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杨鹏：重新检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基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视角

重新检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基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视角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

作者简介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作为马克思经济研究对象的使用价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用性，而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本质关联的商品属性。以简单商品流通为分析框架的货币职能，无法包含货币使用价值的全部外延；只有以自身为目的实现价值的增殖，才构成货币的使用价值本身。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历史现象。只有这个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才构成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意味着价值增殖只能根源于对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劳动本身。因此，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成为剩余价值赖以创造的真实基础。这一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价值增殖的历史必然性。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考察，乃是揭示剩余价值秘密的必要步骤。马克思从具体的生产关系出发思考使用价值问题，避免了经验直观方法的限囿；同时又凭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整体把握，揭示了使用价值本身得以扬弃的历史机制，从而克服了一切旧经济学研究所固有的非历史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无论是在马克思生活年代由瓦格纳(Adolph Wagner)编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是20世纪以来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的经济学研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人类学的探讨以及以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为代表的现代性批判，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对马克思“使用价值”问题的再思考。由于以上诸学者未能正视并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对相关学说的误读、曲解甚至背离。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重新检视马克思使用价值之思的必要性。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将货币视为“资本的最初起点”。因此，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视角展开相关检视工作，无疑是符合马克思本人基本立场和思路的。

一、围绕马克思使用价值研究的相关争论与梳理

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长期未得到学界的正视和重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对马克思经典表述的误读。诚然，马克思说过：“同经济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对“使用价值”的探讨。马克思是想通过理清使用价值之经济学和哲学含义，与抽象讨论“使用价值”的思路划清界限，进而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人的解放事业服务。

    (一)以往对马克思“使用价值之思”检视工作的不足

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使用价值之思的误读，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马克思本人从未对“使用价值”进行过专门研究，所谓的“使用价值之思”是他在探讨其它问题时“溢出”的。这种对问题回答本身的非系统性，造成了使用价值探讨游离于马克思经济研究之外的假相。二是从马克思的直接文本表述来看，使用价值是物以自身属性满足人之需求的学理表达。使用价值这种同人本身相外在的存在方式，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学范畴必须是社会范畴，也就是代表人与人关系的范畴”这一立场不相侔。因此，要检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就必须回到他对“使用价值”的基本界定和表述之中，这也是消除以往学者对马克思误会的第一步。

第一，就使用价值的现实呈现而言，它直接表现为物的“有用性”。“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意味着有用性绝非使用价值本身，前者仅作为后者的必要且非充分条件存在。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将“使用价值”完全等同于“需要”，是对马克思基本观点的误读。尽管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依赖于同样的关于劳动作为满足需要的过程。……因为使用价值是与人们的需要直接对应着的”的观点，为揭示使用价值同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并在客观上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拓展到了人类学领域。但萨林斯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作为商品因素的“使用价值”本身便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因而不论其观点多么标新立异，都无法摆脱与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使用价值之思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性质。

第二，就使用价值的理论定位而言，它同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个因素。我们不能离开商品单独检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这也是“有用性”本身无法成为使用价值充要条件的理由。鲍德里亚试图“将使用价值和需求同历史的逻辑相剥离，将自身以形式上的永恒性来贯彻”，并自以为是地用“物的效用和人对物的占有的永恒性”来“填补”马克思的“思想空白”。其基本立场便同马克思相抵牾。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由于商品生产活动并非伴随人类社会始终，因而不具备鲍德里亚期望的“形式上的永恒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因而使用价值是在购买者而非生产者那里得到实现的。这一过程要通过交换即使用价值同价值的让渡来完成。“使用价值(无论是主观上把它看做劳动的有用性，或者客观上把它看做产品的有用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价值的物质前提，这种前提暂时完全退出经济的形式规定。”“暂时退出”意味着“‘使用价值’拥有不止一种形式，在特定转型阶段，使用价值可以属于经济研究范畴”。只不过在一般意义上用来满足人的需要或者仅仅作为商品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使用价值在何种意义上成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使用价值之思要服务于马克思的整个“批判”工作，就必须揭示以往政治经济学所依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秘密。换言之，当使用价值与“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产生内在联系，而不仅仅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载体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必须涉及对使用价值本身的探讨。

第一，作为马克思研究对象的“使用价值”，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或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系列历史性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性，源自其对问题本身的历史性把握，由此决定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多重含义的区分。“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这种“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未曾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属性。它作为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并非是马克思经济研究的对象。但是，劳动力作为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中才获得的属性。

