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彦等丨清康熙《灵岩志》误收杜甫《题赞公房》考

✪ 王春彦 | 山东师范大学

作者简介

王春彦，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济南市长清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文博馆员，研究方向：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仝晰纲，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齐鲁文化。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第8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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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赞公房》本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避难长安大云寺时写给大云寺住持赞公的诗作，却被清康熙《灵岩志》的纂修者收入《灵岩志·艺文志》唐诗部分。从杜甫与赞公的渊源看，两人交往脉络清晰，交往地点在长安和秦州，不在山东灵岩寺；杜甫安史之乱之前虽曾两次游历山东，但未见游灵岩寺的记载，未留下有关灵岩寺的传世诗作。考其一生著述，也未见有感怀灵岩的诗作。所以清康熙《灵岩志》辑录杜甫的《题赞公房》是误收。

       山东灵岩寺是著名佛教圣地，唐李吉甫编纂《十道图》，把山东泰山灵岩寺、浙江天台国清寺、江苏南京栖霞寺、湖北江陵玉泉寺誉为“域内四绝”，至宋代灵岩寺“四绝之中处最先”[1]，从此灵岩寺有了“四绝之首”的地位。灵岩寺拥有如此盛名，记载灵岩寺的典籍却因明末兵火，焚毁大半。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长清训导马大相撰《灵岩志》时，面临艺文散失的境况，致使收录难度增大，加大了错收误收的机率。其中杜甫的《题赞公房》诗即是误收，该诗不是写灵岩寺的，而是写当时长安大云寺及住持赞公的诗作。

▍一、《题赞公房》非记灵岩诗

　　清康熙《灵岩志·艺文志》唐诗部分，第一题第一首为杜甫的《题赞公房》。兹录原诗如下：

　　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回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2]

　　清康熙《灵岩志》成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该诗在康熙《灵岩志》成书之前已被很多典籍收录，且都未言及该诗与山东灵岩寺有关联。兹举例如下：

　　明王嗣奭《杜臆》有《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并认为：

　　此诗非贼中作，观“奉辞还杖策”与“明朝在沃野”，当是公为拾遗，奉墨敕许还鄜州省视家室时作。“那能总钳口”，鉴于救房琯而帝怒故也。[3]

在明王嗣奭《杜臆》中，四首诗歌的排列顺序为：“灯影照无睡”为第一首，“童儿汲井华”为第二首，“心在水精域”为第三首，“细软青丝履”为第四首。《灵岩志·艺文志》收录的杜甫《题赞公房》诗为其中的第一首。王嗣奭认为“灯影照无睡”首是杜甫奉皇命回鄜州省亲时所作。而“那能总钳口”是诗人作于为房琯犯言直谏而触动帝怒之后，时间上稍晚于至德二年（757）[4]。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三有“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句。董其昌注释曰：“杜少陵宿招提绝调也。予书此于长安僧舍，自后无复敢题诗者。”[5]董其昌明确提出，“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句是写长安僧舍的，但未说明是长安哪个僧舍。

　　明冯时可《雨航杂录》举例杜甫的五言诗佳作时，引用《大云寺诗》：“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梵放时出寺，钟残仍设床。”[6]这里引用的诗歌题为《大云寺诗》，冯时可点明了该诗所写的对象为大云寺。

　　综合上述可知，清康熙《灵岩志》成书之前多种典籍所收杜甫《题赞公房》诗均记该诗所写对象为长安大云寺，内容是写大云寺赞公住所及赞公的贡献。

　　成书晚于清康熙《灵岩志》的典籍对该诗也多有辑录，兹举例如下：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始编纂，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完成刊刻[7]，是研究杜诗的重要参考书。杜甫的《题赞公房》在《杜诗详注》中为《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的第三首。

　　彭定求、汪士钦、徐书本等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完成了《全唐诗》的校对工作。杜甫的《题赞公房》为其中的第三首。

　　清曾国藩《十八家诗抄》卷七有《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杜甫《题赞公房》为其中的第三首。

　　成书晚于清康熙《灵岩志》的文献中，杜甫《题赞公房》多记作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的第三首。这种排列顺序有其合理性。

