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监测（1/2）：谁是靠得住的人？
上周一（5月9日）没能按时推送，本周推送两篇。哈哈。本来是一篇文章，奈何写长了，于是一分为二。两篇都是关于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监测。这一篇讨论科学家和农牧民在监测中的角色，下一篇讨论红外相机和无人机的应用，拟于本周五（5月20日）推送。敬请关注。
野生动物监测就像青少年性爱：每个人都在讨论，但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搞；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正在做，于是大家都说自己在做。在青藏高原，科学家和农牧民都对野生动物的监测做过宝贵的尝试。这些尝试取得了哪些经验？科学家和农牧民谁更靠谱？
监测像青少年性爱吗？
如果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这个行当，你会听到很多人在说“野生动物监测”。研究人员说要“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长期变化趋势”，主管部门要“建立我省野生动物监测网络”，保护区要“开展野生动物种群以及人为干扰的监测巡护”，甚至农牧民也要“发挥保护主体作用、参与生态监测”。
那么，到底做得怎么样呢？
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监测”，所获甚少。嗯，分别看看青海和西藏的情况？在谷歌和百度的网页搜索和学术搜索中，检索了“青海野生动物监测”和“西藏野生动物监测”。网页检索的新闻基本上是两类报道：主管部门说计划做什么监测工作（比如建监测站），或者说疫病疫源监测工作做得好。谷歌的学术搜索呢，基本上没有相关的工作。换用英文关键词，出来的结果主要是两个：国内科学家关于青藏铁路对有蹄类影响的研究，以及美国动物学家哈里斯在野牛沟的工作。
图1. 百度网页搜索结果。
图1. 谷歌学术搜索结果。
这浮光掠影的一瞥，令我无厘头地想起杜克大学教授丹·艾瑞里（Dan Ariely）对大数据的刻薄：“大数据就像青少年性爱：每个人都在讨论，但没有人真正知道怎么搞；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正在做，于是大家都说自己在做。”
当然，有些监测工作用上述关键词检索不出来，有些工作没有出现在网络上。实际上，对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监测，科学家和农牧民都做过宝贵的尝试。这些尝试有哪些经验呢？
科学家靠得住吗？
2013年6月的一个清晨，我在西宁见到了久闻大名的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Harris）。中等个子，一脸严肃，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能写中文。那是哈里斯在中国西部研究工作的尾声。他当时在执行一个为期五年（2009年至2013年）的研究项目，在青海的都兰县和称多县研究青藏高原草地动态的驱动因子（http://www.cfc.umt.edu/tibetangrasslands/default.php）。2015年8月，我到都兰县协助开展红外相机调查时，在垃圾堆里找到了哈里斯的野外研究站的牌子。那一刻深为感慨：一个深入研究高原生态学的机会随风而逝了。
图3. 理查德 哈里斯（Richard Harris）。不懂古典音乐的种群生物学家不是好的国际主义战士。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80年代末，哈里斯来到中国，在中国西部断断续续开展了二十多年的野生动物研究。低调的哈里斯对中国西部野生动物研究的贡献，可以媲美夏勒博士。每一位有志于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的伙伴，都值得读一读夏勒的《青藏高原上的生灵》和哈里斯的《消逝中的荒野：中国西部野生动物保护》。
哈里斯在中国的第一项工作是调查青海省野牛沟的大型兽类。从格尔木往南，在纳赤台和西大滩之间，你会发现一个富丽堂皇的道观，这是野牛沟的沟口。野牛沟是昆仑山北麓的一条宽阔河谷山地，沟底海拔约3800米到4200米，从沟口到西端的湖泊“瑶池”约110公里。1990-1992年，博士生哈里斯和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合作伙伴在这片1051平方公里的高原山地中开展了三次调查。
图4. 野牛沟的位置。由于哈里斯的工作，野牛沟在国际上非常有名，许多国外野生动物纪录片拍摄组慕名而来。不过野牛沟依然不是自然保护区，目前划为昆仑山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来自：蔡桂全。
调查分别于1990年8-9月、1991年7-10月和1992年8月进行，采用的是样线法。事先根据地形划分好调查单元，在每个调查单元中随机选定样线起点，客观而均匀地布设样线，使其贯穿整个研究区域；然后使用GPS找到样线起点，随机确定样线的方向（避免太阳直射），每条样线1-3公里；沿样线开展调查时，记录观察到的每群蹄类动物的数量，以及方位角和距离；最后通过傅立叶级数计算密度。
哈里斯采用的是如今研究彻底、应用广泛的距离取样法。在上世纪90年代，哈里斯在中国的动物学期刊上连续发文，批评对样线法的滥用和误用，讨论如何才能满足应用距离取样法调查草原有蹄类的前提假设。不过直到今日，据我所知，鲜有利用该方法监测青藏高原有蹄类的案例。
1997年和2002年，哈里斯开展了两次重复调查，应用相同的方法。重复调查发现：野牦牛的数量从1200头增长到接近1700头；白唇鹿以前比较少，现在数量增加了；岩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数量保持稳定，或者轻微下降；藏羚羊在90年代初还数量较多，经过90年代的剧烈下降后，到2002年一只都没有发现；西藏盘羊也减少了，90年代初还有250只左右，到2002年只发现了94只。
