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关于“生生美学”的几个问题

曾繁仁  教授

［作者简介］曾繁仁，原山东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8-12页

摘要

有别于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中国之生态美学是包括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资源与话语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生态美学体系，我们名之曰“生生美学”。源于《周易》的中国古典哲学是关于“生”的哲学，古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均围绕“生”展开其哲学体系。由《周易》所谓“天地化生万物”之“生生之德”，转化为“生生之美”，形成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生命美学。此“生生美学”是人文的、交融性的，西方的生命哲学、生命美学是科学的、区分性的。“生生美学”的文化特点可概括为：一、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二、阴阳相生的生命美学，三、“太极图示”的艺术思维模式，四、总体透视的艺术特征，五、“言在意外”的意境审美模式。中国“生生美学”主要存在于传统艺术和艺术理论中，因此，我们需要到传统艺术中去追寻、概括、研究，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生生美学”理论体系。

什么是美学？我们上学的时候把这个美学弄得很拗口，马克思在《手稿》中讲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问题，但只是一种泛指，并非专门谈美。实际上，黑格尔讲“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通过劳动，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这个物体上，反过头来人再进行欣赏，这就是美。后来发展到我国最著名的美学概念——“美是人化的自然”，这是具有明显时代性与历史性的一个理论概念。那么美学到底是什么？我个人的回答：审美就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没有实体性的美。所谓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都是不存在的，审美是人与对象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经验，一种体验，是肯定性的情感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情感体验，是情感性的体验。第二个是肯定性的，不是否定性的。我们再通俗一点讲，审美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艺术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全人类都有美学，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都有美学，因为它们都有艺术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叫“生生美学”？它的提出对应的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美学的问题。我刚才说了美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鲍姆加登认为美学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英文词是“aesthetic”。黑格尔认为美学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没有美学，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这样明确的表述。一个很重要的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说，对中国和日本这种相对落后的民族来说，它没有西方那样的美学。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著名理论家。当时他对中国是很友好的，但是八十年代到中国社科院做演讲的时候，他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没有美学。我体会他的意思是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哲学，没有西方那样的美学。但是我们中国肯定有自己的艺术的生存方式，有人和对象的审美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有自己的美学。那么我们怎么概括？这是和西方有差异的，我们曾经把它概括成“和谐论美学”，也曾经概括成“中和论美学”。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概括叫“生生美学”，所以把这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讨论。

一共讲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生生美学”的提出，第二个问题是“生生美学”的酝酿过程，第三个问题是“生生”之内涵，第四个问题是“生生美学”之产生，第五个问题是“生生美学”的文化特点。

第一个问题是提出“生生美学”的动因，这个动因就是试图在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环境美学之外提出一种中国自己的生态美学，“包含中国古代生态审美智慧、资源与话语的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生态美学体系”。这里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欧陆现象学，还有一个是英美分析哲学。西方哲学和美学分两个流派，一个大陆派，大陆就是欧洲大陆，是理性派，理性派的代表就是欧洲现象学。而分析哲学与美学则主要从英国发源，然后发展到美国，这个是科学主义的哲学。国际上的美学就是这两个主要流派。欧陆现象学的美学倾向于人文主义，英美的分析哲学的美学倾向于科学主义。人文和科学的对话，相互之间可以是一种补充。

