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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寿山
一座上了规模的城市，最能彰显它的脉动与灵感的，无疑是它与市民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长沙是一座山水洲城，风景独秀，母亲河湘江自南而北穿城而过，汇入八百里洞庭；得天独厚的优越自然环境，赋予这块沃土以丰富的物产，让一代又一代的长沙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长沙的饮食特点，以嗜辣著称，四大菜系之一的湘菜即可谓“无辣不成席”。改革开放前的长沙市民家庭，绝多贫穷困顿，一年到头也没有光顾过餐馆酒家的市民，大约占到了十之八九。那时节，长沙市的知名大餐馆酒家屈指可数：奇珍阁、玉楼东、长沙大饭店、李合盛、徐长兴、石三胜...... 还有南门口的大庆饭店（文革前的字号忘记了）。而北门一带即北正街、蔡锷北路水风井、兴汉门以北是否有大的餐馆酒家，我搜索枯肠也记不起了。长沙人酷爱吃米粉，于是，即使那个经济商贸不发达的年代，街巷内的小粉馆倒也算是星罗棋布。米粉的浇头也称码子，比较单一，小粉馆通常就只有肉丝、卤子、酸辣。最有名气的粉馆就是“黄春和”了。粉馆只卖米粉，不卖面；面馆只卖面不卖粉。不像现在这样，一家餐饮店恨不得样样东西都卖。那种固定、刻板的经营方式，一是囿于习惯传统，二是受限于市场食品短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鱼米之乡的长沙曾是历史上闻名全国的“四大米市”之一，人们喜食米粉固然是世代的传承。不过，长沙人并不排斥源于北方的面食，而且非常钟情。知名的老字号面馆“杨裕兴”、“甘长顺”、“半雅亭”、“奇峰阁”......，老字号的”新华刀削面“、”向群锅饺“、“双燕馄饨”、“银苑蒸饺”......以及分布于街巷四处的包子店”德园“、”爱群“、”爱晚“、”大华斋“、”洞庭春“、”半江楼“、“荣华斋”......必须提及的是，除了几家大的面馆，整座城市并无小的面馆。因为居民的粮食定量中，购买面条、面粉均要在定量中“定量”，例如，每人每月最多只能购买二斤面条或面粉。那时长沙市民把从粮店购买的一斤斤包装的面条叫做“筒子面”，把面粉叫做“灰面”。以此也可以悟出那时的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局限状态。曾经有栏目组专门采访我，问道：长沙人一直把吃粉叫“嗦粉”吗？在我的生活经历与记忆中，吃粉就是吃粉，不过长沙话的吃发音是qia，误写成呷(ga)，心领神会就是了。现在似乎都流行叫“嗦粉”，那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我对此没有考究，但估摸“嗦粉”的流传出于大兵周卫星的长沙方言搞笑段子；不过长沙人在湘省素以语言幽默见长，嗦粉嗦面的说法以前还是有的，但不是正规的常态表达。长沙的小街小巷是居民们的栖身居住之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肉食、蔬菜、粮油和生活用煤等，均由商业部门所规划设定的网点供应。往往几条纵横交错的街巷就有一个配套的网点，所谓的日常生活商业网点俗称菜场，包括：一个菜店、一个肉店、一个酱园、一个粮店、一个豆腐店、一个煤店，另有一个日杂店，足以说涵盖了“开门七件事”之所需，生活方便指数还是很高的。南门口、道门口、马王街、县正街、长治路、头卡子、浏城桥、荷花池......都是市民们耳熟能详的菜场。我最熟悉不过的自然是东鱼塘街游击坪菜场了，无论是起初住在东鱼塘街28号还是之后住在游击坪3号，出得家门即是菜场。那个年代蔬菜的季节性很强，品种也不多，每年的冬春为蔬菜淡季，不像后来有温室大棚蔬菜和反季蔬菜，以及全国各地的蔬菜通过物流调运来满足市场需求。蔬菜丰盈的夏秋时节，菜店里有南瓜、冬瓜、丝瓜、苦瓜、瓠瓜、西红柿、茄子、长豆角、青椒、小白菜、空心菜、茼蒿、芹菜......品种繁多，供求向好。但属于秋令蔬菜的大红辣椒、芋头、藕、花菜等菜品，往往在国庆中秋两大节日限量供应，采取由居委会按户发临时菜票的方式购买。冬季春季的菜品就大体上只有莴笋、黄芽白、齐心白和萝卜。菜店开门早关门晚，往往天亮不久就营业，为的是方便一些上班族在上班前买好一天所需要的蔬菜，而由于新鲜蔬菜都是郊区菜农在他们晚餐后拖着人力板车定点计划配送，菜店营业员验收、过磅、登记、摆放，通常要忙到九十点鈡才能关门。