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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四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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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井冈山西麓的一颗青松，历严寒而挺拔，他是漫漫长夜里的一束亮光，任风吹而不灭，他是中共湖南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虽历经坎坷然“九死而未悔”。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原党派处长，正厅级离休老红军刘乐扬先生。
下面就让我们穿过历史的烟岚，共同寻找刘乐扬先生一生坎坷传奇的人生轨迹吧！
刘乐扬
刘乐扬，1914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今株洲炎陵县），1927年于酃县初小毕业，虽成绩优秀，但在酃县无处升学。1929年，刘乐扬到省城长沙求学，先后入“大平”“复初”中学，后跳班插入“育才”中学毕业。1932年春，刘乐扬考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其时，日寇发动了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南方战斗方殷，北方日寇又侵占了山海关，同时吞并了热河，国难日益深重，刘乐扬开始寻找怎样拯救中国的道路。1933年春，他从一师的图书馆仓库封存的书籍中找到一本《列宁传》，便借出来偷偷阅读。那时，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高中以上的学校或学生，用种种手段进行毒化、侦察和钳制。一师发给学生一种《周记》的本子，规定每周填报一次，其中有“时事感想”“读书心得”“思想问题”等栏，交由训育处审阅批改。刘乐扬接连在周记本上作了几篇文章，反对省主席何键的“读经复古”运动，认为民族危亡之际，国难当头之时，读经复古决不能救国，还写了两篇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收复失地，保全主权才是真理”的文章。学校当局看到这种文章，立即向公安局告密，引来了公安局侦缉大队的特务，搜查自习室内刘乐扬的书柜、书桌和衣箱，查到了《列宁传》、鲁迅的《华盖集》和《生活周刊》等左倾刊物，并在课堂上逮捕了刘乐扬，关进省会公安局监狱（现少儿图书馆位置）。在监狱二十多天的时间，面对公安局长的审讯，刘乐扬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后公安局长彭灼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一师学生自治会的营救，只好将刘乐扬释放。1933年4月，由于长沙《全民日报》连续几次为刘乐扬发布新闻，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特科刘道衡同志的注意：首先这个被捕青年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二是被抓后是否叛变自首，是否出卖了同志？这些都是中共特科的疑问和任务。那时的特科已经有同志打入国民党省会公安局侦缉大队，负责调查情况的是周寿彭同志。他们了解的结果是：是不是党员还不能完全肯定，但公安局未得到任何证据和承认是党员的任何供词，其态度表现沉着坚定，与公安局长的辩论有理有据，是个有骨气的进步青年。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从湖北来了一个奇特的剧团。班主刘艺舟（湖北人）是近代史上一个奇人。他是辛亥革命元勋之一，当过清末京师大学堂的教授，加入同盟会后，在北方各省策动反清起义。辛亥革命时做过烟台都督，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他愤而弃官不做，却组织了一个剧团专门演戏。他能演汉剧、京剧和话剧，他用《波兰亡国恨》《印度亡国恨》《黑奴吁天录》《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一类的外国历史和小说改编的中国戏剧，从袁世凯骂到蒋介石，常在台上演到悲愤之处，摘下髯口，停止锣鼓，向观众慷慨激昂的演说起来，陈诉人民的疾苦，痛骂军阀的罪恶，声泪俱下，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刘艺舟