我们中国学者试图在人文主义的欧陆现象学和科学主义的英美分析哲学的美学之外，创造一种中国自己的美学，这个美学我们把它叫做“生生美学”。这种探索和努力在过去具有很大的难度。因为，“aesthetic”这个词是鲍姆加登在1735年提出的，当时鲍姆加登只有二十岁，他将美学界定为感性学。“生态”这个概念是海克尔提出的，他曾经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赏。他提出“生态”的概念，认为生态是人和植物群种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人都是德国人，都属于西方话语。西方有些学者一直质疑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哲学、美学与生态理论。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没有自信，只敢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审美智慧。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美学？有没有美学理论？有没有生态美学？这的确是个问题。追溯到我们的前辈，从王国维开始到朱光潜甚至到鲁迅等等，也没有敢讲中国自己有一个什么理论形态的美学，所以我们只敢讲审美智慧,不敢讲美学。中国只有智慧，没有美学。如果讲中国美学，我们也是用西方的东西来解释中国，这就叫“以西释中”。但是自1978年以来，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开始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一个民族要真正走向复兴，如果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理论没有复兴，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很刺激我们，她说中国这个国家只输出电视机，不输出思想。的确，我们回顾一下，1840年以后，近代以来或者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的各个学科、人文学科各个领域，中国人自己提的理论概念的确很少。当然这里不包括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例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

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借用了德国人叔本华的理念论，提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等，应该很有创意。但王国维的“境界说”被学者广为诟病和批评，因为它吸收了一些西方的东西和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在一起。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探索。我们过去没有自信，但是我们的民族要复兴，所以我们的文化一定要复兴，这就给我们的美学，包括我们的生态美学和“生生美学”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四个自信，第一个自信就是文化自信，如果文化不自信，我们民族如何才能自信？再就是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说话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概念，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肯定有我们的美学。第二个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中华文化立场，这样就给了我们探索的勇气和探索的空间。

现在回顾1994年以来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李欣福等学者在先期发表的生态美学的论文中就已经引用了“道法自然”与“返璞归真”等传统生态思想，但他也是说智慧，而不是说美学。2001年在西安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生态美学大会，程相占教授率先提出中国“生生美学”论题，表现出理论的勇气。我本人在研究生态美学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传统道家、儒家、佛家等的生态审美智慧，但当时因缺乏必要的文化自信而未能明确提出“生生美学”这样的论题。2017年，在习近平2016年“七·一讲话”中有关“文化自信”论述的感召下，才正式提出“生生美学”论题。“生生”中的第一个“生”是动词，第二个“生”是名词，是一个动名结构。我在2017年5月，在参加上海昆山杜克大学召开的生态伦理会议上作了有关中国传统“生生美学”的发言，希望西方的同行能够“同情地理解和逐步地接受”这一理论，我用了这么一个调子。“同情地理解”是陈寅恪先生审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用的一句话，“同情地理解”，首先就要求我们取同情的态度来理解，而不是挑刺。这是第一次提出来。2017年8月，在青海师范大学召开的“鲁青论坛”上，相继发表了有关“生生美学”的看法。2018年1月，我将近两年的相关思考整理成文，在《光明日报》正式发表。这是我本人提出“生生美学”的历程。

第二个是关于“生生美学”的酝酿过程。我们可以追溯一下，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将孔子学术之要旨概括为“生”，指出：“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知道所有孔家的话。”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这就是儒家之爱生——仁者爱人，道家之养生，佛家之护生。方东美认为，《周易》是中国哲学思想源头，《易经》和《易传》结合使《周易》成为了一本哲学之书、文化之书和美学之书。他认为“生生”之德转化为“生生”之美，《周易》中有“生生之谓德也。”最高的道德是什么？是“生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给予人类的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生”。将“生生之德”转化为“生生之美”，将“生”字重言，使其具有了“生命的创生”之意，中国的美学是生命创生的美学，是创造生命的美学，这样就使“生生”具有了本体论的内涵。而生命直抵艺术之深处，所有感动人的艺术，都是具有蓬勃生命的艺术，具有美的内涵和美的含义。具有生命的艺术才是美的艺术。宗白华在1944年《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提出：“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意境即是生命的节奏和有节奏的生命。

