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 峻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

作者简介

泓峻，原名张红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梦晖，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引用原文】泓峻，陈梦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艺术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

摘 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特别是文艺家正确的世界观的培养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这一理论取向与儒家诗学一直关注文道关系以及“配义与道”的文人内在修养路径有很高的契合度。除此之外，两者在谈论文艺家的修养时，也都十分重视经典的研阅以及作家丰富的社会阅历。这种作家论的角度，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重点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差异，具有比较突出的中国特色。中国古代崇尚“以文化人”及“德治”，因此对包括文艺家在内的承担这一使命的文士的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这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修养的文化根源。而看重文化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家修养论；儒家诗教；崇德尚文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殊领域，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中华美学精神以及中国古典文论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深深地介入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打上了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然而，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不到位，在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史进行研究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一研究角度，是随着中共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提出来之后，才逐渐凸显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 月2 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认识同样如此。因此，从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历史关联这一角度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真实过程，全面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刻内涵，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走向，建构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相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拟选取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都十分重视的文艺家修养论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契合与共振，并就其中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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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文艺家修养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十分重视文艺家的修养问题，认为文艺家的政治修养、理论修养、文化修养、道德修养、艺术修养对其艺术上的成就的取得至关重要。而文艺家的修养，无论是政治立场、理论水平、文化视野、道德水准、审美眼光、艺术技能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另一方面，文艺家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尤其是知名文艺家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其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也对文艺家的修养提出了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提高文艺家的修养作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精神文明的关键举措，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很早就开始强调革命的文艺家应当具备进步的世界观。鲁迅在1927年写的一篇杂文中谈到“革命文学”的创作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尽管在写下这篇文章不久，鲁迅便与太阳社、创造社里年轻的理论家们就“革命文学”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争，但这段话表明的文学观念，与太阳社、创造社中的理论家钱杏邨、李初梨等人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李初梨在《怎样底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说，“假若他真地是‘为革命而文学’的一个，他就应该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换句话讲，就是要想创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先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理论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文学家的主观条件决定了他们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而这正是文艺家修养论的逻辑起点。正是沿着这一逻辑，毛泽东要求进步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彻底清算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党员作家“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他告诫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从鲁迅的成为“革命人”，到李初梨的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再到毛泽东的“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他们对文艺家提出的要求，虽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属于世界观方面的要求，而作家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需要培养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看来，世界观的培养是文艺家个人修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而且，正确的世界观的获得，既需要理论学习，也需要在实际生活、实际斗争中加以磨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结合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而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看来，作家的思想立场“非得化合为实践的生活意志不可”，“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造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

泓峻 著《文艺缀思录》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年7月出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那里，文艺家需要具备的另一个重要修养是道德修养。周扬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青年作家的成长时，就要求他们不仅要提高政治修养、文学修养，而且还要成为道德品质优良的作家。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也总是把文艺家的道德修养问题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强调。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就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2021年12月14日，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更是将文艺家的道德修养问题作为对作家提出的五个期望之一专门进行了强调，希望文艺家们能够“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习近平总书记的作家修养论不仅把文艺家的道德修养问题与文艺创作的繁荣，文艺精品的产生联系起来，而且认为作为文艺家还有责任有义务成为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道德方面为社会树立榜样。因此，他要求文艺家“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文艺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20 世纪许多以自由主义观念、审美主义观念为支撑的西方文艺理论流派，大多都有“去道德化”的倾向，许多现代主义作家也通过自己的作品与各种场合的发言，不断表达反道德主义的立场。受此影响，在中国也经常有人反对对作家提出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把文艺家应当对社会道德建设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看成是对其创作个性与创作自由的束缚；把突破公共道德底线，看成是文艺家的“勇气”甚至是特权。文艺领域存在的许多乱象，实际上与这种错误认识直接相关。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强调艺术作品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强调文艺家要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带头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因此对作家的道德修养始终都十分关注。

而且，关注文艺家的道德修养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关涉文艺问题的时候，把文艺家修养论作为理论重点，这本身就颇具中国特色。即便就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谈及艺术问题时，有时候也偶尔会涉及文艺家的修养问题，但都没有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那样把这一问题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反复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这一理论特色，与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儒家的文艺思想却有很高的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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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家修养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契合

实际上，无论是强调世界观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还是强调文艺家的道德修养，都与儒家诗学一直在思考的文道关系问题，以及后来提出的“文以载道”这一理论命题在理论着眼点与理论思路上有诸多一致之处。

