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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枬子
何顿的小说《黄泥街》中写道：“那时候，全国做书生意的老板们都要往黄泥街跑，如果他没有来过黄泥街，那他就不是书商，而只是摆地摊子卖书的小个体户。”这话不全对，至少在长沙，摆地摊子卖书的小个体户也要到黄泥街进货，因为我就曾经摆过地摊子卖书。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单位上不受欢迎，一度还下放车间当工人。工作虽然轻松，却不安心工作，有个也爱看书叫章哥的朋友就邀请我业余时间一起摆书摊。那年月还是盛行文学青年的时代，也是黄泥街的书市最红火的时候，我们自然是到黄泥街进货。300来米长的黄泥街，身处小巷深处，原本只是长沙城内的一片棚户区街巷。东接蔡锷路，西通文运街。南北向小巷众多，南边有息机园、同春里、双鸿里，可以通往五一路口腔医院；北边有邵阳坪、澡堂巷、含英里、储英园，通往顺星桥。周边尚有玉泉街、犁头街、长新巷、书铺巷等多条小巷。清朝时长沙分为长沙、善化两县，此地为两县的交界处，最有名的是息机园，为清初长沙的著名私家园林，后来的息机园巷即由此得名。息机园由清初长沙文人廖元度所建。廖元度，字大隐，长沙人，晚年在长善两县交界处“树阴十亩，竹覆五楹”，筑息机园，杜门不出。息机，止息心机之谓也。廖大隐从此一心从事著述，最有成就者为《楚风补》《楚风纪》。篱落随时补，门宽任意关。
新诗吟以外，老圃寄其间。
廖元度之至交游乾《息机园记》记述了息机园是如何“息机”的，记云：徐步其中庭，虹泉遥并于江麓，龙谷虚吟于郭渚。嘉蔬品列，媚目菁英，野鸟时飞，随风上下。晴岚绕槛以回光，崩涧汩流而呈籁。篱鲜吠犬，池杂鸣蛙。琴不弦而螳螂何捕，神常惺而檀罗谁梦?见青虫之满院，忘长日之小年。余怃然曰：此大隐之所谓息机乎?
西风江上雁行斜，小步城东处士家。
好客常藏千古酒，陶情只种一园花。
碧藓青苔匝路深，森森树木已成林。
过墙枝叶休轻剪，留与行人借绿阴。
息机园毁于何时，史料中无记载，后来仅余息机园巷这处地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此地建起了蝴蝶大厦。黄泥街在民国的时候还叫做黄泥氹，是日杂店的聚集地，有许多不大的日杂店。有首民谣写道：“黄泥氹，铁箍萝，蓬头散发瘪嘴婆。”其中“铁箍萝”指生铁锅，“蓬头散发”指竹刷把，“瘪嘴婆”指铁锅铲，这三样东西就是日杂店的主要商品。这里从清朝起，就是有名的书市，清末时期，长沙先后有书店、书肆八十多家，主要集中在南阳街、府正街、玉泉街一带，当时称之为“书店街”。其中玉泉街就是黄泥街尽头一条更小的街巷。据考证，民国时期湖南共计有书店500余家，长沙占到220家，其中100余家集中在南阳街、玉泉街、府正街及周边街道，以玉泉街最为集中。玉泉街盛时有大小书店50余家。改革开放初期，长沙民营书业兴起，自发聚集于黄泥街一带，这里成为“以街为市”的“市街”。自1983年起，进驻黄泥街的书商就靠着当地居民腾出来的一家家小门面，创造了中国当代书业经营史上的一片繁华风景。
1987年5月的黄泥街书市 摄影/罗斯旦
曾经长沙黄泥街书市的名头真是太大了，列全国四大书市之首。该书市以黄泥街为主体，共辐射“五街六巷”。至1996年中期，共计开有书店286家，名列全国图书发行二级市场之首，当年文运街、长康路、长治路、府后街、南阳街等街道，均开满书店。严格来说黄泥街都不算一条街，只能说是条巷子。小巷很深，且曲折蜿蜒，宽只有五、六米，路两边的门面全是大大小小的书店。我们去进货的时候正值早春二月，黄泥街上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孩子们穿来穿去、小贩们不停地吆喝，加之还有运货的三轮车和自行车，使本不宽敞的街道变得更为狭小。每家书店门前都挂满了喜气洋洋的年画、挂历。这些书店多是古旧的老屋，店铺不事装修，里面的书籍则品类繁多、摆放零乱，其中多数书店均以批发为主，同时也兼顾零售，书的价格一般在七至八折之间，还是相当划算的，毕竟新华书店的书一分钱折扣都没有。在这里，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又或是一次性买得多，还多少会有一些讨价还价的余地。