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时间，生命就是节奏。“生命的节奏和有节奏的生命”把意境和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刘纲纪在《周易美学》一书中将《周易》的美学归结为生命美学。我认为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周易美学》，作为宗白华先生的学生，他将他老师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继承下来了；另一方面，他将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划清了界限。近代以后西方有生命美学、生命哲学，但西方生命哲学是科学的，中国的生命美学是人文的，并提出中国美学常常在没有美字的地方有美。鲍姆加登的“感性学”，经过日本人翻译后变为了“美学”，后经过王国维先生的认可传到中国。“美学”这里面有“美”字——“beautiful”,但原本它并没有漂亮的意思，起码主要不是漂亮。所以刘纲纪先生说“中国美学常常在没有美字的地方有美”。

第三个问题是“生生”的内涵。蒙培元认为，“中国哲学就是‘生’的哲学。从孔子老子开始，直到宋明时期的哲学，以致明清时期的主要哲学家，都是在‘生’的观念中或者围绕‘生’的问题建立哲学体系并展开其哲学论说的。”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围绕着“生”来开展他们的哲学体系。总而言之，“生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在儒家学术中具有本体性的价值意义。

“生生”之起源在《易传》，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朱熹说：“变易、生生遂成为易学第一义”。易学的第一义是“生生”，中国哲学的第一义也是“生生”。另外，《周易·易传》云：万物化生。此乃“生生”之基本内涵。《周易·易传》云：乾生万物并包含“元亨利贞”四德，扩大了“生生”的内涵，将之由生命诞育延伸到道德的层次。所谓“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这四德包含在“生生”之中。《周易·易传》的《大畜》篇提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提出“日新其德”，阐明了“生生”乃不断创新，是一个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过程。《周易·易传》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保合太和，乃利贞”，所倡乃“中和”精神。《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生”。“天人合一”中的“一”也是“生”。天人相和，万物繁茂，生命才能诞生。《易》又云：“至哉坤元，万物滋生”，“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所谓“正位居体”即阴阳各在其位，由此风调雨顺万物繁茂，这就是美的景象。由此，生生包含了美。王阳明在《传习录》上卷中指出：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揭示了“生生”的仁爱精神。

以上回答了“生生”之内涵，也回答了“生生”何以为美，“生生”比西方传统的美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且是一种交融性的慨念，区别于西方区分性的概念。中国人认为蓬勃的生命就是美，并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阐明了“生生美学”的内涵。中国古代哲学是交融性的概念，中国哲学中真善美是交融的，真善美是真里面包含着善和美，美里面包括真和善；西方的概念是区分性的概念，西方把真善美区分得很清楚。真就是知识和科学，善就是道德，美是一种情感的判断。真与善需要通过美作为中介将之联系。

第四个问题是“生生美学”的产生。首先，“生生美学”产生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在人类文化发展和中西文化关系上，有基于不同生活方式的“类型说”，还有基于生产力水平之“线性说”。“线性说”认为文化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高的，文化发展在前。生产力水平低的，文化发展在后。将生产力作为标准，是线性的发展。而主张“类型说”的学者不同意“线性说”观点，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不是生产力。正是因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中国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类型的差别。东西文化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类型说”是“生生美学”产生的理论基础。第二个是原生性与后生性。“生生美学”的产生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族群原生性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农业经济背景之下，是一种原生性的自然生态文化艺术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生美学具有族群原生性特点。西方古代文化总体上是一种凭借航海与计算的科技文化。第三个是气本论与实体论。“生生美学”的哲学根据是中国传统哲学之“气本论”，有别于西方传统哲学之“实体论”。从哲学角度讲，中国文化认为万物的起源是“气”。“气”不是一个客观的、具体的物体，而是一个过程。在西方，无论是精神的实体，还是物质的实体，都是实体性的概念。但中国古代的这个“气”本身就带有浓郁的生态意味，它是万物化生的根源，也是万物化生的过程。第四个是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生生美学”来源于前现代，经过诸多前辈学者的阐释与改造，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并使之体系化，成为中国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后现代）的哲学与美学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后现代生态文化所接受。

