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文史哲》主编，博士生导师。

【引用原文】王学典：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超大规模，超大体量；二是多民族且各民族多各自聚居，拥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三是一个长历史的国家，拥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家大一统的社会秩序观，由小康而大同的理想追求和修齐治平、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意识等，以及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治理实践、道义经济理论、天下主义的社会建设抱负，可视为儒家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相契合，也与当代中国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相适应。因此，思想理论界、学术界应共同努力，建构完善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以期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儒家社会发展理论；大一统；天下为公；道义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大的理论命题、思想命题、学术命题。这些命题都有待理论界、学术界进行解读研讨。

比如说关于两个结合的命题，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解读就不够深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的是哪些内容，学术界解读不够，已有解读大都停留在表面，这就有待于做更具体的探讨。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十大命题，即“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而这十个方面精华的提炼，全部是儒家的观念或者说是来自儒家经典的一些观念。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与道教相结合，也不是与佛教相结合，更不是与那些民间信仰相结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并能与马克思主义深刻结合的，应该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思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深入解读的。我觉得目前理论界对这方面的解读不够，这是一个大的理论命题。

另一个大的理论命题就是总书记提出来的以伟大的自我革命引导伟大的社会革命，也就是总书记说的对当年延安“窑洞对”的第二个答案。当年在延安黄炎培提问题，毛主席给予了回答，这就是我们需要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总书记在政治报告当中提出的另一个回答，或是第二个“窑洞对”就是自我革命。什么叫自我革命？什么叫自我革命引导下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这个概念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地去解读。在这些方面理论界事实上做得是不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命题。

还有一个大的理论命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它的重点在中国化，当然还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尚且需要中国化，那么所有的外来思想、外来学术、外来文化也一定需要中国化。这些也是需要理论界进一步更深入的解读与研究的。

在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当中，最富有理论含量和解释空间的一个命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这个命题提出之后，引发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一大批文章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探讨。这已经形成了一个热潮，此文也将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探讨。关于这方面的想法我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命题提出之后，我就已经从这些方面开始考虑。二十大之后，我又进一步学习研读了二十大报告，下面围绕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一

东方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选择，相对来说是近一段时间探讨比较少的领域。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式”如何定义。我们可以从正面去定义，也可以从另外角度去定义，也可以从反面去定义。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在我看来，就是在西方民主宪政之外的另一种现代化。大家知道，迄今为止实行现代化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上那些最发达国家，无论是七国还是二十国，他们全部是在西方民主宪政框架之内实现的现代化。从目前来看，只有中国是在西方民主宪政框架之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前苏联是不是也实现了现代化？是的，但前苏联解体了。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是在西方民主宪政的框架之内。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从理论上回答了长期以来，特别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国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个尖锐问题：在西方的民主宪政之外，究竟有没有一条最后能走得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我们能否在欧美范式之外，缔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范式？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在两难中进行，这就是既要发展又要稳定，既要效率又要平等，既要绿水青山又要工业化，既要人类的普遍文明成果，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得非常深刻，就是现代化所到之处都引起动荡。但是中国不是，大家知道中国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空前的社会稳定。这是一个两难。另一个两难是效率和平等的关系，我们不仅要高效率，我们还要尽可能的平等。效率和平等永远是一对矛盾。追求平等可能会伤害效率，追求效率有时候就很难再兼顾平等。而中国在这一方面做到了尽可能的兼顾。特别是2021 年建党100 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宣布中国进入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尽管差别还存在，但是我们消除了绝对贫困，剩下的是吃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有得吃与没得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点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难得的。第三，我们既要蓝天白云，还要经济发展，这个也很难兼顾。相信大家在十八大前后，都经历过漫长的雾霾，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有目共睹。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环境恶化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事实上，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始终是在两难当中进行的。但是我们做得很好。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既要人类的普遍文明成果，还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兼顾，被一些人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们做到了。而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王学典：《把中国“中国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一政治社会体制，从学理上，即从政治学上、从管理学上如何把握？迄今为止，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当然与中国独特的国情及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那么，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有这样几点需要给大家做个特殊的交代。