1933年，刘艺舟编了一本大戏《孔子出世》，何键礼聘他到长沙、衡阳专演此戏。刘乐扬了解刘的历史和风格之后，又打听到他住在长沙南门外熙台岭41号一个朋友家里，便慕名前去拜见，向他致敬并求指教。这位刘老先生即向他介绍当时被称为“湖南鲁迅”的刘道衡与他认识，刘乐扬问他这位湖南鲁迅在哪里？刘艺舟便说：“就是我的居亭主人刘道衡先生，我来给你做个介绍吧。”于是，他上楼将刘道衡请到楼下客厅里。就这样，刘乐扬认识了湖南地下党的刘道衡。从1933年下半年起，每逢星期天，不问晴雨，刘乐扬一定到熙台岭41号去见刘道衡。他们一谈就是一整天，期间也会给刘乐扬布置一些任务，比喻打听某些情况，注意甲派（CC）中统蓝衣社（复兴社）的动态，怎样接近胡汉民的新国民党，但主要是听刘道衡谈国内外政治形势，谈马列主义，红军发展情况。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刘乐扬向他提出入党申请，刘道衡说，“你就在湖南入党，我批准并且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同时向刘乐扬介绍了周寿彭同志，由周寿彭约他在长沙小西门一家高级旅社密谈了一天一晚，向他介绍了党的组织纪律：不当说的不说，不当问的不问，严守约会时间，迟到五分钟就可能断掉组织关系。同时告诉刘乐扬，他们是中央派出的特别机构，主要是为中央搜集情报，有时直接向反围剿的红军提供情报，所以要特别注意机密隐蔽。党组织规定刘乐扬的工作是搜集甲派CC和中统情报、何键与两广及其他反蒋派别关系，并且要刘乐扬深入胡汉民的新国民党，规定第一师范作为一个通讯据点，外来化名信件由刘乐扬收好统一交给组织，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分化国民党甲乙两派的关系。1933年9月，刘乐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他便成为了湖南特科工作站的主要成员，并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湖南工作站负责人刘道衡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情报搜集和统战工作。刘乐扬入党后即奉命深入新国民党，它是胡汉民的秘密反蒋组织，受到湖南地方军阀省主席何键的暗中保护，刘乐扬在其中结识了很多上层分子，并通过他们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1935年秋，刘乐扬经组织批准打入中统，可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直接发信和发情报，（这个特务头子曾经任命中央特科的钱壮飞同志做他的机要秘书，连密码本也交由他保管，钱壮飞不幸于长征途中牺牲。）后刘乐扬又进入湖南水上警察局在督查处当密查员，并在素实女校兼教国文。为了便于在沿江水上船舶的活动，刘乐扬又打入洪帮，并由周寿彭介绍进了一个小山头“紫荆山”，被封为“六爷”，后又转到洪帮山头“楚荆山”，被龙头大爷焦达仁（湖南辛亥革命党人焦达峰之弟）封为“红旗五爷”。这些身份大大地扩充了刘乐扬的人脉关系和情报来源。“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刘乐扬在新国民党青年运动委员会的党团碰头会上提出发动长沙学生游行示威，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意见，得到刘道衡同志的批准，同时指示党团要注意安全，避免暴露，不得露出党在发动领导的痕迹。经过周密而谨慎的组织和布置，刘乐扬及青年党团的成员成功地组织了一师、一中，明德、十中等学校的学生“一二·二零”游行大示威，成功地声援了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二零”示威游行后，因为两广同蒋的关系处于尖锐对立，有随时爆发战争的可能，湖南特科工作站领导开始让刘乐扬打入新闻界，取得合法社会身份，以便于开展活动。此时恰好中统在南京接受各地通讯机构，化名是“大公通讯社”。于是，刘乐扬打出了“记者”的牌子，同各方开展交往。这时，新国民党上层对刘乐扬非常重视和信任，特拨出三百元大洋要刘乐扬办一个刊物。经刘道衡同意，刘乐扬以青委会名义，创办《更生》旬刊，并利用刊物，大声疾呼“要求停止内战的自杀政策以便全力抵抗掠求无已的民族敌人”。第一次在湖南公开提出统一战线和反对内战实行抗日的主张，传播了党的方针和声音。由于频繁的活动，1936年以来，刘乐扬受到了何键特务机构的怀疑和盯梢，党组织决定将刘乐扬转移出去，并向他征求意见。如果转移出去就不能再回长沙，长沙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工作都要丧失，不能由任何人替代，损失将是巨大的，如果不转移出去，就有随时被捕的可能。面对被捕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刘乐扬想到的是党的工作不能停止。他没有任何畏惧心理，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来继续战斗。为此，他被何键的特务第三次、第四次逮捕坐牢，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不怕牺牲的精神。经党组织全力营救，刘乐扬第四次出狱，刘道衡指示他从此割断同南京中统的联系，继续在新闻界谋求职业，展开情报活动。