　　清康熙《灵岩志》中杜甫《题赞公房》是马大相编纂《灵岩志》时对《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的节选，并对该诗题目做了改动，将显示地缘性质的“大云寺”删除了。既然马大相节选的是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的一首，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的整体意境。

　　其一：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黄鹂度结构，紫鸽下罘罳。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

　　其二：细软青丝履，光明白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

　　其三：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迥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

　　其四：童儿汲井华，惯捷瓶上手。沾洒不濡地，扫除似无帚。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侧塞被径花，飘飖委墀柳。艰难世事迫，隐遁佳期后。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杖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国多狗。既未免羁绊，时来憩奔走。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8]

     黄鹤据杜诗中的关键词语“泥污人”“尘沙黄”“国多狗”等认定该诗“当是至德二载陷贼时”[9]作，并确定了该题四首诗歌的先后顺序。

　　其一，记初到大云寺的胜概。诗人于春雨柔柔的时节来到长安大云寺，这里地清似水晶，庭院深深，黄莺紫鸽，深院春禽，是隐居的好地方。诗人叙事言情，叙景言情。“果幽期”说的是践约到寺，赴赞公之约[10]。“把臂”表示亲密，可见两人是旧友而非新识。从赞公“微笑索题诗”也能看出，两人应该是熟识的。这首诗交代了诗人到大云寺的时间，描写了到寺之后看到的美景以及两人把臂叙情、赞公索诗的情景。

　　其二，记留斋之后，赞公赠送礼物。诗人感叹与赞公的交情。

　　其三，记夜间见闻。看灯影，闻妙香，观大殿高耸，听殿外铃铎声响。深夜之后万籁俱寂，仰望天空繁星点点。最后两句写对未来的担忧，因为诗人马上又要踏上逃亡之途，所以感慨逃亡路上的尘沙，极言逃亡之苦楚。

　　其四，诗人记述了晨起所见之景。诗人即将踏上逃亡之途，惆怅满怀。见到了赞公，就如同天气炎热烦躁时触摸了白雪一样清爽，心地自凉，烦嚣尽释，极言宾主惜别之情。

　　从《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整体来看，是杜甫有了从长安出逃到凤翔的计划，出逃之前，为躲避胡人耳目，特意前往大云寺避难。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与赞公此次相见之前就已相识，他的到访受到了赞公的热情接待。杜甫在大云寺逗留几日不可考，从诗歌内容看，至少留宿一夜[11]。诗歌讲了诗人初到大云寺对大云寺景物的描写，以及与赞公把臂言欢叙情，赞公笑索题诗；然后写赞公赠送礼物，及殿外、殿内景物；再记录夜间留宿的听闻感受；最后记晨起景物、人物描写及与赞公欲别不忍的惜别之情。四首诗歌一气呵成，毫无违和感和断裂感，以时间为序，记叙了诗人到大云寺之后的景、情、见、闻及与主人的依依惜别之情。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马大相纂辑《灵岩志·艺文志》时选录的杜甫《题赞公房》，实际上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的第三首。该诗是写长安大云寺赞公的，与灵岩寺没有任何关系。

▍二、杜甫与赞公的交游不在灵岩

　　既然《题赞公房》与灵岩寺没有关系，那么会不会是杜甫游灵岩寺时将灵岩寺禅房比况赞公房？这就要进一步考证杜甫与赞公的关系。

　　赞公，长安大云寺住持，后谪居秦州[12]。杜甫与赞公共同的好友房琯将两人联系在一起。《旧唐书·杜甫传》云：“房琯布衣时与甫善。”[13]赵汸曰：“杜公与房琯为布衣交。及房琯罢相，公上疏争之，亦几获罪，由此龃龉流落。赞亦房相之客，时被谪秦州，公故与之款曲如此。”[14]可见，杜甫与赞公都与房琯交情匪浅。房琯罢相，杜甫上书求情。赞公因是房琯的门客而被谪居秦州。杜甫与赞公是在房琯罢相之前就在长安相识的旧友。

　　杜甫和大云寺赞公的关系从杜甫的诗歌中也能找到一些线索。杜甫的诗作与赞公相关的有五题九首，分别是《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宿赞公房》《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寄赞上人》《别赞上人》。