第一点，我们是一个超大型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拥有14 亿人口，横跨热带、温带、寒带，从地理空间上讲非常复杂。这样一个超大规模超大体量超大型的国家，总会带来特殊的治理难度和发展问题。一个拥有14 亿人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和一个2000 万人口、5000 万人口、6000万人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不可同日而语。在性质上，在治理难度和现代化发展的复杂程度上亦不能相提并论。量变引起质变，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完全有道理。规模大小和管理难度的高低呈正相关。中国是一个超大型超大体量超大规模的国家，这是第一点特殊的国情。

第二点，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民国一建立，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一个口号叫“五族共和”，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五族共和。而且中国的所谓少数民族，每个民族各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甚至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字。既然是多民族，就必须在政策上有差别，不能一刀切，要考虑很多变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就带来一个特殊的复杂性。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大多数民族各自都聚居在一起。新疆大部分都是维吾尔族，内蒙古大部分都是蒙古族，西藏大部分都是藏族。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中国和美国相比，世界上有什么民族，美国就有什么民族。从民族成分来讲，美国是个大熔炉。但美国和中国一个最大的差异即美国的民族基本上是杂居在一块，很少有哪个民族是单独聚居的。而聚居和杂居带来的结局大为不同。1992年苏东剧变，凡是单独聚居的民族全部都独立了，单一的民族保留下来稳定下来了，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大都独立了。但原捷克斯洛伐克却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南斯拉夫最后分裂为五个国家，且一些遗留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为什么？凡是聚居的民族，当统一的力量、局面被打破之后，就可能分离、独立，这对我们中国来说必须高度警惕。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各民族基本上都聚居在一起，这是第二点特殊的国情。

第三点，我们是个长历史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有着久远文明历史的国家。学术界认为，在五千年历史当中唯一保持连续性的民族只有中国，像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都中断了，连民族都更替了。这是常识，不必多说。总书记专门有一段话讲我们有一百万年的人类史，八千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这在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历史长就带来一个问题，五千年的文明史，包袱重，有传统，凡是有超长历史的国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只有200 多年的历史。新兴国家跟新建的校区一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以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为例，整个青岛校区是一张图纸绘到底，整齐划一的程度、对称所形成的壮美足以让人感到震撼。新兴的校区和新建的国家都是一样的，可以一张图纸绘到底，没有包袱，可以一切从头来，按照一个章程去做，按照一张图纸去做。这个章程在美国就是所谓的宪法，这个图纸在美国就是所谓的三权分立。但是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有着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和治理传统，走着一条独特的亚细亚道路，以及与亚细亚道路伴随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社会形态，东方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文史哲》举办的第十次人文高端论坛，就是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概括和西方不同的东方独特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发展体系，包括生活方式，和西方完全不同。中国有着独特的传统，独特的文化，独特的表达符号——汉字，独特的艺术审美。像我们是写意画，西方是写实画，独特的审美，不一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它就像一所百年老校一样，没办法推倒重建，没办法按照一张图纸绘到底。只能见缝插针，修修补补，拖泥带水，无法做到整齐划一，所以它会由此带来特殊的管理难度。这一点非常独特，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完全是按照一个理念，按照一个宪法，按照一个章程建下来。

总之，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这个国情给中国带来了特殊的治理难度和诸多发展问题，这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二十大政治报告”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也是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特别规定，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确定下来，对此很多西方人不理解，为什么能把一个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确立下来。西方人这种不理解，一方面是出于价值观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太理解中国特殊的历史轨道。如上所说，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状况。而要驾驭和维系这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必须依赖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不管这个有组织的力量是按照什么原则来造就。