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黑人之为奴隶和纺纱机之为资本，并非由于其“有用性”，而是由于其被纳入特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就是要揭示这些“使用价值”所依赖的特定生产关系，以及它的历史根据、社会前提和扬弃路径。保罗·斯威齐认为“马克思将使用价值(或现在称为“效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之外，理由是它不直接体现社会关系”。这显然是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之使用价值的探讨，而这种探讨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二，作为马克思研究对象的“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即同生产关系本身具有内在联系的商品属性。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即内容，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但“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政治经济学——引者注)的研究范围”。

马克思没有研究前者，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集中考察作为“形式规定”的使用价值。因为后者不仅作为资本生产总过程的内在要素，而且它的实现本身便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维持和巩固过程。《资本论》及其手稿对货币、劳动力、工资、使用价值的讨论，以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及其周转方式、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区分等理论创新，都是在对作为“形式规定”的使用价值研究基础上得出来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探讨了哪些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哪些使用价值能够揭露资本主义这一“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的本质和秘密。马克思在对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关键环节的研究中，重点探讨了货币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我们的讨论因此也要从这里开始。

二、货币使用价值历史地蕴含着向资本转化的内在必然性

由于“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货币量的增加是资本最直观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因此将货币作为其“使用价值之思”的起点。马克思从一般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个维度探讨了货币的使用价值，并揭示了后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前者的统摄性意义。货币只有不断完成增殖才能实现自身的保存；只有以增殖的方式保存下来，货币才能够执行其职能。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一)简单商品流通条件下的货币职能无法涵盖使用价值的全部外延

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关于货币作为“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能够具有双重的使用价值”的观点固然是可靠的，但包括罗氏在内的以往学者大都从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职能”出发，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作为“第一重使用价值”，同时将“作为货币的货币”视为“第二重使用价值”。但货币职能皆以简单商品流通为分析框架的，这种“作为货币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并不能体现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因而只是充当了马克思研究活动的前提而不构成其研究对象本身。

第一，货币在其“职能”中作为一种工具性存在，是外在于使用价值本身的。价值尺度职能只需要观念形式的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不过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货币在这些职能中都只是作为工具，并未展现其作为自身的根据。部分学者关于“只有在第三种职能中，货币最终才成为真正的货币。……只有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统一的货币才是真正的货币，也就是价值的独立化身，它展现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性”的观点依然无法成立，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扮演的依旧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工具。

贮藏货币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但其实际效用是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支付手段不过是价值和使用价值让渡的非同步性的表现，其本质依然是商品流通的工具。世界货币职能虽基于资本主义开辟的世界市场产生，但也不过是将以上诸职能由国内扩展到整个世界。货币职能显示的只是其自身同一般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别，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定条件下的货币使用价值，因此也就不属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对象。

第二，在简单商品流通视阈下，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货币的独特使用价值。一方面，尽管“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但商品流通起点和终点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整个过程不存在增殖，流通本身并未体现资本主义的任何特征。“如果说在简单流通中，一种独立的价值表现形式(货币)是商品存在的必需品，但是价值的独立性本身不可能存在于简单商品流通中，因而简单流通不可能是独立的东西。相反，它必须作为潜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结果而存在——即资本主义的增殖过程将要展示的那样。” 

另一方面，所谓简单商品流通“不能独立存在”，指的是它只有历史地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作为货币流通的中介和环节才具备现实性。“G—W—G＇”的完成要求终点包含的价值量大于起点且整个过程永不停息，这就意味着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展现的使用价值是不全面的。简单商品流通不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的流通方式，无法体现生产关系的最本质特征，在此框架下检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是对马克思理论本身的狭隘化。

第三，囿于流通领域思考使用价值问题，必然堕入旧政治经济学的思维窠臼。“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 ，将对货币使用价值的思考局限在商品流通流域会导致两大不良后果：要么如李嘉图一般，将货币流通视为商品流通的特殊形式，将增殖归因于流通环节，从而把研究重点锁定在分配领域；要么如达里蒙一般，主张用银行券代替货币以避免货币流通量与实际需求量的差额。尽管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绝不能反过来说商品流通扩大必然导致货币流通。