蔬菜供应紧张的时候或有紧俏蔬菜品种，排长队就是常事了。最先跑去排队占位子的一般都是每家的女孩子，我家呢，独子一个，男孩子当女孩子使唤，排在女孩子队伍里很是显眼，总觉得不自在。那时候的青少年，都分男女界限，很有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味道。严冬蔬菜稀缺，经常要到豆腐店买豆腐，那自然也要排队，每人拿着一个碗站在寒风细雨中，浑身冷飕飕的。遇到豆腐店炸油豆腐卖，那就更是喜出望外。最让人乐道的是豆腐油豆腐无需凭票。肉店归属肉食水产公司管辖，猪肉按人按月定量供应，每逢春节五一国庆几大节日，增发肉票。食品短缺的岁月，肉店的营业员很是受人“尊敬”，他那“一刀准”地把肉切下来，常常使人目瞪口呆......除非你是亲友关系户，不然买不到一块像样的肉。“尊敬”归尊敬，但多数营业员均是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很难接近。哪像改革开放后物资丰富的买方市场，营业员看着顾客的脸色“讨好”，而顾客挑肥选瘦，爱买不买的。凭票的几两肉自然不够吃，好在有腊味店，最有名的是紧邻司门口的“解放路腊味店”，每天的上午十点钟和下午的四点钟，两次大量供应成品卤味：卤排骨、卤猪肚、卤大肠、卤猪心、卤猪舌、卤猪头肉等。所有的卤味免票，不过售价自然要含着加工费，以致受众一般是不甚贫困的家庭，也就很少要排队。卤菜买回家很方便，配以大蒜辣椒煸炒，装碟即可。除“解放路腊味店”之外。中山路百货大楼西边、樊西巷口子上还有两家门面较大的腊味店。再就是每年的盛夏，肉店里还能时不时地买到免肉票供应的冰冻肉（现在叫冷藏肉），这是国家冷库定期“腾库存”，把接近库存期上限的冰冻肉换成新鲜肉入库储存。长沙有五里牌、上大垅、黑石铺三大被市民们称为“冻肉厂”的冷库，即“肉类联合加工”，规模蛮大，连接有铁路到发线。买猪脚猪肝则需要医院医生出具证明，猪肝是辅助治疗贫血的营养品，猪脚是吃了增强腿足力量的紧俏货，然后拿着证明到肉店购买。也不是随便走到哪家肉店就能买到手，常常是为着买半斤猪肝两个猪脚满城跑。最棘手的还是那个必须由医生开出的“证明”，你和医生不熟悉，他凭什么给你开？于是就要先物色医生打通关节，例如给医生“捎带”两盒香烟或一包点心......社会上走后门的风气也就“应运而生”并四下蔓延了。酱园当属网点里店面中最为精致的，走进店堂，是一个呈L状的尺型柜台，上面十分规则地摆放着大小规格趋于一致的坛子罐子和玻璃瓶，辣椒萝卜、油萝卜、萧山罗卜、凤尾菜、短干菜、榨菜、糖水大蒜头、甜酸藠头、酸豆角、子油姜、紫苏姜、豆辣丁、短干菜、腊八豆、酱辣椒、腐乳......品种多得叫人目不暇接。靠墙的货架上放着粉丝、豆豉、豆笋等凭票供应的品种，还有味精、糖精。柜台里面五六个近乎三尺高的上了釉的大坛子，装着酱油和醋。酱油分为四个等级：每斤0.16/0.24/0.32/0.48元，有时还有0.56元一斤的“特级酱油”；醋仅分漆醋和白醋两种。那时节基本上少有瓶装酱油瓶装醋，居民都是从自家拿个瓶子打酱油打醋，不会多花冤枉钱去买包装瓶。很多年盛行“打酱油”这么一句话，两人久别相见，一方问一方“你孩子有多大了？”答曰：能打酱油了。如此一句随风随意的俚语，却勾勒出市民的生活风情点滴。而近些年来，“打酱油”成为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意为自己对某件事不关注不关心，与己无关，就丢出一句“打酱油的，路过”。我家在游击坪酱园隔壁的隔壁，与酱园的营业员较熟悉，每当做粉蒸肉就去那里讨要一些腐乳汁，拌在粉子中提鲜味。谈及“腐乳”，我就忘不了刚从北京迁居长沙听着别人称其为“猫鱼”（音），被弄得一头雾水惶惑不解，心想：这腐乳实在和“猫鱼”不沾边际......小小的年纪也不敢问大人，猫鱼就猫鱼吧，反正配稀饭挺好吃的。直到改革开放后，许多人文历史文化民俗的宣传普及，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长沙方言中的腐和虎谐音，旧时民间尤以忌讳逢年过节谈及“虎”这种猛兽，而温顺的家猫与虎同一科属，头型相似，便用猫替代虎；另长沙方言的乳（RU)读YU，如此这般几番演绎，在我这里腐乳就定格成了“猫鱼”咯。方言与普通话的碰撞出来的“小插曲”还真有意思的。酱园里的“抢手货”香干子，是长沙市民餐桌上介乎于荤菜与素菜之间的家常菜，尽管香干子实为素菜，但荤菜的猪肉每月每人只凭票供应0.5斤，香干子的身价就高了，香干子也要凭票购买，每人每月仅仅6片。