长期以来维护我们国家统一和稳定的一个力量，在过去是皇家的力量。皇家的力量是按照血缘原则组织起来的，比方说秦朝是嬴姓，汉朝姓刘，隋朝姓杨，唐朝姓李，宋朝姓赵等等。皇家的力量虽然是接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但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十个人组织起来足以驾驭一百个人。在皇家力量之下，中国逐步形成强大而有力的文官行政管理体系，实现对庞大统一国家的有效管理。皇帝加完备的文官行政管理体制，是超大型大一统国家绵延两千年的秘诀，这个行政体制对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曾产生直接积极的影响。1912年推翻帝制之后，中国立即陷入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最后的结局是日军侵华。冯桂大战、中原大战，军阀之间互相打互相斗。为什么1912年帝制被推翻以后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关键就在于，管控我们这个社会的有组织的核心力量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突然出现了真空。过去一直是皇家的力量在掌控全局、稳定全局。帝制被推翻以后，没有其他力量能把这个真空立即填补上。所以，重建掌控中国社会的核心力量是20世纪中国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

事实上，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想重建掌控国家的这个力量。在帝制被推翻之后，在现代制度框架之下，这一力量只能以现代政党的形式出现。政党是按照特定的政治理念和特定的纪律原则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国民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从实际行动上想重建这个力量。国民党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是政治理念，但是国民党自身是个大杂烩，不像共产党一样具有铁的纪律。所以，国民党始终没能完成这个核心力量的重建，这是一个事实。这种重建在共产党手里才完成。中国从此又重建了能够维护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力量，这就是党的领导的作用。我们需要从学术上，从政治学上，从管理学上，去理解这个问题。驾驭这样一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国家，必须依赖有组织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党的力量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确定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国当下仍然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如还有疆独、藏独、港独、台独在活动，国际上一些不怀好意的势力也在或明或暗地支持这种分裂活动；直到现在满、蒙、藏、回、汉各族仍然聚居在一起，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情、现实。完全可以想象，驾驭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力量一旦解体，我们整个国家也会随之崩溃。

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像一辆有轨电车，自古以来有自己固定的轨道，这个车不能乱开。古代中国是一个朝廷主导的社会，而现在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无论是朝廷还是政府，重心在朝廷、政府而不在社会。这种状况从价值上讲好不好暂且不论，但它是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所以中国无法并入由西方创建的宪政那条道路，中国这一辆从五千年远古开过来的电车，无法按照西方所谓的宪政民主框架走。要小心翻车，小心解体，小心分裂。中国今天走的这条道路从古至今是历史的规定，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做出另外的选择，无法随心所欲。为什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制度的一个规定，放在国家治理体系规定的核心地位？就是因为中国社会走的是一条特殊国情条件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二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始终维系、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局面？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三点：一，这片土地必须统一，必须中央集权，在古代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皇帝加文官行政管理体系），这是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概念。只要是个中国人，这个观念从潜意识里就牢不可破。而且这个帝制中的皇帝还要不定期轮换。中国从陈胜、吴广起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问题，从此“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就成为传统，中国因此没有千年的皇室，不像英国女王，也不像日本天皇，但不管一家一姓如何轮替，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体系本身却坚不可摧、岿然不动。二，如果这片土地上分裂为若干个政权，并存着若干个皇帝，一定会兵连祸结、血流成河，各个阶层都将无法幸免于难，所有累积的人类文明果实都会在这种对天下的争夺中化为灰烬。从秦至清两千年的历史，是这一看法的辉煌例证。今天依然如此，如果中国陷入分裂状态，现代化就丧失了前提或可能性。三，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朝代，都必须有义务来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如果哪个朝代、哪个政权、哪届政府无法维系这种大一统局面，严格地讲，它就在中国丧失了执政的合理法、合法性。

