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池之路：青藏高原社区保护的缩影
长江源区的措池村持续开展了十多年的生态保护。从自发的巡护，到公益机构的支持和保护区管理局的授权，再到自身的坚持：措池村的经历是青藏高原社区保护的缩影。在内外部力量的磨合中，在不同文化视角的交织下，谁是最了解草原的人？谁能守护大河源头的草原？
尕玛书记的记录本
2013年3月，当我来到措池村时，已经做了10多年村书记的尕玛说：“我们牧民很看重这样（保护草原）的权力，这对我们很重要。”
走进尕玛家，所有墙壁上都挂着野生动物的照片，以及当时项目工作人员的工作照片。一张醒目的野生动物物种分布图挂在墙的正中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2004年制作的。还有各种保护工作的荣誉证书、“草原生态文化节”的奖励证书摆在桌子上。有些照片显然已经很多年了，但依然保存得很好。随后，尕玛拿出这几年的巡护记录表和笔记本，上面用藏汉双语写着每次巡护的记录。所有的照片、文本资料、移动硬盘等都收纳在精致小巧的铁盒子里，尕玛依次拿出来给我们展示。他的汉语带有浓厚的藏语口音，但不妨碍他井井有条地讲述野牦牛守望者的历史。
措池村隶属于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藏语意为“万湖”，因原居住地湖泊星罗棋布而得名，后来牧民迁移至此，地名也沿用至今。如今，措池是一个仅有120多户牧民的纯牧业村，坐落在海拔4600米的长江源头，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这里的牧民以草原为生、以牛羊为伴，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游牧文化，享受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和藏传佛教的洗礼。
当地牧民告诉我，牦牛被誉为草原上的黑珍珠，特有而珍贵。牦牛就像家人一样，有的牦牛甚至有自己的名字，村民们都认得出自己的牦牛。这里出产上等的酥油，每到一家，主人家都会捧上一杯热气腾腾的酥油茶款待客人。曲麻河乡政府专门成立了统购统销的酥油协会，每年将全乡4个村的酥油稳定销往拉萨。该乡的酥油据说在拉萨小有名气，价格高于其他品牌。酥油是当地老百姓的重要收入来源。
在藏传佛教不杀生的理念和游牧的传统生活方式里，即使生活再拮据，措池村民也不会去卖牦牛。然而，最近几年，由于交通条件改善，外地的牦牛市场渠道被打通。个别贫困的牧民每年会偷偷卖掉1-2头牦牛维持生计。在村民眼里，卖牦牛是很不仁慈的手段。牦牛的数量都是依靠草原自身来调节：如果牦牛数量多了，到冬天牧草紧缺的时候，饿死、冻死的情况就会增多，反之；草场茂盛的时节，牦牛的数量也会增多，相应的酥油和牦牛奶就会丰收。牦牛就是这样动态平衡，不会多也不会少。牧民相信，祖先在草原上生活了上千年，有山神的保佑，自己的后代也可以这样生活下去。
野牦牛守望者协会
措池村生活有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雪豹、白唇鹿等野生动物。上世纪90年代，外来人员的盗猎使得藏羚羊、野牦牛等大量减少。面对这种情况，措池牧民说：“我们最需要的支持并不是钱，而是保护这里的权力。我们不愿意看到外面的人到这里猎杀野生动物。”
2002年，几名对野牦牛十分关注的牧民留意到野生动物的变化，开始观察野牦牛，并驱赶盗猎者。然而，盗猎随着野生动物市场的膨胀而增多，这几位牧民谋划如何应对盗猎的威胁。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的支持和帮助下，这几位措池牧民组成了13人巡护小组，在盗猎频繁的季节组织巡护、阻止盗猎行为。
扎西多杰，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秘书长，措池村社区保护的领路人。拍摄：扎拉
为更有效制止外来威胁，在三江源保护协会的帮助下，2004年12月，措池村以这13位牧民为核心，成立了非正式的保护协会。协会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野牦牛守望者”。一个自发的草根保护组织就此诞生，开始了曲折的社区保护之旅。
2006年，在三江源保护协会引荐下，野牦牛守望者受到的外界支持进一步扩大。9月份，在国际环保组织“保护国际”的支持下，一个叫“协议保护”的社区保护项目在措池落地。项目为期两年，协同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支持措池社区开展保护工作。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向措池牧民授权，将保护权移交给社区，开展保护行动。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为巡护队员派发巡护证，明确巡护权限。
自此，措池人有了官方授权对草原进行巡护，可以理直气壮地制止盗猎和挖矿行为。但保护权是有严格界定的，并不包括行政执法的权力。此外，该项目还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生态文化节，开展环境教育和宣传，对全乡4个村的保护行动评优颁奖。项目结束后，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将举办生态文化节的活动坚持了下来，至今已经第8个年头了，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节日。
2006年-2008年期间，协议保护项目有效促进了措池村野生动物的恢复。保护队伍逐渐壮大，13人的巡护小组成长为75名会员的野牦牛守望者协会。协会制止了4次盗猎事件。另外，措池牧民划出5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13个水源保护地和3条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3块季节禁牧区和3块永久禁牧区。
不仅如此，措池牧民通过监测掌握野牦牛的情况后，甚至开始了自己的“实验”。2006年，5户牧民担心放牧影响野牦牛的生存，与三江源保护协议讨论后，决定全部搬离这片草场。令人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牧民通过监测发现野牦牛也放弃了那片草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盗猎，牧民搬出来后外来盗猎增多；另一个是牲畜搬走后，草场受到的取食压力不够，枯草挡住了阳光，嫩草长不出来，野牦牛不爱吃。因此，3户牧民又决定搬回去与野牦牛共同生活。
措池村的野牦牛。拍摄：扎拉