　　从杜甫留下的诗歌来看，杜甫和赞公的交集首先是从大云寺开始的。大云寺是大云经寺的简称，为京都名寺，位于唐长安西市南怀远坊东南隅。怀远坊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段成式《寺塔记》载：“当阳弥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来，未建都时，此像在村兰若中，往往放光，因号光明寺。寺在怀远坊。”[15]《历代名画记》卷八隋杨契丹条载：“光明寺后为大云寺，今长安怀远里也。”[16]大云寺之名源于《大云经》。光明寺改名为大云寺，始于武则天时期。《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武则天载初元年（689），“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17]。伪撰《大云经》者是薛怀义和法明等人。《旧唐书·薛怀义传》载：“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18]因《大云经》为武则天“改唐为周”提供了“君权神授”的证据，得到武则天的赞同和支持。“天授元年（690）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19]，这就是怀远坊光明寺[20]改名为大云寺的文化背景。

　　武则天“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对山东灵岩寺有何影响？会不会此时的灵岩寺也改名大云寺了呢？通观灵岩寺发展的历史，灵岩寺先后用过的寺名有“灵岩寺”“宝山道场”[21] “敕赐景德灵岩禅寺”“灵岩禅寺”“敕赐崇善禅寺”“灵岩寺”，没有更名为“大云寺”的记载。唐代及以前，灵岩寺用过的寺名仅有“灵岩寺”和“宝山道场”，此后的“敕赐景德灵岩禅寺”“灵岩禅寺”是宋代灵岩寺的寺名，“敕赐崇善禅寺”仅适用于明代成化四年（1468）之后的一段时期，明末至今则沿用“灵岩寺”。

　　从灵岩寺的发展历程来看，灵岩寺没有因为武则天“令诸州各置大云寺”而改名为大云寺。灵岩寺“属泰山郡，唐隶齐州山茌县，寻改长清县。”[22]齐州的大云寺在哪里？笔者目前没有找到齐州大云寺的文献记载。2003年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济南市老城区县西巷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齐州大云寺的些许线索。此次发掘中发现一通地宫底部出土的《开元寺修杂宝经藏地宫记》石碑，出土一尊佛教造像（坐像），须弥座正面有铭文：“大周万岁登封元年（696）二月八日，大云寺律师功德……发兹弘愿，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出土造像中武周时期的弥勒造像数量较多，结合造像铭文，研究者推测齐州开元寺的前身是大云寺的可能性较大[23]。

　　杜甫自幼生活在信奉佛教的姑母家，佛教在杜甫生活和心理上的协调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所以杜甫结交赞公，并与之有深厚的友谊就不难理解了。

　　至德二年（757）二月，肃宗进驻凤翔。杜甫决意投奔凤翔，临行前，为避胡人耳目，前往好友赞公所在的长安怀远坊大云经寺借宿数日。“（杜甫）晦迹寺中时，与赞公密商潜投凤翔之计，而戒以勿泄露消息，恐遭国狗之噬也。”[24]初到大云寺，赞公曾“微笑索题诗”，杜甫住宿数日后，留下了诗作《大云寺赞公房四首》。

　　杜甫与赞公在房琯罢相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交往的高峰。房琯因为陈陶斜、青坂兵败再加上政敌的陷害而被肃宗罢相。杜甫因救房琯而遭肃宗疏远，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赞公因是房琯门客而受到了牵连，谪居秦州。杜甫和赞公的再次相遇是在秦州，秦州是杜甫与赞公交集最为密切的地方。乾元二年(759)关中大旱，杜甫抛弃华州司功参军的微职，欲投奔远在秦州的侄儿杜佐。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在秦州西枝村遇到了赞公。杜甫留有诗作《宿赞公房》，从“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25]一句来看，这是杜甫离开大云寺之后与赞公的第一次相见。“杖锡何来此”表现出杜甫与赞公偶然相遇的惊喜和惊讶。因为老友赞公在西枝村，又因西枝村有“岩宾之胜，杉漆之利”，杜甫想留居西枝村。随后，赞公陪他在南山寻找营建草堂的地址，杜甫留有诗作《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从诗歌内容可以看出，杜甫欲在西枝村南山找一个向阳的地方建草堂，但终未如愿。“近闻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26]，于是又萌生了去西枝村西面选址的念头，并有了一番美丽的畅想，留下了诗作《寄赞上人》。《寄赞上人》作于赞公陪同杜甫去南山选房址之后，用“一昨陪锡杖，卜邻南山幽”[27]表达对赞公陪同选址的感激之情，此时诗人有了新的选址意向，期待在西枝村西面定居下来，希望以茗茶招待赞公，也畅想沿着曲径通幽的小路去拜访赞公。