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一观念说明，是巨大的治理需要造就了当下的治理结构，是这片土地的稳定需要造就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这片土地要维护大一统，不能分裂，不能多个政权并立，必须有统一的稳固强大的中央行政管理体系。西方社会科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是需要、功能造就结构，而不是结构造就需要，并不是由结构派生出相应功能。治理结构、社会政治结构是什么样是由需求来决定，由功能来决定。总之，是我们这个超大型、多民族、长历史的社会需要这样一个核心力量来掌控，需要这样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来维系、来治理，当下依然如此，甚至尤其如此。

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大一统观念，而且每届政府必须有义务来维系这个局面？这也是西方人不好理解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源于儒家文化，是儒家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念，是所谓孔孟之道提供了这么一个观念。孔子周游列国的全部追求是再造秩序，重建秩序，恢复周礼。而周礼就是一个社会秩序，一个社会政治结构。孔子认为周公是这个理想体系最好的代表人物。孔孟之道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周孔之道，因为孔子是按照周公的理念去应对春秋时代所谓春秋五霸的局面的。孔子对“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痛心疾首。他认为按照周礼，礼乐征伐应该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当然他对于从何处着手重建秩序有一套自己的理念想法，尽管当时那些诸侯王并不接受他的主张。孔子《论语》的背后都是对秩序的追求，对“礼治”的追求，对稳定的追求，对大一统的追求。

王学典 主编：《史学引论》（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不光孔子，孟子也是这样。孟子跟梁惠王对话的时候，梁惠王专门向孟子请教未来天下大势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或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孟子说“定于一”。必须走向统一，必须重建天下的秩序。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作为一个国师提供治国的方案。他的《天人三策》专门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在他看来，大一统不仅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要放之古今而皆准。这是所有儒家的追求，大一统这种观念是儒家的主要观念之一，这个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大一统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以往我们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是次要的，社会存在是主要的。但在社会实践层面，如同一些西方思想家特别强调的，观念的作用不可忽视。的确是这样，从儒家的观念就能看出，历史是人创造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人如何创造历史，肯定受观念支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就是观念支配。《水浒传》描写李逵挥着两把大板斧，“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也是观念支配。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受观念的支配，所以西方某些思想家认为历史是观念创造的，不能轻易说它是唯心主义。某种牢不可破的观念能够延续几千年之久，这种观念从哪里来的呢？这种追问有意义，但这种追问不能回答直接的问题。像西方思想家哈耶克就特别强调观念的作用，而且专门在一篇文章中陈述历史学家所传播的观念，严格来讲，比站在历史前台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家所传播的观念，作用要深刻得多，久远得多。他以工业革命为例：为什么民众厌恶工业革命？因为一提及工业革命，就联想到大量的童工、女工，饿得皮包骨头的下层劳动者，包括所谓“雾伦敦”。这一切被认为都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所以要对社会发展制度、道路作出另外的安排。这种观念是谁创造的呢？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的描述，尤其是对工业革命负面后果的描述，直接影响了以后若干个时代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安排。他认为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就是要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那些恶果——对下层百姓的压榨。这当然并不完全是事实，哈耶克根据现有资料统计指出，在工业革命期间，人们的寿命延长了，教育在普及，幸福指数总体提高而不是减少。尽管有大量的统计数据，但这些东西都无法敌过历史学家对工业革命的描述而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大一统这种观念就是儒家带给人们的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只要读《论语》，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观念。只要看《三国演义》，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种观念。在从事历史创造的时候，就是这种不自觉接受的观念在起支配作用。这种牢不可破的、种在我们脑子里的、实实在在的大一统观念，相当程度上是由儒家传播而来。这是儒家给我们提供的观念，“二十四史”把儒家这种观念完全化作具体的编纂。二十四史为什么是本纪、世家、列传的结构而不是另外的结构，这是社会结构的折射，这种历史编纂的背后是什么？是儒家的观念，是大一统的观念，是正统的观念。

