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与原住民

    建立保护区往往需要调整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如何安置保护区内的原住民就成了重要而棘手的问题。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起，原住民经历了排他式的“堡垒式保护”到参与式的社区保护的转变。这个过程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有何启示？

布须曼人的血泪

上世纪90年代，博兹瓦纳政府下令，驱逐卡拉哈里保护区里的土著居民布须曼人（Bushman）。讽刺的是，该保护区1961年建立时，初衷之一是保证布须曼人能延续数千年来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三十年后，管理者发现保护区里的动物数量似乎下降了，便决定搬迁布须曼人，结果酿成了一场人道灾难。背井离乡的丛林人只能靠政府救济过活，如果偷偷回家打猎，又会遭到保护区的惩罚。直到今日，布须曼人还在申请法律调解，争取重归故土。

布须曼人的遭遇绝非孤例。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成立时，定居其中的印第安部落也一度遭到了斥逐甚至杀害。为了保护老虎，印度政府迁移过一百多万人。曾有统计称，非洲的“保护区难民”竟有1400万人之多。

布须曼人自给自足的捕猎倒是无伤大雅。影片《上帝也疯狂》截图。

非洲保护区的黑手段部分源于早期的欧洲殖民政权，种族主义倾向发挥了一定作用。其实，全球各地的政府都习惯以保护为借口，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保护界人士也曾持相似的立场。保护人士曾倡导“真荒野，无人烟”，认为人类是自然环境的直接威胁者，是保护地管理的障碍，必须清除出去。

但事实上，除了南极洲和深海世界，现存的荒野都有着动辄几千年的人类居住史。当今的气候变化、海洋酸化，使得地球每个角落都无一幸免地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社区保护的源流

排他性的“堡垒式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渐渐遭到质疑，保护人士从偏激的理念中醒悟。原住民非但不会对自然资源构成威胁，可能还是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因其世居于此，更了解土地。

标志性的转折发生在1975年的世界公园大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办的保护盛会，十年一届。会议通过了一项议案，给予保护地内原住民应有的权利，使他们和政府在土地利用方式、开发、政策制定方面有更多商议和合作的空间。

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大型保护组织都制定了与原住民相关的策略。保护机构与保护地内的原住民合作，共同商议、设计保护项目，将其视作同事甚至是顾问。推动良好伙伴关系的同时，还发掘了更多更好的保护措施。这种形式，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社区保护”（community conservation）。

虽然传统保护和新保护在许多方面意见不合（见上周推文《传统保护的新形势》），但在对待原住民的问题上，双方难得地意见一致。关注物种和栖息地保护的传统保护人士，也承认原住民在就地保护中不容忽视的作用。

比如，保护国际（CI）在建立之初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但在近十年转型，探索从自然保护中获益、进而促进保护的途径。在印尼西巴布亚省的滨海地带，CI支持当地社区建立自主管理的保护区，有效阻止了90%的非法捕捞活动，并吸引来大批潜水观光客，为当地增加了收入。

与新保护类似，保护成效说服力不足，也是社区保护为人诟病的一点。除此之外，社区保护还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包括有怀疑政府能力的嫌疑、难以达到预期经济效益、与当地社区关系难以维系、涉及的物种范围狭窄等。

土地所有权

原住民往往珍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家园重如性命。然而，绝大多数原住民并没有合法地拥有家园。保护人士敏感地察觉到，原有领土及领土权可以成为新的保护手段。

于是，很多保护机构宣传原住民土地权的概念，帮助划定原住民保护地的边界并加以管理。或者，将生物多样性高的保护地交给当地人管理，但仍尊重政府的意见。熟悉相关的法律条款后，当地社区能更积极有力地阻止砍伐、挖矿等活动。

但将保护责任全部交托出去也存在风险。当地社区最终可能会妥协，允许砍伐或采矿队伍进驻自己的土地。此外，随着人口增加，原住民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不过仍有人坚信，由于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原住民对砍伐或采矿的拒绝态度要比政府更坚定，原住民仍是生态系统的最佳守护者。

传统保护方式一直被新派保护人士评价为“不近人情”。其实传统保护方法并不是漠视人的需求，只是专注于保护一千多万其它物种。时至今日，采掘业愈发进驻深山，掠夺越来越少的自然资源，保护机构和原住民逐渐形成共识：支持建立严格保护区，拒绝任何形式的开采、砍伐。

收益问题

       利用传统保护措施管理保护地，往往会对当地社区产生正面的影响。比如，为了净化水质、保护湿地，环保机构会帮助当地合理管理牲畜、提高作物多样性、加强基础教育建设。最终，这些措施既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健康，也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

        许多新保护项目的弊病是，在项目初期就给当地人这样的信息：参与保护，你会更富有。然而现实往往很复杂，经济效益回报极慢。希望落空的人们难免回归原先的生活方式，继续消耗自然资源。遇到诚心保护的原住民社区——真心守护寄托族群精神的土地，抑或只是希望自己对土地的管理方式能得到政府认可——绝对是保护机构的幸运。

社区保护还可能变成为攫取经济利益的借口。有一种观点认为，运动狩猎是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所谓保护方式。同样是猎杀野生动物，本地农民只想保住自己的庄稼和人身安全，却成了偷猎者；有钱的都市人为了享乐而打猎，反倒是支持了高尚的保护工作。

但也有观点认为，在非洲，确实只有生态旅游才能保护野生动物。塞伦盖提的良好管理，得益于成功的观光旅游业，能获得大量资金用于保护。卢旺达、乌干达的山地大猩猩观光旅游也对大猩猩保护居功至伟。

狩猎观光客在博兹瓦纳猎得一头非洲水牛。Global Hunting Resources。

塞伦盖提国家公园的旅游观光和保护区管理都是世界范例。blog.sina.com.cn/aesanoa。

完善的社区保护项目需要多领域专家的参与：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甚至需要外科专家。当然，项目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必须要有当地社区的参与。人需要自然，自然也需要人。原住民可能才是真正的保护专家。他们世代践行保护，已有数世纪之久。

参考文献

       本文编译自Jeremy Hance的系列报道《保护阵营的分裂》（Conservation,Divided）的第四篇。该系列共4篇文章，讨论了30年间保护机构的变迁，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分别为：大型保护机构是否堕落；资助者对保护目标的影响；传统保护的新形势；保护地与原住民。

       原文作者Jeremy Hance，Mongabay网站高级记者。该网站主要报道环境及能源相关新闻，旨在唤起公众对环境问题及环境教育的关注，网站月访问量为250万人次以上。

编译

便便，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硕士，2013年起在西藏羌塘从事野生动物保护与研究工作。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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