　　理想与现实总有种种的冲突与不合，杜甫在秦州西枝村的两次选址都未能如愿，杜甫和赞公比邻而居的美好愿望化为了泡影，杜甫在秦州度过了贫病困顿的三个月后，于乾元二年（759）十月，告别赞公，写下了《别赞上人》一诗，表达了诗人对赞公的依依不舍之情。杜甫和赞公同在秦州的这段时间里留下的诗作有《宿赞公房》《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寄赞上人》《别赞上人》共四题五首。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成为僧俗交往的典范。

　　由上述可知，杜甫和赞公交往地点是长安和秦州，和山东灵岩寺没有关系。

▍三、杜甫游齐及感怀未见与灵岩寺有关的诗作

　　《题赞公房》诗是不是杜甫游历灵岩寺时对赞公的怀旧之作呢？因为灵岩寺和大云寺都是佛教名寺，游历灵岩寺触动诗人与赞公的情感也在所难免。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考查杜甫是否游历过山东的灵岩寺。

　　杜甫青年时代曾游历三晋、吴越、齐赵等地，其中两次游历今山东地区。因今山东地区多为齐国故地，为叙述方便，文中将杜甫在山东的游历称之为游齐。

　　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游归东都洛阳，举进士不第。对杜甫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杜甫的父亲杜闲为兖州司马，杜甫遂有了游齐的想法，既可省亲，又可“转观齐鲁燕赵之形胜”[28]。

　　游齐期间，杜甫结交了苏源明。两人结交游历，兴致颇高，从杜甫《壮游》可见：“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29]诗中的“苏侯”即苏源明。“青丘在山东青州千乘县（故城在青州北与济南东境），是齐景公尝田猎之所”[30]。在齐期间的游历，奠定了两人深厚的感情基础。杜甫在大历二年（767）所作的《八哀诗》之《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即是悼念苏源明的。

　　开元二十八年（740），杜甫来兖州省亲，有诗作《登兖州城楼》，诗云：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余。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31]

“趋庭”典出《论语·季氏》：“尝独立，鲤趋而过庭”[32]，孔子教鲤学诗、礼。后以“趋庭”为承受父亲教诲之代称。“东郡趋庭日”即言杜甫省亲兖州之事。《登兖州城楼》中“秦碑”指秦始皇东巡泰山时的刻石，“鲁殿”即鲁共王鲁灵光殿。杜甫登兖州城楼，慨然伤今之后，又赋诗《望岳》，诗云：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33]

《望岳》一诗，句句在“望”，由远及近，气势磅礴。仇兆鳌注：“此望东岳而作也。”[34]诗用四层写意：首联远望之色，次联近望之势，三联细望之景，末联极望之情[35]。

　　此时正值高适客游山东，杜甫与高适相逢于汶上。杜甫后来居成都草堂时有感怀高适的诗作《奉寄高常侍》，其中“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句道出了两人汶上相逢的事实。

　　杜甫在齐期间又与兖州张玠交好，有《题张氏隐居二首》。大历四年（769），杜甫流寓潭州时，与张玠子张建封相逢，有诗《别张十三建封》。诗中有“乃吾故人子，童丱联居诸”句，此处故人即指张建封之父张玠。张氏隐居即张玠宅第，位于今山东平阴。杜甫探张氏宅第后，又游宴瑕丘石门（唐时属兖州，今属山东平阴），留有诗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又游任城（唐时属兖州，今属山东济宁）南池，留有诗作《与任城许主薄游南池》《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36]　　　