儒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观念？这牵涉到对儒家思想学科属性的认识。儒家为什么一定要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局面？这是儒家之所以成为儒家的本质所在。儒家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担当的思想流派。把民族和国家担在自己肩上，这是儒家不同于道家和其他宗教的关键所在。道教也好，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仅仅着眼于自我解脱，而不是整个族群的发展，共同体的发展。佛教上西方极乐世界，基督教上天堂，道教主张羽化成仙，全都着眼于个体解放、个体解脱，不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提升，不是共同体的解放。所有上古文明当中，只有儒家把整个社会的发展、文明的传承扛在自己肩上。我个人感觉，儒家思想是一种典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儒学不是修身养性的伦理学，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哲学。格物致知也好，修身齐家也好，最后落脚点都是治国平天下。儒家的核心概念是小康、大同、天下为公、治国平天下。把社会、历史扛在肩上，把国家发展、民族统一和文明延续扛在自己肩上，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理论，儒家学说可以和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驾齐驱而为三大社会发展理论之一。这里所谓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指要么正在被实施、要么曾经被大规模实施过的那些学说。自由主义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而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当然，这三大社会发展理论，它们的核心特色是不一样的，儒家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德性之上的。读《论语》也好，读《孟子》也好，会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责任感。读老庄的时候绝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很多主流观念是儒学赋予我们的。儒学为什么不是宗教？因为儒学不安顿人的灵魂，不关注彼岸世界。儒学强调得人心者得天下，人死后上哪里去，儒家主张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儒学安顿的是人心，而人心是此岸的、当下的、在场的、肉体的，儒学关注的是社会发展，是整个社会的秩序。

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我个人感觉，儒学的特点是把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的。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强调圣君贤相要为这个社会做出表率。儒学作为社会发展理论，它把社会发展、社会治理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人格感召力的基础之上，这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所有的理论都由这一特点派生出来。社会主义是把社会发展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而自由主义是把社会发展建立在法治信仰的基础之上。唐德刚先生说美国是一个讼棍如毛的社会，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法治信仰的社会，它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法治。我个人感觉，三大社会治理理论的出发点、着眼点不一样。儒家强调道德感召力，以德行为中心；社会主义强调政治认同；自由主义强调法治信仰。有人可能会问，未来能不能把这三大社会发展理论融合到一块，既有人格感召力，又有政治认同，同时还讲究法治，那当然很好。未来整个社会治理、世界治理，也许会把所有社会发展理论的精华整合在一起，也许会形成一个新的社会发展理论。或者说，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思想家、理论家应该追求的目标。

我们要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就要谈我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这里的所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道教吗？是佛教吗？还是其他各家？都不是，只能是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呢？因为他们都是社会发展理论，“天下为公”和马克思提出来的“消灭私有制”，难道没有天然联系吗？“天下为公”是《礼记》提出来的，那就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样，是中国给世界思想史贡献的珍品，而这些珍品的价值直到今天还没能得到透彻的理解和把握。

中华民族能贡献这么多思想珍品，走在历史前列，走在时代前列，这些珍品是值得研究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我看来只能是与儒家的社会发展理论相结合，与儒家的一些观念相结合。总书记为什么在二十大报告当中拿出一定的篇幅来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十大命题？这并不是偶然的，可能和儒学相对说来是个较为敏感的概念有关。