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无论今人如何认知和评价传统文艺思想中的‘文道’说和‘文以载道’说，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却是‘文’与‘道’‘德’等观念的统一是古代儒家‘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并且成为中国文学价值观的内核或曰基因”。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道是贯通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而文章（文学）不过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作家内心存在的道的呈现。作为中国古典文论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命题，“文以载道”首先强调的是文道贯通，而文道贯通的前提则是创作主体对道与德的认同。这为中国古典文论重视作家对形而上的道的体认，以及论及作家个人修养时的道德主义倾向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孟子讲知言养气，一方面强调气是充满天地之间的，另一方面又讲天地间的气必须与仁义道德相配，否则就会缺乏力量。一个人的内在德性，向虚与形而上的道与气相接，向实则表现为日常的行为、言辞与文章—首要的是行为，其次是言辞与文章。在言辞—行为—内在的德性—形而上的道之间，构成一种既相互贯通，又由低到高的层次，因此，形而上的道与内在的德性便对文辞文章起着决定的作用。《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就是依据上述层级关系在谈论内在的德性、外在的行为与言辞之间的关系；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艺排在最后，也表现出典型的道德中心论倾向；西汉刘向《说苑·修文》指出“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则不能文”，直接阐明了德面对文时的优先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为文学家的创作设置了原道、征圣、宗经的路径，将形而上的道、因体现着道的精神而具有内在德性的圣人，以及既体现着道，又体现着圣人内在德性的经作为后世文章追寻的目标，并强调“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实际上是把道—德—行—文的关系更加具体化了，而原道、征圣、宗经的过程既是陆机说的“沿波而讨源”的过程，更是文学家提高修养的过程。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把道称为文之根，把文称为“道之外”，要求学文应先在道上下功夫，“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直接提出“文以载道”说的周敦颐也讲“文辞，艺也；道德，实也”，认为“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些论述，其实也是在从文艺家修养的角度谈论文道关系的。可以说，发端于中国先秦思想家的文道观，在中国古典文论发展过程中，被一路发挥铺展开来，作为中国文论的底色，必然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文论的另一个核心命题是“教化”，包括“诗教”与“乐教”。教化说首先涉及的是文艺的功能问题，但教化能否成功实施，则涉及教化者的威信。因此，儒家学者在如何实现文学艺术的教化功能这一问题上，除了强调文学艺术作品内容的雅正外，也十分强调教化者作为师的表率作用，对实施教化者提出了很高的道德方面的要求。《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其实都涉及对文人的道德要求。儒家学者认为，教化实施的最佳途径，是实施教化的人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对下层民众心怀仁义之心，这样才能“以上率下”，让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教化的内容。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文艺家的道德修养，要求他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做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崇高价值的传播者，是高度契合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论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一致性是相当明显的。

泓峻 著《汉语文学的文本形态》

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出版

当然，文艺家的修养是一个由思想、道德、知识、经验、艺术才能等等组成的复杂系统。针对作家的修养问题，1954年7月1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第7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代文学遗产的参考书目，书目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和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两个部分，理论著作部分21 种，中外文学名著137 种。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文艺家的理论修养与文学文化修养。习近平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涉及的方面包括理论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文学修养。与此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还特别强调作家的社会阅历，强调作家“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并强调在艰苦环境中的历练对作家成长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这些方面都有所体现。陆机与刘勰都十分重视作家的知识储备与对经典的阅读，要求作家“颐情志于《典》《坟》”，“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唐人论诗强调“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因此认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但同时又强调“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他们讲的读书穷理，实际上已经涉及作家的理论修养、文化修养、文学艺术修养诸方面。叶燮讲作家要有“才胆识力”四个方面的素养，同时认为识在其中起着贯通的作用，“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而作家的识一方面来自于书本，另一方面则来自于社会阅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讲“《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韩愈讲，“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都是强调过于优渥的生活对文学创作而言未必是好事，生活的磨难则可以成就一个好的文学家。因此可以说，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丰富的社会阅历，包括艰难的生活处境对作家创作的积极影响，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贯立场。这种作家论的角度，与西方文论，包括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围绕认识能力，特别是哲学思辨能力谈论作家修养的路径形成明显的差异。虽然西方文论中也强调文艺的社会功用，但自古希腊起就更重视诗人对“真”而非“善”的追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便讲到作为“技术家”的艺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因为“前者知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这导致西方文论传统更多围绕求真的维度，而非向善的维度对文艺家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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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家修养的重视与中国的“崇文”“尚德”传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十分看重文艺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文艺工作在凝聚全社会思想共识、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传承创新文化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强调文艺家的修养，对文艺家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道德境界、文化水平提出很高的要求，首先是为了使文艺能够承担起被赋予的政治、历史、社会与文化使命。文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论述中，首先被定位为可以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特殊才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而言，具有各自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一旦取得无产阶级的意识，站稳了人民立场，具有了共产主义信仰，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为了取得抗战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单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支文化的军队“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代表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期许。在当今这样一个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则强调文艺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并赋予当代文艺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助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

