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保护的新形势
曾经，保护就是拯救濒危物种，保存其生息繁衍的地块。如今，很多保护项目要兼顾民生，改变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驱动力量。资助者也逐渐青睐于新型保护模式。那么，执著守护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传统方式能否继续？新思潮和旧方法能否结合？
一般说来，19世纪国家公园的兴建是现代保护运动的开端。腾出大片土地或水域，留给受保护的物种栖息繁衍，一度是最主要的保护方式。如今，单纯用“保护一个物种+保住一块栖息地”的保护项目已经少之又少了。新保护（New Conservation）要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大目标下，更关注与人类社会的联系：要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计，要减缓气候变化，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资助方也喜欢这个套路。不过，一些中小型保护团体仍坚守传统保护方法，艰难前行。他们相信，在“第六次物种大灭亡”的危机面前，自己所坚持的传统保护路线将是中流砥柱。
NGO与高原牧业社区代表商议合作内容，有关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保护模式/便便
新思潮和旧方法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保护”思潮逐渐兴起，众多环保主义者欣然接受了该概念。曾经采纳传统保护方式的国际机构也纷纷投入到“新保护”的潮流中，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保护国际（CI）、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当今的保护项目通常强调环境的改善将给人们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即“生态系统服务”），于是保护项目多少有“扶贫”的功效。虽然NGO巨头仍在用引人注目的旗舰物种吸纳资金，但他们所做的事，往往是帮跨国公司抵消掉碳排放记录，或是申请某项生态认证。新风潮试图说服政府及工业企业，长远来看，保护环境比破坏环境更值。
现在，秉承传统保护理念的机构把心血都花在了寻找重要的区域并建立保护地，或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拯救濒危物种上。即使只是一块面积很小的土地，也会全力以赴，只要能使一个物种免遭灭亡。针对濒临灭绝的物种，也可能采取迁地保护的方法，将之圈养起来。雨林基金会（Rainforest Trust）和德雷尔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Durrell Wildlife Conservation Trust），就是这样执着于传统保护手段的代表。
这些机构被赋予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标签，认为他们无法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化、经济发展、人口过剩等现实挑战。然而，这些机构也在创新，尝试新的筹资方式（如众筹），新的监测技术（如红外相机），以及最先进的人工繁育技术。
成效问题
传统的保护人士认为，新型保护项目的成效很难衡量。比如购买生态系统服务，或说服政府为使用自然资源买单。这类保护项目的目标不明确，很难用清晰的指标来评估实施效果。此外，新型保护项目往往野心大、范围广，所需时间必然长于传统保护项目。它们往往悄悄地结束，而没有任何可量化的结果。
那么传统的保护方式呢？德雷尔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默默无闻地做出惊人的成绩。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这个小小的机构专注地保护着濒危物种，包括被忽视的濒危物种。目前，在IUCN红色名录上的16000种受威胁物种里，只有63种兽类、鸟类、两栖类动物因人类的保护而重获生机，而其中8种全部或部分归功于德雷尔的努力。讽刺的是，德雷尔的年资金量（2014年约1170万美元）只是WWF的1.5%，且几乎不被人知晓。
雨林基金会的情况也类似。过去的28年间，该基金会保住了20个国家的1100万英亩的热带雨林。而TNC在过去的60年里保住了1亿2千万英亩的雨林，差不多是前者的10倍。然而，TNC的年度筹资额是是9.49亿美元，是雨林基金会花费（460万美元）的200倍。
雨林基金会将自己低调的成功归结于项目目标容易评估和项目透明上。他们表示，永远要明确目标，到底要保护多大面积的雨林，要花多少钱，能筹到多少钱，项目是要保护什么，在哪儿保护。
资金问题
走传统路线、专注于物种保护机构往往都是又小又不知名的草根。每当谈及筹资问题，他们都会头疼。几年前还有些资金能支持物种保护，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资助方愈发关注新保护，关注那些声称能缓解贫困或建立生态系统服务机制的项目，而不会单为保护野生动物出资了。资助方也担心投资是不是值得——濒危物种能否就此脱离灭绝的危险。
很多保护工作者不得不屈服，被迫调整目标和策略，将扶贫、人文关怀纳入项目范围，然而这些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而且，为了争取资金，NGO之间难免相互诋毁。
大多数濒危物种都没有惊艳的外貌。很少有人愿意把资金投到闻所未闻、其貌不扬的物种身上，不论它有多么重要，多么濒临灭绝。出于同样的缘由，全球性NGO往往关注大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现实世界中，只有一小部分濒危物种能得到针对性的保护和研究，大多数只能无声地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争论撕裂保护
正如物种适应环境，人类也需要调整自身行为、改变进取的方式。但改变很难，还难免误入迷途。
显然，如果没有针对性的保护计划，许多物种可能会灭绝，尤其是那些不起眼的濒危物种。因此，传统保护肩负重任。需要强调的是，保护某个特定物种或类群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物种不闻不问，它们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或许这也是传统保护方式被冠以“旧”名的原因。其实，传统保护目的单纯、明确，真正反映了很多人做保护的初衷。当前，全球物种及栖息地受威胁的情况之糟，是上世纪的环保主义者想象不到的。新保护主义者和传统保护主义者仍各执己见，分头行动。
新旧保护思潮的争论也影响着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近几年来，各种形式的社区保护项目如雨后春笋，散布高原。环保机构尝试通过营销牧业产品、生态旅游等途径来为当地发展经济，从而实现保护目标。然而，藏羚羊的迁徙依赖于哪些区域和条件，藏野驴的数量已恢复到什么水平，尚无明确数据。新保护和传统保护似乎各行其是，互不搭边。春笋拔节后，也未见竹林。
平心而论，传统保护和新保护方法，各有多长，各有用武之地。传统保护着眼于解决物种和保护地面临的直接威胁，而新保护试图改变威胁背后的经济驱动力量。传统保护和新保护无休止的争论撕裂了保护阵营，削弱了保护力量。一个狮虎漫步、猿啼鹿鸣、鱼龙潜跃、生机勃勃的世界，需要各种方法的协力，而不是争论。
参考文献
本文编译自Jeremy Hance的系列系列报道《保护阵营的分裂》（Conservation,Divided）。该系列共4篇文章，讨论了30年间保护机构的变迁，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分别为：大型保护机构是否堕落；资助者对保护目标的影响；传统保护的新形势；保护中的原住民问题。本文编译自第三篇，下周一将奉上第四篇。
原文作者Jeremy Hance，Mongabay网站高级记者。该网站主要报道环境及能源相关新闻，旨在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及环境教育的关注，网站月访问量为250万人次以上。
编译
便便，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硕士，2013年起在西藏羌塘从事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工作。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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