三

儒家社会发展理论有三大遗产，直到今天仍然有它特殊的意义。

一大遗产是贤能政治，选贤任能。儒家的社会理想，必须通过贤能政治来实现。所谓贤能政治，按照现在的说法叫德才兼备，既贤又能。贤是道德上的要求，能是才干上的要求。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非常值得研究，儒家的理想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侯外庐先生曾经专门以冯友兰先生为例谈过这个问题，他说，很多人对冯友兰先生在民国时期、文革时期的表现有很大误解。冯友兰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人物，在民国时期是蒋介石的座上客。新中国一成立，他给毛主席写信，又在文革时期充当了江青的顾问，参与评法批儒，到处去做报告。侯外庐先生说很多人不理解冯友兰先生为什么总是向权力中心靠拢，向政治靠拢。侯先生说：冯先生向权力中心靠拢，不是他的品质决定的，而是他搞的学问决定的。我觉得侯先生这个结论极具洞察力。儒家需要向权力中心靠拢，必须利用国家权力，把国家权力作为实现自身理想的工具。儒家非常希望能拿到权力，但并不是拿到权力之后倍享权力带来的好处。对社会基本设想的实现离不开权力，有些必须利用国家权力。因为儒家要安排整个社会，要安排整个人间秩序，从人的生老病死到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离开国家权力无法运作，所以儒家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国家权力。儒家跟权力的关系非常密切，孔子周游列国、孟子周游列国都是想获得重用，他们都想像管仲一样，以管仲为榜样。管仲相齐，造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局面。他们不是为了腐败，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是要全面安排人间秩序。很多人在评论儒学界某些代表人物时，还在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往往从品质上去考虑人的问题，我个人感觉不是太容易接受，这是儒学的本质决定的。今天儒学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仍然是这样，贤能政治必须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

儒家的贤能政治是一种推举制，不是选举制，不是让大家来投票，推举有赏识的因素在其中。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意正如此。推举和选举虽然一字之差，但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它导致两个社会两种体制的差异。中国人特别欣赏三顾茅庐的故事，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你三顾茅庐，我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士人一般不会自己跳出来要官做，中国政治文化不是这样。相反，中国很烦那些到处钻营要权力的人。中国政治文化就像诸葛亮一样，我躬耕陇亩，你请我出山，我才出来帮你匡定天下。诸葛亮在此之前是道家，不是儒家。诸葛亮舌战群儒，所崇拜的人物是管仲、乐毅这样一批治国能臣。中国有大量的隐士，有时候把他们叫做世外高人。中国有句成语叫东山再起，什么是东山？就是东晋时期谢安隐居在东山。什么是终南捷径？就是在终南山上有一大批隐士，就像诸葛亮一样，被刘备看中以后请来当丞相，这当然是终南捷径了。中国这一大批隐士的存在，世外高人的存在，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我需要有人来推荐，我需要有人来赏识，你只要给我以足够的尊敬，我会帮助你打天下，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选举、投票、游说，在选民面前大言不惭，这个在中国比较难办。我个人认为，儒家的一大遗产是贤能政治，是推举制。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推举制，层层推举过程中就包含有大量的民意测验。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曾提及对一个非常著名的山东人不满意，他曾经在网上发表过一个评论，他认为省部级高官山东人居多的原因是山东人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后来通过熟人转告这位老兄，他虽然是山东人，但完全不了解山东人。山东人之所以能够在省部级高官中占这么大的比例，是山东人的品质——厚道、忠诚、质朴、能干所决定的。在目前的氛围下，想要官就能当官吗？能过民意测验这一关吗？可以得意于一时，但是要走到如此高度，没有足够的品质肯定不行。中国是贤能政治，到现在我个人感觉依然是贤能政治，所以在中国不会出现特朗普这种人物。中国人对领导人有特殊的要求，尽管不是一人一票投票，但是中国人有特殊的衡量尺度。这一点，是直到今天仍然值得考虑的儒学的一大遗产。