1987年5月的黄泥街的书店 摄影/罗斯旦
我们两个的本钱不多，每种书又进得少，价格就还不下来，大多只肯打到六、七折，逛了十来家店也没挑几本书，心下有点焦燥，才明白生意不是那么好做的。走到小巷的最深处，有家门面不大的店，也就两三平米左右，店内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杂志，由于店面太小，门外摆了张行军床，上面堆的是一卷卷的挂历。坐在外面招揽生意的是个妹子，却是我的熟人，是我工厂的同事。我跟她打招呼：“这店是你开的？”她说：“是我跟男朋友一起开的。”她的男朋友涛哥我也认识，也是我厂里同事，是技术科的工程师，厂里效益不好，事情不多，劳动纪律也涣散，尤其是科室里，人浮于事的多，基本都是轮流溜岗，在外面搞第二职业。我问她：“那涛哥人咧？”店里采光不好，灯光又昏暗，我视力又不好，费了半天劲才发现涛哥躺在一堆花花绿绿的杂志中打瞌睡。又好气又好笑：“大白天的，你不做生意，睡什么觉。”涛哥站起来伸个懒腰：“我店里主要卖挂历和年画，主要年底的生意好，现在是年初，生意正往淡季走，她一个人看店就够了。”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挂历作为一种十分新鲜的东西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它印刷精美，什么成就摄影、祖国风光、古代山水画、电影剧照、明星照片等，一本12张彩图的挂历是每个家庭中邻里或客人新年时相互翻阅欣赏的主要物品。挂历是普通人家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它就像一个符号一样，占据着家中客厅最显着的位置，装扮居室，走亲访友，都离不开挂历。每逢过年，家家户户如果不挂上新挂历，好像不能过年。挂历上的美景让居室生辉。人的内心都是爱美的，可当时人们在电影、电视和出版物上能见到的美很少，又没有休闲娱乐，只好看看挂历满足一下审美需要。挂历也是过年馈赠的厚礼，那时每年进入10月份，就能看到人们互相送挂历的情形，送挂历成为当时人际交往的“潜规则”。挂历甚至演变成一种“特殊商品”，专供人们拉关系、送礼之用。一开始，只有那些有地位有关系的人才能拥有一本挂历，相对于当时人的收入水平来说，挂历的价格是很贵的，每本至少要十多元钱。但是，那些有地位的人家里的挂历并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别人送的，当时一些企业年底也买一些挂历送礼，送的人把它当成一份厚礼，收的人也能在心里掂量出这份礼的分量。过去的挂历绝对不仅仅是看日期的工具，似乎总能和权力、礼品、金钱这样的名词联系在一起。到了年底，收了多少本挂历那是评价一个人有没有“本事”的指标，小学生家长趁着新年没到，赶紧给各科老师送挂历，业务员办业务，到了年底也必须带着挂历去。很多单位也自行印制发行挂历，顺便打打广告。最热门的挂历有两种，都是美人照，一种是电影明星挂历，人们称之为“大美人挂历”，当时几乎所有的女电影明星都出过这种挂历，另一种就是“比基尼、三点式”挂历了，管理部门还专门发出限制这类挂历的通知。可通知归通知，人们喜欢看，有市场，这种挂历依然盛行。尤其那种配上豪车和风景的，香车美人是多少人的梦想。我看涛哥店里除了挂历、年画，就是一些很奇怪的杂志，随手翻了翻，都是些印刷粗糙不知名的杂志，颜色多是大红大绿，封面醒目地写着什么“法制文学”、“大案要案纪实”、“人体艺术”、“一个堕落的女人”之类，出版单位也是一些都没听过的出版社。