第五个问题是“生生美学”的文化特点。“生生美学”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那么，它的文化特点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文化特点是“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本源性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立场，此成为生生美学生成的主要文化背景，决定其明德敬天、以德配天的文化传统。“天人合一”是一个有争论的概念，既有讲“天人合一”的，也有讲“天人相分”的。儒家重“人”，道家重“天”。当代著名哲学家刘笑敢先生曾经专门撰写文章探讨“天人合一”的概念。但是，我们这里讲“天人合一”，并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从总体而言，中国文化是主张“天人合一”的。第二个文化特点是“阴阳相生”的生命美学。“一阴一阳之谓道”之阴阳相互生成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也是艺术与审美的根本规律。中国艺术通过笔墨、虚实、留白等形成阴阳对比，诞育生命，也诞育无穷的艺术意蕴，这是儒道交融“气论哲学”的艺术体现。“一阴一阳之谓道也”。西方近代以来也有相应的表述，那就是著名的康德的审美的“二律背反”理论，“感性”和“理性”的二律背反，“感性”和“理性”同时都有价值，但又相悖，这就形成一种审美。“这种美具有无比强大的张力与魅力。”黑格尔认为这是康德讲的有关审美的“第一句合理的话”。康德在18世纪后期提出这个概念，而我们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在公元前《易传》中提出的。第三个文化特点是“太极图示”的艺术思维模式。“太极图示”是东方形态的古典现象学，所谓“无极乃太极，太极动而生阳，一动一静，互为本根”，是一种东方式的富有无穷生命力量的圆形美学，我例举了汉画像虎牛相斗图，就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中国的“太极图式”是西方很多理念，包括辩证法都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的一种模式。我用《汉像画传》中“虎牛相斗”的一幅图来解释——“牛”与“虎”两个动物的背部都呈圆形，因此，有人说“太极图式”是一个圆形模式，“虎”和“牛”要斗而未斗，弓背相向，积蓄了无限的力量。所以，中国的传统艺术模式是“太极图示”。第四个文化特点是总体透视的艺术特征。毕加索以前的西方古典艺术，比如俄罗斯的油画等，它们都是焦点透视，用一个人的视点看物体。中国是总体透视，就是用一个总的意境、总的理想、总的精神、总的神采把整个画统摄住。方东美说道，中国画得着一个“总的透视”。这就是说，中国画不同于西方传统画的焦点透视，而是一种以理想与生命精神加以统摄的“总的透视”，是多角度的以体现理想与生命精神为目的的透视。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神采为上，意在笔先”。《清明上河图》就是以“繁荣祥和”统摄整个画面，形成“景随人迁，人随景移，步步可观”。第五个文化特点是“意在言外”的意境审美模式。这里面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美学和艺术有没有自己的逻辑性和艺术理性？学术界，包括西方理论界有些人认为中国古代美学与艺术理论没有理性逻辑，但我们认为，“生生美学”虽没有西方传统的工具理性逻辑，却具有“意在言外”的意境式审美逻辑，是一种对于看不见的意蕴的追寻，是更高更深的艺术逻辑。牟宗三等对于这种逻辑方式的特点有专门的论述，认为这是一种“更高的对道的追寻”。另外，宗白华等前辈理论家认为，中国美学区别于西方之处是西方美学理论主要在美学论著之中，包括从古希腊的《对话集》开始，一直到黑格尔的《美学》，以及杜威的《艺术的经验》等等。而中国美学理论则主要存在于艺术与艺术理论之中。因此，对于“生生美学”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具体传统艺术及其理论之中，包括音乐、书法、绘画、园林、建筑、汉画像、戏曲、民间艺术等等。我们若想了解中国的美学、中国的“生生美学”，就要到艺术中去追寻。而这些传统艺术现在仍然是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断言，中国的“生生美学”也是活的，是活在当下的，需要我们去概括和研究，把这些话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转换成现在中西方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本论题为曾繁仁先生于2019年7月8日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由冯明肖、于欣琪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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