      开元二十九年（741）秋，临邑遭遇水灾。杜甫舍弟临邑主薄杜颖向杜甫倾诉水灾之苦，杜甫有诗作《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鹤注：“《唐·五行志》：开元二十九年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齐其一也，当是其年作。《唐书》：临邑，汉县，属齐州。”[37]此次游齐期间，杜甫只是给舍弟杜颖寄去书信，并未到访临邑。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结束在齐游历。两年后，为赴李白之约，于天宝三年（744）至天宝四年（745）再次游齐。天宝元年（742）李白因忤权贵高力士被玄宗赐金放逐。是年四月，游东京，与杜甫相见，二人约定同往梁宋访道。天宝三年（744）秋杜甫至宋，“迨甫至宋中，高适亦犹流浪其地，李白随至，三人重逢”[38]。杜甫与李白、高适共游宋中，可谓文坛佳话。是年秋末冬初，高适南游适楚，李杜二人则同往齐州。杜甫遂再次游齐。到齐州后，李白从高天师受道箓于紫极宫，杜甫则专访北海太守李邕。杜甫与北海太守李邕是忘年之交，两人的交往源于杜甫年少之时。李邕、王翰与杜甫结邻交好，这是杜甫再度游齐期间专程拜访李邕的重要原因[39]。

　　杜甫到齐州后首先拜访北海太守李邕从侄李之芳（时任齐州司马），和李之芳共邀李邕来齐。天宝四年（745）夏，李邕与杜甫、蹇处士等宴于历下亭，杜甫即兴赋《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此后，李邕又与杜甫同游鹊山湖亭，杜甫作《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陪李邕游罢齐州，杜甫到临邑看望任临邑主簿的弟弟杜颖，途经山湖亭，有《暂如临邑，至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唐时临邑属齐州，杜甫在临邑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到鲁郡（兖州）与李白会合，杜甫赋《赠李白》。后两人同游蒙山，访董炼师及元逸人，更访城北范十隐居，杜甫有《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天宝四年（745）冬天，李白将远游江东，杜甫则要西还长安。这次分手之后，李杜两位诗坛巨星，再未相见。后杜甫寓居夔州时作感怀诗《昔游》，诗中有“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40]句，追忆了与李白东蒙访旧隐的往事。

　　为辨析杜甫游齐期间是否游灵岩寺，并梳理杜甫游齐期间的诗作，兹将杜甫两次游齐期间创作的诗歌和以后对游齐感怀的诗作列表如下：

杜甫在齐游历诗作和感怀在齐游历诗作表[41]

　　从杜甫两次在山东的游历和诗作来看，杜甫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兖州、济南，并未发现杜甫游灵岩寺的任何文化信息，也未见到杜甫游灵岩寺的诗作。考其一生经历和诗作，也未见有感怀灵岩寺的诗歌。由此可以排除《题赞公房》为杜甫游灵岩感怀赞公所作的假想。

▍四、从《灵岩志》成书过程看杜甫《题赞公房》的误收

　　清康熙《灵岩志》收录杜甫《大云寺题赞公房四首》之三，并将诗题简化为《题赞公房》，是误收。误收由多种因素而致：

　　首先，记载灵岩寺的原始文献损毁严重，《灵岩志·凡例六则》载：“山左名胜，泰岱固为五岳之宗，灵岩亦占四绝之首，皆大观也。旧有《岱史》《岩志》二书，明季被兵火焚毁。《岱史》重刻，《岩志》独缺，艺文散失，芳躅泯灭。”[42]后代重修《灵岩志》，因艺文散失，重新纂辑、甄别资料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

　　其次，全国以“灵岩”名寺者不止一处，增加了资料的鉴别难度。清康熙《灵岩志》载：“姑苏、雁宕、西安诸处，皆有以灵岩名寺者。旧志所载唐人诗，如‘馆娃宫畔山头望，海雁塔龙池郢路’，泰川之句，乃题彼寺之诗，与兹寺无涉，今尽删之，惟志其实耳。”[43]馆娃宫即苏州灵岩寺旧址，清王镐《灵岩志略》引刘禹锡诗序云：“馆娃宫在旧郡西南砚山上，前瞰姑苏台，傍有采香泾，梁天监中置佛寺曰灵岩寺，信为吴中胜境。”[44]马大相编纂《灵岩志》时所删旧志之诗是唐代白居易写姑苏灵岩寺的诗作《灵岩寺》，若是不熟知寺内风景文物，很可能因寺名相同而误收。可见，在《灵岩志》成书过程中，马大相确实下了一番甄别的功夫。虽然制定了“与兹寺无涉，今尽删之”的编纂原则，但是在甄别的过程中，难免还会出现失误。如果旧志中收有杜甫《题赞公房》诗，马大相在编纂《灵岩志》时，很可能失于甄别而误收。