马克思说：“以为商品的可通约性是由货币造成的想法，纯粹是流通过程的假象。”如果生产关系不发生改变，商品交换无论扩大到何种规模都不会产生货币流通，货币也就无法将自我保存即增殖作为目标。马克思将使用价值问题的探讨确立在生产领域，这正是他能够彻底批判进而超越以往政治经济学说的重要原因。

   (二)价值的自我增殖构成货币使用价值本身的实际表征

货币流通的出现表明“在交换过程中由于其他商品对它(货币——引者注)的全面行动所起的特定作用”，使货币的“使用价值本身成为形式规定性”。此时，“货币并不是作为对象化的，自为存在的——即并非单纯在流通中消失的——交换价值被否定”，而是作为流通的目的将自身不断保存下来，进而实现向资本的转化。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不过是货币的完成形态，二者类似于“人体”之于“猴体”的关系，因而只有在资本之中才能彰显货币使用价值的全部可能性。

第一，如果离开了货币使用价值本身，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无法得到有效解释。货币能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价值本身的代言，其全部使用价值是以价值的经济学意义而非货币自身质料为基础的。价值是一种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区分的规定性。货币作为这种“量的规定性”的物质载体使其自身通过“变换形式，因此总是不断地以它的一般形式返回到它自身”。“返回”的实现意味着货币已经不再单纯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而是成为目的本身，支出货币是为了获取更多货币，货币“返回”自身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向资本的转化。

因此，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关于“只有成为资本，价值的独立形态才能获得其充分且恰当的表现，换言之：唯有进入到资本运动G—W—G＇时，作为持续且贯穿整个经济过程的价值存在才得以可能”的主张，不仅较好地展现了“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的内在逻辑，而且抓住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使用价值的最显著特征，因而是对马克思使用价值之思的有力概括和有效发展。

第二，货币只有不断增殖才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我保存，这是生产关系的内在要求。“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研究都是从生产关系这一历史规定性出发的，因而能够在超越以往经济学家对使用价值抽象言说的同时，揭露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货币流通使“交换价值本身及其增加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了“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这一假相。

其实商品流通起止点与中介环节的内容对调只能用来表述货币流通，而无法揭示自我保存和增殖这一使用价值表征的缘由。增殖根本上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这一变革意味着资本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全部经济活动及要素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资本展开并打上资本逻辑的烙印。

资本只有不断增殖才能维持自身，增殖必须经过货币流通才能够落实下来，资本家要在激烈的竞争中避免“堕入”无产者之列，就必须不断扩大自身持有的资本量，提高货币循环和周转速度。在这一特定生产关系下，货币只有通过增殖才能完成自我保存，进而展现和发挥其使用价值。因此，只有揭示并进而扬弃增殖这一货币使用价值的历史基础，才能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从而实现人的解放。

三、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构成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

虽然自行增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最重要甚至根本性的使用价值，但货币只是增殖的必要条件和现实表达而不构成其根据和来源。只有货币占有者“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时，货币向资本转化才是可能的。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劳动力，货币增殖是劳动力商品在雇佣劳动制下实现自身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

    (一)“资本的生产力”根源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货币之所以能够实现向资本的转化，在于找到了“活劳动”并将其同生产资料在生产活动中结合起来。与后者仅转移自身价值不同，前者作为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现实展现能够不断创造新的价值。“资本的生产力”不过是活劳动创造生产力呈现的假相。因此，要揭示“资本生产力”的秘密并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必须探讨劳动力使用价值本身。

第一，就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理论意义而言，一方面，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发现和探讨，是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关键一步。古典经济学家们将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劳动，但被追问“劳动”的价值如何判定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劳动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的“解释循环”。恩格斯指出：“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构成价值增殖这一货币使用价值表征的理由，因为“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产生的”。这意味着货币只有在流通领域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并借助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即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能完成价值的增殖。

尽管货币此时执行的是流通手段这一职能，但流通中介本身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作为购买具体商品以满足人们需求的一般手段，而是充当了价值增殖即货币自身向资本转化的前提。换言之，通过购买劳动力并实现其使用价值，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向“作为资本的货币”转化的理由。显然，如果不讨论使用价值，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对以往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的改造和超越，揭示资本的生成机理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第二，就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存在和实现方式而言，一方面，马克思把劳动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因而劳动力商品与人自身是无法剥离开来的，其存在和实现方式更是为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自由工人”即劳动力商品，只能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才会存在。与其他商品载体不同，人在受动性之外还是唯一具有能动性的存在，以劳动力形式作为商品仅仅是人的一种而非唯一可能性。