措池村从自发保护开始，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再到自身的坚持，已持续了近10年。2010年1月，在一期项目的基础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支持启动协议保护项目第二期，为期两年。这次目标更加明确，保护行动也更具针对性。动物监测和普通观察都表明，野牦牛等野生动物在措池村更多的区域出现了。
然而，措池的保护成效却很难得到外界的认可。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无论公益组织还是政府部门，都要求具体、准确的科学数据以开展精确度更高的项目，而牧民刚开始熟悉监测方法、对仪器设备的使用还有待练习，牧民收集的野生动物数据还不能满足外界的要求。措池村协议保护项目的一位负责人说道：“新一期的协议保护项目，将在监测技术培训、监测方法改善、更简单易用的设备方面对措池村做更多支持。”
赋权让措池人更有活力
我国以赋权给社区的方式开展保护工作启蒙自80年代，兴旺于90年代。随着社区参与式理念的广泛传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持续涌现，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目前还难以预测赋权将给措池村带来的变化，但我们能观察到：措池牧民在制止盗猎行为时更加坚决。措池村有力量抵制外来威胁，这说明保护权赋予社区后发挥了作用。
合理赋权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最著名的例子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所有制坚持公有的基础上，分开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将使用权承包给农户，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土地。自此，土地使用权通过法律正式赋予了老百姓，大幅提升了农产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此后，借鉴承包到户的方法，林地、草场也划分给林农和牧民，赋予农牧民最大化的土地使用权。
在自然保护领域，尤其是自然保护区，法律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权力安排。在制度设计上，保护和管理保护区的权力由《自然保护区条例》赋予各保护区管理局，由该机构在划定的范围内负责实施。很多保护区地广人稀，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仍显不足。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保护成了宿敌，矛盾难以调和。大部分保护区的自然资源管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情况反反复复、张弛无常，当地的老百姓与保护区的关系也随之起伏。
措池村的13人巡护小组一开始就面临外来盗猎者的质疑：“你们又不是政府的人，有什么权力阻止打猎?”这刺激了巡护小组渴望拥有保护的权力。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的良性互动促成了这件事，并以协议保护的方式落地。协议保护的项目官员和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在总结工作也强调：“授权让措池村民在全村共44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监测巡护。”
白玛和尕玛（右）在监测野生动物。拍摄：扎拉
巡护证是因为项目才颁发的，但证件由管理局盖章、签发。有保护权的凭证在手里，巡护小组成员被授权和认同的效果延续至今。每位巡护队员还保留着当时统一发放的巡护证，每次巡护时还会随身携带。甚至，虽然未经保护区管理局同意，队员们还为巡护车辆喷上了巡护、检查的字样，有效震慑了盗猎者。在牧区，这样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情很多，虽然有风险，但也有积极的一面。
强烈的拥有感、认同感是尕玛和队员们坚持下去的动力。经过全村人的共同努力，措池村境内的盗猎活动已经大为减少。走在措池草原上，随处可见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甚至对过往车辆也不逃避。
通过社区保护，保护区管理局也解决了管理的难题。三江源保护区面积广阔，而保护区仅有10多名工作人员，依靠工作人员实施有效保护几乎不可能。当地牧民对草原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保护区工作人员，他们是天然的守护者。
措池人的多重目标
在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中，因为保护而得到自然的馈赠是一件幸福而值得骄傲的事。对此，措池人深信不疑。他们深知，唯有保护好草原的所有生灵，牲畜和人的健康才能得到保护。在措池人心中，每一座雪山、每一泊湖水都有神灵在保护。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写道：即使是集体行动也是因为有共同目标，并在自利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这个理论在措池似乎是失灵的。措池人组成协会、不计报酬地开展监测、巡护，甚至专门腾出草场为野牦牛提供生存空间。措池牧民为何如此有奉献精神？
首先，因为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支撑，措池人有共同的目标，就是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目标并非语言上的，而是需要以真实行动来表达。个人利益也不仅仅局限在物质层面。在措池村，文化的氛围更加浓厚、对生命的态度更加直接。其次，家牦牛种群会产生退化，野牦牛能够为家牦牛带来优良的基因，保护野牦牛就等于维持了游牧的可持续性。在高寒牧区，与野牦牛杂交是改良家牦牛品种的有效途径。此外，措池牧民认为草原上的动植物是紧密关联的，野牦牛和其他所有野生动物都是措池的成员，都应该加以保护。
家牦牛和野牦牛的杂交后代。拍摄：扎拉
正是这样的文化和经济背景，决定了野牦牛在措池人心中的独特地位。这也是牧民看到野牦牛减少后，愿意腾出草场给野牦牛的原因。通过3年的努力，野牦牛的守望初见成效，措池草原上的野牦牛多了起来，这无疑是草原对措池牧民的最好回馈。