　　再次，从清康熙《灵岩志》本身看，存在一些不严谨的地方。今本清康熙《灵岩志·艺文志》有许多误收，如该志收有唐刘长卿诗作《灵岩寺西入石路》，该诗非记山东灵岩寺的诗歌。考《刘随州集》和《全唐诗》，该诗均题作《自道林寺西入石路至麓山寺过法崇禅师故居》，诗句也稍有不同。乾隆皇帝八次驻跸灵岩，曾四用刘长卿《灵岩寺西入石路》韵，作《灵岩寺西入石路用刘长卿韵》八首。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作《题灵岩寺五叠前韵》时提出：“事用长卿后知误，向以刘长卿《灵岩寺西入石路》为即，此处曾用长卿韵凡四叠，丙申春驻此，偶检刘诗题乃过林麓山寺，诗中复有湘水语，知在楚南所作，前此以其亦系西入石路，遂致沿讹，因作咏事诗辨订之。”[45]乾隆皇帝在此澄清刘长卿《灵岩寺西入石路》非记山东灵岩寺诗后，再没有用过刘长卿《灵岩寺西入石路》韵题灵岩诗。再如，《灵岩志·艺文志》有宋张揆的《宿灵岩寺》，“张揆，字贯之，历城人，官至龙图阁学士，加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齐州。”[46]此诗在《岱览》中为嘉祐六年辛丑岁七月一日张掞的《留题灵岩寺》诗。作者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兵部郎中、充真定府路都部署兼安抚使，知成德军府事张掞。”[47]《岱览》张掞《留题灵岩寺》诗歌内容与《灵岩志·艺文志》所载张揆《宿灵岩寺》一致。该诗在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十六为《张掞留题灵岩寺诗刻》，在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〇一署名张掞。“张掞，揆之弟。”[48]。可能是马大相将张氏兄弟二人混淆了，遂造成了误收。从清康熙《灵岩志》的编纂情况看，《灵岩志》对唐宋诗歌有多处误收，清康熙《灵岩志》纂修不严谨，是《题赞公房》被误收的主要原因。

　　复次，杜甫信佛倾向对《灵岩志》编纂者的影响。杜甫母早亡，从小寄居在虔诚信佛的二姑家，自幼受佛教濡染。从现存杜甫的诗歌可见，杜甫成年之后游历了奉先寺、龙门寺、大慈恩寺、翠微寺、大云寺、麓山寺、道林寺等30多座寺院。禅宗五祖弘忍之后，以神秀为代表的禅宗北宗在北方广泛传播，长安、洛阳是传教重镇，从地理位置上为杜甫接触禅宗北宗提供了便利条件。“杜甫所结交的严挺之、李邕、房琯、张氏兄弟等都是北宗禅比较虔诚的信徒。”[49]杜甫流寓西南时期与禅宗南宗、净土宗也多有接触。杜甫的信佛倾向，可能影响《灵岩志》编纂者的思维。佛教圣地山东灵岩寺在唐代声誉日隆，《旧唐书·本纪四·高宗上》载：“（麟德二年）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丁卯，将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二月丙午，御齐州大厅。乙卯，命有司祭泰山。丙辰，发灵岩顿。”[50]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率领人马驻跸灵岩十天。下诏齐州免租赋一年半。“高宗临御之后，克永光堂。六悲之修，舍利之□，报身之造，禅祖之崇，山上□□□切宇内。舍那之构，六身铁像。次者三躯大□金刚□增袤。远而望之，云霞炳焕于丹霄；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此皆帝王之力，舍以国财。”[51]唐高宗和武则天拜佛灵岩给灵岩寺带来了新发展的契机。唐高宗拜佛灵岩之后，灵岩寺凭借帝王之力、国家之财，大修造像、堂殿，造长明灯，发展空前。元和年间（806—820），李吉甫纂《十道图》，将山东灵岩寺同江苏南京栖霞寺、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合称为“域内四绝”。杜甫之所以未游灵岩，可能与灵岩因武则天而日隆有关。杜甫出于对武则天的认知而未游灵岩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杜甫游齐期间曾游灵岩，在传世文献资料中应有所体现。