就问：“你咯都是些冒牌杂志吧？”涛哥嘿嘿一笑：“也有正规杂志社出的咧，管他哪里出的，只要销得多就是好杂志。”这类书我在在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门口的地摊上看见，就是典型的地摊文学。也确实有一些是正规出版社和杂志社出的，就很不以为然：“你要进这类，也要进写得好点，印刷精美点不。不是我吹牛，咯号文章，就是我来写，都比他写得好。”涛哥眼睛一亮：“要得，你来写一本，我晓得你文笔好，写这种小说肯定可以。”“我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啦？哪个出版社会请我这种人来写小说？”
“要什么关系，写好了，出钱买个书号就是，再讲咯种书要么子书号，随便找个小印刷厂就可以印，又不上新华书店的发行系统。”
我才知道如今出版业乱成这样，仔细想想也正常，在媒体、通讯、信息都极为不发达的八、九十年代，刚刚从对文化的压制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处于一种饥渴阅读状态之中，这直接导致了全民阅读的“文学热”时代。大约是顺应了最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市场化之后，中国的图书出版于八十年代开始野蛮生长，地摊文学这类的低俗文学如雨后春笋肆意生长。几乎在一夜之间，黄潮泛滥，内容污秽、格调低下、印制粗劣的非法出版物及小报占领了全国各地的火车站、汽车站、旅馆。其势头之迅猛，甚至盖过了国营书店及报刊亭等正规出版渠道。涛哥信以为真：“你就写前几年那个张勇武偷银行金库的故事噻，再加个女主角在里面，添油加醋插些色情描写，写个十几万字没问题。”涛哥讲的这个案子，确实轰动一时，1987年2月2日，一个叫张勇武的浏阳人撬开工商银行长沙支行金库的气窗，翻进去偷走了二十多万现金。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银行盗窃大案，仅仅用了八天时间，公安就破了案。我扑嗤一笑：“宝崽，我逗你咧，我哪有时间写这些？我打算摆个书摊子，是来进货的。”涛哥对我们摆书摊子的想法不以为然：“你进些咯号小说根本卖不动，每种只进几本，最多就是五折，而且利润也不高，还不如进点我这里的杂志，肯定卖得好，我便宜点把你。”我跟章哥那时候还都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不信这个邪，没有接受涛哥的意见。在别的书店进了一些文学书籍，一有时间，两人就轮流在红旗区摆摊。结果几个月的时间也没卖出去几本书，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做生意发财的梦就这么破灭了。那几千块钱的文学书籍，大多成了我和章哥两人书柜里的藏品，小部分送给了各路爱看书的朋友。后面几年我在单位上升职当了科长，又已结婚成家，与章哥的联系少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是写了一部小说，要我带他去找涛哥，想自费出版。我翻了翻他写的小说，就是个极普通的爱情故事，一看就知道是写的他自己。章哥在银行工作，他那段办公室恋情谈得轰轰烈烈，分分合合好几年，最后也没有修成正果。说实话章哥的小说，文笔好坏我没有资格评价，但故事很平淡，不太可能吸引读者，出版发行赚稿费是没有可能性的。我怕如实说出来会伤了章哥的自尊心，就小心翼翼地说：“咯种情节的爱情故事如今不太走俏，自费出版没必要吧？虽说你在银行的工资高，出本书至少也要花几万，相当于一年的收入了。”章哥意志坚定地说：“我又不是为哒赚钱，只是想出本书留个纪念。”我知道章哥是个多情种子，这段不成功的恋情对他的影响蛮大的，他屋里条件也还好，又还没成家，估计花掉一年的工资收入也没什么影响。他脾气又倔，拦是拦不住的，就带着他去找涛哥。