1936年8月，刘乐扬开始给《楚三报》《前锋报》写社论、新闻、小说，担任他们的撰述与记者，又在新创办的《晨报》担任记者，这个职业大大地便利了刘乐扬的情报活动。尤其重要的是住进了《全民日报》社，这里的总编李君饶是刘乐扬的老相识，李知道他生活困难，就欢迎他住进报馆，供给他伙食，如果愿意，可编发体育和社会新闻，但只作客人，不算报社员工。因此，他从青石井搬到了顺星桥《全民日报》社，组织上又批准他以个人身份加入“湖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文救”），并担任其组织工作。刘乐扬加入“文救”后不久，《全民日报》的李君饶就毫不隐讳地对刘乐扬说他是湖南桂系三个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在文教新闻界活动。他提出要刘乐扬参加桂系，刘乐扬向组织汇报后，立即得到组织的批准。李君饶提出要刘乐扬拉拢一些人，他便把救国会这一摊子人搬过去，李只晓得这些人都是长沙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当然欢迎，这样一来，桂系对李君饶更加信任，给《全民日报》拨了一大笔经费，并委派刘乐扬为长沙市的桂系负责人。为了加强对桂系的工作，湖南特科工作站加派赵君实打入桂系。刘乐扬在报纸上发起了关于文艺界联合战线（统一战线）和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讨论，编发追悼鲁迅特刊，配合《力报》的副刊关于鲁迅和段祺瑞的谁是谁非和谁配国葬的辩论，声援进步记者严怪愚，同时组织长沙市戏剧界、音乐界联合公演，把许多平日不问政治的音乐家、戏剧家都争取过来，形成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发生后，亲日派何应钦积极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西安和陕北，阴谋取蒋介石而代之，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党的方针是反对内战，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全民日报》根据这一方针和桂系也反对所谓讨伐张、杨的态度，做了大量的反内战宣传。根据特科领导所述方针，刘乐扬替《全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为《和平、奋斗、救中国》，主张对内和平，团结，对外奋斗抗战，还痛骂了一通国民党。这篇社论于12月16日同时在《全民日报》和《楚三报》上发表，这是空前未有的，长沙人民竟相哄传，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几十年后编辑出版的《湖南报业志》评论道：“评论西安事变一文，在全国来说，大概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湖南报业志》也因有了刘乐扬这样的以及类似的史实而增添光彩，深信它必可流传于后世。”刘乐扬发表在《全民日报》社论“和平、奋斗、救中国”（资料插图）国民党省党部调统室和何键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行动，要《全民日报》把作者交出来。《全民日报》则于12月18日刊出一个本报启事，诡称“本报编辑张明德未经负责人过目，擅自发刊有违本报立场的社论，殊属有妨信誉，除将该员工辞退外，以后张明德再有借本报名义在外招摇，希随时通知本报，以便送请官厅究办。”但特务们明白哪有什么张明德，明明就是刘乐扬写的，于是决定于20日天明来报社抓捕刘乐扬。刘乐扬经组织提前通报转移，于20日天亮之前，刘道衡派赵君实带了10元路费将刘乐扬送到小吴门韭菜园汽车站买了到衡阳的早班车票。到衡阳以后又转移到安仁、茶陵、攸县等地，得到了同乡、同学的接济和掩护。一直到1937年元月，组织上通知他回长沙，刘乐扬才回来隐藏在李君饶家里。因桂系和剧社的工作都在那里接头，不久才出来公开活动。但不久，组织上再次获悉中统将在2月15日青年会公演闭幕时抓捕刘乐扬。于是，在未开幕之前，经李君饶掩护，他从后台溜出来，隐藏在著名绅士陈融家，几天后，组织上派赵君实通知刘乐扬，不能再留长沙了，一定要迅速转移出湖南，以桂系和救国会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去。于是，刘乐扬由桂系在长沙的特务保护，于元宵节前到达桂林。动身之前，湖南特科工作站决定刘乐扬到广西的活动方针是：深入桂系，努力搞好上层关系，力求打入其核心，但仍然同湖南特科保持联系。1938年夏，湖南特科通知刘乐扬，已将组织关系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其同叶剑英参谋长联系，刘乐扬同叶剑英取得了联系后，便中断了与特科湖南工作站的联系。