　　最后，有故意误收之嫌。在编纂地方志过程中，一些地方文人为增加地区风物的知名度，常有牵强附会之举。在清康熙《灵岩志》成书之前，杜诗《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均未见省略“大云寺”的情况，马大相却将该诗诗题中体现地域因素的“大云寺”三字省掉，有故意而为之嫌疑。

▍五、结语

       清康熙《灵岩志·艺文志》中杜甫的《题赞公房》属于误收，该诗本是杜甫于至德二年（757）所写《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中的第三首，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为追随肃宗，欲从长安逃亡凤翔，为躲避胡人耳目而避难于长安大云寺时留下的诗歌。从《大云寺赞公房四首》的意境和逻辑关系看，四首诗歌一气呵成，毫无断裂感和违和感；从杜甫与赞公的交往看，杜甫为赞公所作五题九首诗歌自成体系，且两人的交往地点不在山东；从杜甫一生的经历来看，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前虽有两次游历山东的经历，但未见其游历灵岩寺的文献记载，也未发现游历灵岩寺的传世诗作。马大相将杜甫的《题赞公房》辑录于其所编纂的《灵岩志》中应是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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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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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第2版）、萧滌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皆认为此诗作于至德二年（757）。

[5]（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三，扫叶山房， 民国7年，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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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第592页。

[1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杜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4页。

[14]（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第593页。

[15]（唐）段成式：《寺塔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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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三《外戚·薛怀义》，第4742页。

[19]（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十八《议释教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50页。

[20]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长安城有两个光明寺，所以这里特记为怀远坊光明寺。《长安志》载西京有两光明寺，一在朱雀街东开明坊，一在西市南怀远坊。唐代各地寺额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京都尤甚，同一城市中不应有两所寺院同名的现象。可能原因就是朱雀街东开明坊光明寺形成于怀远坊大明寺改名为大云寺之后。参辛德勇著，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6年版，第61—63页。

[21]（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十八《习禅三·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65页。

[22]（清）聂鈫纂：《泰山道里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页。

[23]高继习，刘斌，常祥：《济南“开元寺”重考》，《春秋》，2006年第5期。这里的齐州开元寺是指济南县西巷开元寺，明朝初年，此地被改造成济南府署。这里的寺僧迁移到佛慧山佛慧寺，佛慧寺遂改名开元寺。

[24]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第2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25][26][27]（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2页，第597页，第597页。

[28][30]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第2版），第12页，第12页。

[29]（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41页。

[31][33][35][37]（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1册），第5页，第4页，第4页，第23页。

[3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6页。

[34]杜甫一生中有三首《望岳》，分别涉及泰山、华山、衡山。

[36][38][39]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第2版），第15页，第18页，第19页。。

[40]（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96页。

[41]此表编制依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第2版），（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及张忠纲主编，孙微著：《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

[42][43]（清）马大相：《灵岩志》之《凡例》，乾隆间刊本，第1页，第1页。

[44]（清）王镐：《灵岩志略》，乾隆二十一年（1756）钞本，第24页。

[45]（清）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六十七，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3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3页。

[46]（清）马大相：《灵岩志》卷三《艺文志二·宋诗》，乾隆间刊本，第41页。

[47]嘉祐六年（1061）《张掞石刻》，见（清）唐仲冕：《岱览》卷二十五《灵岩中》，果克山房刊本，嘉庆十二年（1807），第17页。

[48]（清）马大相：《灵岩志》卷三《艺文志二·宋诗》，乾隆间刊本，第41页

[49]鲁克兵：《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09页。

[50]（五代）刘昫：《旧唐书》卷四《本纪第四·高宗上》，第87页。

[51]天宝元年（742）《灵岩寺碑颂并序》，在灵岩寺鲁班洞内西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