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儒家的另一大遗产是道义经济。我把儒家的经济理论概括为道义经济。儒家的道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接近。中国为什么不使用西方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概念，而名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因为受儒家的影响特别大。儒家特别欣赏井田制、均田制、占田制、课田制，别管哪种田制，儒家对所有田制的基本要求就是人人都有饭吃，绝不主张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市场经济，不赞成恶性自由竞争。儒家虽有所谓“富贵于我如浮云”之说，但对富贵也有自己的追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求通过正当途径去获取财富。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个巨商，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儒家给所有的经济活动、利益追逐设置了一个伦理界限。可以追求利益，但必须在这个界限之内。儒家最高的理想是井田制，孟子对井田制是什么样的经济都有规定，他的理想是让老百姓不饥不寒。杜甫有儒家那种情怀，对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抱强烈的排斥或者是反感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儒家带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最后能不能实现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指富裕的程度，而是反对两极分化。一方面朱门酒肉臭，另一方面路有冻死骨，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儒家的经济，在我看来同属道义经济这个范畴，两者都主张给经济活动设置道德界限、伦理界限。当然并不是说西方的市场经济没有道德界限，没有伦理界限。只能说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之下，这个心理背景之下，儒家特别强调伦理界限的作用。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这样，特别反对两极分化，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遗产，直到今天仍然有作用。儒家是天下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本质是个体本位、个人本位、个人至上。个人至上，个性自由，但不完全是自私自利，这是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体本位，或者叫国家本位，或者叫社会本位，这与个人本位拉开了距离。儒家的理念是天下本位，要天下为公。《礼记》当中提倡“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为公”有非常重大的价值，海外那些中国城，华人居住的地方，一进去就看到牌坊上大书“天下为公”四个字。孙中山先生特别欣赏“天下为公”这个概念。天下为公，世界才能大同。我个人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由中国提出来，绝非偶然，整个人类就是一个共同体。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儒家天下主义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这种追求、这种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融通起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虽然从口号来讲是近期提出来的，但绝不意味着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生联系，只是现在更自觉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当下我们党对国家统一之所以如此执着，显然早已接受了大一统的理念，继承了大一统的观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这句话是有深刻内涵的。大一统的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被接受下来。这也是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在今天依然有价值有意义的地方，值得在社会治理上高度关注。

另外，儒学有三大局限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

第一个局限是漠视个性，漠视个人权利，强调义务，有一种义务本位的倾向。过分地强调宗族、强调共同体、强调社群主义、强调家庭，这一局限不能回避。读《论语》都会有这个感觉，它不张扬个性，更不会提倡个人至上。儒家在强调个人的时候是对等的，父慈才能子孝，君仁才能臣忠。但是发展到最后，导致“三纲”这些糟粕出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有非常大的问题，不是偶然。它过于强调义务，如个人对家庭的义务，对宗族的义务，对共同体的义务。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权利本位，儒学强调义务本位，这需要高度关注。今天特别强调创新，特别强调创造性，特别强调创造力。如果继续漠视个性，抹杀个性，无视个人权利，肯定无法释放人所固有的那种巨大的创造力。儒学的第一个局限必须正视。

第二个局限，当然不光是儒家的局限，也是几千年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局限。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始终没能解决对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对公共权力的约束问题。儒家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礼记》说“苛政猛于虎”，所有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都猛于虎。总书记说必须把老虎关在笼子里。如何把公共权力关在笼子里？如何防止公共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儒家寄希望于人的境界，诸如操守、修养、品质、人格、自律、慎独。不需要外在，只要把自己修炼成一个君子，修炼成一个贤人。儒家主张内在的一种修养，如果这个权力放在所谓贤能人手里，不会出现问题，这是儒家的一个理想。但是现在看来很难靠得住，起码不能持久。两千年中国历史反复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王朝更替，周而复始，农民起义一再爆发，一方面奉天承命，另一方面替天行道。中国的王朝大体上不会超过300 年，两汉是400 年，唐代不到300 年，明代不到300 年，清代也不到300 年，那些小的王朝更不用说。达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一定会动乱，然后农民起义大扫荡，然后休养生息，然后经济繁荣，100年左右问题又开始出现。核心就是公共权力没能受到约束，没能解决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去的问题。如何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这是有关人类文明演化的非常重大的问题。不受制约的公共权力，给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不亚于自然灾害带来的破坏。中国王朝周而复始，当积累达到很繁华的程度，一次农民起义就把社会财富扫荡精光，社会代价大过所有的自然灾难。儒家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总书记特别讲究制度、纪律、规则。重建规则，重建秩序，重建纪律，重建制度，是十八大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心是要解决如何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儒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黄宗羲，但是实践上如何探索值得深思。