酱园里有时在炎热夏日临近傍晚，常由两个营业员推着人力三轮车，到距离菜场较远的街巷兜售没卖完的香干子和捎带一些酱菜，一张原本买三片香干子的票，可以买六片。行内把这种流动销售方式叫做“打街”，我和营业员较熟，就开玩笑：你们又去“打街”啦，可不要“骂巷”哦。定居长沙几十年，我迄今都喜欢吃香干子炒辣椒、大蒜炒豆豉辣椒这两样典型的长沙市井居民的家常菜，这也算是某种融入吧。经济社会发展迟缓的年代，市场的物资供应紧张，特别是食品短缺，包括粮油在内的许多食品都须按计划凭票凭证供应。粮店的大米、面粉、面条、菜籽油，严格按定量供应，无任何回旋余地。有些年的冬天，还要按户按人核减粮食定量指标，搭配红薯、红薯丝、荞麦。红薯倒是很好吃，那个红薯丝和荞麦着实难吃，让人生畏，特别是老年人吃了腹胀不消化。不过每逢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按节令每人增加例如一斤糯米、一斤绿豆、一斤黄豆、二两油的指标，有时还每户增加半斤麻油。卖粮食使用《居民粮证》，人工手写记录并盖章；领粮票有限制，每人每月不得超过二斤。粮票用来到粉馆面馆吃粉吃面、南食店买饼干糕点。如果公职人员省内省外出差，得出示单位证明到粮店核减定量指标，领取湖南省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很多年来，粮票几乎成为了事实上的第二货币。我在地质队工作时，粮食定量高，节省了不少粮票。乡下农民吃的是非商品粮，无从获得粮票，他们就以10斤红薯换我们1斤粮票加0,15元（等同于一斤大米），真是各取所需，两全其美。粮票的这种“功能”持续到九十年代初，我家一个18cm的高压锅就是1990年在马王街一个商贩的店子里换的。至1991年，各种票证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一天我不在家，我的另一半在家中搞卫生，竟然把家中积攒多年、崭新的一百多斤粮票和废品一起丢进了垃圾站。这些粮票里面有许多张现在被奉为稀罕珍品、价格不菲的“四市两”全国通用粮票（四市两系按16两为一市斤的计量单位）。但当时谁料想到粮票在日后会有收藏价值呢，人们的内心除了如释重负就是不尽的喜悦。煤店里的生活用煤也是按每户的人数定量供应。改革开放前烧散煤，把煤买回家还要掺和一定比例的黄泥巴才能使用。街巷里有专靠卖黄泥巴的贩夫，拖着胶轮板车沿街吆喝着卖黄泥巴。有的人家为了省钱，就到识字岭子弹库（地名）、妙高峰、杨家山挖黄泥巴，自己用扁担箢箕挑回来。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城市居民普遍使用藕煤了，再后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等快捷、燃烧值高的清洁能源取代了生活用煤。每处配套商业生活网点，一般都有一家日杂店。煤炉火钳、竹篾制品、锅碗瓢盆、水桶扁担、麻绳铁钩、草纸蚊香、蜡烛煤油......都在日杂店购买。整个城市供电量不足，要确保工业企业的生产用电，居民的生活用电便不时地分区域停电。每家每户都备有蜡烛和煤油灯，以供停电时照明之所需。日杂店的煤油凭票供应，照明蜡烛不要票，但煤油灯比蜡烛的照明效果好。其实，那时候一户人家就那么一两盏功率25-40W的白炽灯，几乎再没有第二件家用电器。哪像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电脑、空气净化器和各种电炊具......满大街闪烁的霓虹灯、巨幅电子视频广告、高层建筑不停地上上下下的电梯......现在的人们恐怕极少尝受过停电的愁滋味。那个时代人们的衣和住亦处于十分清贫的水平。人们的衣着，男女老幼几乎清一色的蓝灰黑，这在七十年代由世界著名的电影大师——意大利安东尼奥尼执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的画面中得以体现。该部大型纪录片的拷贝长度，达三小时四十分钟，真实地反映了那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我清晰地记得，孩子多的家庭，老大穿过的衣服老二老三搞“接力赛”；人长高了袖子裤腿短一截照样穿；脚长长了大拇趾顶破了鞋子继续凑合。市民们穿补丁衣服也不鲜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扯布做衣服还要布票，买棉花要棉花票，况且收入本来就有限，吃当然比穿重要。