哈里斯还考察了野牛沟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上野牛沟是蒙古族和藏族放牧区的过渡地带。在90年代初，夏季由蒙古族使用，冬季轮到藏族——交替利用的方式对保存野生动物影响巨大。当时还有淘金者在野牛沟捕杀野生动物，外来人开展商业盗猎。到2002年，哈里斯发现，淘金者和外来人的盗猎得到控制，然而放牧的范围扩大了，有可能因此导致了盘羊的减少。
借助野牛沟的案例，哈里斯提出野生动物监测的一种可能：趋势监测。就野生动物管理来说，不需要获得准确的种群数量，只需要长期的数量变化趋势（增多、稳定还是减少），就足以指导相关管理工作。因为大型兽类的种群数量估算需要使用合适的数学模型，但是野外状况往往违背数学模型的前提假设，不可能随机选择样本。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种群数量，计算结果不但不可靠，而且很可能没有意义。在野牛沟，哈里斯用相同的方法持续调查了四次，并明确说明监测结果包含有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仍可以发现有蹄类的种群变化趋势，这些结果可以帮助野生动物管理部门根据变化做出相应管理计划。
科学家对同一个区域的重复调查，是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监测的有用途径。在我有限的了解里，乔治·夏勒做过多次重复调查：1993年和2003年对西藏羌塘动物绒玛-双湖一带做了重复调查，发现藏羚羊、藏野驴等有蹄类动物十年间恢复良好，但也出现了人兽冲突、围栏等新的保护管理问题；1983年和2014年调查青海省天峻县西北祁连山地的雪豹；1998年和2015年调查川西甘孜的野生动物；2006年重复1896年威尔比横穿羌塘的路线；2009-2013年重复80年代在三江源的雪豹调查。科学家往往留下完整的记录，对所用的方法和获得的结果有清晰的描述，这是比较现状、发现变化的良好基础。更不用说，科学家的重复往往自带干粮，还能培养当地工作者。
如今，距离哈里斯最后一次调查野牛沟过去了14年，距离夏勒博士最后一次调查绒玛-双湖过去了13年。我琢磨着重访这些区域，诸君或有意乎？
农牧民靠得住吗？
2016年4月份，我参加了两次野生动物监测培训。4月初到玉树参加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组织的“社区自然资源共管和生态监测能力培训”。协会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是青海省民间环保运动的先行者，号召力巨大。这次培训是“亚洲水源牧场计划”项目的一部分，本来只培训项目涉及的四个村的12位牧民。结果口耳相传，呼啦啦来了几十人。我的任务是和牧民一起讨论野生动物监测。4月中，参加青海省林业厅的UNDP-GEF三江源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组织的培训。GEF项目选择了三个片区12个村开展社区共管项目，其中共管工作之一是野生动物监测。我的任务是和牧民一起讨论、确定监测方案，于是在三江源跑了两星期，在每个村子停留一到两天。
看起来，野生动物监测成了社区保护项目的必备品。民间机构也好，政府项目也好，都在说社区监测。自从2011年国务院批准了三江源综合生态试验区，保护以农牧民为主体成了主流话语。那么，农牧民为主的生态监测靠谱吗？
4月份参与的这两个项目，其操作模式都可以追溯到措池（见5月2日推送的文章：《措池之路：青藏高原社区保护的缩影》）。回到2005年10月，在措池的社区保护项目启动之初，我有幸参加了措池村野生动物的调查。后来北京大学的王大军老师牵头为措池村设计了生态监测的框架。其中，措池村被广为称道的工作是对野牦牛的监测和保护工作。
图6. 措池村生态监测框架。来自：王大军。
2006年，5户牧民担心放牧影响野牦牛的生存，与三江源保护协会讨论后，决定全部搬离这片草场。令人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牧民通过监测发现野牦牛也放弃了那片草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盗猎，牧民搬出来后外来盗猎增多；另一个是牲畜搬走后，草场受到的取食压力不够，枯草挡住了阳光，嫩草长不出来，野牦牛不爱吃。因此，3户牧民又决定搬回去与野牦牛共同生活。
十年间，措池的经验通过两个渠道被复制到三江源的其他社区。一方面，通过三江源协会、其它民间保护组织以及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的努力，更多的社区开展了类似的生态监测工作。特别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玉树的雪豹红外相机监测项目。另一方面，措池的经验被总结和升华，进入三江源综合生态试验区的政府话语，甚至成为政府项目的一部分。比如，青海省从2012年开始试点推行的草原管护员生态公益岗位政策。
总结措池经验的研究人员更多着眼在社区赋权对社区老百姓的激励。野生动物监测更多是作为社区动员的手段。保护人士往往声称：老百姓有能力做监测。然而，这么多年来，措池以及其它社区所开展的监测，发现了哪些野生动物种群的变化？除了野牦牛的案例，我还没有发现其它有效的监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一些社区共同开展的红外相机监测，更像是本底调查。当然，假以时日，有希望做出有效监测。总体上，三江源的社区监测还在讲故事的阶段，拿不出数据。
那么，农牧民为主的生态监测，怎么样做才有效？
首先，明确目标和需求。为什么要做监测？是评估保护政策的有效性，还是探测指示物种的变化？监测是谁的需求？是老百姓的需求，还是保护区的需要？监测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一个环节，孤立的监测毫无意义。
其次，科学研究要跟上。有效的监测必须建立在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态学和测试种群监测方法的基础上。应该监测哪些物种？哪些种群参数是有效的监测指标？什么季节适合开展监测？监测需要在多大空间尺度上执行？目前对青藏高原野生动物的研究还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需要相应的科学研究。