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即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过程。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不仅可以转移价值，而且能够创造价值，这正是其使用价值的独特性所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不仅创造了远高于自身作为商品的价值，而且这个作为剩余价值的“高出”部分完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同时，资本家并非利用占有的剩余价值骄奢淫逸，而是借此购买机器、改良技术、完善管理，以期不断扩大再生产。可以说，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独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长期维系的理由。

    (二)劳动力使用价值只能历史地落实为资本的增殖

既然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由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货币向资本转化的根源，那么，是否意味着“一旦取消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工人不再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明天就会成为以生产力总额对现存的需要总额的关系为基础的一个实在的协定”呢？马克思明确反驳了这种脱离社会历史前提讨论经济问题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主张，同时将具体的生产关系作为探讨使用价值的基本前提。

第一，劳动力成为商品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又是其要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也存在“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但他们作为地主、领主或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并不具备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条件。那时劳动者的劳动是在其占有者的私人消费而非社会生产领域进行的，这种生产方式意味着劳动力并不作为商品存在，劳动的产物也只能在一般有用性而非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层面加以理解。

劳动力作为商品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以获取工资，进而维持自身生存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雇主通过向劳动力支付工资，获得一段时间内对后者使用价值的支配权。以缪勒(Manfred Müller)为代表的学者们由此认为，“资本家感兴趣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劳动力是价值的源泉。资本家通过付给工人以工资的方式，获得了使用工人劳动力的权力”。这一表述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资本家感兴趣的不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而是在雇佣劳动关系下劳动必然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只是参与了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过程，它们作为价值增殖的条件而非增殖来源本身。

工人在少于一个工作日内再生产出工资包含的全部价值，但他不得不付出一个完整工作日的劳动，这其中超过工资额的价值便是剩余价值，这是资本向资本转化的缘由。同时，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以货币形式结算，而货币作为价值本身的代言是无差别的、抽象的、单纯量的规定性，工人从货币工资本身根本无法辨认自己是通过何种劳动获得的。这也就遮蔽了劳动力使用价值本身的特殊性以及价值增殖的秘密。

第二，马克思不仅阐明了价值增殖是劳动力使用价值自我实现结果的道理，而且指出了这种使用价值实现方式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剥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商品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分离，而非资本家个人或群体道德品质欠佳造成的。

一方面，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由工人，“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由于始终将劳动力使用价值保存于自身，工人们避免了沦为农奴和奴隶的命运。由于商品所有者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不可兼得，自由工人在获取工资这一劳动力价值表征的同时，“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因此，资本家能够借助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实现来完成资本积累，而工人自身却只能陷入赤贫。

另一方面，资本家是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资本家不必像工人那样出卖劳动力是因为后者不掌握任何生产资料，想要维持生存就只能出卖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前者离开了雇佣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还能依靠所持资本过活。用马克思的话说便是“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

西尼尔“最后一小时”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仅仅以直观方式在数量上把握价值增殖，没有认识到增殖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换言之，只要劳动力所有权和占有权是相互分离的，不论生产时长如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依旧发挥作用，劳动力要实现使用价值就必须生产剩余价值。这些结论的得出显然离不开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深入反思。

四、马克思“使用价值”之思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思维方式

重新检视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之思，“重要的不是根据一个不能正确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的观点去为这些不明确之处辩解，而是要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系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的论述”。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使自身的内在矛盾充分暴露，是马克思超越以往使用价值之思的根本原因，那么，独特的思维方式才赋予了马克思把握矛盾本质，进而阐明使用价值本身及其在货币转化为资本中的作用的能力。这也是马克思使用价值之思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所在，是我们从中所得到的最有益的启迪。

    (一)只有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使用价值才构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全部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他对使用价值的思考中。

第一，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而非直观经验出发来分析和把握经济问题的。“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固然可以凭借质料所具备的属性满足人们的某些特定需要，但这种“有用性”本身并没有人的“在场”。这些作为生产活动物质前提的使用价值并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象。货币向资本转化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以经验直观的方式考察就很容易得出“死劳动”同活劳动共同作为增殖来源的结论。

例如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就认为“在绝大部分人工化的社会中，劳动本身被给予巨大生产能力来创造大量复杂机器，这些工具本身被称为资本”。由于穆勒未能从生产关系出发进行思考，将资本仅仅作为“物”来看待，未能认识到劳动力特殊使用价值的经济学意义，自然也就无法揭示资本的本质以及增殖的来源。因此，不论他对现实的批判多么激进，都无法在根本上摆脱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性质。