至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市场上出现了的确良、的确卡、三合一等化纤织品，挺括、耐洗、防虫蛀、不褪色，且不要布票，成为人们多年间趋之若鹜的时尚追求。一件的确良衬衣、一条三合一长裤，售价在20元上下，占了普通职工月收入的一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七十年代的城市男青年，有一件“鱼白色”的的确良衬衫，女青年有一件粉红色或碎花的确良衬衣，配一条的确良长裤，再穿一双蓝色网球鞋（一定不要系鞋带），那就是十分“抖冲”的满哥和妹子啦。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商品的丰富，人们社会购买力的提高，让那些产生静电、有伤皮肤的化纤织品服装，渐次被全棉全毛桑蚕丝织品的回归和新材料新工艺的安全织品所替代。皮鞋属于奢侈品，市场上基本没有，我的第一双皮鞋是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在黄兴南路上坡子街口对面，市内最大的“银河鞋店”购买的。不过，国家给我们地质职工的“装备”很好，皮鞋、棉衣、工作服、制服、行李袋、旅行背包......都是发的。但所发的皮鞋是翻皮鞋，也叫登山鞋，质量好耐穿耐磨，却没有通常的皮鞋好看。至于大多数居民的住房，经历了从竹木泥木、砖瓦结构到钢筋水泥结构，简陋棚户、平房、筒子楼到厅卧厨卫成套楼房及高层楼盘乃至别墅洋房会馆的巨大改变。“城市记忆”平台曾推出本人所写的文章《六十年亲历长沙民居演变》，本文也就不以市民的居住再行赘笔了。七十年代初，我家经人介绍，得知住在古家巷的老两口要卖掉自有房产，迁居于昆明的女儿处。房子为砖瓦结构的平房，并排两间规整的房间26平米，还有一个4平米的偏房为厨房，售价400元。这个房价，每平米不到14元，真是“白菜价”咯。可那时的四百元对于寻常市民家庭来说，不啻于天文数字。我家的家境算好的，但也一下子拿不出四百元，于是我就把自己戴的瑞士大罗马手表送到药王街口的“长沙寄卖店”出售变现，凑齐了四百元。然而与“苏修”的紧张关系正当其时，上面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和全民动员令......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把每户居民定人定点定向地对口安排到浏阳县的某个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某户贫下中农社员家。如此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居民们忐忑不安地不知道哪天就会被“疏散”，还去买房子，岂不是不识时务，自找麻烦，古家巷的房子也就放弃了。居民的日常出行，上班、办事、走访......路途近的就步行，路途远的就搭乘公共汽车。至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长沙市内公交车只有十一、二条线路。我最熟悉不过的是1、2路公交，1路线从先锋厅沿黄兴路往南经南门口，往西走西湖路再往南走书院路，终点站是火车南货站。2路线起始于长沙火车北货站，由北站路、蔡锷路经解放路司门口处向南顺黄兴路、新兴路（后来是黄兴南路南门口至劳动广场这一段）、劳动路，到达东塘。由于1路公交和2路公交两条线路，在司门口——南门口这段市内最繁华的街道“重合”，其道路仅是机动车双向单行道，随着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和自行车的普及，经常造成道路车辆拥堵。这是长沙市最早的“堵车历史”。随后1路公交改走沿江大道。而9路公交线始于1969年，缘于火车新站即长沙火车站落成之前的部分列车车次的早期营运。最早的9路公交起点站设在老火车站对面的“湖南旅社”旁边的允嘉巷口子上，走东站路往南东转经浏城桥，走文艺路经二里牌、袁家岭，顺“五一延长线”抵达火车新站。9路线的始发站设在湖南旅社，正是为了老火车站与火车新站的接驳。那两年我往返茶陵、攸县还有衡阳、耒阳的几趟慢车都是在新老两个火车站始发和终到。至于乘坐飞机，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无疑是“难于上青天”。那年代严谨严厉的户口管控政策，限制了人口的远程流动，别说坐飞机了，就是火车和大轮船，多数人都没有坐过。再说人们缺吃少穿，没有钱也没有必要乘坐飞机出行啊。长沙的民航机场在大托铺，这个机场实则是一个军用机场，规模很小，一天也只有几个航班起降。