第三，监测方法要适用。理想情况下，动物种群监测的目标是“在给定的调查努力下，获得偏差低的精确估计”。偏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调查取样单元的选择不恰当，二是违背数据分析的前提假设。关键问题是探测概率。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地点的动物种群，需要校正探测概率。探测概率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诸如地形、天气、动物的特征以及监测人员的能力。考虑到这些要求，科研人员开展调查尚有难度，老百姓怎么做？尤其需要开发适合农牧民使用的有效监测方法，并跟科研人员的方法相比较。
最后，需要科学家和农牧民合作。许多成功的社区监测案例都提到科学家和农牧民合作的必要性。在科学研究基础不足、监测方法测试不够的情况下，科学家和农牧民的合作更为必要。一项监测包括数据收集、调查设计、结果分析和管理决策等工作，农牧民参与的程度各不相同。目前在青藏高原，以农牧民为主的生态监测基本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将老百姓当作“探头”。老百姓常年生活在一个地方，熟悉野生动物的状况。研究人员需要综合利用生态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将老百姓所“探测”到的信息提取出来。比如参与式作图。二种是将老百姓当作“劳力”。科研人员设计好调查方案，由当地农牧民去收集数据。这在地广人稀的高海拔区域，这尤为重要。比如红外相机监测。
主管部门能做啥？
回到谷歌和百度的搜索结果。国内科学家对青藏铁路沿线的有蹄类做了到位的监测，记录了不同有蹄类对铁路的反应。自从2005年青海湖爆发禽流感之后，青海西藏两省区逐渐建立疫源疫病的监控系统。更不用说，两省区对鼠疫的监控长达几十年。另外，西藏自治区在2006年开始落实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办法后，也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建立了人兽冲突的记录和调查取证系统。
政府意志决定了许多事务的完成程度，但在什么情况下政府会精神抖擞呢？看起来至少有两种情况：或者关于国家声誉，青藏铁路的生态影响备受国际关注，特别是铁路横贯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于是铁路设计了许多野生动物通道，也启动了相应的监测研究；或者关于民生，禽流感、鼠疫、人兽冲突，关系到成千上万农牧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至于野生动物种群变化趋势的监测，没什么必要啊。比如说，你通过三五年的监测，发现野牦牛种群下降了10%，或者雪豹从40个增加到50个。那又怎么样？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野生动物种群。除非到了灭绝的边缘，国家会制定专项计划来拯救，比如普氏原羚、朱鹮、东北虎。正如黄仁宇对明帝国的评论，没能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
什么时候中国有了野生动物管理，野生动物监测才有真正的需求。而野生动物管理体系的构建，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一点一滴的监测和管理尝试。
参考文献
1. Schaller G B, Lu Z, Wang H, et al.Wildlife and nomads in the eastern Chang Tang Reserve, Tibet[J]. Memorie dellaSocietaItaliana di Scienze Naturali e del Museo Civico di Storia Naturale diMilano, 2005, 23: 59-67.
2. GeorgeB. Schaller, 康蔼黎, 哈西扎西多杰, 蔡平. 西藏羌塘北部和青海可可西里地区冬季野生动物调查[J].兽类学报，2007, 27(4): 309-316.
3. Harris R B, Ali A, Loggers C. Trendmonitoring of large mammals: two case studies[J]. Acta theriologica sinica,2004, 25(4): 319-325.
4. Singh N J, Milner-Gulland E J.Monitoring ungulates in Central Asia: current constraints and futurepotential[J]. Oryx, 2011, 45(1): 38.
撰稿
刘大牛，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邮箱：yanlin@pku.org.cn。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20160502 | 措池之路：青藏高原社区保护的缩影
20160426 | 草场还是荒野？
20160418 | 雁落之春
20160411 | 瑞士牧民怎么保护高山牧场
20160404 | 格日的手段
20160328 | 猛兽的价格
20160321 | 生于青藏高原
20160206 | 高原纤之殇
20160128 | 藏羚羊：中国最后的有蹄类大迁徙
20160122 | 拉达克的藏野驴
20160114 | 野牦牛：看不到尸体，不等于安全
20160108 | 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
20160101 | 斯皮蒂峡谷的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