我们到了黄泥街涛哥的店里说明来意，本以为他会要先看看手稿再决定，没想到他看都没看，一口就答应了：“你自己出钱肯定冇问题，是熟人我就打个折，两万六千块，书号、印刷全部包了，印两千本，两个月之内书就可以拿到手。”涛哥哑然失笑：“还能何什搞？你自己拖回去就是，要不也可以放得我店里寄卖，卖哒钱我们再分。”我想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接下来是商量书名和章哥的笔名。章哥的书名本来叫做《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涛哥说：“还是取个流行的书名吧，最近‘爱’字系列的书销得好，像什么爱的泥沼、爱的根源、爱的代价、爱的路上、爱的奉献等等，我看就叫《爱的XX》吧。”《爱的根源》，谭咏麟专辑唱片，1984年7月27日推出
定好了书名后，涛哥又提出章哥的笔名搞个英文中音的比较好，像什么迈克、大卫之类，前面再加上“香港”，显得好洋气。涛哥大笑：“咯有什么，你晓得香港的雪米莉不？其实就是几个四川人写的咧。”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内地畅销书市场上，突然出现一套署名“香港雪米莉”的“女”字头小说，其首部《女带家》发行即突破百万册大关，其后更是以一两个月一部长篇小说的高密度，在国内的书市上刮起一阵“雪米莉”旋风，在九十年代初，“香港女作家”雪米莉是和金庸、琼瑶、古龙、亦舒、岑凯伦、梁羽生、汪国真等侠义及言情小说作家一样如雷贯耳的名字。直到几年后媒体才披露，这个“雪米莉”不是香港女作家，而是内地的一个创作团队。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女性化的名字，还在前面加上“香港”字样？其实是书商的营销策略决定的，书商要求作者起个有味道的名字。作者先是想到当时国内翻译界有时把“悉尼”译成“雪莉”，这个译法颇有诗意，就要取名“雪莉”。书商不同意：“琼瑶、亦舒都是俩字的名字，就岑凯伦是三个字的，你们也弄三个字的吧。”作者又想到走红的香港女演员米雪，米雪这个名字倒过来就是雪米，加上原定的“莉”字，书商又在前面加了个括弧写上“香港”，“香港女作家雪米莉”因此诞生。雪米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创作发行了几十本小说（有说上百本的），还有不少盗用“雪米莉”名字的伪作，具体数量已无法统计。“雪米莉”系列小说，畅销全国，风头盛极一时，每本小说的销量都在几十万本以上。两个月后，章哥的大作《爱的XX》就印了出来，章哥自然送了我一本。书的封面一看就是当时的言情小说套路，背景是香港或国外的高楼大厦，女主身穿婚纱，手捧花束，侧身露出哀怨的表情。男主身穿牛仔夹克，一副洒脱不羁的浪子形象。左下角还煞有其事的标明“新纯情派文库”。因未征求章哥同意，书名、作者名、出版社作了马赛克处理我后来问过涛哥这书的销量，他说前后也卖了几百本出去，他还是赚了钱的，而章哥只能说是减少了一点点损失。后来章哥结婚生子，规规矩矩当他的银行职员，再也没有提起过以前的文学梦。我跟涛哥也保持了几年的联系。书市搬到定台后，一开始涛哥也在定王台继续做他的生意，后来门面转让，工厂又改制，涛哥就不知所踪了。架不住涛哥再三相邀，我还真的帮他写过一篇十来万字的公安题材小说，和他不知从哪弄来的两篇稿子一起，以某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了，我也收到了人生中最多的一笔稿费——两千元。可惜的是几次搬家的过程中，这本杂志丢失了，当然，就算没丢，我也不会拿出来献丑的，实在写得太硕。而章哥送我的那本书还一直保留在我的书柜里。1997年11月7日，黄泥街书市整体搬迁到定王台，当年11月16日，定王台书市正式开业。从此黄泥街书市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