“民航营业处”在黄兴南路育婴街与苏家巷之间，紧挨着“四怡堂”中药店。市民经过民航营业处往往视若无睹，因为和自己无关。营业处门口经常停着一辆汽车，专为接送旅客的。我在2001年参加雨花区组织的辖区内部分省直单位综治保卫干部会议，乘飞机赴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考察观摩学习......这是我长大成人后第一次乘坐飞机（小时候跟随父亲乘坐过飞机）。光阴流转，社会巨变，若干年后的今天，农民工外出务工回家探亲乘坐飞机，早已是不足挂齿的寻常之事。往昔那很多年每逢春节，上面都会提倡“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过革命化的春节”。诸如贴财神、属相画等被列为封建主义的传统习俗是被禁止的，贴春联的人家也寥寥无几，市面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卖，老百姓手里也没有这些闲钱，社会购买力非常低下。而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门口往往会贴上一副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横批“社会主义好”之类。每逢此时，我退休在家的父亲就会被请去写对联。父亲自幼在他母亲（我奶奶）教导下习名家之帖，民国时期他的书法之作曾汇入由蒋中正先生书法为篇首，以书法大家于右任、陈其彩为开篇的书法集子。父亲是一位对人恭谦的乐呵老人，一口地道的京腔，每与长沙本地人说话，还“霸蛮运用”几个学到的半生不熟的“长沙单词”，街道干部和街邻都亲热地称他“郑大伯”，交口称赞他是一位和善的老人。父亲这一辈子历经几个朝代的风云，却平安无恙。父亲这位“异乡异客”对长沙情有独钟，他常说北京的冬天风沙大、气候干燥、又冷，不及长沙宜居。遗憾的是父亲的书法到他那里戛然而止，未在我身上得以传承。父亲生性懦弱、谨慎，顺应时代潮流，解放后进入中央部委工作，提倡使用钢笔或铅笔，他就忍痛割爱，放弃了旧时的"笔墨"，口口声声说使用钢笔携带钢笔方便。记得我母亲数次嗔怪他不教我学书法。我虽然不善毛笔书法，但从初中开始，不知怎的就擅长书写宋体、仿宋和黑体等艺术字，加之喜欢画画，成了学校美工组成员。参加工作后，单位的各种大小标语、会标、海报都由我书写。到了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电脑软件功能的不断开发拓展普及，复印和广告制作喷绘应运而生，全方位地替代了标语会标横幅广告的人工书写制作，我的这点特长再也排不上用场，仅化为一缕自我的过往记忆。纵观改革开放前许多市民的生活，整体上处于贫困与“难以为继”的阈值节点。现在常有一些矫揉造作的文字，说那时候物价如何低，一家六七口人靠一个人月工资收入四五十元就能养活全家......这种无稽之谈不是颠倒黑白就是居心叵测。
试想：大米每斤0.138元，全家六口人购买计划定量约160斤，以及食用油，需23元；水电煤房租10余元；还有孩子常年的学费、衣物及生活必需品的支出...... 一些贫困的人家，主妇便揽些帮别人家倒马桶、洗衣浆衫的活计，每月赚个七八上十元贴补家用艰难度日。
那些人家的孩子，寒暑假则去河边头“冲板车”、挑土方，弄些火柴盒子回家来糊，到酱园里切酱菜，挣点学费。我的家境可以说算好的，我的父亲、继母都有工资收入，外婆有抚恤金，只我一个人参加工作前“吃闲饭”，像这样为数不多的家庭，也不过是吃穿不愁而已。于是，生活在街巷的我，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能体察并深知一般市民的贫穷困顿、辛酸苦辣。
回顾改革开放伊始，总设计师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足以说明之前的人们尚未达到“温饱”，这又哪来的“一个人工资养活全家六、七个人，还过得很好”之说？昔日的生活状态和囧境，是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在蜜糖里泡大的80后、90后乃至00后无从想象与理解的。
时光陡转，岁月变迁，几十年间悠然的街角巷陌经历，已融汇于历史的长河。回忆往昔，是为了享受着改革开放红利、倘徉在美好幸福生活今天的人们，不忘过去，了解过去。历史，不能忘记，也不容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