刘乐扬转移到桂林后，化名张兆麟，由李君饶介绍到桂林国民党省党部担任干事。一个月后，调任广西“学生军”一团宣传科长兼第三大队教导员。1940年1月，经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兼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批准，打入到鄂北老河口第五战区桂系大本营后，便与中央特科的李克农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9年5月才在北京归队，恢复党组织关系。李克农向湖南省委写的关于当年与刘乐扬失联，其于1949年在中央社会部重新入党的情况证明在这十年中，刘乐扬一直孤军奋战在敌人的营垒中，并坚持不懈地寻找组织，渴望回归。他先后在第五战区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调查科长，直属艺术宣传队队副，政治大队队副等职。艺宣队在河北樊城成立“童宣队”，招收了二十多名十多岁的儿童，经过短期训练，在樊城、老河口、均县一带，演出抗日话剧《两兄弟》《小三子》《流浪儿》《放下你的鞭子》《活捉日本鬼子》等，成为鄂北抗日前线一支文艺宣传新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担任该队名誉队长，聘请作家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为临时教员。以队长王庆沆、指导员王克平为代表的进步人士，着力把童宣队培养成为爱国，有文化、有技能的新人。以赵先让、赵玉贞（国民党顽固派）为代表的两届队长，则企图把童宣队成员培养成“驯服工具”。就在进步势力受压，进步作家逐步离去的时候，刘乐扬于1940年住进了童宣队，夺回了领导权，并成功地掩护了进步人士逃离虎口。1940年6月，艺宣队上演曹禺的《雷雨》，刘乐扬扮演剧中人周萍，演得风流倜傥。他还在《打渔杀家》中扮演萧恩，也演得恰到好处。7月，老河口《阵中日报》开展土地问题论战，刘乐扬化名“孟南”，在8月4日发表一文，题为《理想中平均地权及其他》，尖锐地批判了黄雪村（李宗仁上校秘书）不许别人讨论土地问题的霸道做法，又写了一篇题为《泛论战区文化工作》，全面检讨战区文化工作的得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改正意见。《阵中日报》编辑部不敢发表，总编请示李宗仁后才予以刊载。他还在《阵中日报》上发表了《拔掉他们身上的刺》《那般家伙需要教育》《软服与抗辩》《饿死天才》《处事做人》等杂文，引起了顽固派的重视和注意。1940年1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国民党CC派头目徐会之接替韦永成担任政治部主任，指责刘乐扬有共党嫌疑，在查办未逞的情况下，将刘乐扬调任《战地》月刊编辑，两个月后，黄雪村密令逮捕刘乐扬，刘遂于1941年8月同几个进步人士去了皖北，这是刘乐扬第三次逃脱国民党的追捕。
1942年夏，刘乐扬在安徽临泉县受到国民党汤恩伯集团的迫害与通缉，被迫走出皖北，辗转奔波，于八月间到达湖北恩施。据一位曾经在抗敌演剧四队工作过的老同志姚北桦回忆：1942年5月刘乐扬离开临泉，我去送行。那是初夏的早晨，天空阴沉沉的，准备启程的时候，小院外传来一片人声，出门一看只见来了百十号人，都是附近庄子的农民，听说刘乐扬今天走，自发地赶来送行。
他们还带来了一辆“太平车”（三条牛拉的四轮大车），把刘乐扬的行李装在车上，车子后面，有人打着一把用红布做的“万民伞”，这是旧时民间送清官离任时所用的“执事”。在鞭炮声、唢呐声和牛铃声中，人们依依不舍地把刘乐扬送出庄外，太平车一直把他送到十里外的界首。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看样子也出乎刘乐扬的意外，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路上，我悄悄地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谓然叹道：“我真没想到乡亲们如此热情，我不是这里的父母官，也没有为老百姓做多少好事，只是平时看到当地驻军欺压百姓的事，我就站出来加以制止，凭我这身“老虎皮”（他指指自己身上的国民党军官装束）居然能发生点作用，就这样在当地传开了，竟把我当成了“青天”，其实在这种环境下，你知道我能干什么呢？……”我想，这是他的谦辞，他一定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一个文化人，在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为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此受到农民的爱戴，八年抗战中，在国统区，这是我从未见过的。
刘乐扬到达湖北恩施后由两位朋友介绍分别担任“新湖北文艺委员会”干事和《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的主笔，利用副刊这块文化阵地招来了很多进步文艺青年投稿，还比较固定地联系了一批作家和文艺爱好者，丰富和活跃了《鹦鹉洲》副刊的内容版面，坚持了对反动腐朽的文化进行批判斗争的立场，积极稳妥地保持了副刊的进步面貌。特别在抗演六队与恩施公演爱国戏剧《心防》前，《鹦鹉洲》副刊三次以整版篇幅出版了《心防特辑》（一）（二）和《庆祝戏剧节与心防公演特刊》的文章，提升了当时戏剧界的民族正气和抗战信心，是恩施新闻史上的一次重要活动。
1943年春，刘乐扬由湖北恩施辗转到达湖南衡阳寻找党的组织，并在井头江地下党主持的清潭小学当教员，在此与长沙的易秀娟女士（化名刘克静）相识。于是，两个具有共同理想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并结为夫妻，此后，易秀娟便随丈夫刘乐扬奔波于西南大地。刘克静真名易秀娟，1918年出生于长沙榔梨镇，1938年毕业于长沙稻田中学高中并参加抗战民众教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特务抓捕，取保获释后，逃离长沙到衡阳清潭小学教书。1945年在昆明加入民盟，在以中小学教育为职业的生涯中，寻找党组织关系（未果）。