第三个局限，儒家过于强调亲情，强调人情至上，关系至上。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一方面它有巨大的好处，讲求人间温情、亲情、友情、乡情，但同时也有很大问题。儒学最特别最持久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把自己扎根于人类所有组织当中最为持久的结构——家庭。人类自诞生以来，在社会生活上有很多组织，但是只有一个组织到今天仍然非常稳固，这就是家庭。儒学对伦理对血缘的强调在孔子那里一览无遗，亲亲，讲究孝道，五伦之中有三伦都是家庭。我在美国的时候和一个华人探讨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从美国社会来看家庭有没有过时？美国人对家庭依然非常重视，美国大片最后都落脚在爱情、家庭、亲人。所以我们俩探讨的最后结果是，美国也是这样。社会服务最发达也最自由的一个国家尚且如此，中国特别强调家庭观念更是这样，所以家庭迄今为止不可取代。家庭是核心，延伸到一个宗族之中，延伸到所有的血缘关系之中，遵循的就是“亲亲、尊尊、长长”六个字。亲你所亲，尊你所尊，长你所长。尊敬亲人，尊敬长者，尊敬尊者即有社会地位的人或者管理者。

儒家特别强调熟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相对轻忽、轻视非私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点鄙视陌生人，轻视陌生人。中国人之间的那种冷漠有目共睹，因为中国特别强调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有非常具体的描述。我认为费先生所描述的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建立在儒家一些核心概念之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展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当中，我们特别强调熟人圈子，比方说老乡、大学同学、战友，甚至于中国监狱的狱友都特别强调这个，而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感情。这一方面有它的好处，比方说中国人在酒场上没有谈不拢的事，这个长处应该发扬。陌生人只要三杯酒下肚，所有的陌生感都消除了。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喝酒是人际交易费用最低的一种方式，拿着一杯红酒喝三年也喝不出那个温度来，喝不出那个亲热劲。这一切的背后强调的是感情在关系当中的分量、比重。人情、乡情、友情、亲情就导致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至上。很多贪官在反省自己的时候，他就说战胜不了家庭这种观念，战胜不了亲人之间的要求。所以大家在打交道的时候，看到有些人为了高升，为了进步，好像有点漠视这个友谊，完全可以理解。手中掌握公共权力，你又很重友谊就会很难办。中国是一个外推的社会，就像费孝通先生描述的那样，投一块石头到水里会产生波纹，波纹越扩散越大。儒家说理想的圈子就是这样，由原点出发，不断扩大，导致一个熟人社会，这对法治产生了很大的消解作用。怎么避免这些局限，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又一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创的对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些糟粕不要进行两创。君为臣纲怎么两创？父为子纲怎么两创？夫为妻纲怎么两创？糟粕没办法两创，没办法转化，没办法创新。我在各种场合经常重复一个平衡性的观点，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也同时不能照搬传统。我们今天和传统中国的距离远远大于和西方的距离，这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距离。中国现在不是一个传统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社会，和传统中国之间的距离已经很大了。一个超大型超大规模超大治理难度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绝对不能完全照搬东方历史文化传统，要汲取它的好处，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总书记的要求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有特殊意义。

今天，借鉴传统思想资源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把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理念、人文追求、人文主张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让传统中那些优良的部分、精华的部分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当中，适应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结论。

上面所谈都是个人在读书时候的一些体会，有些是受到别人的启发，但大多数是自己看书获得的体会，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特别是年轻朋友的批评。

图文编辑：张鑫瑞

责任编辑：公  羽

审核人：  清  心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2023-06-05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