衡的教育引导下，刘乐扬迅速成长。1934年暑假，刘道衡介绍刘乐扬入党，由周寿彭单线联系。不久，刘乐扬又介绍省立一中学生梁宜苏入党。
按中央特科的规定，刘道衡在湖南主要是建立情报组织，不承担建党任务，不与长沙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发展的党员专门从事情报工作，一律单线联系。
1933至1935年间，中央特科先后派遣钱渭川、周寿彭、严希纯、赵君实、周怡等8名中共党员赴长沙协助刘道衡开展工作。在“广播种，不发芽”的政策下，长沙工作组发展党员十分谨慎，只发展了20多名党员和若干外围关系。其中，刘乐扬就是刘道衡亲自物色、发展的。
刘乐扬在《我与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一书中回忆：1933年4月上旬《全民日报》几次发布刘乐扬被捕的新闻，引起刘道衡关注。后经寄居刘道衡家中的进步剧作家刘艺舟的引荐，结识了刘道衡，并成为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最早的成员。
刘乐扬奉党组织指示加入胡汉民的秘密反蒋组织“新国民党”，进行反蒋统战活动。1935年8月打入中统，挑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1936年7月起，任《楚三报》等多家进步报刊特约记者，利用新闻记者身份从事统战工作。1940年1月，经李克农批准，打入鄂北老河口第五战区桂系大本营，后化名张兆麟加入民盟。
刘乐扬始终战斗在国统区和香港地区，设法保护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员。为革命胜利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湖南省委统战部首任党派处长刘乐扬（四木供图）
1932年1月，中央决定将中共湖南省工委改为中共长沙中心市委，行使省委职权。同年12月底因叛徒出卖，长沙中心市委被彻底破坏。1932年12月至1937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再也没有恢复。这五年间，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是唯一幸存的党组织。长沙工作组的地下斗争，填补了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长沙市委遭到破坏造成的空白。
1935年中央特科停止活动、从上海撤退到中央苏区后，长沙工作组是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的特科组织。
中央特科长沙工作组在没有党的地方组织支援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湖南坚持工作。刘道衡陆续派遣赵君实、刘乐扬、梁宜苏等地下党员打入到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并将何键身边秘书和地方县长等人发展为情报组的外围成员，建立了一个以长沙为中心的情报网。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长沙工作组领导长沙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在长沙地区第一次喊出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
1937年底，长沙工作组输送了刘道衡长女刘丽珊以及肖伟、李文聘等革命青年到华北抗日前线参加八路军，开展了大量渗透策反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李克农任秘书长。李克农通知刘道衡到武汉接受指示。1938年初，李克农指示：上级决定撤销长沙工作据点。长沙工作组据此停止活动，转移到衡阳西部山区坚持斗争。
刘道衡将一部分干部疏散到湘西等地，又将情报组织转移到他的家乡衡阳西乡牌楼冲，创办了“刘氏族学”“青年游击训练学校”，将原“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也迁到牌楼冲，以掩护和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刘道衡、熊子烈还建立了牌楼冲、清潭两个支部，成为中共在衡阳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
1942年，由于形势和环境变化以及工作需要，刘道衡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离湘赴渝，所有留在当地的组织关系和外围关系全部移交地方组织，结束了在湖南长达十年的情报工作生涯。
刘乐扬自1936年7月第三次被捕出狱后，即由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派往桂系的大本营湖北老河口活动，十三年后，才于1949年5月1日在北京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重逢，刘道衡时任中央社会部（国家安全部前身）政治指导员。
刘道衡与李克农于北京的合影（网络图）
1949年10月11日，刘道衡与刘乐扬一道从北京南下到湖南，刘道衡在湖南省委统战部任副部长职务，刘乐扬则担任省委统战部首任党派处长。这两位革命前辈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共事，为新中国的统一战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3年刘道衡因病回北京，1968年7月20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刘道衡1968年5月与家人在北京住所合影
熙台岭，昔日长沙城南一偏僻荒野之地，因蔡公坟而变得历史厚重，因各路戏班子搭台唱戏而成为戏窝子，更因为熙台岭四十一号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的创立而迸发出中国革命的历史光辉。
熙台岭现场调研考证（四木供图）
日前，经天心区文旅局领导会同熙台岭社区工作人员，以及解放前中共地下党长沙特别支部书记刘晴波之子刘士明、湖南特科成员梁宜苏之女梁晓红和部分城市记忆作者一道在熙台岭现场调研考证。
他们调查咨询了部分老街坊邻居，有八十六岁高龄的李娭毑和一位近八十岁的嗲嗲确认，现熙台岭坡岭上四端里一号居民楼的位置即当年水上警察局处长阎某的小洋楼的位置，也就是刘道衡创立湖南特科情报联络站的位置，同时确认民国时期这里是确有一些空坪隙地供一些戏班子搭台唱戏。为城市记忆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佐证。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刘道衡所创立特科情报站的红色基因当永远深嵌于熙台岭的历史文脉中。
参考资料：
1、《湖南文史1992年》第四期，总第48期；
2、刘乐扬著《我与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
3、省管刘乐扬档案以及刘乐扬日记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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