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鼠兔：草原害兽，或关键物种？
在青藏高原，灭杀鼠兔的举措已持续约半个世纪，耗资巨大，鼠患却难绝。然而在学界，这种被视为“草原害兽”的高原鼠兔，其实是高寒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不应人为地灭杀。
一场耗资巨大的灭鼠行动正在三江源展开。据媒体报道，自2014年1月10日三江源二期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青海省已耗资2.3亿元，在4500万亩草原上阻击鼠患。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被誉为“中华水塔”，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如今，在广袤的草原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临时搭建的蓝色帐篷，周边围着垒积成山的袋装毒饵，雇来的灭鼠人员则肩背药箱，约20人排成一排，在草原上迤逦散开，在鼠兔洞口撒下拌了肉毒素的青稞。路边，红色横幅“切实稳定开展草原灭鼠，有效推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分外显眼。
这场由地方政府发动的人鼠大战已持续约半个世纪，耗资巨大，但鼠患却难绝。而在不少科学家看来，这种被视为“草原害兽”的高原鼠兔，其实是高寒生态系统的关键一环，不应人为地灭杀。
最近，新一轮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已拉开序幕，一些环保组织也再度发文呼吁：必须叫停当地的灭鼠行动。
政府灭鼠，民间护鼠
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可以看到青海省地方政府的灭鼠行动已持续多年，都将之作为改善三江源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动辄投入数亿元，灭鼠面积达数千万亩草原。
从1960年代开始，草场退化逐渐成为整个青藏高原的重要问题。据新华社报道，1970年代到2004年期间，三江源地区发生退化的草地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40.1%。
在归咎于家畜过多、草原超载过牧之外，当地小型掘洞哺乳类种群大量爆发也被认为是草场退化的罪魁祸首之一。其中，这种体型接近鼠类而实际属于兔形目的高原鼠兔，被认为与牛羊争夺草料，挖掘洞穴加速土壤侵蚀，是主要的“草原害兽”。
在那个“人定胜天”的革命年代，青海开始了对这种小型哺乳动物的数量控制，1960年，大规模的毒杀行动开始铺开。5年后，青海省有20个县约20万平方公里实施了毒杀行动。
2005年，针对草场退化的现状，国务院批准实施总投资达75亿元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其中“鼠害治理”投资1.57亿元。截至2013年，鼠害治理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如今进行的是第二期工程，灭鼠力度依旧。
那么，鼠兔到底是否为破坏草场的罪魁祸首？在公开的信息资料中，官方的这种结论并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已对灭鼠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西藏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组织可持续生态系统所在内的诸多科研、高校机构。
而结论与官方的恰好相反。在学术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鼠兔只是草场退化的结果而非原因；鼠兔是高寒生态系统的关键种，对于维系高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有着重要作用。
食性研究表明，鼠兔与家畜的种群在中低密度下很少存在食性重叠，仅在高密度下存在一定的竞争。可是，高密度的鼠兔种群只会出现在已经严重退化的草场上。因此，更合理的推断是：草场退化引来了更多的鼠兔，高密度的鼠兔与家畜在已经退化的草场上竞争。
这一点在国内外学者的对比实验中也得到很好的证明：灭鼠的区域相对未灭鼠的区域，草场生物量并未得到显著提高；且草场质量好的地区，由于高草不利于鼠兔发现捕食者，鼠兔的存活率显著下降。
至于“挖洞加速黑土滩形成”这一观点，研究表明鼠兔活跃的区域，土壤水分渗透率更高，反倒减缓了水土流失。另外，鼠兔通过挖掘洞穴促进氮元素循环，有利于植物群落的恢复。研究证明，鼠兔挖掘的洞穴能够大大提高周边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甚至有研究者认为，鼠兔对于有毒双子叶植物的选择性觅食，会阻止“毒草”扩散，提高牧草质量。
此外，鼠兔作为青藏高原上食肉兽和猛禽的主要食物，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有着重要作用。调查显示，毒杀鼠兔的区域不但鸟类捕食者基本消失，连许多原本依靠鼠兔洞生存的地栖性鸟类数量也大为减少。
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也在大众媒体以及各类会议中被多次提及。诸多国内外环保组织也在媒体上表示了对毒杀鼠兔的担忧。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负责人乔治·夏勒博士还特意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好鼠兔》，翻成汉藏英三版，讲述高原鼠兔对生态系统的有益作用。