马克思在现实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思考使用价值，认识到工人出卖劳动力、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产生资本、货币以价值增殖为目标，这都不是工人、生产资料和货币天然的有用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赋予它们的使用价值。需要指出的，这些使用价值的“被赋予”是由生产关系内在要求而非具体商品形式改变造成的，其折射出的是生产关系本身的历史变革。因此，如果仅仅改良个别生产要素及其运用，却不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其结果只能是转换剥削的具体形式，而无法为人的历史解放开辟道路。

第二，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出发思考使用价值问题的，根本上采用了一种历史思维。诚然，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物质承担者并不直接属于马克思经济研究的对象，但当它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统摄，即历史地成为货币向资本转化不可剥离的要素同生产关系本身内在关联起来时，对使用价值的探讨就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无法回避的课题。

马克思在批判瓦格纳对自己的理论歪曲时说：“就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应该谈的，我说得不多”；“但是——这是必须指出的——使用价值始终只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才予以注意，即这种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 。正是因为交换价值代替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原本衡量其他商品价值大小并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才将自身作为目标，其使用价值才表现为价值的自我增殖。也正是因为劳动力所特有的使用价值，且所有者必须将其加以出卖这一特定历史背景，剩余价值的产生和不断积累才是可能的，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才具备了历史的必然性。正是凭借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把握，马克思才超越以往经济学对使用价值的思考，使经济学真正为人的解放事业提供指南。

    (二)从历史规律的高度把握使用价值与“自由王国”逻辑的和历史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性作为大前提。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才能站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和之上，对其加以整体性批判”。斯威齐的这一评价是公允的，因为他抓住了马克思经济研究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历史思维。

马克思历史思维的彻底性源自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整体规律的把握，因而不仅可以评说过去、批判现实，而且可以通过对实践的指导起到引领未来的作用。如果不能理解并运用马克思的历史思维，就容易像麦克库洛赫那样，主张生产者们“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以此作为“防止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这种将人的解放视为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进行生产，把“历史的复归”与“倒退回过去”相提并论的做法是十分荒谬的。这也是他们被马克思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庸俗”性之所在。

一方面，就现实批判功能而言，“退回说”存在三大理论失当。一是混淆了使用价值作为一般规定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特殊规定的特征，将使用价值与需求等量齐观。马克思语境下的“使用价值”仅仅指商品满足人需要的能力，它只有与价值一同构成商品的属性才具有现实性。离开了价值的纯粹使用价值生产，与离开了使用价值的价值生产一样，在商品生产条件下都不可能现实地得到落实。

二是“退回说”并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从而是一种超历史的空想。诚然，人类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一个不依赖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每个人在氏族内部满足全部需求的时代。但这样的时代是以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为前提的，是人们为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马克思说：“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因为当“原始的丰富”的历史基础不复存在时，留恋本身就只能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愫。

三是“退回说”无法实现人的历史解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解放要以自由时间的增加为前提。每个人自己生产全部生活资料的确摆脱了剩余价值的束缚，但他们并未由此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相反，他们将全部时间投入到满足生活基本需要而非自由发展的相关活动之中。“退回说”在实质上不过是以前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已，因而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主张。

另一方面，就实践引领功能而言，作为人的真正解放的“自由王国”，既不是每个人都为生产使用价值而劳动，也不是取消劳动本身。这是因为：第一，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一个因素，商品作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隐含了私有制这一历史前提。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剥削的根源，与自由王国企图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不可通约。换言之，只要存在使用价值也就意味着旧式分工和异化劳动未被消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不仅意味着作为价值增殖理由的剩余价值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失，而且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区分本身也变得不再必要。当商品和资本不再是生产的目的、劳动本身成为人的内在需要时，自由王国的来临才是可能的。

因为，此时劳动的性质早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它不再仅仅作为谋生手段而成为人们彰显自身以实现解放的条件，劳动者不再需要以劳动力所有者的身份出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货币也因“按需分配”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自由王国”意味着使用价值这个范畴本身成为多余，因为它赖以存在的历史前提已被扬弃。这既是马克思语境下使用价值历史性的确证，也是马克思历史思维能力的展现。

排版：吕文萱

审核：傅   强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略有删节，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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