1949年10月从中央社会部（幼儿园）南下到湖南省委统战部资料室工作，1955年调入湖南省总工会任《湖南工人报》记者、编辑。1962年下放至望城县水运公司子弟学校任教，1975年退休。1980年回省总工会恢复三八年的党龄并改为离休，享受正县级待遇，2003年11月逝世。
抗战初期，我国的战略布局是将全国划为十个战区，每区设司令长官一人作为统帅，司令长官部之外，又设一战区政治部，受军委政治部和战区长官司令部双重领导，主管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内外宣传。按规定，它可以出版一种报纸，统一命名为某某战区《阵中日报》。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和政治部先设在曲江，（今广东韶关）后迁柳州，《阵中日报》也从曲江迁来柳州。刘乐扬在清潭小学教书半年后，得到《阵中日报》总编郑家弘的电话，邀请刘乐扬去柳州任《阵中日报》编辑主任和主笔。在征得熊子烈（地下党领导）的同意后，拿了黄明同志给张兆汉、吴启彦同志的介绍信，化名“张兆麟”便立即赶往柳州，目的是占领柳州《阵中日报》这块文化阵地。1944年元旦，停刊了一段时间的《阵中日报》在元旦这一天正式出版，刘乐扬负责组织版面，编发二版国内新闻，郑家弘负责看大样兼编国际新闻，三版的本阜新闻由采访记者发稿，归郑家弘审定内容和标题，第四版战区政治部派来的三名夜班编辑，能力很低等于虚设，事实上是郑家弘和刘乐扬包办了这张报纸。当时党组织对办报的最低纲领是：不让《阵中日报》反苏反共，要稳健，也要开明，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于新闻稿，刘的处理是不能用的坚决不用，内容不好但又必须刊登的则排在次要位置，或夹在其他次要新闻中，不作标题处理或以标题掩盖内容。1943年5月，中央社播发了一条关于美共的新闻，其内容是美国的修正主义分子白劳德宣布将美国共产党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放弃革命斗争，国际反动派乘机大肆宣传，中央通讯社视为头等大事，指定必须在重要的位置刊登，这是无法抵制和删改的。刘乐扬就事论事，给这条新闻拟了一条标题《美国共产党改称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然后悄悄向排字房张容舟同志打招呼，要他在排版上机时，把“共产党的“产”字改为“和”字，并将原稿和清样销毁。一字之差，使这条标题一变而为《美国共和党改称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一些读者看了，首先是愕然一惊，随后哄然大笑。政治部主任侯志明生气之余，下令追查，但是谁也不承担责任，直说“共产党”和“共和党”只有一字不同，难免误植，候也只好不了了之。1944年初夏，日寇发起了一场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战略决战：南北线突击湘桂，打通粤汉。6月26日，衡阳机场陷落，桂林文化艺术界人士提出了“全民动员，保卫大西南”的口号。抗战期间，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沦陷，大批文化人聚集桂林。图为1944年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中戏剧工作者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前的合影。田汉同志还率领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慰问团，携带大批劳军物资、现款和文艺节目，循湘桂线北上劳军，柳州各界人士也决定在“七七”七周年纪念日举办“国旗献金大游行”募集经费向南线劳军。但是募捐行动过后统计时，发现向国旗献金的都是些普通公务员，小工商业者、工人、店员、学生、家庭妇女，那些与官僚资本有关的行号、公司、钱庄、银行等却一毛不拔，有意抵制。献金活动行动指挥部决定，加强宣传，纠察队伍和捐款签收组，继续向大户挨家劝募，同时由几家报社分别发文章，呼吁工商大户，激发爱国天良，踊跃捐献，并准备随时印发号外，报道大户献金新闻。刘乐扬在指挥部当场写了一篇短评，批评那些不肯拿出分文来慰劳浴血抗战保家卫国将士的有钱人，认为这种人在道义上应该交付人民法庭审判，以张正义而泄民愤。这篇短文给指挥部几个负责人看了后大家表示赞成，在场的新闻检查赖所长也连声叫好，立即盖章通过，第二天便在《阵中日报》三日刊上发表。这天的捐款数目也大为增加，但劝募人员却同那些大经理、大老板门发生了冲突。第三天，从不找刘乐扬谈话的侯志明突然通知他去政治部谈话，候志明手里还捏着一张纸条。刘乐扬一坐下，他就扬起纸条说：“张司令长官（张发奎）要你答复几个问题：第一，捐款劳军，应该出于自愿，为什么强行勒索？第二，所谓“人民法庭”是什么人设立的？第三，《阵中日报》短评完全是共党口气，人民法庭一词显然是共党惯用的名词，作者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应该自首？请你一一回答。”“我和郑家弘先生都是老朋友钟期森推荐，承你们聘请来办报的人，不是张司令、侯主任的部属，尤其不是罪犯。士可杀，不可辱，希望我们的谈话是平等对话，不是你们审讯，我来招供”。