如今，以野牦牛守望者协会为主的社区保护组织还在继续保护工作。措池的经验得到保护区管理局及当地政府的认可：周边的三个村陆续成立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在三江源保护协会的推动下，措池村正在联合乡政府建立生态公益保护小区，每户派出一人负责自家草场的管护，为承接国家正在推进的生态公益岗位做准备。同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也将支持更多的设备和装备，并为监测巡护提供技术支持，以便监测结果更好的支持科学研究，为制定有效的保护行动提供信息。
谁是最了解草原的人？
以外来的视角，牧民保护野牦牛是想改良家牦牛，目标是自利的。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措池牧民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开展保护行动，改良品种并非目标，只是保护行动的副产品。在内外部力量的磨合中，在不同文化视角的交织下，谁是最了解草原的人？谁能够守护大河源头的草原？
措池村一年一度的生态文化节。图片来自网络
是政府部门吗？
2003年，青海省政府启动退牧还草工程，措池村也实施了退牧和禁牧工作。如今，禁牧草场与未禁牧草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出于生态安全和民生的考虑，政府继而实施了生态移民政策。措池经历过两次比较大的移民：第一次在2005年，生态移民政策搬迁了59户人；之后，陆续自愿搬迁出去的有20余户。随着人口的外流和外部力量进入草场，规模化经营已成为措池不可回避的选择。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明确了以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模式，承认并强调了社区保护的重要性。措池村位于试验区腹地，措池人关于赋权的实践得到了更高级别的政策支持。措池村的社区保护仍在继续，为农牧民为主体的保护模式积累更丰富、更前沿的经验。
是社会公益力量吗？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个环保公益组织先后拜访措池，陆续开展了各类项目。措池的社区保护不单单是社区内部的事情，而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密切关注。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三江源保护协会、保护国际、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政府部门和公益组织为支持措池社区保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直到现在仍在不断摸索良性互动的方式。
外来干预力量往往带着热情进入社区，向社区输入新的理念和价值观，给社区带来了不可逆的影响。面对措池村在经济、文化、以及行政诸方面的综合诉求，外来干预力量并没有完备的方案可供一家机构包揽或采纳。机构间的合作有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外来干预者往往先入为主，假定保护草原生态系统是牧民的共同目标，而后动员社区开展保护行动，努力寻找社区为什么保护、如何能够将保护坚持下来。不同的文化视角带来了沟通交流的诸多障碍。生活在城市的人向牧民宣传游牧文化的重要性，感叹游牧生活才是最健康、最生态的。
还是措池的牧民？
在过去几年中，措池村参与了诸多环保项目。巡护队在科学家、项目人员配合下学会了科学监测、仪器设备的使用并记录成日志供科学分析。然而牧民对草原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从文化的角度，措池牧民有着利用草原的独特方式，并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祭祀山神。从生计的角度，措池生产着酥油、牦牛绒等畜牧业的初级产品。同时，信息交流、教育条件、政府的生态补偿政策在影响着措池人对草原的看法。措池人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时也更加积极主动，生活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也有一些牧民因向往城市生活而移民，但即使移民，也仍然请留在草原的亲朋代养牦牛，与草原保持难以割舍的关系。
参考文献：
倪玖斌，《社区保护的脉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本文节选自该书，有删节。
撰稿：
倪玖斌，西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电子邮箱：nijiubin@163.com
刘大牛按：
本文撰写于2013年。彼时，倪玖斌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同时供职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梳理中国西部社区保护的脉络。彼时，扎西多杰领衔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正和曲麻河乡政府密切合作，打算深耕该乡四个村的社区保护，将措池的经验推广到全乡。
2014年，青海省林业厅的UNDP-GEF项目开始实施，曲麻河乡成为社区共管项目的示范片区之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成项目的执行方。2015年，曲麻河乡的GEF项目改由三江源保护区的曲麻河保护站承担，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退出措池村和曲麻河乡。尕玛依然是措池村书记，正带领野牦牛守望者协会和村民继续执行将于2017年结束的GEF项目。
围绕措池，政府部门和公益机构有过许多热情的构想、倾力的投入，甚至热烈的争吵，然而日复一日生活在草原上的，依旧只有措池村民。外来者如我们，如何不辜负？
另外，家牦牛品种改良并非只有与野牦牛杂交一途。杂交对野牦牛种群的负面影响巨大。杂交除了“污染”野牦牛的基因，甚至诱发了抓捕野牦牛幼崽、卖给养殖场的事件。家牦牛与野牦牛的杂交普遍存在于野牦牛分布区的边缘，但这一情形尚未得到细致调研和严肃对待。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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