然而，令宣传鼠兔保护的科学家与环保人士们失望的是，根据2013年底通过的三江源二期工程规划，“鼠害治理”的投入进一步增加，达到了6.5亿元。
草原犬鼠的前车之鉴
三江源地区的灭鼠问题并非孤例。农牧业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博弈由来已久，决策者不得不在各种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中寻求平衡，北美的草原犬鼠和欧洲的穴兔就是鼠兔问题在其他大陆上的翻版。
美国西部草原上的草原犬鼠。图片自来网络。
拿主要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国有草地上的草原犬鼠为例，与鼠兔同出一辙，由于被认为与家畜争食，且国有草地周围的农民也不希望它们进入自家土地，因此被美国林务局大量灭杀。加之栖息地丧失与疾病等原因，导致其种群在二百多年来下降了95%，栖息地也大幅退缩。
在保护阵营的呼吁下，1998年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服务局将曾经最为常见的黑尾草原犬鼠列入了国家濒危物种的候选名单。而在最终决定还未作出之前，有些州政府和联邦机构已经开始在国有土地上调控草原犬鼠的射杀与毒杀，使得种群得到了暂时的恢复。
然而6年后，种群恢复工作再度受阻，黑尾草原犬鼠被从濒危物种候选名单中除去。除名的第二天，美国林务局就宣布在两个州的国有草地上进行大规模的草原犬鼠毒杀。
由于草原犬鼠种群的大幅缩水，专性以它为食的黑足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1986年野外只发现了18只黑足鼬，几乎要宣告灭绝。如今在黑足鼬种群尚存的地区，草原犬鼠的灭杀活动受到了限制，甚至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重引入草原犬鼠。
而穴兔的遭遇也类似，其种群在50年内减少了95%，也导致极度依赖它的捕猎者，包括伊比利亚猞猁和西班牙帝雕在内的珍稀动物数量下降。目前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将穴兔列入近危物种。由此可见，这些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实际上是在为之前的赶尽杀绝埋单。
然而，世界上并非没有应对小型哺乳类动物影响的成功案例。蒙古国对待勃兰特田鼠的案例也许值得借鉴：2004年，政府、学者和保护组织聚在一起，共同讨论勃兰特田鼠的毒杀项目是否应该继续。最终达成共识：于2005年底终止毒杀，并得以执行。美国的守护者组织也针对草原犬鼠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由于草原犬鼠不喜爱高草草地，守护者组织在国有草地与私人土地之间建立高草缓冲带。
草原犬鼠与穴兔的例子已是前车之鉴，然而，鼠兔灭杀政策涉及多方利益，使得解决途径格外复杂。这需要保护生物学者、民间保护机构和政府部门开诚布公，打破科学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形成一个满足各方诉求的方案。
在2014年4月底，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处长王孝发曾对媒体说道：“三江源二期工程实施以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高原鼠兔不再‘赶尽杀绝’，而是有了科学的统计与衡量，保证三江源地区生物链的完整性。”
而据当地环保人士调查发现，官方公布的需要灭鼠的标准：每公顷草场150个有效鼠兔洞口。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鼠兔生存的草场都会高于此密度，导致的结果依然是“赶尽杀绝”。
参考文献：
1. Pech, Roger P., Anthony D. Arthur, Zhang Yanming, and Lin Hui. 2007.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Responses to Management of Plateau Pikas Ochotona Curzoniae: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Management of Plateau Pikas.”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44 (3): 615–24.
2. Smith, A.T., P. Zahler, and L.A. Hinds. 2006. “Ineffective and Unsustainable Poisoning of Native Small Mammals in Temperate Asia: A Classic Case of the Science-Policy Divide.” In Conservation Biology in Asia, 285–93. 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 Asia Section and Resources Himalaya Foundation, Kathmandu, Nepal.
撰稿：
肖凌云，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研究生。本文原发表于《南方周末》2014年6月13日。
期待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靠谱地谈论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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