“这次柳州各界举办国旗献金活动，目的在激励士气，鼓舞人心，慰劳张司令长官以下的全体爱国抗日将士，中小商人、职员、学生、工人、小贩无不激于爱国热情，踊跃捐款，唯有那些巨商大贾坐视不理，分文不捐，甘犯众怒。这些人没有爱国思想，没有桑梓观念。张司令长官是抗日作战的方面统帅，难道还会同情这种人而认为不应该加以批评吗？
是的，不捐钱未必犯法，也许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然而这些人违背了中国人做人的道德，忘记了国民应尽的义务，理应受到人民法庭的道德审判。‘人民法庭’一词何以见得是共产党用语？共产党用了“人民”字眼，非共产党就连人民二字也不要了吗？”
“文章是我写的，指挥部负责人都赞成，新闻检查所长也连声叫好，当场盖章通过，你们要问作者或者我是什么人吗？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志士，有良心的新闻记者，这就是我的自首。抗战已经七年了，个人所历艰危，何止九死一生？如果有人不考虑打击日寇却偏偏要惩办我这样一个为抗日呼号的记者来扼杀舆论，镇压民众，那你们就动手吧！”
侯志明扫了众人一眼，终于将手中的纸条撕碎，表情复杂地连声说道：“误会！误会！”据说那纸条是一张逮捕刘乐扬的手令。1945年3月，刘乐扬由吕剑同志推荐，由重庆到达昆明，担任国民党杜聿明、邱清泉兵团所把持的《扫荡报》主笔，协助地下党员高天总编辑办报。由于报纸锋芒所指，立场鲜明，被国民党复兴社顽固分子把《扫荡报》说成是昆明版的《新华日报》，而遭到敌人的严查，其总编、编辑、主笔、记者等人则遭到绑架。刘乐扬凭着机智勇敢，巧妙与敌人周旋后得以撤出昆明，回到重庆。
1946年2月，刘乐扬接潘梓年同志通知，准备随潘去上海、南京筹办《新华日报》或者去延安，不幸于2月17日被国民党空军卡车撞断腿骨，留在重庆住院治疗。恰在此时，长期停刊的《西南日报》准备复刊，社长陈介生礼聘刘乐扬为总编。在党组织和民盟总部、田汉等各方的支持下，刘乐扬于4月初配齐了编辑部、采访部、副刊室、校对室全部人马，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共产党员、民盟盟员进步分子所构成的办报班子，于4月14日正式出版。《西南日报》由于两次发表社论，公开抨击中统特务机关头子刘野櫵，被他组织打手捣毁了印刷车间。刘野櫵还将《西南日报》社论、新闻、专稿、副刊稿、漫画剪下了二百多篇，贴成一本，告到蒋介石那里，指斥陈介生“网罗奸党、反对党国”“言论反动、为匪张目”“背弃领袖、罪不容赦”。刘乐扬后来因与报社上层意见相左，立场不同而辞职，经人介绍到西南学院任职。刘辞职后，《西南日报》仍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办报，一段时间，人们对抗战胜利后复刊的《西南日报》沦为了反动报纸的认识，刘乐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后，《民主周刊》等四刊物受到查禁和迫害，《民主周刊》改由吴晗担任社长，刘乐扬负责编辑，因此，与民盟组织人员有了广泛深入的了解，后由闻一多，吴晗介绍加入民盟。1947年刘乐扬在重庆遭到通缉，欲回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而此时，何键对刘乐扬的通缉还未撤销，他只好南下香港。刘乐扬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后，即受民盟港九支部（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委员会）委托，以特派员名义整理达德学院民盟组织，指导盟务，相机建立达德学院“民盟区分部”（相当于现在的支部或总支）。期间，介绍蓝肇祺、金河（达德学院学生）入盟，他们均为湖南最早的盟员。当时，民盟港九支部主委为冯裕芳（冯白驹之弟），主任秘书为高天。据高天同志介绍，达德盟员时来时往，人数不定，成员复杂，未能建立区分部组织，小组也不健全，没有什么活动，与港九支部很少联系。
港九支部确定刘乐扬的任务是：整顿健全组织，适当发展盟员，建立区分部。刘乐扬接受任务后，拟了三条意见：1、在校民盟组织成员接受党的领导，清理组织，发展盟员，但不搞大发展；2、达德民盟组织支持学院领导，办好学院工作，不与学院领导对立；3、不与其他民主党派争地盘，闹摩擦，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在团结中开展批评。这些意见得到港九支部的同意，更得到了学院领导的赞赏和支持，使民盟的组织发展在达德学院日益健全。1948年，港九支部委员会改选，刘乐扬取消了特派员身份，当选为委员，仍然代表港九支部指导达德区分部盟务，成为香港达德学院民盟组织最早的元老。根据《长沙党派志》第二章之《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方组织》载：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翻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而奋斗”。随即决定在湖南建立民盟组织，并委托张兆麟（刘乐扬）负责筹备，刘因有任务在身，未能回湘。