既然赋予文艺事业如此重要的使命，就必然会对承担这些重要历史使命的文艺家提出相应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角度出发，要求文艺家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对自己的思想来一番改造，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习近平从“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这些角度出发，强调“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

泓峻 著《莫言新论》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年12月出版

在讨论这一现象时，有人着眼于文艺自身的得失，认为让文艺承担政治的、社会改造的、道德建设的使命等等，是加在文艺身上额外的负担，会对文艺的艺术性造成伤害。旅美学者刘康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认为“马克思主义一踏上中国现实斗争的舞台，就把美学从资产阶级的话语转变为一种有力的革命武器。在此之前，美学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话语是完全自律的，而且是和社会生活相分离的”。然而，他则从审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这一宏大的视野出发，看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下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性、注重文艺的意识形态塑造功能的现代艺术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近百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而认为这一切表明的是中国现代化不同于别国的特别之处：“中国步入现代性的路途无疑构成了一种不同选择，在此过程中文化和美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他认为这一选择不能被看作“历史性的时代错误、不规则的偶发事件、非同步的发展和现代性的畸形”。

刘康的这一思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文艺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功能定位，决定了文艺家的使命，也决定了对文艺家的要求；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视文艺家修养这一特点，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中进行观察时，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刘康在谈到强调审美功利性、注重艺术在意识形态塑造方面的作用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时，尽管已经声明其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主义优先’的中国传统独特性”，但是，这一声明本身就证明了“‘文化主义优先’的中国传统独特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刘康讲的“文化主义优先”，实际上指的是中国文化中崇文的传统。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指的就是一种建立在礼乐基础上的文明形态，而在刘勰看来，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便是彰显、成就这种文明：“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

而崇文传统与尚德传统密切相关。崇文的核心，是强调以德服人、以文化人，在这种文明形态中，具有文化与道德优势的文士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文化优先就是“文治”优先，“文治”一方面依赖于一个主要由文人继承与阐释的礼乐传统，另一方面依靠同样是作为文人的政治家的德行，因此“文治”也就是“德治”与“仁政”。教化的成功与否，与实施教化的人是否具有很高的德性修养直接相关。

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初便出现一种带有民本色彩的观念，那就是认为“民”与“王”皆为天之子，在“天—民”这一对立结构中，“王”与“民”处在同一的位置，“王”不过是因为其道德上的完美，而被天选择出来作为代理人管理民众的。郑玄在解释《周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这句话时，说“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为之首耳”。虽然这种思想被后世的一些统治者当成了论证皇权合法性的依据，并逐渐将“天—民”结构中属于“民”一端的“王”移向了属于“天”的一端，但在先秦儒家学者，尤其是孔子那里，显然更多的是从“王”与“民”皆为天之子这一角度理解上述关系的。这一观念强调了作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道德上的完善。而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一方面是对《尚书》中人皆为天之子这一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孔子人性本善，而且具有自我为善能力这一思想的发挥。孟子把孔子的人性论做了进一步阐发，搭建了人心向善的心理基础。儒家学者倡导的德治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准，另一个方面则是以自己的德行为社会树立起道德的标杆。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文学承担教化的使命，文人以自己的文化与道德上的优势成为社会的教化者，从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明。中国古代文论给文学艺术赋予的功能是多维的，它们不仅被要求承载形而上的道统，教化社会，在有些时候，还被要求以怨刺或美颂的方式表达政治态度，通过反映民生状况以“观风俗，知得失”。宋代的张载更是发出了“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壮语。这些很高的期冀，必然投射到文艺家的修养问题之上，从而要求他们具备全面的人格修养，丰厚的文化知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一切作为一种传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家修养论的传统文化根基。

【责任编辑：李  炜】

说明：为方便阅读，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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