不久，总部又介绍金河（申国椿）来长沙参加筹建工作。同时，蓝肇祺，叶克强、刘禄全、张梓敬等人也先后赴香港，接受民盟中央在湖南建立盟组织的指示，由于刘乐扬与民盟组织的渊源以及对筹建湖南民盟组织的策划、指导和影响，在湖南统一战线方面被誉为湖南民盟“创始人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乐扬在香港达德学院任教时所教授的课程《中国土地改革问题》，其课程讲义经当时在香港《新华社》负责人，中共人士廖沫沙和《华商报》负责人、民盟人士高天推荐给香港由中共主持的进步出版机构新民主出版社于1948年2月以作者“孟南”的笔名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到1948年底，书已售罄，后又再版。期间还应日本共产党要求翻译出版，成为那一时期中共不可多得的土地改革理论专著。该书以1947年10月13 日中共所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依据，较为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及中国土地改革政策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广泛宣传了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调动了广大民众对中国上千年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热情以及革命的积极性。其中，对城市土地问题也有所论述，主张“分配房屋”“居者有其屋”，反对现阶段城市土地国有化，虽有左和右的倾向，但其思维超前，观点新颖。半个多世纪后，回头看作者的观点，再看现今的商品房市场和买卖及土地使用证的实施，似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该书还被多篇土地专著论文所引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1949年5月，中央社会部指令刘乐扬（与其夫人易秀娟一起）退盟。刘乐扬回到北京中央特科组织战线并落实了党组织关系（归队）。1949年10月，随刘道衡回到湖南省委统战部工作，为第一任党派处长，负责全省八大民主党派的组建、发展、协调工作。刘乐扬在党派处长岗位的五年，是他最为意气风发的五年。面对一个阳光普照的新中国，和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形势，以及千百万翻身解放的劳苦大众，刘乐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唯有撸起袖子拼命干，才能对得起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和荣誉。为此，他不停地奔走于三湘大地，发展、组建各民主党派组织。凡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积极，立场坚定者，本人愿意，组织考察，都可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并突破名额局限，将一切积极的因素都吸纳到党的周围。同时提出“培养骨干”的口号，将民主党派成员“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在他大刀阔斧的积极组织下，全省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迅速展开，组织发展迅速，为湖南省的统战工作作出了贡献。特别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期间，刘乐扬充分发挥记者的文笔功夫和演讲口才，应时任市长的沈立人邀请，经常深入各厂矿企业，公司店铺，向各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其生动的比喻，浅显的道理，高度的政策水平，让那些拥有一定资产的人员，放下包袱，心服口服地将资产与公有制合营，促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原省政协副主席徐君虎曾赞誉刘乐扬为省委统战部“最有水平的干部”。在刘乐扬（中）八十寿辰宴会上徐君虎讲话，右一为蓝肇祺
然而在1955年7月，刘乐扬几乎是一夜之间被湖南省委统战部肃反办公室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名错误地遭到审查和关押。1958年3月，省委统战部给刘乐扬定案为“混入党内的坏分子”而开除党籍，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刘乐扬走上了一条更为崎岖不平的二十年劳动改造、申诉审查之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冤案才经胡耀邦亲自批示得以平反昭雪。刘乐扬这位湖南最早的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才抖落掉一身的历史尘埃，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此时的刘乐扬在经历了二十余年人生心理和生理的煎熬、打击后已进入暮年，百病缠身。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依旧初心不改，以老病之身继续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之中。原省公安厅长李强曾对刘乐扬说：你的材料和历史我们都认真调查甄别过，没有什么问题，相反很有传奇性，以后你要把它写出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乐扬一辈子勤于笔耕，晚年仍笔耕不辍，陆续写出了《我与中共特科湖南工作站》《抗战中期老河口地区的文化战线斗争》《闻一多的几个侧面》等十几万字隐蔽战线的回忆录，让后人对中共特科以及湖南隐蔽战线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指导编写八十万字的《省党派志》和顾问《湖南报业志》的编写工作。1959年7月至1960年1月，刘乐扬于审查期间曾参与整理湖南省图书馆古籍文献，根据他当年所写的工作（汇报）情况的两篇文章，省图书馆研究员沈小丁写成论文《刘乐扬与湖南图书馆》，并列为省图书馆百年论文专辑首篇。纵观刘乐扬一生，正如湖南日报原总编傅白芦先生所评价的那样：他是“敢入地狱的一介书生”。但刘乐扬这样的书生敢入地狱需要的不仅是甘入地狱的勇气，更要有敢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他一生向往光明进步，与道德文章为伍，留下了逾百万字的个人日记、诗词和文章，不少时事政论文章和杂文，不乏真知灼见和思想亮点。
刘乐扬平反后的社会活动也很繁忙。1986年9月，应老家炎陵县的邀请，刘乐扬和蓝肇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瞻仰炎帝陵，认真听取了炎帝陵建设指挥部谭建勋的讲解，刘乐扬说：“炎帝陵是风水宝地，是中华民族的根，修复炎帝陵是特大好事，把她建设好了对加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团结，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都有重大意义。”同时还向正在兴建的炎帝陵捐款。当晚，他和蓝肇祺商议，以蓝肇祺的名义，向老朋友现任美国华侨总会副会长刘廷芳写信（长沙国货陈列馆创始人），建议刘廷芳以他的名望向海外华侨、华人为炎帝陵建设募捐，以加快炎帝陵建设。后来，经过上级拨款和各方人士募捐，炎帝陵建设如期竣工，每年接待海内外炎黄子孙十万人次以上。1988年10月，赴湖北老河口与曾经抗敌演剧队老战士聚会，积极参加达德湖南校友分会等活动，回顾战斗历程，弘扬革命传统。1981年，随着刘乐扬的彻底平反，建国前的湖南地下党工作人员，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地下武装、外围组织等，因历史的原因，很多人政策上得不到落实，一些组织也被定性为“土匪游击队”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很多曾经在解放前与之有过联系的人或组织纷纷找到刘乐扬，请求其为他们提供人证、物证，刘乐扬总是热情接待，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这些人提供证明材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1949年5月由湖南省工委领导的祁邵衡纵队地下武装提供原始笔记证明材料，使得这一拖延了四十余年涉及上百人的政治荣誉、政治生命的问题，终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参加祁邵衡纵队革命活动和战斗牺牲以及健在的同志都得到了政策落实和妥善解决。1995年4月2日，刘乐扬于长沙溘然长逝，享年八十一岁。在他的回忆录《我与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一文中，他这样写道：“1981年，中央调查部（原社会部，现在的安全部）终于对我一生的历史作了全面的结论，肯定我始终在党的领导联系下从事地下活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历史上没有危害革命的言行，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和荣誉，死无遗憾。”表现出这位传奇人物的高风亮节。同时叮嘱其子女，死后将其部分骨灰送回炎陵老家，安葬于母亲的墓旁，墓碑须镌刻“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字样，表明这位传奇人物一生忠于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八十年代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来长访问刘乐扬在其长岭寓所所摄前排右起第四为刘乐扬、沈立人、蓝肇祺、易秀娟、傅白芦等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